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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概论》 作者:史向军

第20章 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统一战线

  一、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历程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关系中走过来的,这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基本特点。由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与战略策略的不同,在统一战线实施过程中,又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鲜明的特点。

  1.国民革命统一战线

  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从其开始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运动,发展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六三运动”。五四运动后来就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城市小资产阶级、城市贫民、民族资产阶级以及附属于它们的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运动。可以说,五四运动为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拉开了序幕。

  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源于1919年夏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提出要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要改造中国和社会,根本的方法就是采用“民众的大联合”。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可以视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

  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统一战线方针,是在中共二大上作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进行革命合作,但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保持鲜明的旗帜,并决定以“党内合作”为形式。中共三大以后,党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国民党改组。由于孙中山和廖仲恺等人坚持革命,力排众议,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民党改组成功。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取得了很大成就。国共合作后,以五卅运动为起点的工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帝运动的高潮;海陆丰农民运动和湖南农民运动为标志的农民运动很快掀起高潮;黄埔军校创建;巩固和发展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等等。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

  然而,随着革命的发展,革命阵营内部的分化进一步加剧,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最后破裂。导致第一次统一战线破裂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从客观上看,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投靠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国内外敌人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共同绞杀中国革命;二是从主观上看,由于共产党当时还处在幼年时期,革命理论准备不足,对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都理解不深。特别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与资产阶级联合时只讲联合,不敢斗争,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党对武装的领导。结果,使革命统一战线以国共合作的破裂而宣告结束。

  2.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由于1927年国民党右派集团的叛变,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暂时附和了反革命,使得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所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基本上是这三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以反对封建压迫和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为主要目标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进行了土地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推动中国革命走上了复兴之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参加的,具有统一战线的革命政权组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并将关于农民问题的一系列正确观点,运用于土地革命的伟大实践,使中国革命统一战线从此开始建立在牢固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

  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主要错误,表现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在国民革命失败后的一个时期内,民族资产阶级确实退出了革命阵营,附和了反革命,其个别代表人物甚至在南京政权任职,充当了反革命政权的点缀。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基本上没有掌握政权,仍然受到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限制;民族工商业虽然一度有所发展,但也很快陷入破产、半破产的境地。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有关决议、指示却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全部反革命,中国的民主革命应在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进行,甚至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党在统一战线中忽视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这种对于中间势力采取的过左政策,持续了多年,尤其是王明路线时期,达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中国国内阶级关系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民族资产阶级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表示不满,要求政府改弦更张,抵抗侵略。这表明,他们开始从反革命营垒动摇到革命营垒这边来。据此,中国共产党逐步修正了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和毛泽东在会后不久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指明了在抗日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重建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号召在警惕右倾投降主义的同时,应着重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在这一总的政策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先是把“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后又改变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与之相适应,也将抗日反蒋的方针转变为“逼蒋抗日”的方针。1936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国民党东北军、十七路军,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础上率先形成了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到国内和平、由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就把东北三省占为它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因此,反对蒋介石妥协退让,建立全民族抗日的统一战线成为全国人民的紧迫任务。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重申“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希望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又由于八一三事变发生,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直接受到威胁。1937年9月22日、23日,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为标志,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统一战线有着重大的区别,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广泛的民族性和复杂的阶级矛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而且包括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具有广泛的民族性。同时,由于阶级成分的广泛、复杂和阶级利益的差异,也就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第二,有政权、有军队的合作。国共两党都有自己的政权和军队,两党合作实际上是两党分别领导的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在全民族抗战总目标下的合作。由于没有形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而国民党又力图限制、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这就使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更加尖锐和复杂。由于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政权和军队做后盾,使得国民党集团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采取的分裂政策遭到挫败,从而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到最后胜利。第三,没有正式的固定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具体的政治纲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统一战线采取党内合作形式,它有一个固定组织形式——国民党,有一个成文的共同纲领——国民党一大宣言。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采取党外合作形式,国共两党在共同目标之下,各自贯彻自己的纲领。两党也未能建立起合作的组织机构,涉及两党关系及合作抗日的事宜,只能采取临时协商、谈判的特殊形式加以解决。而国民党总是企图剥夺其他党派的平等权利,发号施令,强加于人,这就说明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必要性。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比较松散的,从一开始便出现了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分歧。第四,它处在一个既有利又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世界各国人民赞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当时的苏联是诚挚赞助中国抗战的;英美等国也在一定程度上赞助中国的抗战。这些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但也必须指出:当时国际方面都重视国民党,而轻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时,美苏等国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助长了蒋介石集团的对日妥协倾向,也助长了蒋介石反共的倾向。这些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是不利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一切抗日力量都为这一神圣事业英勇奋斗,作出自己的贡献。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虽然对抗日采取两面政策,在抗战初期,抗战是积极的,作战是努力的;相持阶段,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反共是第一位的,抗战是第二位的,这一阶段,他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抗战后期,他抗战努力,反共是第二位的。蒋介石集团与汪精卫叛国投敌不同,他毕竟留在了抗日阵营内,并在不同程度上抗击和牵制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力量。

