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神经症冲突并非易事，一方面是由于它们主要处于无意识中，更重要的是因为患者往往矢口否认它们的存在。事实是，每一种神经症症状都表明有冲突存在；就是说，每一症状都是冲突的直接或间接产物。
我们将看到，未被解决的冲突是怎样产生焦虑、压抑、犹豫、迟钝、孤立等状态的。对成因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将注意力从表现出的紊乱转向紊乱的根源。
另外一个冲突的标志是自相矛盾。患者有时也能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矛盾表现，但更经常的情况是他看不见这种自相矛盾，而一个毫无经验的观察者却会觉得那是显而易见的。
自相矛盾是冲突存在的确切标志。
与症状不同，自相矛盾常常有助于我们对冲突的性质作出试探性的分析。例如，深度的抑郁（症状）只暴露出一个事实：病人正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而一个溺爱孩子的母亲忘记了孩子的生日（自相矛盾），我们可以认为：她更关注的是当一个好母亲这一理想，而不是孩子本人。甚至可以承认这种可能性：一方面是她当良母的理想，一方面还有无意识的虐待趋势——给孩子以失望、挫折；这两者相互冲突。
有时候，冲突会出现在表面，被意识所体验到，但实际上出现于表面的只是真实冲突的变形或扭曲。此时，一个人尽管施用有效的计俩——回避——还是发现他非作出一个重大的选择不可，这时他就处在这种有意识的冲突之中。于是他经受着巨大的折磨，辗转于对立的两方之间，完全不能作出任何抉择。他可能求教于精神分析医生，但他必然会失望，因为眼下的冲突不过是早就在内心里摩擦着的炸药的最终爆炸。不沿着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追溯下去，认识深藏在下面的冲突，是不能解答眼下困扰他的问题的。
有时，内心的冲突可能外化而出现在病人有意识的思维里，体现为他自己与周围环境的矛盾。或者，当一个人发现那些似乎是毫无根据的恐惧和抑制妨碍着他的意愿时，他可能意识到内心的冲突有着更深的根源。
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越是充分，就越是能够识别出那些可以对症状、自相矛盾和表面冲突作出解释的矛盾因素来。然而，这样反而会更加令人困惑不解，因为矛盾的数量和种类众多而纷繁。所以我们自然要问：在所有这些各不相同的冲突下面，是否掩藏着一个基本的冲突，即一切冲突的根源？
弗洛伊德断言，在基本冲突的双方中，一方是不顾一切追求满足的本能内驱力，另一方面是险恶的环境——家庭和社会。险恶的外界环境在人的幼年便获得内化，而自那以后，便以可怕的超我出现。
弗氏所说的精神状态必然暗示，神经症病人还保持了为某一目的而全心全意为之奋斗的能力，只是恐惧所起的阻碍作用挫败了他的努力。而在我看来，冲突的根源在于神经症患者丧失了一心一意争取某物的能力，原因在于他的愿望本身就是四分五裂的，就是说，相互抵触的。这就构成了比弗氏想象的远为复杂的情况。
我从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矛盾态度中看到了基本的冲突。例如，患者一方面文弱、敏感、富于同情、乐于助人，而另一方面又凶狠、粗鲁、自私。我的意思是，在患者对他人的态度上，往往生动地表现出根本的矛盾性质。
“基本焦虑”指患病儿童的这样一种感觉：孩子感到，在一个潜在地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他是孤立无助的。外界环境的各种不利因素均可使小孩产生这种不安全感，这包括：直接或间接的严厉管束；冷漠、错误的培养方式；对孩子个人要求的不尊重；缺少指点；对孩子的轻蔑；过多的赞扬或毫无赞扬；缺少温情；父母之间的不和迫使孩子站在一方反对另一方；给孩子委以过重的责任或任其无所事事；过度溺爱和保护；与别的孩子隔绝；对孩子不公正、歧视、言行不一；充满敌意的气氛；等等。
特别加以注意的唯一因素，是小孩感到周围潜伏着虚伪。
小孩被这些使他不安的状况所困扰，自己摸索生活的道路，寻找应付这带有威慑性的世界的方法。尽管他势孤力弱，充满疑惧，他还是无意识地形成了自己的策略，以对付环境中各种发挥作用的力量。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不仅发展了相应的策略也发展了持久的性格倾向，这些倾向变成了他人格的一部分。我把这些倾向称为“神经症趋势”。
