第11章 批注篇(6)

　　吕蒙是孙权手下得力的干将，不但勇敢，且有智谋，对孙权也非常忠诚，对东吴立有大功，孙权极其爱护这位将军。吕蒙的旧病发作，孙权听说后，异常着急。当时，孙权正在公安就立即把吕蒙接到自己的宫殿中，千方百计给他治病。他不仅亲自请医问药，还贴榜招募名医，布告天下，谁能治愈吕蒙的病就赏给黄金千两。有个医生采取针灸的方法给吕蒙治病，孙权在一旁看到他受折磨而难过落泪。孙权关心他的病情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为了能经常观看吕蒙的面色，但又怕吕蒙为迎接他受到劳累，就在室外悄悄地通过墙上的洞眼察看吕蒙的病情。当他见吕蒙稍微能吃下一点饭菜时，心情就特别好，高兴地与身边侍从又说又笑；如果发现吕蒙吃不下东西时，心情马上就坏起来，愁容满面，唉声叹气，晚上牵挂得睡不着觉。有一阵，吕蒙病情好像有所好转，孙权就特别高兴，竟然宣颁赦免令，并请大臣们前来庆贺。后来，吕蒙的病情愈来愈重，孙权每天请道士在星空下为其祈祷，并亲自守护在吕蒙的病榻前。吕蒙的病到底也没有治愈，终于去世。孙权极其悲哀，自己穿上素白丧服为吕蒙守灵，很多日子都心神恍惚，不思饮食。

　　孙权对吕蒙的身后事安排得十分周到，为他修筑了很好的坟墓，还安排了300户人家为死者守墓。

　　诸葛恪从小就有才名，通晓世事，善于机断。吴王孙权想让他做点事情，试试他的才干，就任命他做军中节度，专门掌管军中钱粮、文书等，这些事十分繁琐，也不能显示诸葛恪的特长。诸葛亮听说后，就写信给东吴大将陆逊，说明了这种情况，陆逊将此情况告诉了孙权。孙权立即传命，让诸葛恪领兵。

　　诸葛恪禀奏孙权说：“丹阳山高路险，百姓大多果敢勇猛，过去我们多次发兵，只征得平原上的平民而已，其余上中深远之处那些强悍的百姓，并没有征服。鉴于这种情况，我请求做丹阳太守，三年后可以获得甲士四万。”

　　群臣听后，觉得诸葛恪是不知天高地厚，他们议论纷纷。认为丹阳地势险阻，方圆千里，重峦叠嶂，那里的老百姓未曾进入过城邑，更未受过官吏的管辖，大都是些逃兵、野人或隐逸之士，他们一般不出山林，最后老死其中。还有些被追捕的要犯，一起逃窜到那里，占地为王，善于征战，而且当地的风俗本来就崇尚气节武力。他们登山赴险，如鱼游深渊，猿猴上树。一旦看到有机可乘，就下乡抢劫骚扰。每次派兵征剿讨伐，寻找他们的藏身之处，一对阵，他们蜂拥而来，一溃败，又如鸟四散。从前朝以来，对他们就无法驾驭。然而诸葛恪仍坚持说他必定成功，恐怕是不实之辞。

　　孙权没有听从别人的劝告，而是坚持己见，拜诸葛恪为丹阳太守。诸葛恪到了太守府，就下令让四方的城郭长吏各自保卫自己的疆界，明确各自守卫的职责和范围。凡是已经教化的平民，都令他们屯居。又吩咐诸将派兵设立关卡，阻拦山民外出，只是修筑藩篱，并不与山民交锋。等到他们的谷子熟了，诸葛恪领兵去抢收，连种子也不给他们留下。山民们陈谷子已经吃完了，而新谷又没有收成，一般平民又已按照诸葛恪的命令屯居，无法从他们那里抢掠到粮食。于是山民饥饿贫困，逐渐出山投降自首。

　　诸葛恪下令说：“山民改恶从善，都应当安抚慰问。既往不咎，迁出外县的，不得怀疑猜忌，不得拘留捉拿。”山民周遗过去是个恶人，现在迫不得已前来投降，但又在暗中图谋叛乱，官吏胡伉就将他拘捕，送交诸葛恪。诸葛恪以胡伉违背命令的罪名将他斩首。山民们听说胡伉被杀的消息，知道太守只是想让他们出山而已，没有欺诈的意思，于是扶老携幼，一同出山。一年之后，诸葛恪就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丹阳由此大治。

　　在魏、蜀的夹击之间，孙权能够继父兄之业而自保，已经很不容易了。没有一定的才能是无法做到。而在其众多的才能中，知人善任应该是最重要的。孙权虽然没有一统的大志，但其能在三国激烈竞争时做到自保，说明毛泽东对他的评价为“一个能干的人”是恰如其分的。

