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艺腔”，有两个方面：一是有问题的思维方式，二是把“文化”“软力量”等放到了过高的位置上。
缺乏逻辑的“文艺腔”思维，首先我们来谈谈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讲逻辑，缺乏对于事物的深入分析，只讲辞藻的华丽、感情的激动，只诉诸人们的感官、人们的表层认识。为什么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文艺腔”？坦率地说，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个人所接受的基础训练有关。接受过较为严格的理工科训练的人犯这种思维毛病的比较少；但绝不是说，所有理工科出身的人就都没有这个毛病，更不是说理工科的在所有问题上都不犯这个毛病——理工科的人在社科、人文问题上往往由于缺乏自信而特别容易受“文艺腔”误导。一直接受文科训练的人比较容易犯这个毛病，但有些文科出身的人逻辑思维一样很强。按说文科生和理科生在思维上的差别不应这么大，这里反映了我们在教育上的失误。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艺腔”对等于文科生，理工科思维对等于理科生。
我在这里可以举某些“文艺腔”们的一些毛病。比如说网上有这么一个帖子，说是讽刺“小右”的，其中很有一些恰恰是击中了“小右”们的“文艺腔”思维，我在这里引用几条：
他说：“中国宋朝被蒙古打败，因此文化有问题。”你问他：“西罗马、拜占庭被野蛮民族攻灭，是不是文化的问题？”他说不知道！
他说：“中国古代有太监。”然后哈哈哈大声嘲笑。你问他：“欧洲的太监，阉割的艺人，自废的教徒呢？”他说不知道！
他说：“中国人裹小脚。”然后哈哈哈大声嘲笑。你问他：“现在的隆胸呢？”他装听不见！
他说：“孔子流浪各国，不异于犬与鸡。”你问他：“十二宗徒呢？”他不敢放个屁！
他说：“儒教黑暗，八股，封建宗法！”你问他：“欧洲的宗教裁判所呢？”他茫然不知！
他说：“儒教杀人太多，该被废除！”你问他：“欧洲的天主教杀人更多，为什么不废除？”他耍太极。
他说：“孔子曰妇人难养，孔子压迫妇女。”你告诉他：“圣经里称妇女为淫妇！”他照样和女朋友去过圣诞节！
他说：“中国有那么多酷刑，野蛮啊！”你告诉他：“欧洲中世纪挖皮肉、钩舌头、洒石灰、淋铅水！”他闻所未闻！
他说：“我咒骂古代人？我这叫勇而知耻！”你问他：“勇而知耻是反省自己，你为什么不反省自己？为什么把诽谤古人和反躬自省混淆？”他迷糊。
他说：“祖宗对不起我们，祖宗害了我们啊。”你问他：“中国古代领先，现代落后，你为什么不向祖先请罪？”他说他没错。
他说：“唐玄宗纳儿媳，那叫乱伦。”你问他：“查里二世把女儿许配给自己的叔叔，是不是乱伦？”他哑巴！
他说：“中国的古代建筑还留着干吗？”你问他：“外国人保护古代建筑。”他说那叫爱心！
他说：“项羽破坏文化，野蛮！”你问他：“阿拉力克（更正式的译法是亚拉里克）焚烧罗马，野蛮吗？”他不晓得阿拉力克是哪国人！
他说：“新疆人、蒙古人吃肉半生不熟，有细菌。”你问他：“西餐的肉也半生不熟，怎么讲？”他说那叫保留营养。
他一会说：“中国人随地吐痰、大声喧哗、没有礼貌、不知道羞耻！”一会又大骂中国的文化：“礼义廉耻、仁义道德为虚伪！”悍然自扇耳光而不知！
别以为这样思考问题的只是一些“小右”网民而已，当代中国无数的大“启蒙思想家”们并没有比这个水平高出多少。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往往没完没了地嘲笑传统中国在军事方面的懦弱无能，但是，你只要一说“尚武精神”“加强国防建设”，他们就会立即跳出来破口大骂你是“法西斯”。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呢？他们绝对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反正是你左右都不行，他们骂痛快了就好。还有，你一讲“强国”，他就说“长江都快变成第二条黄河了，还要什么国！”他们就不想一想，要解决“长江将变成第二条黄河”的问题，就更需要强国。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文艺腔”与一个人的意识形态并无直接关系：左派和民族主义者当中也有很多人是“文艺腔”思维，认识问题缺乏逻辑，更不能深入思考。左派中的一些人把改革开放前说得十分完美时，他就忘了，如果那时真的是如此完美，你又怎么解释我们是如何走上今天的道路的？左派和民族主义者中的一些人一方面对现实进行极为激烈的批评，把现实说得一无是处，另一方面却又反对别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对权力进行制衡等等主张。