虽然我们会暂时看不到细节，我们却能够清楚地观察到患者为了应付外界环境而采用的主要步骤。起初呈现的情况可能是一片混乱，但到一定时候三个主要发展方向便逐渐变得清晰：小孩可能亲近人，或对抗人，或回避人。
小孩亲近人时，愿意正视自己的无助状态；虽然他也自我疏远，心有疑惧，但还是想争取他人的温情或依附他人。只有这样他才感到与他人一起是安全的。如果他家里的人发生争执，他就站在最强有力的一边，通过与强的一方保持一致，获得一种归属感、支撑感，这就使他感到不再象过去那样软弱无力，那么孤立无助。
当他对抗人时，他正视的是周围的敌意，并认为这种敌意是理所当然的，于是便有意识地决定反抗。他盲目地怀疑他人的感情和意图。他以自己所能想到的方式进行反抗。他要成为强者，击败别人，不但是为了自卫，也是为了报复。
当他回避人时，他既不想归属，也不想反抗，而是保持距离。他觉得他与别人的共同点太少，别人不理解他。他树起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以大自然、玩具、书和梦组成的世界。
这三种心态的每一种中，基本焦虑所包含的诸因素中有一种是被过分夸大了；首先是无助状态，其次是敌对情绪，再次是孤立脱群。但事实上，这三种倾向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完全占据小孩的整个心灵，因为在这些心态得以发展的条件下，三种倾向都必定会出现。我们从统观中得到的，只是占优势的那种倾向。
如果我们研究充分发展的神经症，这个事实还会变得更明显。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成人，他们身上突出地表现了前面，所述的三种态度中的一种。但我们同时也能看到，他的其他倾向并没有停止作用。
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正是主宰实际行为的那种。他代表特定的患者能得心应手用来对付他人的手段。同时，居主导地位的态度常常是为病人的意识最欣然接受的心态。
这并不是说，另外的不显著的态度就是较弱的。被掩盖的次要倾向可能具有巨大的能量，这已经被许多事实所证明。在不少例子中，占主导地位的态度与次要态度交换的了位子。这在儿童中能看到，成人中也不乏其例。
当神经症患者改弦更张，表现出态度的变化时，似乎那是由于他进入了青春期或成人期后所获得的经验造成了人格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其实不大。事实上发生的事情是：内部的和外部的压力结合起来，迫使他放弃先前占主导地位的态度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过，要不是首先有冲突存在，这种改变是不会发生的。
从正常的观点看，三种态度不应该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和谐统一。但在神经症中，有好几个理由说明何以这些态度不能协调。患者不能灵活应对外界。他别无他法，只有要么屈从，要么对抗，要么逃避，而不管这一行为在具体的情况下是否适当。假如他以别的方式行动，反而会感到惊慌失措。这样，当三种态度都在他身上强烈表现出来时，他便陷入厉害的冲突里面。
还有一个因素严重地扩大了冲突的范围，这就是：上述各种态度并不一直局限在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中，而是逐渐蔓延到整个人格，就象恶性肿瘤蔓延到整个肌体组织。这些态度不仅完全支配着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也控制着他与他自己、与生活本身的关系。
冲突开始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而最终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人格，这并非鲜见。人际关系有巨大的决定性，注定会规定我们的品质、为自己所设的目标以及我们崇高的价值。所有这一切又反过来作用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因而它们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我的观点是，产生于相互矛盾的态度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因而应被称为基本的冲突。这一观点是神经症新理论的内核。本理论可看作是对我先前观点的扩充，该观点是：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表现。
