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毛泽东品读古赋(2)

　　毛泽东运用他一贯坚持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该赋的作者“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枚乘所攻击的是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的人们”。而我们呢，代表的则是“革命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农民的意志”。这样，就巧妙地体现了对古代遗产批判继承的辩证观点。

　　值得重视的是，在该文中毛泽东对赋体的演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的确，《七发》可以说是标志新赋体诞生的第一篇作品，它为汉赋的体制奠定了基础。在结构方面，它用七段文字写七件事，全文用主客问答来贯穿，这些都引起了后世作者的模仿。除了毛泽东列举的曹植《七启》、张协《七命》外，还有张衡《七辩》、傅毅《七激》、东方朔《七谏》、崔骃《七依》、徐干《七喻》、陆机《七微》等一大批作品。“七”遂成为一种独特的赋体，被文人们广泛地采用。毛泽东认为枚乘《七发》之后的作品“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都“索然无味”，此语未免有些言重，但也确实指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某些基本事实。

　　“含有故土之思”

　　——毛泽东品读王粲《登楼赋》

　　1975年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曾临时调到中南海，专门为因眼疾而视力衰弱的毛泽东读诵古典文学作品。

　　一次，毛泽东让芦荻给他朗读《昭明文选》中王粲的《登楼赋》。据有关回忆文章讲，毛泽东听完《登楼赋》后，感慨道：

　　这篇赋好。作者抒发了他拥护统一和愿为统一事业作贡献的思想，但也含有故土之思。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

　　接着，毛泽东还结合自己的诗作，谈到他当时怀念故乡、怀念爱妻杨开慧的思绪：

　　我写《七律·到韶山》的时候，就深切地想起了三十二年前许多往事，对故乡是十分怀念的。《七律·答友人》，“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杨开慧就是霞姑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却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意思。

　　被毛泽东誉为“好赋”的《登楼赋》是篇名作，它的作者王粲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很有名气。

　　王粲（177~217年），只活了41岁。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以“建安七子”（即聚集在邺城曹操世子曹丕门下的七位才子）中的“冠冕”人物为后人称道。但是，他留下来的好作品，却是在归附曹氏父子之前写成的。毛泽东特别爱读的这篇《登楼赋》，就是他早期不得意时的作品。

　　据《三国志·王粲传》介绍，王粲是东汉前朝名公贵胄之后，如果不是汉末动乱，他的仕途本可以一帆风顺。他的父亲早死。190年，王粲年仅14岁，就碰上了“董卓之乱”，随皇室西迁长安。

　　没过几年，关中饥荒、兵乱相继发生，西京又乱成一团。汉献帝落难东归，士大夫纷纷南下荆州投奔刘表。王粲也随之南下，到了荆州，年方十七八岁。

　　王粲个头矮小，相貌又丑陋，投靠刘表，刘表以貌取人，不大重视他。这使王粲既愤慨，又无奈，在荆州一呆就是15年，直到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取得荆州，他才得以离开荆州，北上邺城，成为邺下文人集团中的佼佼者，从此名声雀起。

　　《登楼赋》就作于王粲滞依刘表留荆州期间，赋中说他“遭纷浊而迁逝”的时光，已经“逾纪”，即过去了12年还要多。据此可知此赋写成的时间，应在建安七八年（202~203年）之际，王粲还不到30岁。

　　王粲所登之楼，人们说在当阳城（今湖北当阳县以东）。王粲登楼，是为“销忧”，结果极目四望，反而百感交集，更增忧愁。荆土春光景物“虽信美而非吾土”，本不想“少留”，却只得呆着。于是乎，自然想及故乡洛阳，忆及童年生活，身“向北风”而心有“怀土”、“怀归”之情。然而，时局动荡，军阀割据，山河阻隔，旧乡想归归不得，只得耐心等待盼望“河清”之时，“冀王道之一平”，以便施展个人才力。为此，他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心上急，胸中闷，不知如何是好，“夜参半以而不寐兮，怅徘徊以反侧”。

　　身是异乡客，心系故乡情，这是人之常情；久客思归，失意怀旧，这也是千百年来文人骚客们常常会有的心态。所以，从《登楼赋》中能够找到怀旧追昔的强烈共鸣。这正是此赋为后人称道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赏识《登楼赋》，如他所说，一是赋中有期盼国家统一的积极理想，“冀五道之一平”；二是其中洋溢着对故土，对往事深挚的情感。后者更是触动了暮年毛泽东对自己青春时期那段“峥嵘岁月”的怀念和对爱妻杨开慧的追忆。很显然，垂暮之年的毛泽东，陷入了对如烟往事的追忆当中，想通过读《登楼赋》，以寄寓“故土之思”与故人之情。

