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汉赋概述(3)

　　五

　　由于长期战乱，东汉初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后汉书·郡国志》。“边陲萧条，靡有孑遗”。《后汉书·光武帝纪》。从光武帝（25—57）采取了很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到明帝（58—75）之时，残败的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明帝、章帝（76—88）两朝，虽然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已经开始，但朝廷对诸侯王、大臣、外戚的权力都有严格的限制与防范，朝政清明，社会安定。首先揭开东汉赋的创作之页的，是班彪。他于光武帝建武元年（25）自长安往凉州（今甘肃武威）避难，因路途所见，触景生情，在安定（当时治高平，即今宁夏固原）成《北征赋》。虽未能直接描写民生疮痍，但作者“遭世之颠覆”，“罹填塞之厄灾”的悲伤感叹，充溢于字里行间。

　　与班彪同时的赋作家有崔篆、杜笃、冯衍。崔篆的《慰志赋》表现了改朝换代之后文人在出处去就上的为难和内心痛苦。名曰“慰志”，即言其在出处方面心有歉疚，一直折磨着自己，故述之以自慰。整个剥削阶级社会的政治，都是权柄与刀枪说了算，文人只是依附于这个或那个政权，既不具备从历史、社会的发展确认是非、决定去就的能力，又受传统君臣大义一类观念的影响太深，所以在易代之际不是一头撞死在“忠”字上，便是留下永久的不平与悔恨。崔篆《慰志赋》是第一篇表现这种心理的文学作品。此后如庾信、颜之推等直至明清之际的侯朝宗、钱谦益等，其作品表现这种情绪就更为强烈。冯衍因为开始事非其人，归降刘秀后未得重用，在纷杂的人事关系中受到排挤，作为一名颇具政治见解的人物，居家无用，于建武末年作《显志赋》以抒怀。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冯曲阳集题辞》谓：“敬通诸文，直达所怀，至今读之尚想其扬眉抵几、呼天饮酒。诚哉，马迁、杨恽之徒也！”此虽主要就其奏、笺而言，而用于评价其赋，也大体相合。

　　杜笃的《论都赋》用文学作品的形式表现政治决策方面的意见，所以后来东汉定都洛阳之后便有一些赋家以洛阳为题材大写京苑之壮丽宏伟，并且以西京长安为陪衬，聚讼不休，形成了东汉文学创作上的一桩公案。但不论怎样，这篇赋表现了一定的见解，有着充实的内容，从空间、时间方面都体现了较为宽阔的视野，作品语言流畅，气势充沛，既带有排偶铺张的特色，又近于口语，显出一种清新平易的风格。这篇作品对唐宋以后的文赋有一定的影响。

　　其他如梁竦的《悼骚赋》，班彪的《览海赋》《冀州赋》，冯衍的《杨节赋》，杜笃的《首阳山赋》《书赋》《祓禊赋》等，从题目即可看出，山海州邑、历史传说、民俗风物以至文化用品，都在题材范围之内，而伤离感乱及适应世变，是其基本主题。即如《书赋》，乃是一首描写古代书籍装帧的赋作，言其外形“载方巨而履规，加文藻之修饰”，同时借以言做人：“能屈伸以和礼，体清净而坐立。承尊者之至意，惟高下而消息。虽转旋而屈挠，时倾斜而反侧”，表现出在一个动荡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文士的心态。

