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的转换
因此，吕湘进一步的研究就是在黑暗中不经由发声而用触觉去认识自己模仿不同骂人口形时脸部肌肉的变化。
写这部小说时，我自己会玩很多游戏，例如用触觉替代听觉。我曾经在史丹佛大学教学生汉语时，教学生用手指头放在嘴裡去感觉舌头的位置，虽然不发声，但是只要舌头位置放对了，就可以发出正确的声音。这是一种语言教学法，可以矫正学生為了发出和老师一样的声音而用错发音方式，先让学生学会舌头发音的位置，例如舌尖放在牙齦底下，先用手去感觉，最后再发声。吕湘在做的就是这个动作。
我们都知道海伦．凯勒，她听不到声音，可是她针对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写过一篇伟大的评论。她用手放在音箱上，随着节奏、旋律所產生的振动，用触觉去听，再写出她的感觉。她证明了人类的感觉是可以互相转换，听觉不只是听觉，也可以变成触觉。尤其在汉文系统裡，任何一个声音都是有质感的，我们说这个人讲话「鏗鏘有力」，是说语言有金属的质感；我们说这个人的声音如「洪鐘」，或者「如泣如诉」，都是在形容语言的质感。
以诗词的声韵而言，如果是押江阳韵、东鐘韵，写出来的诗词会如〈满江红〉的激愤、昂扬和壮烈，因為ㄥ、ㄤ都是有共鸣、洪亮的声音；若是押齐微韵，是闭口韵，声音小，就会有悲凉哀愁的感觉，如凄、寂、离、依等字都是齐微韵脚。我们读诗，不一定是读内容，也可以读声音的质感，或如细弦或如锣鼓，各有不同的韵味。
这个研究远比直接模仿发声要困难得多。有一些非常细緻的肌肉，例如左眼下方约莫两公分宽的一条肌肉便和舌根的运动有关。
这一段内容也是我杜撰的，读者可不要真的对镜找那条肌肉。然
而，发声所牵动的肌肉，甚至内臟器官，的确是微细到我们至今未能发现，例如发出震怒的声音或无限眷念时的声音，会感觉到身体内有一种奇妙的变化，所谓「发自肺腑」是真有其事。有时候我演讲完回家，会觉得整个肺是热的，而且叁、四个小时不消退。
语言与情绪的关系
我相信，语言和情绪之间还有更细腻的关系，是我藉着吕湘这个角色所要探讨的。
舌根常常把恶毒咒骂的语言转成歌颂的文字，如「好个吕湘！」
好个吕湘！可以是讚美，也可以是咒骂，他可能等一下就会被砍头，也可能下一秒变成英雄。民间常常用这句话，就看你用什麼情绪去说，意思完全不一样。而吕湘已经自我锻鍊到一看这个人的肌肉跳动，就知道对方说出此话是褒是贬。这裡语言又被颠覆了，本身有两种南辕北辙的意义，当你说「好个吕湘！」声音是从喉咙出来时，你已经恨得牙痒痒。所以语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绝对不是只有单一的意涵。就像前文所说，不要听他讲了什麼，要努力去听他没有讲什麼，这是文学最精釆的部分。
但是，一旦舌根用力，咬牙切齿，意义完全不同，就变成了恶毒的咒骂了。由於舌根看不见，所以，必须完全依靠左眼
上那一条细緻的肌肉带的隐约跳动才看得出来。
吕湘这一发现使他又有了新的研究的快乐。使他不仅在夜晚别人睡眠之后独自一人在房中做研究，当他对这种舌头扩及人的嘴脸的变化研究到得心应手之时，吕湘便常常走到街上去，看着大街上的人，看他们彼此间的谈笑、和蔼可亲的问好。只有吕湘自己知道，他并不是在听他们说什麼，而是在听他们「没有说什麼」，那丰富的人的面容肌肉的变化真是有趣极了。
读者可以想像，写这段文字的作者，在那段期间亦是常常走在街上看人说话，却是听不到声音的。
当我们用超出对话的角度去观察语言，语言就会变成最惊人的人类行為学，远比任何动物复杂，这裡还牵涉到很多人际关系，例如前面提到的宋江和阎惜姣，夫妻之间的语言别人很难了解，他们可能是在打情骂俏，别人听来却是像吵架。
