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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品国学(超值金版)》 作者:卢志丹

第5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2)

  “文质彬彬”与“温良恭俭让”作为封建时代文人士大夫们的人格标准,无疑是有其文化价值和进步意义的。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推翻封建主义,那么,固守维护封建旧秩序的“文质彬彬”与“温良恭俭让”,则是对封建势力的妥协和退让,更是对广大农民群众的高涨的革命需求的压抑。因此,对中国革命形势洞若观火的毛泽东借否定《论语》中的这两句话,来批驳右倾机会主义者诬蔑农民运动“过分”的错误论调。

  毛泽东这里活用《论语》章句,是典型的反其意而用之。联系当时的革命形势,就可以体会毛泽东的这种“反用”的精辟和深刻。

  当时,广大农村发生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一切权力归农会”,地主豪绅们的封建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对此,地方劣绅、国民党右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是不甘心的,他们恶毒地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大呼“糟得很”。国民党左派对农民运动也极力地反对,甚至以分裂统一战线相恐吓,企图迫使共产党放弃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小资产阶级在农民运动面前表现出极大的动摇,跟在反动派后边说农民运动“太过分”、“越轨”等。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反动势力吓倒,也指责农民运动“过火”、“过左”,极力压制农民革命,提出什么农民协会组织“不能带阶级色彩”,反对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等,对反动势力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

  为了反击党内外对农民革命的一片责难声,毛泽东亲自回到湖南,用三十多天的时间对农民运动做了深入的考察,在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用精彩的笔墨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光辉的著作中,毛泽东阐述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歌颂了农民运动的伟大作用和广大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在文中,他呐喊革命是不同于一般社会活动的,是不能用“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改良主义方式来开展的。反之,必须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来进行革命,即像农民在农村中推翻地主豪绅阶级那样来进行革命。

  毛泽东这一理论,击灭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改良主义梦想。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对土地革命的领导权,开展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2.调查研究应发扬孔夫子的“每事问”精神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内盛行起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党内有些留学过苏联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死记硬背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认为这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而对中国实际知之甚少。

  这种死守教条的错误倾向,使党在实际工作中有过许多失误,吃了不少亏。在赣南闽西根据地,红四军党内和军内同样存在上述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使得革命工作和军事斗争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为了批判和纠正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思想路线,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

  在这篇毛泽东自己非常喜欢的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等非常著名的精辟论断。阐述了调查研究对于指导中国革命和战争的重要性,并列举了调查研究的方法。

  在文中,毛泽东说,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该怎么办呢?

  接着他回答道:

  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每事问”一语出自《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即说孔子陪同鲁国国君入太庙祭祀周公,由于祭祀用的是四代礼乐,多不常见,孔子就每件事都要问一问,“调查研究”一番。这个典故勾画出孔子谦虚、谨慎的形象。毛泽东在这里恰如其分地引用这个典故,号召大家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精神,身体力行地去从事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在自己比较喜欢的文章中引用《论语》中的这个典故,表明了他对孔夫子“每事问”精神的赏识和推崇。正是时时处处“每事问”,注重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成为革命队伍中第一流的“中国通”。

  3.奉劝蒋介石“言必信,行必果”

  1936年12月12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临潼实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逼迫他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爱国行动,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派出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去西安与国民党谈判。

  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张、杨提出的八项抗日主张。

  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在临上飞机前,蒋介石还向张、杨作了停止内战、改组政府、改变外交政策、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等六项保证。但飞机一离开西安,蒋介石便翻了脸。

  12月26日,安然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即授意陈布雷写了所谓《对张杨的训词》,掩盖西安事变的事实真相,并将陪他回南京的张学良软禁;随后又对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分化和调离,不久又囚禁了杨虎城将军。

  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毛泽东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诚恳地劝告蒋介石认清形势,改正以往的错误,为国家民族利益考虑,与中国共产党携手抗战。

  在这篇义正辞严的声明中,毛泽东说: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这段话中,直接引用《论语》的两处:

  一处是“言必信,行必果”,此语出自《论语·子路》。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曰:“言必行,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子路向孔子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士”,孔子列举了“士”的一些特征,其中有一条就是“言必信,行必果”,即说话一定讲信用,行动一定有结果。

  另一处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此语出自《论语·为政》。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

  古代的大车用牛拉,小车用马拉。无论大车小车,车辕前面都是用来驾牲口的横木。横木两端和车辕上凿有小孔。用包有铁皮的木销钉插入圆孔,这样就将横木和车辕连接起来。大车的车销钉叫“”,小车的车销钉叫“”,没有这两个东西,就无法将牛和马套起来,车子自然不会前行。这样,孔子的这句话就很容易理解:做人不讲信用,我不知道那怎么可以。这好比大车、小车没有车销钉一样,没有车销钉车子怎么会被牲口拉着行走呢?

  毛泽东顺手拈来,恰切地引用《论语》中这两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晓以利害,督促蒋氏认清敌友,认真履行自己的诺言,将全部抗日救亡条件不折不扣地予以兑现。否则,如果言而无信,失信于全国民众,那么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必会将蒋介石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因为在祸急寇深、危及中华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假抗日,真反共”者无疑是历史的罪人,必将被历史的大浪所淘汰!

