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萧条，当然也波及到了中国，因为中国的出口受到了影响。然而，中国的情况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大为不同，很多边界条件都是相反的，而这些边界条件使得中国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对于这样一个有利位置认识不清，则可能使我们自己放弃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完全清楚，说出这样一个事实，会招致一些愚昧之徒的大骂，但我如果因此而不敢说，国人因此而对这样一个机遇毫无认识，则实在是太可惜了。我知道，以中国目前从上到下都崇洋媚外，从上到下都被西方人吓破了胆的状况，中国不可能很好地抓住这次机遇，但多少给他们吹一点风，或许还是有所助益。
凭什么你美国人不降低生活标准
在这次经济萧条中，西方国家纷纷出台救市措施。纵观所有这些救市措施，都没有超出罗斯福新政的思路，而其边界条件却与罗斯福时期完全相反，因此不可能奏效。为什么说现在它们的边界条件与罗斯福时期都是相反的呢？首先，罗斯福时期的美国，生产能力极强，那时的美国是真正的有钱不会花；其次，那时的美国是全世界的债主，全世界都欠它钱。好了，从罗斯福时代的美国的这些边界条件，我们就可以看出今天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与之有多么的不同。在分析这一次的经济萧条时，我们时时刻刻都不应该忘记它的触发点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绝对不是美国人有钱不会花，而是把钱花冒了，美国欠了外国人巨额债务。所以，今天美国的情况根本不是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超出了它自己的生产能力，超出了它自己的供给能力。
原本，假设不存在结构刚性问题，美国的金融危机、金融机构惜贷等，是调节其有效需求过高的市场杠杆，将其有效需求降下来，使其靠拢美国的实际生产能力。问题在于有效需求和生产能力都是存在着结构刚性的，减下来的有效需求不可能都集中在进口的产品和劳务上面，它一定会伤害到对于美国自己的产品和劳务的需求，使得美国原本就不足的生产进一步减少，带来严重的失业问题。所以，政府要出台救市计划，力图恢复对于美国自己的产品和劳务的需求。然而，结构刚性在这里还是要起作用，黄纪苏在《火烧楼垮，又到了想象未来的时候》一文中所引用的著名国际金融、投资专家麦加华（MarcFaber）的调侃，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结构刚性问题：美国人消费，最终获利的竟然不是美国，因为美国的生产确实在走下坡路了。
简而言之，美国政府如果想恢复对于美国产品和劳务的有效需求，就必须同时也扩大对进口的需求，而这会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对外债务，使得原来引发经济萧条的把钱花冒了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当然有些人认为这是无所谓的，其中有很多相信美国无所不能的中国人，也有一部分美国人。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说：美国政府不用怕赤字，因为赤字是美国自己欠自己的钱。我不知道他这里是否隐含了这样一个意思：美国欠外债都是美元，是印票子就能解决的事情，所以不用担心；或者意思是干脆就是不还别人也拿他没办法。我倒是看到多数美国网民不同意这个意见，认为欠了别人钱就是欠了别人钱，不能花言巧语说是欠了自己钱。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做道德评判，仅从利益出发，美国怎么可以指望外国，比如中国，傻到永远为它把钱花冒了买单呢？如果有一天中国拒绝买单了，就算原来欠的债它可以全赖掉，只要这个需要外国人永远输血的结构没有改变，美国赖账以后又怎么办呢？看来，美国和中国一样，朴实的老百姓永远比高深的经济学家更诚实，也更正确。
那么，罗斯福新政式的救市措施不符合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如英国等今天的实际状况，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几乎是无解的，因为正如我们在操持家计时体会到的那样，有钱不会花的问题永远是好解决的，而把钱花冒了的问题是非常不好解决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问题有解，那就是美国人降低生活水平，把消费和工资都降下去，这样就可以降低美国自己的产品价格，调整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产品失去竞争力，从而使降下去的有效需求集中到进口产品和劳务上面。其实，美国政府官员一个劲地吵吵要中国提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也是这个意思。然而，问题并不全出在中国政府不肯调高人民币的汇率。首先，美国人能够承受生活水平大幅降低吗？要知道，他们今天生活的高水平，其中的一部分就来自于中国卖给他们的便宜货，来自于中国借给他们的钱——他们却还在那里对中国骂骂咧咧。如果承受不了，则美国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直到有一天，不管你承受得了还是承受不了，事情就这样了。要是这样的解决方案不算解，这个问题就是无解的。
简而言之，今天西方的经济萧条，从紧急程度来说，比上个世纪30年代那次要轻些。但是，当时的经济危机之所以来势那么凶猛，是由于当时的人们对于经济规律了解得太少了，其实当时的情况要比现在好得多，今天的困境则很难找到有效的解决措施。所以，它病势虽缓，却会延续更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相对经济地位及相对生活水平都会持续缓慢下降，除非出现天崩地坼的情况，如战争等。