这里面有无知的因素，也有装傻的因素，但无论是制造这些自扇耳光“启蒙思想”的人，还是相信这些观点的人，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装傻，是真相信，同时也不完全是因为信息缺乏，而是不具备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所以晓军将“文艺腔”比喻为“286”，其实是很贴切的。“286”的中央处理器，你给它配上再好的内存和硬盘都不行，它就是处理不了这些信息。
“文艺腔”们一方面气壮如牛，对于理工科思维不屑一顾。比如20多年前，我与“河殇”派辩论时，他们就说我是理工科出身的，所以没有资格参加辩论。我曾碰到过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他说：理工科的人不可能有“终极关怀”。我当时笑答：请你告诉我，“终极关怀”是什么时候成为一门专业的？我也曾碰到过一位自己原本是理工科出身的企业家，声称：理工科出身的人没有人文精神。另一方面，“文艺腔”们内心却又往往相当自卑。我这里可以举王小波的神话这个例子。王小波的神话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有所谓的“理科思维”“欧美理性”。比如新浪博客上有一篇《理科生王小波》的博文就说：他是一个学理工的改行写作，并且他的理科思维特点强烈地反映到他的作品中，带有明显的逻辑色彩。另有无数的文章吹嘘他的“欧美理性”或“英美理性”。我估计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都是学文科的，至少是没有真正养成理工科思维，也非常不了解王小波的历史。因为他们不知道，王小波根本就不是一个理科生，他从来就没有修习过任何真正的理科课程（最多也就是修了几门计算机课程吧，还没有拿到学位），坦率地说，他的思维特点在真正受过严格的理科训练的人看来，恰恰相反，是非常缺乏逻辑，非常“文艺腔”的。这一点不单是我自己这么看，有一个喜欢、同情王小波的网友说得也非常好：“我是学计算机的。在我看来，小波文章的逻辑，的确如你所说，比较弱。一方面是他的想象力太丰富；另一方面，他的理科知识大概全是自学的，支离破碎，对写某些文章反而有害。”然而，王小波仅仅凭着自己摆出的一副所谓“理科思维”的架势，就蒙住了无数的“文艺腔”——其中也包括了不少比较嫩、还没有真正形成理工科思维的理工科学生。这充分说明了“文艺腔”们自己在内心是认为自己的“文艺腔”思维远逊于理工科思维的。
“文艺腔”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他们把“文化”（看上去比“文艺”广义一点），把“软实力”放到了过高的位置。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地看到思想界、学术界、主流媒体，乃至跟着鹦鹉学舌的政界、商界，没完没了地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强调“软力量”的重要性，甚至强调仅凭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感化西方人，“为万世开太平”。然而，强调了半天，中国的“软力量”仍旧弱到几乎是负数（当然这不仅仅是“文艺腔”的问题，还有中国的“软力量”的其他软肋，如民主等问题，因偏离了这里的主题，我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我的《天命所归是大国》中的有关论述），投上去的资源除了解决了负责这一块的个人腰包，没有给中国增添分毫的力量。
我在这里决不是说“文化”“软力量”没有重要性。“软力量”确实很重要。拿我自己来说，我原来是学“硬力量”的，现在干的却是“软力量”的工作，这就已经说明了“软力量”的重要性。回顾当年，我在本科学的东西是与高端技术、国防工业相关的，我的那些没改行的同学，不少至今仍在这些领域工作。我为什么要改行呢？因为我当年已经认识到：国家发展的大方向就在我求学的那几年里掉头了，我们的前途将大打折扣了。要把这个方向搬过来，需要的是披上“文艺腔”外衣的“软力量”（虽然当年还没有这个词汇），所以我弃理从文，颇有鲁迅先生当年弃医从文的那种想法。记得有一次在乌有之乡开会，晓军说了一段话，大意是思想领域的争论不重要，重要的是国防工业。当时，杨帆不同意，他说：如果思想领域打不赢，国防工业就不可能拿到钱去发展。这时站起来一位听众，自称是属于国防工业的，说杨帆这个观点太对了。还拿计算机打比方，“文艺腔”是友好的界面，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友好的界面也是必不可少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友好的界面后面就什么都没有了。