  中国共产党竭尽全力,发动了人民群众,在敌后战场与日寇周旋,歼灭日寇侵略军。为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共产党作了一些必要的让步,诸如停止用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改为减租减息;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将工农民主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在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真诚愿望。在党内,为了坚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制定和执行一整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和策略,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坚持了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原则,战胜了国民党顽固势力挑起的种种摩擦和冲突,牢牢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抗战初期,共产党内曾经发生了王明新投降主义的错误倾向,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七个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供给、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作战行动、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的错误方针。即使抗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汪精卫叛国投敌,蒋介石接连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共产党为了维护统一战线的团结,坚持抗战,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原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了维护和发展统一战线撰写了大量著作,指导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例如:毛泽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周恩来的《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法和守则》、《论统一战线》;刘少奇的《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张闻天的《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核心》等论文,都是指导统一战线工作的思想武器。特别是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总结了中国人民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充分肯定了统一战线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所有这些可以看出,共产党为创建、坚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总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壮大,是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

  4.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解放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是以推翻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为主要目标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抗战胜利以后,全中国人民热切希望中国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国共两党本应继续合作下去,团结其他民主党派和一切爱国力量,为建设新中国而共同奋斗。但是,蒋介石集团违背人民意愿,坚持独裁立场,悍然发动反革命内战。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了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进行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坚决实行土地改革,在政治上、经济上解放亿万农民,使革命战争获得坚实的群众基础;坚决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商业;在国统区大力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团结教育人民进行反美反蒋斗争,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尽力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弃暗投明,以分化瓦解敌人,加速蒋家王朝崩溃的进程;坚持与民主党派的真诚合作,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关系,批判“中间路线”,从而扩大和加强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解放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与前几个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有其显著的特点:首先,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达到了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在内的宏大规模。其次,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

  二、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主要经验

  1.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及其关系

  中国革命统一战线中包括有两个联盟,即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的工农联盟,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是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动力决定的,也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显著特点。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的主体是人民大众。所谓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包括工人、农民、手工业等一切体力劳动者,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除了这些劳动人民之外,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主要是开明绅士)等非劳动人民。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非劳动人民的联盟。

  这两个联盟,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区别的。毛泽东说:“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同盟者。”“第一个联盟是工农联盟,是我们的基础。”因为,工人受人剥削,农民不剥削别人,其中贫雇农受人剥削,中农基本上不剥削别人。而占中国百分之九十的一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则是人民大众的主体,是革命力量的主体,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毛泽东又说:第二个联盟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有共同之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因此可以建立统一战线。”他们虽然不是人民大众的主体,也不是统一战线的基础,但在整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站在人民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时期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这样做,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利于发展生产、稳定市场,有利于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此外,还有开明绅士,它是地主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政策,特别是对于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地主富农的家庭出身),对于争取全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大部分同土地有联系),对于争取全国的开明绅士(大约有几十万人),都是有益的。所以,工人阶级要取得胜利,这两个联盟都是很有必要的。第一个联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第二个联盟是稳操胜券的条件之一。

  2.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

  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根本目的就要争取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革命统一战线的成功,都是因为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执行毛泽东关于领导权问题的思想和路线,而左右倾的错误,都在领导权问题上栽的跟头最厉害。“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这就是说,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关系统一战线的发展方向。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

  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之所以应该掌握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由它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在统一战线中,农民虽然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但它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也没有自己的独立政党,因而也就不可能充当中国革命和统一战线的领导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也是一个软弱的阶级和不坚定的革命者。它的软弱性、动摇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担负领导中国革命和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产物,是中国落后生产关系的代表和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即使在它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的民族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独立自主的发展,而要采取限制、打击和破坏政策,并把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因此,决不能让它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只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重任。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因为它除了无产阶级的一般特点和优点外,还有自己的特出优点。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和领导者。中国革命和统一战线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