并非绝对的双赢：过高估计对手也是取败之道
我们只要一说西方也存在着问题，无论我们再实事求是，再保守，都会有一群“奴青”或认识不清的人跳上来认为你是“义和团”，你“无知”，这已成为中国从上到下各类人等判断局势的最大误区。
我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这种分析，肯定会招来很多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无所不能的中国右派甚至左派的谩骂。举个例子吧，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上贴了一幅由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制作的世界各主要银行市值缩水图。我的本意是给博友们提供一点信息，因为这幅图制作得很形象。我也未加任何评论。但就有那种我称之为“奴青”的人蹿上来了，就是要想方设法找出中国的不足，为西方主子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具体的说法我在这里就不引用了。而又有某些登堂入室的精英，竟然也跟网上的“奴青”附和。看上去，他们使用的说词非常符合中国的“满招损，谦受益”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等传统价值观，似乎应该是一点错都没有了。其实，问题是严重的，并且是明显的：过低估计竞争对手，过高估计自己，固然是取败之道；但过高估计竞争对手，过低估计自己，也会使自己垂手丧失最为宝贵的取胜机遇而最终归于失败。只有真正的、实事求是的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反观中国，与西方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是真正的生产能力过剩，同时，中国现在也是全世界的债主。简单的说，中国现在的边界条件与80年前的美国恰恰是类似的。所以，对于中国因受出口市场不振影响而产生的经济萧条，使用罗斯福新政式的措施是完全可以的。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与当时的美国一样，是个有钱不会花的问题，正如前面所述，这其实是个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
目前中国沿海地区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受到冲击较大，据说2009年春节之后，未找到工作的民工达两千万之多，是原来估计的两倍。这个情况可能又会被有些人用来说明中国的情况实际上还不如西方国家，中国的状况有多么可怕，等等。其实，这个状况绝对不是不可以解决的。中国完全可以上更多的基建项目，同时改善社会福利以刺激内需等罗斯福新政常用的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沿海出口产业剩余下来的民工，很多人原本也不是技术工种，转行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没有什么不适合。实际上，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填补中国的基础设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当我们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时，我们甚至会发觉，现在的条件比世界经济萧条之前还要好一些。比如说，我们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上涨的原材料，现在突然便宜了下来。
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80年前的美国唯一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那时的美国没有遭遇比它科技水平更高的国家的技术壁垒，甚至德国人自己犯糊涂还把一流的科技人才赶到了美国去。而中国在这方面所遭受的封锁是十分惨痛的：西方国家一方面要求中国拿出钱来拯救他们，另一方面却坚决不肯向中国转移核心技术，这反映了他们对于中国的刻骨敌视。但既然现在中国有那么多的外汇存底，西方国家又陷入如此深刻的经济萧条之中，完全不转移恐怕也由不得他们。
关于目前经济状况的另一个需要破除的神话，就是今天的中国与西方在经济上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西方经济不好了，中国经济也好不了，所以，中国一定要拿出自己的血汗钱来帮助西方人维持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这一点，那个发明了“中美国”一词的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都明白了。他最近去了一趟重庆，就认为“中美国”终结了。为什么他去了重庆一趟就明白了呢？因为他看到了重庆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明白了其实中国完全可以不靠美国的市场，只要依靠自己的内需就可以为自己的经济提供非常强有力的动力。可惜的是，由于多年来崇尚外国，依赖外国的思维已经成了中国从上层到下层的定势，这一点中国人自己竟然看不到，看不到就不能把它化作自觉的政策措施，只能是像重庆这样歪打正着。