我们内心的冲突我们将看到，未被解决的冲突是怎样产生焦虑、压抑、犹豫、迟钝、孤立等状态的。对成因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将注意力从表现出的紊乱转向紊乱的根源。
另外一个冲突的标志是自相矛盾。患者有时也能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矛盾表现，但更经常的情况是他看不见这种自相矛盾，而一个毫无经验的观察者却会觉得那是显而易见的。
自相矛盾是冲突存在的确切标志。
与症状不同，自相矛盾常常有助于我们对冲突的性质作出试探性的分析。例如，深度的抑郁（症状）只暴露出一个事实：病人正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而一个溺爱孩子的母亲忘记了孩子的生日（自相矛盾），我们可以认为：她更关注的是当一个好母亲这一理想，而不是孩子本人。甚至可以承认这种可能性：一方面是她当良母的理想，一方面还有无意识的虐待趋势——给孩子以失望、挫折；这两者相互冲突。
有时候，冲突会出现在表面，被意识所体验到，但实际上出现于表面的只是真实冲突的变形或扭曲。此时，一个人尽管施用有效的计俩——回避——还是发现他非作出一个重大的选择不可，这时他就处在这种有意识的冲突之中。于是他经受着巨大的折磨，辗转于对立的两方之间，完全不能作出任何抉择。他可能求教于精神分析医生，但他必然会失望，因为眼下的冲突不过是早就在内心里摩擦着的炸药的最终爆炸。不沿着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追溯下去，认识深藏在下面的冲突，是不能解答眼下困扰他的问题的。
有时，内心的冲突可能外化而出现在病人有意识的思维里，体现为他自己与周围环境的矛盾。或者，当一个人发现那些似乎是毫无根据的恐惧和抑制妨碍着他的意愿时，他可能意识到内心的冲突有着更深的根源。
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越是充分，就越是能够识别出那些可以对症状、自相矛盾和表面冲突作出解释的矛盾因素来。然而，这样反而会更加令人困惑不解，因为矛盾的数量和种类众多而纷繁。所以我们自然要问：在所有这些各不相同的冲突下面，是否掩藏着一个基本的冲突，即一切冲突的根源？
弗洛伊德断言，在基本冲突的双方中，一方是不顾一切追求满足的本能内驱力，另一方面是险恶的环境——家庭和社会。险恶的外界环境在人的幼年便获得内化，而自那以后，便以可怕的超我出现。
弗氏所说的精神状态必然暗示，神经症病人还保持了为某一目的而全心全意为之奋斗的能力，只是恐惧所起的阻碍作用挫败了他的努力。而在我看来，冲突的根源在于神经症患者丧失了一心一意争取某物的能力，原因在于他的愿望本身就是四分五裂的，就是说，相互抵触的。这就构成了比弗氏想象的远为复杂的情况。
我从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矛盾态度中看到了基本的冲突。例如，患者一方面文弱、敏感、富于同情、乐于助人，而另一方面又凶狠、粗鲁、自私。我的意思是，在患者对他人的态度上，往往生动地表现出根本的矛盾性质。
“基本焦虑”指患病儿童的这样一种感觉：孩子感到，在一个潜在地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他是孤立无助的。外界环境的各种不利因素均可使小孩产生这种不安全感，这包括：直接或间接的严厉管束；冷漠、错误的培养方式；对孩子个人要求的不尊重；缺少指点；对孩子的轻蔑；过多的赞扬或毫无赞扬；缺少温情；父母之间的不和迫使孩子站在一方反对另一方；给孩子委以过重的责任或任其无所事事；过度溺爱和保护；与别的孩子隔绝；对孩子不公正、歧视、言行不一；充满敌意的气氛；等等。
特别加以注意的唯一因素，是小孩感到周围潜伏着虚伪。
小孩被这些使他不安的状况所困扰，自己摸索生活的道路，寻找应付这带有威慑性的世界的方法。尽管他势孤力弱，充满疑惧，他还是无意识地形成了自己的策略，以对付环境中各种发挥作用的力量。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不仅发展了相应的策略也发展了持久的性格倾向，这些倾向变成了他人格的一部分。我把这些倾向称为“神经症趋势”。
虽然我们会暂时看不到细节，我们却能够清楚地观察到患者为了应付外界环境而采用的主要步骤。起初呈现的情况可能是一片混乱，但到一定时候三个主要发展方向便逐渐变得清晰：小孩可能亲近人，或对抗人，或回避人。