　　“做了很多好文章”

　　——毛泽东品读江淹《别赋》、《恨赋》

　　1939年夏，毛泽东去延安陕北公学做讲演，他谈道：

　　南朝梁代的文学家江淹，做了很多好文章，有篇叫《别赋》，里面有很好的话，但是是感伤流泪的话。最为人们所熟记的有“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多么伤心流泪，文笔很好。我们今天不需要这样写，改一下，改为“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延安，快如之何。”

　　毛泽东改了三个字，“南浦”改成“延安”，“伤”改成“快”，原赋悲伤凄怆的情调就变得积极明快了，自有截然不同的一番风味，收到了振奋人心、激励士气的效果。

　　毛泽东所说的这位“南朝梁成的文学家”江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历仕宋、齐、梁三代。少孤贫，好学，早年即以文章驰名，毛泽东说他“做了很多好文章”，并非过誉之辞。江淹晚年才思衰退，人称“江郎才尽”，但这并没有影响毛泽东对他的赋的喜爱，直到暮年（1975年），还让身边陪读的芦荻给他读江淹的另一篇名赋《恨赋》，并且解释其中的“溢”字。

　　《恨赋》和《别赋》，是江淹现存二十多篇赋作中最为著名的两篇。

　　《别赋》是一篇抒情小赋，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为主旨，分别写了公卿、侠士、从军、去国、夫妻、方外和情侣等各式各样的离愁别恨。赋虽不长，但描摹别情，刻画细腻，尤其善于通过环境的描绘和气氛的渲染来烘托人物的内心感受，语言隽秀，韵律婉转，句法错综，但读来有些凄楚、愁怆：

　　况秦吴兮绝国，复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风兮暂起。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舟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山侧，棹容与而讵前，马寒鸣而不息。掩金觞而谁御，横玉柱而沾轼。居人愁卧，恍若有亡。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见红兰之受露，望青楸之离霜。巡层楹而空揜，抚锦幕而虚凉。知离梦之踯躅，意别魂之飞扬。

　　尤其是“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更有一番“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之慨，使人不忍卒读！

　　《恨赋》历叙古人“伏恨而死”的几种不同情景：烜赫的帝王将相，凄惨的孤臣孽子，潦倒的贫夫才士，都各有不相同的人生遗恨。无论他们的事业如何，都免不了“烟断火绝，闭骨泉里”。

　　江淹在这首赋里，以景托情，并通过列举典型事件开创了赋体抒写人的普遍情感的新领域，一直为后世所推崇。

　　1975年春末夏初，毛泽东疾病缠身，体格很衰弱，已很难像以前那样挑灯阅读。此时，他的心境亦很不平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完全结束下来，“四人小宗派”还在猖狂活动，接班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国际国内也都处在严峻的形势下……在这多事之秋，自己的身体又几近风烛残年。此时此刻，毛泽东请身边陪读的芦荻给他读江淹的《恨赋》，应该说，至少在感情世界里是别有一番意蕴的。

　　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

　　毛泽东决不会认输，但不能说他没有“饮恨”；毛泽东决不会沉寞，但不能说他毫无“吞声”；他是把个人的恩怨置之度外的，但他不能不考虑“一旦魂断，宫车晚出”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这恐怕是他此时反复听读《恨赋》的根本原因。

　　1975年5月16日，毛泽东曾跟身边的女医生小李说：“我送你两句话：‘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接着，又指着后一句讲：“这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这种心境，是可以和听读江淹《恨赋》时的心境相印证的。可以说，读江淹的《恨赋》，是晚年毛泽东抒发内心深处苦闷和忧虑的独特途径。

　　“此树婆娑，生意尽矣”

　　——毛泽东品读庾信《枯树赋》

　　1976年，是中国农历的龙年，这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元旦不久，周恩来总理逝世，毛泽东忍着极大的悲痛，在病中挺过了一个痛苦的春节。

　　到五六月间，毛泽东的健康状态更是明显恶化，6月初毛泽东突患心肌梗塞，这次病得那样突然，那样危重。中央采取不同寻常的措施：一面积极组织抢救，一面把毛泽东的病情开始向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负责同志通报，这是在此前所没有过的。