按人均计算，中国目前比西方国家还要穷得多，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比西方国家落后得多，这些我都十分明白，那些“奴青”就不要再上来告诉我这些没用的信息了。即使如此，只要不发生战争，中国经济的所有基本面都比西方国家好得多。中国根本不用怕什么海外市场的萎缩——海外市场有效需求的减少没有太大关系，我们完全可以用国家财政政策来创造出有效需求。中国唯一需要怕的，是海外原材料的供给，但在今天的局势下，西方发达国家用不起这些原材料了，我们就可以以更低廉的价格使用。这也意味着我们用不着出口那么多的东西就可以换回这些原材料，所以，来自海外市场的钱少挣一些也是没什么关系的。这个形势对于中国难道不是一个好的形势吗？我认为，只要我们自己的宏观调控措施得当，够力度，西方国家的经济萧条维持得更久一些，对于我们还真不是什么坏事，我们为什么要去拯救对于我们抱有如此刻骨的敌意的西方国家？以目前的国际贸易秩序看，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利益关系就是这个样子：合作的成分，利益共同体的成分肯定是有的，但利益相悖的成分也是有的，我们必须具体事情做具体分析，一味地以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绝对不符合实际情况，而这也就只有中国人这么看，西方人则多不认为和我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包括那个发明“中美国”的教授都改变了看法嘛。
上述的这种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相对力量关系，会是一个常态，除非它被国际贸易、被军事或政治的因素打断，比如说，我们的海外原材料供给被战争切断，这个时候，力量的对比就要看军事，而不是经济了。
产业升级的最不利条件是我们自己的心理障碍
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的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产业技术落后上面。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在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中谋取生存保障，中国实行了工业现代化赶超战略。这个战略由于“文革”而被中断，真正实施的时间很短。除了在少数有关军事工业的领域，中国的产业技术基盘在整体上仍旧是非常落后的。“文革”之后，中国政府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以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所以，赶超战略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比较优势战略。放弃赶超战略，在当时有迫不得已的一面，有着它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就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产业技术落后的局面改观缓慢。有不少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产业技术落后不是问题，我们只要发挥比较优势，能够从市场上挣到钱就可以了。然而，无论是从经济发展后劲这个纯经济的角度说，还是从国家安全这个政治和军事的角度说，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不能全面掌握最先进的产业技术，其生存环境永远都不能算是安稳的。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时时牢记产业技术这个命门，抓住机遇，实现其大步升级。
那么，我们现在要搞产业技术升级，有哪些有利条件，哪些不利条件呢？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产业技术基盘整体还是在缓慢提升中的，比起五六十年代只有少数部门异军突起的那种情况，这一点实际上已经使我们处于更有利地实现产业技术起飞的地位上了（所以，我并不完全同意那种完全否定这些年中国的产业技术进步的观点）。有这样一个技术基盘，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条件来承接更高端的技术，这是有利条件。不利条件有哪些呢？首先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我们的技术封锁，这种封锁，在相对低端有所放松（他们需要我们的劳动力干活，就不得不把一些技术转移过来），但在高端一如既往。然而，我认为，这次西方国家所遭遇的经济萧条，将使得中国在迫使他们转让技术方面处于更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我们有必要认清他们在今天所处的薄弱地位和自己所处的有利地位，否则就会坐失良机。比如英国人，他们今天希望中国帮助他们脱困，话都说得十分谦恭。但光说谦恭的话是不行的，我们应该要求他们拿出实际行动来表达善意，这主要就应该体现在转移技术方面：我们手里有现金，有大量的现金，可以通过买你们的东西来帮助你们，但我们不想买你们那些除了满足一小撮暴发户的虚荣心什么用都没有的奢侈品，我们就想买你们的技术，如果你们不卖，那就说明你们非常敌视我们，我们还怎么与你们合作呢？另一方面，就算西方国家的政府不卖，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他们的企业乃至个人会有更强的动机向中国转让技术。我实在不明白，中国的那些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到华尔街去“抄底人才”？那些只会赌场中的几招手艺的骗子！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人家的赌场还开不开？怎么开？那些手艺还用得上？这些都不知道，高薪聘请这些骗子回家有什么用？抄底人才应该去底特律、西雅图！去招那里的工程师。再不济，就算招个有经验的老工人回来，给我们随便讲讲人家的工厂是怎么做的，也比招华尔街的那些骗子强一万倍。更何况，除了西方国家，还有对我们没有那么敌视、现在也陷于困境当中的俄罗斯，它至少还有一些军事技术是我们所需要的，听说它现在已经降低了门槛，愿意转移给我们更多的东西。