然而，首先，“软力量”虽然有帮助提升“硬力量”的作用，它还是得有“硬力量”为基础。这些日子热映《梅兰芳》，又有文人出来写博客感叹了，说是京剧在西方根本没有任何市场，所谓“梅兰芳上个世纪30年代在美国的风靡”也是被夸大了的，于是又大大自卑了一番。不少跟帖也在那里自怨自艾了起来，但有一个跟帖发表了话糙理不糙的意见，它说：“想让京剧占领美国市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中国军队在美国设立军事基地，懂不？”我在这里引用这句话当然不是鼓吹咱们现在就想办法去美国设立军事基地，而是说，它确实简单透彻地摆明了“软力量”与“硬力量”之间的关系。说实话，如果不是西方的坚船利炮打败了中国，中国人有几个会去喜欢西方的歌剧？即使今天，我也从根本上怀疑那些花重金去听西方歌剧的小资是真的喜欢它。恐怕其中很多人根本不喜欢，但他们不敢像西方人评论中国的京剧那样毫无顾忌地说出来，他们必须装作十分喜欢，不然他们就会被周围的人认为“不文明”。
其次，在当今中国，“软力量”应该用来为提升“硬力量”服务，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而不是像现在的那些“文艺腔”所做的那样，自己扩张自己，搞自肥。这里的关系可以拿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来类比：金融市场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结果它却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自我膨胀起来，最后是肥皂泡吹破，不但自己完蛋，而且严重牵连了实体经济。
我们今天就算搞的是“软力量”，就算表面上是“文艺腔”，其背后的思维应该是理工科的，其目的也应该是为“硬力量”服务的。只有当我们的力量大到无与伦比，可以高枕无忧地享受时，只有到了那一天，我们才可以为软力量而软力量，纯搞“文艺腔”。当然我并不是完全排除纯娱乐，纯娱乐也是需要的，否则他们那顶“法西斯”的帽子马上扣过来了。但今天的问题是我们让“文艺腔”占据了几乎所有人的思想空间，主导了中国的大方向，这就不行了。
“文艺腔”确实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但我们已经玩不起这种奢侈的传统了。中国古代就特别重视诗词歌赋，而不太注重逻辑思维。其实，在先秦的时候，中国人还是相当“理工科”思维的。虽然中国没有像古希腊那样，发展出较明确的形式逻辑，但当时理性、务实的精神还是相当普遍的。我们看看当时秦国的标准化生产、各诸侯国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其实都不太“文艺腔”。“文艺腔”的开始应该是在汉代，从那时起，中国人就过于偏重华丽的辞藻了。但古人对“文艺腔”也是有所反省、警惕的。如熙宁变法，王安石就想取消科举中的诗赋考试，使得考试能够选拔出更为实用的人才。我们都知道，王安石本人的诗赋水平非常高，但他也认识到了“文艺腔”的危害，因此想采取行动予以纠正。可惜的是他失败了。
为什么“文艺腔”有不小的危害，却在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历史中占据了不应有的重要位置，有识之士想改也改不了呢？这恐怕也可以用我经常使用的“选择压”的概念来解释：到了汉代，中国最激烈的战争打完了，按东方朔的话说就是“天下平均，合为一家”。没有压力了，太舒服了，当然可以玩“文艺腔”了。然而，秦汉留下的老本我们已经吃了两千多年，吃没了。到了近代，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挨打和挨饿两大问题，实际上是玩不起“文艺腔”这一传统文化中的奢侈品了。然而，像中国这样的古老文明的惯性是相当巨大的，直到今天，“文艺腔”还在阻挡我们现代化的脚步。