　　否定卢弼对曹操的否定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曹操是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就是做《三国志集解》的卢弼，也对他持否定态度。他对裴松之注释中引用曹操于公元210年12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大加伐挞。曹操在此文中，反复剖明心迹，一再陈述自己忠心体国，绝无代汉帝以自立的意思，表示决心让出受封的苦、柘、阳夏等三县，以消除别人的误会。卢弼逐条予以批驳。曹操在令中说：自己决无叛汉的意思，生前不为人理解，希望死后，自己的妻妾无论改嫁到哪里，都要为他说明这一点。卢弼斥责这是“奸雄欺人之语”。又如曹操解释自己不能放弃兵权，是“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从“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着想的。卢弼谴责“皆欺人之语也”。曹操令中说：自己带兵打仗，一向“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卢弼则列举他打过的败仗，批评他是个“志骄气盛，言大而夸”的牛皮大王；曹操要让出三县，卢弼则认为是“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卢弼甚至揣测说：陈寿撰写《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毛泽东对卢弼的注文表示了异议，除做圈点外，还在书的天头上写道：“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在毛泽东看来，《让县自明本志令》是曹操的手书，是了解、研究曹操的第一手史料，应当是真实可信的。卢弼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视曹操为一代奸雄，因而不顾事实，强词夺理，上纲上线，将其一棍打死，这是历史的偏见，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过火行为。毛泽东倒是觉得唐朝诗人李白对曹操的评价比较符合实际：“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既肯定曹操有统一北方的历史功绩，又指出他轻视祢衡的失误，这种一分为二的观点才是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本着这样的唯物史观，主张应对三国人物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对评价历史人物是有参考价值的。

　　刘表“虚有其表”

　　“为人者，不能光有其表，而没有其实。要勇于进取，有远大志向，不能满足于一时的安逸，做土皇帝，要居安思危。”

　　《刘表传》里说：李傕、郭汜攻入长安后，欲联合刘表以为外援，便封刘表为镇南将军，领荆州牧，武成侯。这时，皇帝被曹操弄到了许昌，并以许昌为都城，刘表一方面向皇帝纳贡，同时又与北方的袁绍相勾结，从而周旋于董卓旧部李傕、郭汜，曹操，袁绍这三大势力之间。刘表手下的治中邓羲劝刘表不要这样做，刘表不听。接着，裴松之有一段注，引《汉晋春秋》的话说：“表答羲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达义矣。治中独何怪乎？’”毛泽东读至此，说刘表后来“虽绝绍附操，终亦为操所吞”。

　　《刘表传》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时，袁绍派人向刘表求助，刘表答应了却不派兵去，但也不帮助曹操，“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中立。”

　　毛泽东的这些批语，都集中于批评刘表消极保守自己的一方土地，无所作为，且总是拿他与曹操比较，指出曹操的政治眼光和进取之心远远高于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本人的胸怀。事实上，刘表的中立自保，也不能成全其基业。这一点，在袁、曹官渡相持时，刘表手下的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就指出过：“豪强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将择所从。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望。夫见贤而不能助，请和而不得，此两怨必集于将军，将军不得中立矣。”所以，毛泽东说他“终亦为操所吞”，这是指刘表死后，其子被迫投降了曹操。

　　《三国志·魏书·刘表传》称刘表“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毛泽东读了后，颇不为然，批注道：“虚有其表。”他还在读该传时写了有关曹操的两条批注，以称赞曹操的有所作为，批判了刘表。一条是裴松之所引司马彪《战略》，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一些宗族不服，聚众反抗，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读于此注，对“皆斩之”的做法很不赞成，所以，他在“皆斩之”三字旁划了粗壮的曲线，又在天头上写有批语：“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一条是毛泽东在今人卢弼《三国志集解》注释，刘表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攻长沙张怿，“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毛泽东又在天头上作了批语：“做土皇帝，孟德不为。”

　　毛泽东是非常鄙视刘表其人其事的。毛泽东读《三国志》卷六《刘表传》中写的批注，几乎都是贬语。

　　从毛泽东为《刘表传》作注不难看出，在毛泽东看来，为人者，不能光有其表，而没有其实。要勇于进取，有远大志向，不能满足于一时的安逸，做土皇帝。要居安思危，有所作为，这才能是真男子汉。

　　借《三国》雅号典故，评党内领导干部

　　毛泽东借《三国》雅号，对他们大都有过详略不一的评点。

　　早期着名的共产党人，在性格、能力、工作方式上，大多特点鲜明，有的还因此获得一些外号或雅号。

　　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锤炼，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内英雄辈出，群星灿烂，人才极一时之盛。