　　继之而起的班固、傅毅、崔骃、班昭等，主要生活在明帝、章帝时代。傅毅《洛都赋》、班固的《两都赋》是针对杜笃的《论都赋》，对朝廷决策的注解，故《文选》李善注在《两都赋》题下注云：“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阳，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阳，故上此词以谏，和帝大悦。”《两都赋》创作上表现了一定的创造性。其结构学《子虚》《上林》，两篇既可独立成篇，又有联系，合在一起才完整地表现了主题。但因为有针对性，故题材都不限于田猎，有同傅毅《洛阳赋》一比高低的意思。参赵逵夫《〈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这两篇赋描写上既能放眼纵观京都的地理位置、山川形胜，也有层次地逐步集中到京城的宫苑建筑、文物制度上；而具体描写中又能选择有代表性的建筑群作细致刻画。在上下两部分的对比描写中，既表现了东都的壮美宏丽，又贯穿了崇尚节俭的思想，措辞颇有分寸。语言上，一洗两汉骋辞大赋铺排虚夸的风气，能在骈丽排偶之中，体现出跌宕疾徐的节奏。这些都反映出主要表现京都景象、帝王声威的骋辞大赋，也由放手虚夸、追求声势、表现一种精神转向实证地描述和历史地、科学地评判。因而，作品的认识价值便大大增强。《两都赋》作为东汉王朝建国初期的巨制，也应看作是汉代骋辞大赋的代表作之一。属于这个方面的作品，还有傅毅的《反都赋》（存残句），崔骃的《反都赋》《大将军临洛观赋》《大将军西征赋》（均残）。这也反映了东汉鼎盛时期赋在创作题材上的一种倾向。

　　作为铺叙与抒情相结合的咏物小赋，同样被大部分作者所喜爱。今所知以傅毅所写为最多，有《琴赋》《扇赋》《神雀赋》。此外王充有《果赋》，班固有《竹扇赋》《白绮扇赋》、班昭有《针缕赋》。但除《竹扇赋》与《针缕赋》之外，其他的均已散佚、残缺。由班昭《大雀赋序》来看，这些作品中有的是受命为之，同后代的应制诗相类，难以真正做到托物寄意，言所欲言。唯班昭《针缕赋》借物明志，言简意赅；班固《竹扇赋》为七言诗形式，在诗赋发展史上是值得注意的作品。这两篇赋也都很短。

　　从艺术方面来看，还有两篇值得注意的作品。一是傅毅的《舞赋》。由舞蹈场面到舞者的服饰、外貌，唱歌的情态、舞姿都作了细致的刻画。特别关于舞蹈动作的描绘，生动而传神，曹植的《洛神赋》对洛神情态的描述显然受其影响。另一篇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崔骃的《博徒论》，同王褒的《四子讲德论》一样，名为“论”而实为赋，由其语言风格看，应属俗赋。如其中写农夫：“子触热耕芸（耘），背上生盐，胫如烧椽；皮如领革，锥不能穿；行步狼跋，蹄戾胫酸。谓子草木，支体屈伸；谓子禽兽，形容似人。”反映了农民当牛做马的生活境况。这与俗赋多借诙谐以抒困苦或行讽刺之实的情形一致。又其文字生动简练，夸张中带有幽默。可惜已经残缺。

　　从东汉初年至明、章朝的赋作承西汉末期的风气，摹拟的现象比较明显，并且在赋的体式演变中，留下了印记。对《答客难》的摹拟起于扬雄，而对枚乘《七发》的摹拟起于傅毅。傅毅作《七激》依瓢画葫芦，即使有新意，也给人以东施效颦之感。然而其后崔骃作《七依》，刘广世作《七兴》，李尤作《七款》，张衡作《七辩》，崔瑗作《七苏》，马融作《七厉》、崔琦作《七蠲》，刘梁作《七举》，桓麟作《七说》，桓彬作《七设》，郦炎作《七平》，皆踵而效之，乐此不疲。