实际上，今天我们实现产业技术升级的最大障碍、最大不利条件，恰恰是我们自己的心理障碍，我们的精英被西方人吓破了胆。我在朋友家曾碰到一位搞航天技术的工程师，他就有这个看法。他说：我们现在发展科技最大的障碍，就在于我们的上层精英认为科技是个非常神秘的东西，我们中国人根本就搞不了，放弃算了。实际上，科技没有这么神秘，只要下力气去搞，不会搞不出来的。作为原来理工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也作为比较了解中国的精英们的思路的人，我非常同意这位航天工程师的意见。中国有太多的人动不动就说西方的科技有多么多么神秘，我们多么多么不行。我承认，这种被外国人吓破了胆的心态有着它的历史经验基础，那就是我们曾经有一段非常不尊重科学、盲目浮夸的历史。但我今天说科技并不神秘，我们中国人是能够搞的，与那种盲目浮夸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可就是有那么一批废物“精英”，一听你说中国人也行，就火冒三丈，就一定要把你归到“义和团”里去。
其实，就算西方不转移技术给我们，以我们现在每年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理工科毕业生，完全可以组成一支极强的科技大军，来实现产业技术的大踏步升级。我们现在跟踪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跟踪的是有很大后发优势的：你至少已经知道哪个方向是能够成功的，哪个方向是不能够成功的。当然，跟踪也有后发劣势，那就是市场问题。然而，现在中国的手里有着大量的现金，有着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中国完全可以更多地补贴科技研发，将其作为启动内需的财政政策的一环，用不着去考虑短期的市场回报。
科技上的东西确实没有什么神秘的，只要把力量、把资源投下去，假以时日，就能搞出来。有人说中国的科技腐败严重，把资源投下去，只会助长了腐败。我认为，这种说法貌似合理，实际上也是有问题的。首先，这样说的人并不了解，其实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腐败也是相当严重的。科技领域易于腐败，植根于它是一个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领域。我们当然要尽可能地制止科研领域的腐败，但这绝不能作为我们不往科技领域大规模投入的理由。更何况，对付科研领域的腐败，我们也不是没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发现之后的严刑峻法。对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领域，事后的严刑峻法比事先的防范措施更有效。
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人力资源，只要打破那种认为我们搞科技不行的心理障碍，我们应该不仅能够跟踪西方最先进的科技发展，而且还能做一些因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而西方做不了的事情。当今之日，西方经济萧条，他们的讨价还价能力降低，而中国恰恰需要启动内需，需要安置大学毕业生，实现产业技术升级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我知道，由于我们从上到下所存在的心理障碍，我们不可能完全抓住这次机会，但我在这里说说总比不说好，也许有人听我说了，信了，就多少抓住一点机会呢。
中国不高兴凭什么你美国人不降低生活标准
在这次经济萧条中，西方国家纷纷出台救市措施。纵观所有这些救市措施，都没有超出罗斯福新政的思路，而其边界条件却与罗斯福时期完全相反，因此不可能奏效。为什么说现在它们的边界条件与罗斯福时期都是相反的呢？首先，罗斯福时期的美国，生产能力极强，那时的美国是真正的有钱不会花；其次，那时的美国是全世界的债主，全世界都欠它钱。好了，从罗斯福时代的美国的这些边界条件，我们就可以看出今天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与之有多么的不同。在分析这一次的经济萧条时，我们时时刻刻都不应该忘记它的触发点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绝对不是美国人有钱不会花，而是把钱花冒了，美国欠了外国人巨额债务。所以，今天美国的情况根本不是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超出了它自己的生产能力，超出了它自己的供给能力。
原本，假设不存在结构刚性问题，美国的金融危机、金融机构惜贷等，是调节其有效需求过高的市场杠杆，将其有效需求降下来，使其靠拢美国的实际生产能力。问题在于有效需求和生产能力都是存在着结构刚性的，减下来的有效需求不可能都集中在进口的产品和劳务上面，它一定会伤害到对于美国自己的产品和劳务的需求，使得美国原本就不足的生产进一步减少，带来严重的失业问题。所以，政府要出台救市计划，力图恢复对于美国自己的产品和劳务的需求。然而，结构刚性在这里还是要起作用，黄纪苏在《火烧楼垮，又到了想象未来的时候》一文中所引用的著名国际金融、投资专家麦加华（MarcFaber）的调侃，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结构刚性问题：美国人消费，最终获利的竟然不是美国，因为美国的生产确实在走下坡路了。
简而言之，美国政府如果想恢复对于美国产品和劳务的有效需求，就必须同时也扩大对进口的需求，而这会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对外债务，使得原来引发经济萧条的把钱花冒了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当然有些人认为这是无所谓的，其中有很多相信美国无所不能的中国人，也有一部分美国人。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说：美国政府不用怕赤字，因为赤字是美国自己欠自己的钱。我不知道他这里是否隐含了这样一个意思：美国欠外债都是美元，是印票子就能解决的事情，所以不用担心；或者意思是干脆就是不还别人也拿他没办法。我倒是看到多数美国网民不同意这个意见，认为欠了别人钱就是欠了别人钱，不能花言巧语说是欠了自己钱。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做道德评判，仅从利益出发，美国怎么可以指望外国，比如中国，傻到永远为它把钱花冒了买单呢？如果有一天中国拒绝买单了，就算原来欠的债它可以全赖掉，只要这个需要外国人永远输血的结构没有改变，美国赖账以后又怎么办呢？看来，美国和中国一样，朴实的老百姓永远比高深的经济学家更诚实，也更正确。
