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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品国学(超值金版)》 作者:卢志丹

第27章 毛泽东说佛教谈佛经(3)

  在《金刚经》中,释迦牟尼反复强调该经的意义:“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并声称,若有人信奉此经,并为他人解说,可获得无量福德,能“成就第一希有功德”、“第一希有法”、“果报不可思议”。

  对于鸠摩罗什,毛泽东是很熟悉的。早在1959年10月22日,他同班禅大师的一次谈话中,就提到过鸠摩罗什。他说:

  东晋时西域龟兹国的鸠摩罗什,来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他有功劳。汉译本《金刚经》就是他译的。我不大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

  毛泽东认为,禅宗六祖慧能的《坛经》是“劳动人民的佛经”。其实,慧能正是在听闻《金刚经》之后开悟成道的。

  《坛经》中记载,慧能在未出家前,因家贫卖柴度日。有一次,送柴至一客店,听一旅客在诵一经,听了几句,心即开悟。一问方知那旅客诵的是《金刚经》。后来慧能到黄梅县东禅寺禅宗五祖弘忍大师处求法。五祖观察他有利根,于是一日深夜三更将他唤至室内,为他单独讲授《金刚经》。当讲至“应无所而生其心”时,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惊叹道:

  何期自性,本自清净;

  何期自性,本不生灭;

  何期自性,本自具足;

  何期自性,本无动摇;

  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由此可以说,《坛经》是对《金刚经》思想的发挥和通俗化。换言之,《金刚经》是《坛经》之母。所以,佛祖释迦牟尼在《金刚经》说“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决非虚语。也正因为如此,禅宗的各代祖师都大力弘扬《金刚经》,劝导世人读《金刚经》。这也是《金刚经》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原因。

  毛泽东说“《金刚经》值得一读”,那么,小时候信佛、青年时代研究过佛学的他,到底读没读过《金刚经》呢?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记载显示他读过《金刚经》,但是从佛教大德赵朴初先生关于他与毛泽东的一段谈话的记载,则可以断定毛泽东是读过《金刚经》的。

  赵朴初先生在他的颇受读者欢迎的《佛教常识答问》的“序”中,讲到这样一件事:

  1957年我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见毛泽东主席,客人未到之前,我先到了,毛主席便和我漫谈。他问:“佛教有这么一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有没有这个公式呀?”我说:“有。”主席再问:“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我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谈到这里,客人到了,没有能谈下去。

  毛泽东这里使用的“是……非是……是”的句式,出自《金刚经》。在《金刚经》中,上述句式很多,例如:

  佛说般若波罗密,即非般若波罗密,是名般若波罗密。

  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

  ……

  如果不是对《金刚经》的内容非常熟悉,毛泽东就不会开玩笑式地与赵朴初先生讨论“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这样一个命题的。可见,毛泽东不只是提倡“《金刚经》值得一读”,而且他自己也下工夫读过《金刚经》。

  倡导研究佛学

  成为共和国领袖后,毛泽东十分重视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1953年,他在审定中国佛教协会章程时,曾在其宗旨部分加上“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这是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对佛教历史地位的基本评价。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对于佛教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首先是政治的。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谈话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要将全中国都搞好,再把眼光放大,要把全世界都搞好。佛教的教义也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他主张普度众生,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创立了佛教。因此,你们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受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有共同之处的。当然有许多不同之点。

  其实,对于佛教“普度众生”的思想,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很服膺。他当时熟读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这两部书吸收了佛教学说的许多思想,强调君子仁人、英雄豪杰当以慈悲之心解除现世众生的种种苦难。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因此,“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毛泽东在1919年10月所写的《祭母文》中说: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明显地反映了这种“普度众生”的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便从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首先解放全人类的立场出发,对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教义,给予全新的理解和发挥。

  1959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同班禅谈话时又说:

  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起,作了群众领袖。

  毛泽东的这些话,从统一战线的需要出发,强调佛教教义与共产主义的共同点,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共同点就是佛教中的原始平等观念。例如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得成佛。”所以梁启超说,佛教“立教之目的,则在使人人皆与佛平等而已。……故他教虽善,终不免为据乱世、小康世之教;若佛教刚兼三世(指据乱、小康、大同——著者注)而通之者也”。毛泽东受梁启超的影响甚深,他强调佛教教义与共产主义的“共同点”,与梁氏上述观点也有相通之处。

  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

  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据陈晋在《毛泽东与中国佛道教》一文中介绍,毛泽东在同上批示中,还认为当时出版的《现代佛学》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哲学家的谈话中,再次谈到了任继愈和佛学。毛泽东说:

  任继愈,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宋朝的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

  从前述毛泽东的批示和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宗教,特别是佛教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实际上是对佛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他多次倡导要研究佛教。

  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和班禅谈话时,明确指出:

  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

  毛泽东的谈话,反映了彻底的群众观点。共产党人要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首先就必须懂得宗教,要研究宗教的经典。毛泽东把这个问题提高到“又红又专”的高度来看,如果联系他在其他场合的谈话,固然包含有批判继承宗教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在内,但就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来说,首先要解决的还是要有共同语言的问题。如果对宗教的基本知识一窍不通,就不可能与信教群众有共同语言,要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为此,毛泽东还强调要培养一批真正懂佛学的知识分子。他在同班禅谈话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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