即使伟大如毛泽东，我看也有过分“文艺腔”的问题。从建国开始，就折腾《武训传》《清宫秘史》《红楼梦》等，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海瑞罢官》入手的。其实，所谓“文化大革命”这个字面本身，就说明了毛泽东过分重视“文艺腔”的问题。我认为，如果毛泽东不整天折腾这些“文艺腔”的事情，不把这些事情看得太重，而是坚持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和国防建设上面，中国的崛起可以提前30年。
我在很多场合提到对日本国民素质的观察。要论最优秀大学的理工科毕业生，日本未必能找得出像中国一流大学里这么多的天才，所以当时我认为中国可以很快赶上去。我当时还有一个后来被证明是不正确的“理论”，即科学技术用不着考虑人均素质，一个天才发明出来的东西可以供所有人使用。后来我回到国内，进入了社会，才知道我原来的想法太幼稚了。中国虽然有第一流的理工科天才，但中国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大学生的自然科学、数学、逻辑的素养远远比不上日本大学生。也就是说，在甲午战败100多年之后，与日本相比，今天的中国大学生、中国的知识分子，科技素质仍旧差得很远，仍旧过分“文艺腔”。然而，一个国家的进步不能只靠少数理工科天才，一个国家的进步是要讲人均素质的。如果一个社会里，甚至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科技素养都这么低，那么，正确的意见就会被埋没，少数优秀人物的思想成就不会被这个社会所接受，因而也就成不了社会可以利用的财富。如同我前面所说的王小波的例子，一个半吊子自称的“理科生”，随随便便就可以蒙住这么多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在这些人心目中成为具有“理工科思维”的神，中国的进步不可能太快就可想而知。所以，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有赖于中国知识分子科技素养的普遍提高，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必须摈弃“文艺腔”，中华民族才能够完成现代化，并进而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中国不高兴缺乏逻辑的“文艺腔”思维，首先我们来谈谈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讲逻辑，缺乏对于事物的深入分析，只讲辞藻的华丽、感情的激动，只诉诸人们的感官、人们的表层认识。为什么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文艺腔”？坦率地说，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个人所接受的基础训练有关。接受过较为严格的理工科训练的人犯这种思维毛病的比较少；但绝不是说，所有理工科出身的人就都没有这个毛病，更不是说理工科的在所有问题上都不犯这个毛病——理工科的人在社科、人文问题上往往由于缺乏自信而特别容易受“文艺腔”误导。一直接受文科训练的人比较容易犯这个毛病，但有些文科出身的人逻辑思维一样很强。按说文科生和理科生在思维上的差别不应这么大，这里反映了我们在教育上的失误。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艺腔”对等于文科生，理工科思维对等于理科生。
我在这里可以举某些“文艺腔”们的一些毛病。比如说网上有这么一个帖子，说是讽刺“小右”的，其中很有一些恰恰是击中了“小右”们的“文艺腔”思维，我在这里引用几条：
他说：“中国宋朝被蒙古打败，因此文化有问题。”你问他：“西罗马、拜占庭被野蛮民族攻灭，是不是文化的问题？”他说不知道！
他说：“中国古代有太监。”然后哈哈哈大声嘲笑。你问他：“欧洲的太监，阉割的艺人，自废的教徒呢？”他说不知道！
他说：“中国人裹小脚。”然后哈哈哈大声嘲笑。你问他：“现在的隆胸呢？”他装听不见！
他说：“孔子流浪各国，不异于犬与鸡。”你问他：“十二宗徒呢？”他不敢放个屁！
他说：“儒教黑暗，八股，封建宗法！”你问他：“欧洲的宗教裁判所呢？”他茫然不知！
他说：“儒教杀人太多，该被废除！”你问他：“欧洲的天主教杀人更多，为什么不废除？”他耍太极。
他说：“孔子曰妇人难养，孔子压迫妇女。”你告诉他：“圣经里称妇女为淫妇！”他照样和女朋友去过圣诞节！
他说：“中国有那么多酷刑，野蛮啊！”你告诉他：“欧洲中世纪挖皮肉、钩舌头、洒石灰、淋铅水！”他闻所未闻！