那么，罗斯福新政式的救市措施不符合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如英国等今天的实际状况，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几乎是无解的，因为正如我们在操持家计时体会到的那样，有钱不会花的问题永远是好解决的，而把钱花冒了的问题是非常不好解决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问题有解，那就是美国人降低生活水平，把消费和工资都降下去，这样就可以降低美国自己的产品价格，调整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产品失去竞争力，从而使降下去的有效需求集中到进口产品和劳务上面。其实，美国政府官员一个劲地吵吵要中国提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也是这个意思。然而，问题并不全出在中国政府不肯调高人民币的汇率。首先，美国人能够承受生活水平大幅降低吗？要知道，他们今天生活的高水平，其中的一部分就来自于中国卖给他们的便宜货，来自于中国借给他们的钱——他们却还在那里对中国骂骂咧咧。如果承受不了，则美国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直到有一天，不管你承受得了还是承受不了，事情就这样了。要是这样的解决方案不算解，这个问题就是无解的。
简而言之，今天西方的经济萧条，从紧急程度来说，比上个世纪30年代那次要轻些。但是，当时的经济危机之所以来势那么凶猛，是由于当时的人们对于经济规律了解得太少了，其实当时的情况要比现在好得多，今天的困境则很难找到有效的解决措施。所以，它病势虽缓，却会延续更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相对经济地位及相对生活水平都会持续缓慢下降，除非出现天崩地坼的情况，如战争等。
并非绝对的双赢：过高估计对手也是取败之道
我们只要一说西方也存在着问题，无论我们再实事求是，再保守，都会有一群“奴青”或认识不清的人跳上来认为你是“义和团”，你“无知”，这已成为中国从上到下各类人等判断局势的最大误区。
我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这种分析，肯定会招来很多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无所不能的中国右派甚至左派的谩骂。举个例子吧，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上贴了一幅由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制作的世界各主要银行市值缩水图。我的本意是给博友们提供一点信息，因为这幅图制作得很形象。我也未加任何评论。但就有那种我称之为“奴青”的人蹿上来了，就是要想方设法找出中国的不足，为西方主子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具体的说法我在这里就不引用了。而又有某些登堂入室的精英，竟然也跟网上的“奴青”附和。看上去，他们使用的说词非常符合中国的“满招损，谦受益”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等传统价值观，似乎应该是一点错都没有了。其实，问题是严重的，并且是明显的：过低估计竞争对手，过高估计自己，固然是取败之道；但过高估计竞争对手，过低估计自己，也会使自己垂手丧失最为宝贵的取胜机遇而最终归于失败。只有真正的、实事求是的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反观中国，与西方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是真正的生产能力过剩，同时，中国现在也是全世界的债主。简单的说，中国现在的边界条件与80年前的美国恰恰是类似的。所以，对于中国因受出口市场不振影响而产生的经济萧条，使用罗斯福新政式的措施是完全可以的。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与当时的美国一样，是个有钱不会花的问题，正如前面所述，这其实是个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
目前中国沿海地区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受到冲击较大，据说2009年春节之后，未找到工作的民工达两千万之多，是原来估计的两倍。这个情况可能又会被有些人用来说明中国的情况实际上还不如西方国家，中国的状况有多么可怕，等等。其实，这个状况绝对不是不可以解决的。中国完全可以上更多的基建项目，同时改善社会福利以刺激内需等罗斯福新政常用的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沿海出口产业剩余下来的民工，很多人原本也不是技术工种，转行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没有什么不适合。实际上，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填补中国的基础设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当我们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时，我们甚至会发觉，现在的条件比世界经济萧条之前还要好一些。比如说，我们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上涨的原材料，现在突然便宜了下来。