张爱玲的小说写得极好，一对夫妻在街上吵，丈夫说出的话恶毒得不得了，甚至要动手打妻子。旁人看不下去报了警，因為当时正推行新生活运动，丈夫不可以这样对待妻子。正当丈夫要被抓进捕房时，妻子一把推开警察，拉着丈夫说：「回家吧！回家吧！回家你再骂再打。」这是夫妻之间的语言，并非一般人从字面上了解的状况。
所以我相信语言也建立着一种「他者不可知」的关系。罗兰．巴特在《明室》这一本讲摄影美学的书中，开头就说，他的母亲过世了，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在抽屉中看到母亲五岁的照片，他突然深刻地感
觉到原来母亲真的五岁过。因為母亲的五岁对他而言是不存在的，他也无法了解，藉由母亲的照片，他开始探讨摄影、影像的意义和价值。
我想，语言就如同这张照片，常常会变成个体和个体间一个不可知的牵繫。
又好比我的母语，是母亲给我的语言，这个语言对我而言就像紧箍咒，我不常用这个语言，只有去看母亲的时候，会跟她说母语，而当我说出这个语言时，我整个人的角色都改变了，我平常的逻辑、平常的人性价值都消失，变成了母亲的儿子。
一九八八年我到西安，我的母语就是西安的地方话，所以一下飞机我觉得非常混乱，满街的人都是用我的母语在交谈，那是一种很怪异的感觉，他们和我很陌生，但是他们的母语竟是我的母语。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语，那是不容易理解的，它以另一种记忆模式存在基因和身体裡面，会变成很奇怪的东西。因為母语对个人的意义难以形容，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就不尊重别人的母语。
我最近在读夏曼．蓝波安的书，他来自一个只剩下两千多人的兰屿达悟族，如此努力地想要找回他的母语，可是这个语言从日据时代就已经消失了，当他的族人会说闽南话、普通话，就是不会讲达悟语，母语带给他的哀伤，对他生存所產生的意义会是什麼？我反覆地读他这本得奖的小说《海浪的记忆》，写他父亲八十几岁蹲在兰屿的海边，他说：「父亲是很低的夕阳了。」
他用汉字写，可是我们知道，汉语不会用「很低的夕阳」，而会用衰老、将死、迟暮。夏曼．蓝波安没有用这些字辞，而是坚持达悟语的特殊语言模式。
沟通的开端
我们可以用类似西方符号学的方法，把语言重新界定為「既精确又误导的工具」，语言本来就是两面的刀，存在一种弔诡，一方面在传达，一方面在造成传达的障碍。所以最好的文学就是在语言的精準度裡製造语言的曖昧。
这种曖昧就像你在心情茫然时到庙裡抽了一支籤，你很希望这支籤会告诉你应不应该继续交往、或要不要投资，可是籤文绝不会告诉你应该、不应该，会或不会，而是给你一个模稜两可的答案。
我有一个学生做金属工艺，好不容易存了点钱想开店，又怕血本无归，就到庙裡求了一支籤，籤上写着：「董永卖身葬父」，他想：「完了，卖身葬父是很惨的状况。」他跑来告诉我这件事，我觉得很有趣，因為董永没有钱埋葬父亲，就插了一个草标跪在街上要卖身，后来感动天上的七仙女下凡来帮他，之后他荣华富贵，过着像神仙一样的生活。那麼这支籤究竟是好或不好？
语言的曖昧性就在於此，它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既精确又误导。
再谈回到〈舌头考〉，和〈热死鸚鵡〉一样都是没有结局的小说。
回到中国以后，吕湘一面进行他有关舌头与中国母系社会关联的论文，一面常常跑到街上，继续深一步了解一根舌头所可能在人的身上发生的复杂作用。
他有点惊讶於街上行人左眼下那一带两公分宽的肌肉的急速扩大。在短短几星期中已有着坟起而且变成酱红色的趋向，甚至到了肉眼也不难察觉的地步。
吕湘有点不安。他想起平反时那个语调温和的称讚他的干事。他又无端想起在芝加哥的讨论会上自己的没有离席是否落了什麼把柄。他变得有点神经质，走在东安大街上，一个人笑吟吟过来问路，吕湘像见了鬼一样「哇」地一声跳着跑开了。