  但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必须用力量去争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把解放农民和解决土地问题作为重要任务,因而广大农民拥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不存在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国民党。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大资产阶级是同无产阶级争夺群众和争夺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主要对手,它一刻也没有放松与无产阶级争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所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领导谁的问题。毛泽东尖锐地提出,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这就是问题的关键。用马克思的话说,必须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在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上,共产党是有经验教训的。左倾和右倾都不懂得领导权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不懂得争这个领导权。周恩来也说过:“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其结果,都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并不是一天到晚把领导权当做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而是要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共产党的建议。这是党长期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一条重要经验。离开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没有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就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所谓领导权就是一空话。

  历史已经作出结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3.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

  工农联盟在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地位,是由农民以及工农联盟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决定的。关于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必须与农民结成同盟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有不少论述。但是,他们主要是从西欧国家和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来阐述这些思想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并在革命中起主要作用这一特殊历史条件出发,不仅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一支必不可少的同盟军,更将农民视为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的基本队伍。

  工农联盟的地位和作用如此重要,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积极创造条件,自觉地建立和巩固这个联盟。条件之一是,关心农民切身利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因此,工农联盟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基础上,即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中国共产党从1927年八七会议开始,正式举起了土地革命的旗帜,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积极动员广大农民参加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斗争,经过20多年的实践逐步形成了一条土地革命的正确路线,为农民的利益而英勇奋斗,因而使工农联盟极大地巩固和加强起来,创造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巩固和加强工农联盟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不断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引导,提高农民的政治思想水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农民作为小私有者,其思想觉悟当然达不到工人阶级的高度。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用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对农民进行教育。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发展的各个时期,根据形势和任务,经常对农民进行大量的宣传教育,才不断巩固了工农联盟,扩大了统一战线。

  4.对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

  第一、又联合又斗争

  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是具有两面性(革命性和动摇性)的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与它建立统一战线时,就必须对它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革命两面政策,即对其反帝反封建的方面进行联合,对其妥协性和反人民倾向进行斗争。

  1939年毛泽东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指出: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和“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在对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上,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对资产阶级的“联合”和对它的“斗争”是辩证统一的。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标。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加以纠正的。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也是在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是毛泽东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结论。

  第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人民军队,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民众运动。发展进步势力对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具有根本意义。只有发展进步势力,才能有足够的力量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阻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和分裂,阻止时局逆转,为胜利奠定坚固的基础。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毛泽东认为,争取中间势力是十分重要的。而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更是极严重的任务。对他们的争取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我们有充足的力量;二是尊重他们的利益;三是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或转变为顽固派向我们进攻的同盟军,因为顽固派也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陷于孤立。他特别强调,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能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反对顽固势力,就是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毛泽东指出,对他们要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大资产阶级尚能抗日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动摇方面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对他们又必须作思想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同顽固派斗争,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大规模内战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毛泽东认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发展进步势力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建立最广泛统一战线的力量基础,争取中间势力是使顽固势力陷于孤立的决定因素,反对顽固势力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必要手段。三者互相联结,缺一不可。

  第三、有理、有利、有节

  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在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同反动顽固派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它虽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却是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斗争原则。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当权派蒋介石集团虽然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由于它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并没有改变,“亡共”之心不死。总是企图倚仗其掌握国家权力和军事武装的优势,进行“溶共、限共、反共”的阴谋活动,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所以,一有机会就制造反共摩擦,反对发展人民的革命力量,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对此,我们党和人民必须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同反共顽固派的斗争不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必须服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不能导致抗日统一战线的破裂,这就需要采取正确的斗争原则。毛泽东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并根据党在长期斗争中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同顽固派作斗争应当坚持的三个原则。他指出: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我党同反共顽固派的斗争必须坚持“自卫原则”、“胜利原则”和“休战原则”,“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

  所谓“自卫原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出师有名,出师有理,使正义在我们方面: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

  所谓“胜利原则”,就是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进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对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同时还应当懂得利用顽固派内部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它,使其不敢轻易进犯于我。这叫斗争的局部性,避免发生大规模的内战。

  所谓“休战原则”,就是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适可而止,在一个时期内双方实行休战。应主动地同他们讲团结,在双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斗争的暂时性。而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时,我们才以新的斗争对待之。这样,才能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导致铤而走险,发动全国性内战。

  “有理、有利、有节”是相互联系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在反共顽固派的进攻面前如果不进行自卫还击,并取得胜利,就不能打击顽固派的嚣张气焰,阻止其对敌投降,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对敌斗争如果不适可而止,也有可能导致统一战线的破裂,不利于抗日战争大局。

  毛泽东认为:只有对反共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惧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同时,只有对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才能振奋我党我军的精神,鼓舞士气,扩大力量,巩固党和军队,也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否则,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他坚信,只要“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维护、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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