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80年前的美国唯一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那时的美国没有遭遇比它科技水平更高的国家的技术壁垒，甚至德国人自己犯糊涂还把一流的科技人才赶到了美国去。而中国在这方面所遭受的封锁是十分惨痛的：西方国家一方面要求中国拿出钱来拯救他们，另一方面却坚决不肯向中国转移核心技术，这反映了他们对于中国的刻骨敌视。但既然现在中国有那么多的外汇存底，西方国家又陷入如此深刻的经济萧条之中，完全不转移恐怕也由不得他们。
关于目前经济状况的另一个需要破除的神话，就是今天的中国与西方在经济上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西方经济不好了，中国经济也好不了，所以，中国一定要拿出自己的血汗钱来帮助西方人维持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这一点，那个发明了“中美国”一词的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都明白了。他最近去了一趟重庆，就认为“中美国”终结了。为什么他去了重庆一趟就明白了呢？因为他看到了重庆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明白了其实中国完全可以不靠美国的市场，只要依靠自己的内需就可以为自己的经济提供非常强有力的动力。可惜的是，由于多年来崇尚外国，依赖外国的思维已经成了中国从上层到下层的定势，这一点中国人自己竟然看不到，看不到就不能把它化作自觉的政策措施，只能是像重庆这样歪打正着。
按人均计算，中国目前比西方国家还要穷得多，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比西方国家落后得多，这些我都十分明白，那些“奴青”就不要再上来告诉我这些没用的信息了。即使如此，只要不发生战争，中国经济的所有基本面都比西方国家好得多。中国根本不用怕什么海外市场的萎缩——海外市场有效需求的减少没有太大关系，我们完全可以用国家财政政策来创造出有效需求。中国唯一需要怕的，是海外原材料的供给，但在今天的局势下，西方发达国家用不起这些原材料了，我们就可以以更低廉的价格使用。这也意味着我们用不着出口那么多的东西就可以换回这些原材料，所以，来自海外市场的钱少挣一些也是没什么关系的。这个形势对于中国难道不是一个好的形势吗？我认为，只要我们自己的宏观调控措施得当，够力度，西方国家的经济萧条维持得更久一些，对于我们还真不是什么坏事，我们为什么要去拯救对于我们抱有如此刻骨的敌意的西方国家？以目前的国际贸易秩序看，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利益关系就是这个样子：合作的成分，利益共同体的成分肯定是有的，但利益相悖的成分也是有的，我们必须具体事情做具体分析，一味地以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绝对不符合实际情况，而这也就只有中国人这么看，西方人则多不认为和我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包括那个发明“中美国”的教授都改变了看法嘛。
上述的这种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相对力量关系，会是一个常态，除非它被国际贸易、被军事或政治的因素打断，比如说，我们的海外原材料供给被战争切断，这个时候，力量的对比就要看军事，而不是经济了。
产业升级的最不利条件是我们自己的心理障碍
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的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产业技术落后上面。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在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中谋取生存保障，中国实行了工业现代化赶超战略。这个战略由于“文革”而被中断，真正实施的时间很短。除了在少数有关军事工业的领域，中国的产业技术基盘在整体上仍旧是非常落后的。“文革”之后，中国政府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以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所以，赶超战略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比较优势战略。放弃赶超战略，在当时有迫不得已的一面，有着它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就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产业技术落后的局面改观缓慢。有不少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产业技术落后不是问题，我们只要发挥比较优势，能够从市场上挣到钱就可以了。然而，无论是从经济发展后劲这个纯经济的角度说，还是从国家安全这个政治和军事的角度说，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不能全面掌握最先进的产业技术，其生存环境永远都不能算是安稳的。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时时牢记产业技术这个命门，抓住机遇，实现其大步升级。