他说：“我咒骂古代人？我这叫勇而知耻！”你问他：“勇而知耻是反省自己，你为什么不反省自己？为什么把诽谤古人和反躬自省混淆？”他迷糊。
他说：“祖宗对不起我们，祖宗害了我们啊。”你问他：“中国古代领先，现代落后，你为什么不向祖先请罪？”他说他没错。
他说：“唐玄宗纳儿媳，那叫乱伦。”你问他：“查里二世把女儿许配给自己的叔叔，是不是乱伦？”他哑巴！
他说：“中国的古代建筑还留着干吗？”你问他：“外国人保护古代建筑。”他说那叫爱心！
他说：“项羽破坏文化，野蛮！”你问他：“阿拉力克（更正式的译法是亚拉里克）焚烧罗马，野蛮吗？”他不晓得阿拉力克是哪国人！
他说：“新疆人、蒙古人吃肉半生不熟，有细菌。”你问他：“西餐的肉也半生不熟，怎么讲？”他说那叫保留营养。
他一会说：“中国人随地吐痰、大声喧哗、没有礼貌、不知道羞耻！”一会又大骂中国的文化：“礼义廉耻、仁义道德为虚伪！”悍然自扇耳光而不知！
别以为这样思考问题的只是一些“小右”网民而已，当代中国无数的大“启蒙思想家”们并没有比这个水平高出多少。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往往没完没了地嘲笑传统中国在军事方面的懦弱无能，但是，你只要一说“尚武精神”“加强国防建设”，他们就会立即跳出来破口大骂你是“法西斯”。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呢？他们绝对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反正是你左右都不行，他们骂痛快了就好。还有，你一讲“强国”，他就说“长江都快变成第二条黄河了，还要什么国！”他们就不想一想，要解决“长江将变成第二条黄河”的问题，就更需要强国。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文艺腔”与一个人的意识形态并无直接关系：左派和民族主义者当中也有很多人是“文艺腔”思维，认识问题缺乏逻辑，更不能深入思考。左派中的一些人把改革开放前说得十分完美时，他就忘了，如果那时真的是如此完美，你又怎么解释我们是如何走上今天的道路的？左派和民族主义者中的一些人一方面对现实进行极为激烈的批评，把现实说得一无是处，另一方面却又反对别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对权力进行制衡等等主张。
这里面有无知的因素，也有装傻的因素，但无论是制造这些自扇耳光“启蒙思想”的人，还是相信这些观点的人，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装傻，是真相信，同时也不完全是因为信息缺乏，而是不具备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所以晓军将“文艺腔”比喻为“286”，其实是很贴切的。“286”的中央处理器，你给它配上再好的内存和硬盘都不行，它就是处理不了这些信息。
“文艺腔”们一方面气壮如牛，对于理工科思维不屑一顾。比如20多年前，我与“河殇”派辩论时，他们就说我是理工科出身的，所以没有资格参加辩论。我曾碰到过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他说：理工科的人不可能有“终极关怀”。我当时笑答：请你告诉我，“终极关怀”是什么时候成为一门专业的？我也曾碰到过一位自己原本是理工科出身的企业家，声称：理工科出身的人没有人文精神。另一方面，“文艺腔”们内心却又往往相当自卑。我这里可以举王小波的神话这个例子。王小波的神话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有所谓的“理科思维”“欧美理性”。比如新浪博客上有一篇《理科生王小波》的博文就说：他是一个学理工的改行写作，并且他的理科思维特点强烈地反映到他的作品中，带有明显的逻辑色彩。另有无数的文章吹嘘他的“欧美理性”或“英美理性”。我估计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都是学文科的，至少是没有真正养成理工科思维，也非常不了解王小波的历史。因为他们不知道，王小波根本就不是一个理科生，他从来就没有修习过任何真正的理科课程（最多也就是修了几门计算机课程吧，还没有拿到学位），坦率地说，他的思维特点在真正受过严格的理科训练的人看来，恰恰相反，是非常缺乏逻辑，非常“文艺腔”的。这一点不单是我自己这么看，有一个喜欢、同情王小波的网友说得也非常好：“我是学计算机的。在我看来，小波文章的逻辑，的确如你所说，比较弱。一方面是他的想象力太丰富；另一方面，他的理科知识大概全是自学的，支离破碎，对写某些文章反而有害。”然而，王小波仅仅凭着自己摆出的一副所谓“理科思维”的架势，就蒙住了无数的“文艺腔”——其中也包括了不少比较嫩、还没有真正形成理工科思维的理工科学生。这充分说明了“文艺腔”们自己在内心是认为自己的“文艺腔”思维远逊于理工科思维的。