他在北京社科院敷衍了事地做了一点言不及义的报告，并没有透露丝毫他从马里兹别克教授那裡得来的啟发以及他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
他匆匆回到了湖南，失魂落魄，一个人站在街角看着行人。
吕湘怪异的行為自然引起人们的议论，呼应了上一篇所提及的，群体文化无法容忍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因為他们猜他得了不治的爱滋病。
乡里中无事的女人们便开始传说吕湘因為长期单身，又上了趟美国，在旅馆半推半就玩了一个妓女，染患了不治的爱滋病。而爱滋病的初步症状就是喜欢站在街上看人，把病传染给八字弱的人云云。
我们不知道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但是已经没有人敢靠近吕湘，只敢远远地对他指指点点。这是群体文化裡常见的现象，也是一个眾口鑠金的例证，语言的力量如此大，大到足以鎔化金属。
事实上吕湘还是头脑清醒的，他从北京回到家乡之后，一直记掛着全国人的左眼下那逐渐坟起而且发酱红色的一条肌肉，没办法专心继续有关舌头与女性进化的研究。有一次他听说乡裡来了一个台湾同胞访问团，便也跟着大伙跑去看。乡里的人因為怕被传染爱滋病，都离他远远的。吕湘一人大摇大摆走到访问团的巴士前，一个台湾重要的来访者看吕湘气派不小，以為是高干，便立刻摇着「台湾同胞访问团」的小叁角旗，快步趋前和吕湘握手，亲切地叫道：「同志！」
不料，吕湘「啊！」的大叫一声，直楞楞看着这位台湾同胞的左眼下方。不一会儿吕湘就倒地昏厥了。送医不治，死时只有五十叁岁。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结局？
吕湘死后，「留下白发的老娘，每天夜裡手执一把纯钢的大刀在空菜板上一声声剁着」，我小时候确实看过邻人这麼做，妈妈说她在招魂，我不太确定，只记得这件事，就把它写成了吕湘的母亲。「一面剁一面骂道：『天杀的，回来，天杀的，回来。』据说，这是湖南乡下一种招唤亡魂的方法。」
写到这裡，会觉得有点哀伤。我常觉得自己写小说时，就像在幕后操作布袋戏的人，操弄着好几个角色，有时候觉得好笑，有时候觉
得难过。而当我写到这裡时，我会想，吕湘的母亲到底是愚昧还是动人？其实我分不出来。我想到小时候乡间的习俗，是在很无奈的状况下，用一种既像咒骂又像歌颂的方式詮释生命。对吕湘的母亲而言，她唯一的儿子死了，她的儿子走过文化大革命，又从美国回来，却被村人传言得了爱滋病，最后莫名其妙死了，她不得不死命地挥动那一把纯钢的大刀，她在剁的究竟是什麼东西？就留给读者去填空了。
最后，故事还有一段结尾，与其说这是结局，不如说是个寓言吧！
吕湘的手稿也经由省裡的文联整理，发现了他新近有关《舌头考》的手稿。但只有寥寥数十字，没有什麼研究价值。為了纪念，便做為遗稿，刊登在一个不太有人看的文联机关报上：
吕湘同志遗稿《舌头考》：
这个种族连续堕落了五千年之后，终於遭到了惩罚，被诸神诅咒，遭遇了厄运。
厄运开始是从妇人和像妇人的男子们的口舌开始的‥‥
我想说的是一种语言的孤独，当语言不具有沟通性时，语言才开始有沟通的可能。就像上一篇所提及，孤独是不孤独的开始，当惧怕孤独而被孤独驱使着去找不孤独的原因时，是最孤独的时候。同样地，当语言具有不可沟通性的时候，也就是语言不再是以习惯的模式出现，不再如机关枪、如炒豆子一样，而是一个声音，承载着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思想的时候，才是语言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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