那么，我们现在要搞产业技术升级，有哪些有利条件，哪些不利条件呢？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产业技术基盘整体还是在缓慢提升中的，比起五六十年代只有少数部门异军突起的那种情况，这一点实际上已经使我们处于更有利地实现产业技术起飞的地位上了（所以，我并不完全同意那种完全否定这些年中国的产业技术进步的观点）。有这样一个技术基盘，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条件来承接更高端的技术，这是有利条件。不利条件有哪些呢？首先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我们的技术封锁，这种封锁，在相对低端有所放松（他们需要我们的劳动力干活，就不得不把一些技术转移过来），但在高端一如既往。然而，我认为，这次西方国家所遭遇的经济萧条，将使得中国在迫使他们转让技术方面处于更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我们有必要认清他们在今天所处的薄弱地位和自己所处的有利地位，否则就会坐失良机。比如英国人，他们今天希望中国帮助他们脱困，话都说得十分谦恭。但光说谦恭的话是不行的，我们应该要求他们拿出实际行动来表达善意，这主要就应该体现在转移技术方面：我们手里有现金，有大量的现金，可以通过买你们的东西来帮助你们，但我们不想买你们那些除了满足一小撮暴发户的虚荣心什么用都没有的奢侈品，我们就想买你们的技术，如果你们不卖，那就说明你们非常敌视我们，我们还怎么与你们合作呢？另一方面，就算西方国家的政府不卖，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他们的企业乃至个人会有更强的动机向中国转让技术。我实在不明白，中国的那些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到华尔街去“抄底人才”？那些只会赌场中的几招手艺的骗子！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人家的赌场还开不开？怎么开？那些手艺还用得上？这些都不知道，高薪聘请这些骗子回家有什么用？抄底人才应该去底特律、西雅图！去招那里的工程师。再不济，就算招个有经验的老工人回来，给我们随便讲讲人家的工厂是怎么做的，也比招华尔街的那些骗子强一万倍。更何况，除了西方国家，还有对我们没有那么敌视、现在也陷于困境当中的俄罗斯，它至少还有一些军事技术是我们所需要的，听说它现在已经降低了门槛，愿意转移给我们更多的东西。
实际上，今天我们实现产业技术升级的最大障碍、最大不利条件，恰恰是我们自己的心理障碍，我们的精英被西方人吓破了胆。我在朋友家曾碰到一位搞航天技术的工程师，他就有这个看法。他说：我们现在发展科技最大的障碍，就在于我们的上层精英认为科技是个非常神秘的东西，我们中国人根本就搞不了，放弃算了。实际上，科技没有这么神秘，只要下力气去搞，不会搞不出来的。作为原来理工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也作为比较了解中国的精英们的思路的人，我非常同意这位航天工程师的意见。中国有太多的人动不动就说西方的科技有多么多么神秘，我们多么多么不行。我承认，这种被外国人吓破了胆的心态有着它的历史经验基础，那就是我们曾经有一段非常不尊重科学、盲目浮夸的历史。但我今天说科技并不神秘，我们中国人是能够搞的，与那种盲目浮夸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可就是有那么一批废物“精英”，一听你说中国人也行，就火冒三丈，就一定要把你归到“义和团”里去。
其实，就算西方不转移技术给我们，以我们现在每年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理工科毕业生，完全可以组成一支极强的科技大军，来实现产业技术的大踏步升级。我们现在跟踪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跟踪的是有很大后发优势的：你至少已经知道哪个方向是能够成功的，哪个方向是不能够成功的。当然，跟踪也有后发劣势，那就是市场问题。然而，现在中国的手里有着大量的现金，有着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中国完全可以更多地补贴科技研发，将其作为启动内需的财政政策的一环，用不着去考虑短期的市场回报。
科技上的东西确实没有什么神秘的，只要把力量、把资源投下去，假以时日，就能搞出来。有人说中国的科技腐败严重，把资源投下去，只会助长了腐败。我认为，这种说法貌似合理，实际上也是有问题的。首先，这样说的人并不了解，其实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腐败也是相当严重的。科技领域易于腐败，植根于它是一个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领域。我们当然要尽可能地制止科研领域的腐败，但这绝不能作为我们不往科技领域大规模投入的理由。更何况，对付科研领域的腐败，我们也不是没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发现之后的严刑峻法。对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领域，事后的严刑峻法比事先的防范措施更有效。
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人力资源，只要打破那种认为我们搞科技不行的心理障碍，我们应该不仅能够跟踪西方最先进的科技发展，而且还能做一些因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而西方做不了的事情。当今之日，西方经济萧条，他们的讨价还价能力降低，而中国恰恰需要启动内需，需要安置大学毕业生，实现产业技术升级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我知道，由于我们从上到下所存在的心理障碍，我们不可能完全抓住这次机会，但我在这里说说总比不说好，也许有人听我说了，信了，就多少抓住一点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