　　毛泽东借《三国》雅号，对他们大都有过详略不一的评点。

　　关于周恩来。毛泽东1949年12月2日给柳亚子的信中曾说：“周公确有吐握之劳。”我们知道，曹操有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名句，毛泽东借此点明周恩来理政之勤、之德、之能。此前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谈到新中国政府未来组成时，其他人事都未商量，毛泽东独独谈到：周恩来一定会参加政府工作，其性质相当于内阁总理。一直到1974年周恩来身患绝症，在筹备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仍然认为，周恩来是总理角色的不二人选，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关于陈云。毛泽东1950年4月谈到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主持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的工作时，曾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个“能”字。这是借诸葛亮《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评价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泽东后来还说：

　　“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功不下于淮海战役。”在1956年推荐陈云为中央副主席时，毛泽东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1959年4月在上海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到陈云：“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坚持真理也勇敢。我看他这个同志还是经验比较多一点。真理往往在一个人手里。”1959年6月24日同王任重谈话时，谈到大跃进的失误，毛泽东又讲：“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

　　关于彭德怀。1935年毛泽东写给彭德怀的诗中的名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是大家熟悉的。后来，毛泽东还说过彭德怀是“猛张飞”，但也是“粗中有细”。

　　关于叶剑英。毛泽东借用明代李贽的自题联语“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来评价。其他如杨成武文韬武略，不属匹夫之勇，人称“锦马超”。许世友被称为“黑旋风”，中国历史名将都能在他麾下找到相似者。

　　捡拾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党内领导干部的评点，得到的启示是，一项事业、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工作，都是由相应的干部团队挑着大梁干出来的，对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来说，时常关注一起干事业的骨干们的情况，分析他们的特点，发挥他们的长处，彰显他们的业绩，应是一件需要上心去做和经常去做的事情。毕竟，事业的关键是用人，用人的前提是知人。

　　毛泽东善于从雅号中识别、使用干部，是他独具的高超领导艺术。

　　三国归晋

　　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

　　在三国中，蜀是最弱的一国，所以，诸葛亮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据守汉中，与魏展开争夺关陇地区的激烈战争。公元234年，诸葛亮进驻五丈原，病死军中，蜀军撤退。此后蜀军以姜维任统帅，屡次伐魏，都无进展。公元263年（景耀六年），魏派钟会，邓艾两路大军伐蜀。钟会率十万大军为主力，由斜谷入汉中，姜维在剑阁防守。邓艾以3万士卒奇袭阴平道，南下江油，在绵竹击杀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直逼成都，刘禅投降。

　　蜀国之所以终被魏所灭，其一开始的政策就出了问题。毛泽东认为蜀国失误在《隆中对》中的战略决策上。这个战略决策的缺陷就在于使本来有限的刘备的兵力又分散了。刘备占据荆州之后，再占益州，就必分兵让关羽守荆州。毛泽东称为“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后来，刘备占了汉中、成都后，诸葛亮又长期领兵据守汉中，毛泽东称“三分兵力”。

　　毛泽东惯于借鉴历史，他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很可能与他对“《隆中对》中战略决策失误”的认识有关。

　　千里之遥而分兵，必首尾不能相顾，结果关羽失了荆州，刘备起兵伐吴，大败而归。至此，蜀汉的鼎盛时期过去，诸葛亮亦无回天之力，终被魏所灭。

　　魏晋在灭蜀之前，军力强大，但对吴作战，却很困难。吴凭借天然屏障，以水师严密布防，魏缺少精锐水师，难以进攻。但灭蜀之后，地理形势发生变化，尤其是晋代魏之后，在蜀地江岸大造战船，训练水师，为灭吴进行充分准备。再者，吴帝孙皓的统治残暴黑暗，引起民众的不满。他为了加强长江上游的防守，迁都于武昌，江南人为其转运财物，劳苦异常，因此汉人和越人联合起义，反抗孙吴的统治，孙皓不得不还都建业；结果使上游的防务更加松弛。这给晋灭吴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公元279年，晋调六路大军共二十余万人伐吴，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总统众军，各路大军所向尽克。次年3月，晋龙骧将军王濬的水师到达建业的石头城，孙皓被迫投降，吴亡。

　　至此，中国自董卓之乱后9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结束，三国归晋，国家一统。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经过司马氏三代人的努力，终于篡魏称帝，三国一统归晋。

　　毛泽东在谈这段历史时，评论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了那时打下的基础。”对这段历史做了精辟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