“文艺腔”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他们把“文化”（看上去比“文艺”广义一点），把“软实力”放到了过高的位置。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地看到思想界、学术界、主流媒体，乃至跟着鹦鹉学舌的政界、商界，没完没了地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强调“软力量”的重要性，甚至强调仅凭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感化西方人，“为万世开太平”。然而，强调了半天，中国的“软力量”仍旧弱到几乎是负数（当然这不仅仅是“文艺腔”的问题，还有中国的“软力量”的其他软肋，如民主等问题，因偏离了这里的主题，我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我的《天命所归是大国》中的有关论述），投上去的资源除了解决了负责这一块的个人腰包，没有给中国增添分毫的力量。
我在这里决不是说“文化”“软力量”没有重要性。“软力量”确实很重要。拿我自己来说，我原来是学“硬力量”的，现在干的却是“软力量”的工作，这就已经说明了“软力量”的重要性。回顾当年，我在本科学的东西是与高端技术、国防工业相关的，我的那些没改行的同学，不少至今仍在这些领域工作。我为什么要改行呢？因为我当年已经认识到：国家发展的大方向就在我求学的那几年里掉头了，我们的前途将大打折扣了。要把这个方向搬过来，需要的是披上“文艺腔”外衣的“软力量”（虽然当年还没有这个词汇），所以我弃理从文，颇有鲁迅先生当年弃医从文的那种想法。记得有一次在乌有之乡开会，晓军说了一段话，大意是思想领域的争论不重要，重要的是国防工业。当时，杨帆不同意，他说：如果思想领域打不赢，国防工业就不可能拿到钱去发展。这时站起来一位听众，自称是属于国防工业的，说杨帆这个观点太对了。还拿计算机打比方，“文艺腔”是友好的界面，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友好的界面也是必不可少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友好的界面后面就什么都没有了。
然而，首先，“软力量”虽然有帮助提升“硬力量”的作用，它还是得有“硬力量”为基础。这些日子热映《梅兰芳》，又有文人出来写博客感叹了，说是京剧在西方根本没有任何市场，所谓“梅兰芳上个世纪30年代在美国的风靡”也是被夸大了的，于是又大大自卑了一番。不少跟帖也在那里自怨自艾了起来，但有一个跟帖发表了话糙理不糙的意见，它说：“想让京剧占领美国市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中国军队在美国设立军事基地，懂不？”我在这里引用这句话当然不是鼓吹咱们现在就想办法去美国设立军事基地，而是说，它确实简单透彻地摆明了“软力量”与“硬力量”之间的关系。说实话，如果不是西方的坚船利炮打败了中国，中国人有几个会去喜欢西方的歌剧？即使今天，我也从根本上怀疑那些花重金去听西方歌剧的小资是真的喜欢它。恐怕其中很多人根本不喜欢，但他们不敢像西方人评论中国的京剧那样毫无顾忌地说出来，他们必须装作十分喜欢，不然他们就会被周围的人认为“不文明”。
其次，在当今中国，“软力量”应该用来为提升“硬力量”服务，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而不是像现在的那些“文艺腔”所做的那样，自己扩张自己，搞自肥。这里的关系可以拿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来类比：金融市场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结果它却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自我膨胀起来，最后是肥皂泡吹破，不但自己完蛋，而且严重牵连了实体经济。