小孩亲近人时，愿意正视自己的无助状态；虽然他也自我疏远，心有疑惧，但还是想争取他人的温情或依附他人。只有这样他才感到与他人一起是安全的。如果他家里的人发生争执，他就站在最强有力的一边，通过与强的一方保持一致，获得一种归属感、支撑感，这就使他感到不再象过去那样软弱无力，那么孤立无助。
当他对抗人时，他正视的是周围的敌意，并认为这种敌意是理所当然的，于是便有意识地决定反抗。他盲目地怀疑他人的感情和意图。他以自己所能想到的方式进行反抗。他要成为强者，击败别人，不但是为了自卫，也是为了报复。
当他回避人时，他既不想归属，也不想反抗，而是保持距离。他觉得他与别人的共同点太少，别人不理解他。他树起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以大自然、玩具、书和梦组成的世界。
这三种心态的每一种中，基本焦虑所包含的诸因素中有一种是被过分夸大了；首先是无助状态，其次是敌对情绪，再次是孤立脱群。但事实上，这三种倾向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完全占据小孩的整个心灵，因为在这些心态得以发展的条件下，三种倾向都必定会出现。我们从统观中得到的，只是占优势的那种倾向。
如果我们研究充分发展的神经症，这个事实还会变得更明显。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成人，他们身上突出地表现了前面，所述的三种态度中的一种。但我们同时也能看到，他的其他倾向并没有停止作用。
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正是主宰实际行为的那种。他代表特定的患者能得心应手用来对付他人的手段。同时，居主导地位的态度常常是为病人的意识最欣然接受的心态。
这并不是说，另外的不显著的态度就是较弱的。被掩盖的次要倾向可能具有巨大的能量，这已经被许多事实所证明。在不少例子中，占主导地位的态度与次要态度交换的了位子。这在儿童中能看到，成人中也不乏其例。
当神经症患者改弦更张，表现出态度的变化时，似乎那是由于他进入了青春期或成人期后所获得的经验造成了人格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其实不大。事实上发生的事情是：内部的和外部的压力结合起来，迫使他放弃先前占主导地位的态度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过，要不是首先有冲突存在，这种改变是不会发生的。
从正常的观点看，三种态度不应该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和谐统一。但在神经症中，有好几个理由说明何以这些态度不能协调。患者不能灵活应对外界。他别无他法，只有要么屈从，要么对抗，要么逃避，而不管这一行为在具体的情况下是否适当。假如他以别的方式行动，反而会感到惊慌失措。这样，当三种态度都在他身上强烈表现出来时，他便陷入厉害的冲突里面。
还有一个因素严重地扩大了冲突的范围，这就是：上述各种态度并不一直局限在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中，而是逐渐蔓延到整个人格，就象恶性肿瘤蔓延到整个肌体组织。这些态度不仅完全支配着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也控制着他与他自己、与生活本身的关系。
冲突开始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而最终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人格，这并非鲜见。人际关系有巨大的决定性，注定会规定我们的品质、为自己所设的目标以及我们崇高的价值。所有这一切又反过来作用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因而它们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我的观点是，产生于相互矛盾的态度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因而应被称为基本的冲突。这一观点是神经症新理论的内核。本理论可看作是对我先前观点的扩充，该观点是：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