　　7月初，朱德委员长突然与世长辞。不到半年时间，毛、周、朱并肩战斗近半个世纪的三位老战友已痛失两位。年迈多病的毛泽东在精神上很难承受这许多次的突然刺激。他那时的痛苦的心境是很难用语言描述的。由于这段时间诸多的不愉快的事情加重了毛泽东的怀念故旧和寂寞悲凉之感，在病情稍有好转时，他只好靠诵诗读赋，以寄托自己的感情。

　　有一天，毛泽东让机要秘书张玉凤找来南北朝时著名的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这首赋毛泽东是早已熟读过的，前些年他还嘱印过大字本，全赋大部章节他都能背诵下来，即使是在这病魔缠身的晚年仍能背出。

　　这是一首以树喻人，曲折悲凉，读来令人感慨万分的赋。

　　在他的病床边，张玉凤读着这首赋，读得很慢，毛泽东微闭着双目，体味赋中描述的情景，回顾着自己一生的经历……

　　毛泽东让张玉凤连续读了两遍，他边听着，边默记着。后来他说自己背诵。此时，他虽不能像过去那样声音洪亮地吟赋，但仍以那微弱而又费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地富有感情地背出：

　　……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抵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稍许，毛泽东又让张玉凤看着书，他慢慢地背第二遍。这次他背得很好，除少数几处需偶尔提示一下句首外，均全部背诵自如了。

　　张玉凤读了两遍，毛泽东背了两遍，已超过医生的规定时间。为了不使老人家太劳累，张玉凤只好停住，请他休息。其实，那天毛泽东精神还好，也许本来可以边背边讲，可惜张玉凤当时只顾得医生的叮嘱，不敢引老人家多说话，不敢让他动感情，以至没有听他细谈，没有让他讲出此时此刻的心境和感想。毛泽东逝世若干年后，张玉凤说：“还十分遗憾！如果当时不要急于劝阻，听他慢慢谈，这该是多好的学习机会啊！”

　　究竟是这首赋对枯树描写得逼真、透彻，还是它抒发了毛泽东自己的感慨，这不是用几句话能说明白的。张玉凤说：“用我贫乏的语言和词汇是难以描述的。后来主席常常想起来就吟诵着这首赋，直到他不能讲话为止。这是他诵读的最后一首赋。后来，他因听力减退只能用那刚做过白内障手术的一只眼睛自己看书、看文件了。”

　　《枯树赋》是庾信后期诗赋的名篇之一。庾信前期仕梁，西魏破梁时，他正出使在西魏，因而被强留下来，历仕西魏和北周。由于他曾亲历侯景之乱和西魏破梁，国破家亡的巨变，亲见黎民百姓在战火中颠沛流离、哀哀无告的惨相，所以他后期的作品，一变仕梁时期诗赋轻艳奇巧的风格，而多抒发亡国之痛、故土之思、羁旅之恨和人事维艰、人生多难的情怀，劲健苍凉，忧深愤激。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说他“暮年诗赋动江关”，正指他后期作品的这一特色。

　　毛泽东对于庾信的才思词采，是很欣赏的。他曾对他的侍读学士芦荻说过，南北朝作家，妙笔生花的，远不只江淹一人，庾信就是一位。他爱读《枯树赋》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作品的描写生动，联想力十分丰富。

　　毛泽东评价说，庾信把宫廷、山野、水边、山上的树，名贵的、普通的树都写到了，又把和树有关的典故、以树命名的地方，也都写了进来，眼界宽广，思路开阔。同时，毛泽东认为，庾信用形象、夸张的语言，描写出各种树木原有的勃勃生机，繁茂雄奇的姿态，以及树木受到的种种摧残和因为摧残而摇落变衰的惨状，这是很成功的写法。这样写，对比鲜明，读来自然使人对树木受到的摧残产生不平，感到惋惜。

　　毛泽东特别对全赋以殷仲文“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起兴，以桓温的“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年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浩叹作结的结构，激赏不已。他说，这两段话不仅是全赋的“纲”，是画龙点睛之笔，而且起结呼应，使全赋有一气呵成之势，突出了立意，又余韵不尽。

　　毛泽东在重病之中，头脑仍然极敏锐清晰，他深知大限将到，所以常坦然地说到死的问题，认为这是自然的不足畏惧的事。但他更是一位怀抱伟大理想、终生不知停息的历史巨人。他爱读《枯树赋》，屡读而不厌，更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赋中的那种“木叶落，长（音涨，年老）年悲”的迟暮之感。毛泽东把自己的心境与《枯树赋》的意境融合到一起，借《枯树赋》抒发了自己晚年时苍凉悲壮的内心世界，正如曹操诗云，“烈士暮年，壮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