我们今天就算搞的是“软力量”，就算表面上是“文艺腔”，其背后的思维应该是理工科的，其目的也应该是为“硬力量”服务的。只有当我们的力量大到无与伦比，可以高枕无忧地享受时，只有到了那一天，我们才可以为软力量而软力量，纯搞“文艺腔”。当然我并不是完全排除纯娱乐，纯娱乐也是需要的，否则他们那顶“法西斯”的帽子马上扣过来了。但今天的问题是我们让“文艺腔”占据了几乎所有人的思想空间，主导了中国的大方向，这就不行了。
“文艺腔”确实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但我们已经玩不起这种奢侈的传统了。中国古代就特别重视诗词歌赋，而不太注重逻辑思维。其实，在先秦的时候，中国人还是相当“理工科”思维的。虽然中国没有像古希腊那样，发展出较明确的形式逻辑，但当时理性、务实的精神还是相当普遍的。我们看看当时秦国的标准化生产、各诸侯国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其实都不太“文艺腔”。“文艺腔”的开始应该是在汉代，从那时起，中国人就过于偏重华丽的辞藻了。但古人对“文艺腔”也是有所反省、警惕的。如熙宁变法，王安石就想取消科举中的诗赋考试，使得考试能够选拔出更为实用的人才。我们都知道，王安石本人的诗赋水平非常高，但他也认识到了“文艺腔”的危害，因此想采取行动予以纠正。可惜的是他失败了。
为什么“文艺腔”有不小的危害，却在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历史中占据了不应有的重要位置，有识之士想改也改不了呢？这恐怕也可以用我经常使用的“选择压”的概念来解释：到了汉代，中国最激烈的战争打完了，按东方朔的话说就是“天下平均，合为一家”。没有压力了，太舒服了，当然可以玩“文艺腔”了。然而，秦汉留下的老本我们已经吃了两千多年，吃没了。到了近代，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挨打和挨饿两大问题，实际上是玩不起“文艺腔”这一传统文化中的奢侈品了。然而，像中国这样的古老文明的惯性是相当巨大的，直到今天，“文艺腔”还在阻挡我们现代化的脚步。
即使伟大如毛泽东，我看也有过分“文艺腔”的问题。从建国开始，就折腾《武训传》《清宫秘史》《红楼梦》等，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海瑞罢官》入手的。其实，所谓“文化大革命”这个字面本身，就说明了毛泽东过分重视“文艺腔”的问题。我认为，如果毛泽东不整天折腾这些“文艺腔”的事情，不把这些事情看得太重，而是坚持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和国防建设上面，中国的崛起可以提前30年。
我在很多场合提到对日本国民素质的观察。要论最优秀大学的理工科毕业生，日本未必能找得出像中国一流大学里这么多的天才，所以当时我认为中国可以很快赶上去。我当时还有一个后来被证明是不正确的“理论”，即科学技术用不着考虑人均素质，一个天才发明出来的东西可以供所有人使用。后来我回到国内，进入了社会，才知道我原来的想法太幼稚了。中国虽然有第一流的理工科天才，但中国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大学生的自然科学、数学、逻辑的素养远远比不上日本大学生。也就是说，在甲午战败100多年之后，与日本相比，今天的中国大学生、中国的知识分子，科技素质仍旧差得很远，仍旧过分“文艺腔”。然而，一个国家的进步不能只靠少数理工科天才，一个国家的进步是要讲人均素质的。如果一个社会里，甚至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科技素养都这么低，那么，正确的意见就会被埋没，少数优秀人物的思想成就不会被这个社会所接受，因而也就成不了社会可以利用的财富。如同我前面所说的王小波的例子，一个半吊子自称的“理科生”，随随便便就可以蒙住这么多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在这些人心目中成为具有“理工科思维”的神，中国的进步不可能太快就可想而知。所以，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有赖于中国知识分子科技素养的普遍提高，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必须摈弃“文艺腔”，中华民族才能够完成现代化，并进而成为世界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