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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品国学(超值金版)》 作者:卢志丹

第43章 毛泽东智品妙用古文(3)

  1942年,毛泽东到鲁艺作报告。为教育毕业出去的干部不要摆知识分子的架子,自以为是“洋包子”,而瞧不起“土包子”,在讲演中,毛泽东曾惟妙惟肖地引用了柳宗元的《黔之驴》。

  毛泽东说:

  贵州没有驴驹子,有人运了一匹驴驹子到那里去。它到那里就是外来的洋包子。贵州的老虎个子不大,是个本地的土包子。小老虎看见驴驹子那种庞然大物的样子,很害怕。驴驹子叫了一声,小老虎吓坏了,就逃得远远的。后来过久了一点,小老虎觉得驴驹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走近它,碰碰它。驴驹子大怒,用脚踢了小老虎一下。小老虎这就看出它到底有什么本事了,说:“原来你不过有这点本事!”结果小老虎就吃掉了这匹驴驹子。

  毛泽东还用这个例子来比喻当时的抗日战争形势。他说:

  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毛泽东认为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多次谈到了他的哲学著作《天对》。

  1963年,毛泽东在杭州有次会议上谈哲学和哲学家时,介绍了柳宗元。他说:

  现在我们的大学生学哲学五年,读了很多哲学书。当然有一定的书本知识是必要的。但仅仅靠书本知识,而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就能出哲学家?我不信。我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如柳宗元,他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他的哲学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同不同观点辩论和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他在任永州司马的十年间,接触贫苦人民并为他们办了许多好事。正是在此期间,他写了《山水游记》等许多文学作品,同时又写了《天说》、《天对》等哲学著作,这是针对韩愈的唯心观点而写的。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谈话时就说:

  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但他的《天对》,太短,就那么一点。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产生以来,几千年来只有这一个人做了这么一篇。到现在《天问》没有解释清楚,《天对》讲什么也没说清楚,只知其大意。

  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和刘大杰教授谈及柳宗元时,又提出了柳宗元文章的思想性比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当刘大杰问及能否说柳宗元是唯物主义者时,毛泽东认为柳宗元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成份。

  因为喜爱柳宗元文,当1960年章士钊撰写《柳文指要》时,就得到毛泽东的热情支持:“这个想法好。我也很喜爱柳宗元的文章,是否书稿完成,能先睹为快?”

  1965年毛泽东读了章士钊历五年余而完成的《柳文指要》初稿上卷,当即复信,说:“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

  不久,毛泽东又读了章士钊送来的《柳文指要》初稿下部,又写了一信,信中说: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章士钊接信后,即将《柳文指要》上部再次寄上。毛泽东对《柳文指要》读得非常认真,并提出了修改意见。随后他又转给康生阅读。同年8月,章士钊再次将修改稿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给康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二十二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

  毛泽东表示同意此书出版。康生本想扣压此书的出版,因见毛泽东支持,只得附和。

  1971年,经过章士钊的努力和毛泽东同意,中华书局终于推出了在出版社搁置了五年之久的《柳文指要》。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唯一的一本竖排繁体字的线装书。

  《柳文指要》自发轫到付梓出版,毛泽东费了不少心血。他的关注和支持,反映了他一以贯之的对柳宗元的高度肯定。

  毛泽东晚年,由于“评法反儒”,更推崇柳宗元。

  1974年8月,“批林批孔”进入狂热时期,毛泽东要江青记下他所写的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其中有两句说: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此诗句中,毛泽东对柳宗元的政论《封建论》的评价很高。后来《封建论》还由有关部门详作注释,印刷出版了大字本。可以说,在那个特殊年月,在毛泽东的厚爱下,柳宗元一时红遍神州大地。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毛泽东智品《曾国藩全集》

  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前一年,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写道: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由此可知,曾国藩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很大的。

  曾国藩是湘乡人。毛泽东的外婆家也在湘乡,他8岁以前一直住在外婆家,16岁时又在湘乡东山高小读了半年书。曾国藩的赫赫声名影响很大。在近代中国人尤其是湖南人中,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和市井百姓,大多佩服曾国藩,以之为楷模。由于“地缘”关系,青少年毛泽东曾服膺曾国藩是自然而然的了。

  曾国藩是个很复杂的人物,有着多种身份。他扑灭太平天国革命是历史的罪人,但同时又是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最后一尊的“精神偶像”。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之顶礼膜拜,尊为“圣哲”;梁启超、杨昌济以及陈独秀,也都表示过推崇师法,受过其人的种种感染。

  据彭大成著《湖湘文化与毛泽东》一书中说:毛泽东“早在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就批读过《曾文正公全集》”。《曾文正公全集》,包括曾国藩的诗文、奏章,以及后来流传甚广的《家书》、《日记》以及《经史百家杂钞》等。

  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一师后,对他影响较大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和修身课老师杨昌济,都服膺曾国藩。

  在毛泽东当时听课的笔记本《讲堂录》中,可以看到他记录《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等书的文字。

  《讲堂录》中提到的《圣哲画像记》,就是曾国藩在军务倥偬之际干的一件大工程。曾国藩《圣哲画像记》中说:

  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鹜,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

  文末云: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这其中文才与圣德并列,四人一组,曾国藩对每个人的义理、词章、考据、德行、政事、经世、言语、文学诸方面,都分别有所论述,足以反映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观。

  《圣哲画像记》中谈到的人物,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多有涉及,看来他是在这一“慎择”主张的提示下,认真注意了这些人物的事迹、功业和文章。

  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中,提到毛泽东,说他出身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在杨昌济的推动下,毛泽东读了不少曾国藩的文章,兴趣与见解也受其影响。曾国藩推崇笔势雄健,气象峥嵘,议论纵横,意蕴层出的文风,并甚爱读韩愈古文。毛泽东对韩愈文喜欢非常,看来不仅是因为教员袁仲谦的提倡,其中也有曾国藩的影响。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直接记有曾国藩的修养“八本”,其中便有“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一项,并谈到“作文有法,……病在气单”。

  毛泽东1919年写的《祭母文》,为早年塾师誉为“脱尽凡俗,语句沉着,笔力矫健,至性流露”之作,其中“恺恻慈祥,感动庶汇”两语,即取自曾国藩家书。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致湘生信中谈到治学方法时再次讲到曾国藩:

  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曾国藩咸丰七年(1857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沅弟》信中的一段话,原文是:

  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

  这些话,是被青年毛泽东是奉为“金玉”之言的!

  曾国藩家书共约1000多封,内容极为广泛,大至经邦纬国,进德为宦,朝政军务,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计,人际琐事,养生之道……事无巨细,无不涉及。《曾文正公家书》的各种版本,在旧社会便极为流行。毛泽东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系光绪年间传忠书局的木刻本,现在韶山纪念馆尚收藏有该书的第四、六、七、九卷,每卷的扉页上都有毛泽东手书的“润芝珍藏”四字。

  曾国藩家书中的一些见解观点,人们可以在毛泽东的《讲堂录》里看到,例如:

  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而摧沮。

  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毛泽东是把这些当作格言摘录下来的。年轻时,这些观点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到了延安,毛泽东还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说明对此书的重视。

  在《讲堂录》里,毛泽东对曾国藩作过这样的评价: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仲淹),后如孔孟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兼而传教之人也。

  在毛泽东看来,范仲淹、曾国藩不仅建立了事功,其文章思想亦是可以为后世取法。

  毛泽东对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评价也颇高。1915年9月6日在《致萧子升》信中说:“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又说:“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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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毛泽东品国学(超值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