  4.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1943年4月份,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身为中共华北局书记、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在一次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中说,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各阶级、各党派应尽量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毛泽东看到这篇谈话后,认为这一提法不妥。他在给彭德怀的信中说:

  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语出自《论语·颜渊》。这是孔子对他的学生仲弓解释“仁”的含义时所说的一句话,大意是“自己不愿意要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

  孔子“仁”的基本精神是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从而避免人际间矛盾激化。作为一般的道德范畴,对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此语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如果在政治上过分强调此语,则是放弃斗争的一种哲学。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历来被仁人志士们奉为立身行事的座右铭,但毛泽东却大笔一挥,将“勿”字改为“要”字,这一改之后,与孔夫子的意愿完全相反。可以说,千古奇人毛泽东又一次奇语惊人。但是,只要联系当时的国内形势,就会发现毛泽东这一字之改,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得国内各阶级各政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了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此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革命进程的主要矛盾,需要国内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但这并不等于国内阶级矛盾就此消亡,而是依然存在。即使是为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也应当是在斗争中求得团结,而不是放弃斗争,放弃斗争也就意味着放弃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毛泽东认为,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政治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提法,等于是忽视依然存在的阶级矛盾,抹杀了阶级差别,这对尚处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显然是不适当的。他指出,“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这里所说的“敌人”,主要是指日本帝国主义,这句话表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特征,说明中国革命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则表明当时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说明中国革命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也就是说,在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阶段,不应当否认和忽视国内阶级矛盾仍然存在这一客观事实。因此他说:“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即是说,不能放弃阶级斗争的手段。

  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

  在给彭德怀的信中,毛泽东接着还分析了当时国内阶级矛盾的状况,他指出:“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所以,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下,“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

  正是由于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坚持这一原则立场,才能牢牢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坚定不移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日中国,人剥削人的制度早已废除,更不存在政治上的压迫,已经完全具备了毛泽东所说的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的历史条件。所以,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今天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它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

  从崇信到批判——毛泽东评价孔夫子

  一部《论语》,大量地记录了孔子的言谈主张。可以说,《论语》就是一部“孔子语录”。要真正读懂《论语》,就不能不研究孔子其人。毛泽东是非常熟悉孔子其人其事其说的。

  孔子名丘,一说生于公元前551年,一说生于公元前550年;卒于公元前479年。

  孔子的先世是宋国贵族,他的曾祖防叔因避祸由宋逃到鲁国,便成为鲁国人。他父亲名纥,字叔梁,做过鲁国陬邑的地方长官。孔子出生不久,父亲死了,家庭也贫困了,不得不做各种杂活,一则赡养寡母,一则自己生活。他做过仓库保管员,也做过牲畜管理员,都很负责任。最后做到鲁国的大司寇,那是“卿”的高位了。他到处学习,不懂就问,所以见闻广博。一生得意时少,失意时多。晚年便专门一面整理古籍,一面讲学传授学术。他是中国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是传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人,中国古代文化的流传以至后来的扩大和发展,不能不归功于孔子。

  孔子的思想,源于殷商以及西周、东周的社会思想潮流,更多的是接受了春秋时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言行,如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等人的言行。春秋时代重视“礼”,认为“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孔子却改以“仁”为核心,认为没有“仁”,便谈不上“礼”。孔子对于“仁”有各种定义,概括起来是“爱人”。孔子所爱的“人”,是包括各个阶级、阶层的人,是一切具有生命的人。孔子的志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而他所收留的学生,绝大多数出自下层,只有屈指可数的学生是来自上层。

  孔子自三十岁招收学生,一直到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因此博得学生的无限爱戴。他死后,许多学生在他墓侧结茅屋居住,有的住了三年,相传子贡住了六年。他早期的学生,如子路、冉有、子贡,跟着他奔走四方,为救世而斗争。他晚期的学生,如子游、子夏、子张、曾参,便接受他讲学带徒的衣钵。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孔子晚期的学生也作了一定的贡献。

  孔子自己说他“述而不作”,研究整理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孔子的教育方法也值得一提。他不分地位高下,报酬厚薄,只要学生拿十条干肉的拜师礼品,便教导他。他因材施教,深刻了解每个学生的资质、性情、能力、爱好的不同,所以同一个问题,孔子的答话因人而异,甚至有时相反。师生间的相处有时好比父子。学生平日的言行,他能深入了解,譬如他说颜回(他最喜欢的学生),平日听讲,只听不提问,好像“笨伯”,回去后,却能发挥,并不愚笨。从所有古籍看,孔子教学生,一般用启发式方法。

  毛泽东的一生,对孔夫子的态度是很复杂的,是集评论、批判、继承和发挥于一体的。

  1.早期崇信

  从如今可以看到的毛泽东的大量早期文稿来看,他在长沙求学时代还是颇为崇信孔子的。

  毛泽东求学长沙时期,正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对康有为等人掀起的“尊孔”复辟逆流进行了猛烈抨击。孔子“圣人”的权威被打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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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毛泽东品国学(超值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