　　但总体来看，东汉初赋创作上题材更广，抒情性更强，而且抒怀之作多贴近现实，表现也细致而深刻；语言重写实而少虚夸，带有明显的骈俪倾向。应该说，东汉初期的赋作是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的，并且也具有一定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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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中期的赋作者有贾逵、黄香、李尤、苏顺、葛龚、刘陶、张衡、崔瑗、马融及王逸、王延寿父子等。当时即所谓“天下承平日久，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时政渐损，权移于下”，《后汉书·张衡传》。宦官外戚争夺权柄，加上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东汉王朝已见衰微之势。张衡作《二京赋》，一则想要超过班固的《两都赋》，以显示他的学问与才华，二则寄托讽谏之意。事实上不少方面有独到之处，因而也受到历来学者的重视。《二京赋》所写规模更大，篇幅也更长，揭露统治阶级的奢侈腐朽，为班固所不及。作者的目光注意到社会下层的三教九流，是历来骋辞大赋的视线所未到之处。民间的百戏艺术，本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与朝廷庄严肃穆的仪典为异类，而作者竟加以生动的描述，展示了一幅幅引人入胜的民俗画面。这些都反映了骋辞大赋视角的转移，相当程度上违背了骋辞大赋歌功颂德、劝百讽一的创作命意之旨。东汉中期赋作中，题材内容与之稍近的还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这篇赋虽然是写宫殿，但用了“述行赋”的写法，随作者观览的路线，据作者眼中所见，从外到里，从大到细，依次展示，一改此前宫苑大赋纯客观地铺排，不见作者影子的写法。这对后来的游记文有一定的影响。张衡的《羽猎赋》、马融的《梁将军西第赋》、黄香的《天子冠赋》、李尤的《辟雍赋》均散佚残缺，可以不论。张衡又有《南都赋》，当为早期表现对家乡热爱之情的作品。李尤的《函谷关赋》继班固的《终南山赋》而写关山形胜，从题材上说，也有所转变。黄香的《九成宫赋》虽然想象奇谲，也善于炼字，末尾颇有气势，然而题涉于谶纬，带有东汉意识形态的特色。以描写京都、宫苑、游猎为主的京都大赋，形式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题材上摆脱了以帝王为中心组织材料的状况，描写上也由虚夸进一步转向写实，转向表现作者的直观的感受。

　　东汉中期咏物赋比较多，但大多散佚。从今天所存的篇目来看，题材范围也很广。马融有《长笛赋》《围棋赋》《樗蒲赋》《琴赋》。其《长笛赋》自言“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仲武箫、琴、笙颂”，唯笛无之，故聊赋以备数。此赋虽摹拟前人，但语言上有突出的特色：整齐之中有所交错，几种句式并用。特别是有的段落每句以“也”字煞尾，将经师的训诂句式用于赋中，反而增加了抒情的意味，显得简洁而活泼。其《围棋赋》写下棋看子之法，以军阵为喻，而又往往借以言人事世道，意在言外，也是别具一格。著名的楚辞学者王逸的《机赋》咏织机，描写织机的结构情况。《西京杂记》卷一载汉昭帝之时巨鹿陈宝光之妻能织蒲桃锦、散花绫，“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匹，匹值万钱”。王逸《机赋》同《西京杂记》此条同为我国纺织史上的重要文献。

　　这一阶段赋的创作在表现形式上有些新的探索。其中张衡之作较为突出。张衡的《髑髅赋》由《庄子·至乐》中一段化出，表现了作者对于政治的强烈反感与厌倦，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张衡又有《冢赋》，写贵族经营陵墓的情形，描写了墓圹的结构，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张衡的《归田赋》实开汉代抒情小赋的先河，也以短小、清新和浓郁的抒情味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总的说来，东汉中期的赋家同西汉末、东汉初期的一样，在摹拟的创作意识的笼罩下，尽量作创造的努力，有的作者也能跳出于藩篱之外（如王延寿）。张衡是最好摹拟的，但无论在题材上还是构思上也都有所探索与开拓。此时的骋辞大赋也基本上摒弃了以类堆砌、夸张失实的作风，描写一求合于实际，二求能引起读者的想象与联想，做到材料真实与艺术剪裁的统一。《后汉书·张衡传》言张衡作《二京赋》“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应不只是说苦思文字、锻炼词语，而主要在于考求故实，希望能真实展现其种种景致。京都大赋在东汉甚至至魏晋以后社会较安定的情况下仍有人写，也有人愿读，以至于因抄录者众而“洛阳纸贵”，原因就在于它们翔实可信，有“京都导游手册”或“京都形胜说明”的作用，欲访其地者可按图访古，不能至者借以了解，一定程度上已经改变了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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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末年先是宦官外戚争夺权柄，轮流把持朝政，后来是宦官专权，同一些士族出身的官僚形成尖锐对立。由于宦官们缺乏最起码的统治经验，而又贪婪、凶狠，一般士人很自然地拥护较开明而且一定程度上能遏制和打击宦官势力的正直官僚。由此而引起朝廷两次大兴刑狱，禁锢党人。社会各方面矛盾极端尖锐化。与这种情况相应，汉赋也发生了较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