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里邪气的“文化”与公民精神的文化
中国这100多年处在剧变当中。剧变社会里，大家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匆匆赶路。五四那一代精英的感觉就是国亡无日，着急上火，看什么都像中国的病根，看汉字、中医、旧体诗、京剧什么什么的都不顺眼，觉得中国都是它们害的。那时候他们骂中国骂得很激烈也很过头，但并不幻灭，你从他们文章中读不出破罐破摔来。他们认为只要找对路，搬掉路障，实现了现代化，一切就都会好起来。到1949年由乱而治，中国从近代危机里第一次伸出头来，扬眉吐气，信心大增。全民族在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日夜兼程。文化上要建设底层文化，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也是不小的抱负。但因为时间短，建树不多，也不牢固，后来政治上往极左一偏，又把取得的一点成绩，如京剧现代化之类全赔进去了。“文革”破产，使整个中国革命名誉扫地，并进而殃及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山川人民。文化精英经历了近代以来最深刻也最肤浅的幻灭，所剩无几的灵魂后来又被市场社会洗劫一空。你看那帮名导演名演员，别看一个个干得挺欢，不少人怀里揣的都是外国护照。这年头揣哪国护照本来用不着指责人家，但起码这说明他没看好中国，对中国的命运没有担待，只想同甘不想共苦。作为普通人，追涨杀跌、买绩优股抛垃圾股都很正常。问题在于他们不是普通人，他们是文化精英。很可惜，这些精英徒有精英的派头和行头，灵魂上比小市民还小市民，简直就是一帮乱哄哄的精神股民或价值难民。他们干得再欢，也不过是个文艺包工头、打工仔，赶紧捞点名利“回家过年”——赶上风吹草动，他们一撒鸭子全没影，留下的净是烂尾楼。再造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肯定不是这样的肩膀承担了的。这样一群精神上的叫花子，由他们做文化艺术的领头羊，能是什么结果呢？这30年的文艺当然有成就，但这成就跟中国的走势和气势不成比例。中国本应该出现伟大得多的文艺。
就说传统戏曲吧。上个世纪60年代京剧现代化再创辉煌的气象早已荡然无存，没完没了老是《三岔口》《穆桂英挂帅》，现代生活也只能演点计划生育什么的。古不能为今所“用”，结果就是灭亡，于是大家纷纷挤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本盒或收容所去求“生”，一种了无生气的生存。外来的话剧，这30年来在艺术上没有完成民族化，思想上基本上没有走近过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前沿，这些年更成了插科打诨的去所，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谈不上多少贡献。音乐剧都是《猫》《西区故事》的生搬硬套，毫无中国气质，像当年《洪湖赤卫队》那样动人心弦的，半个也没有。绘画两点成一线，从画家的工作室直奔富翁的客厅，跟集邮、炒普洱茶可以分在一个小组了。再说电影，改革开放初期有些电影像《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还能把人民自己的伤心事，哭给人民自己看，而今天那些“大导演”净组织中国历史文化向西方卖淫慰安——西方一看中国还这副德行，觉得又安慰又安全，可以继续猥亵，接着欺负了。诗歌越混越没样，好像都不是不足挂齿，而是说着丢人了。唯一有些起色的是电视剧，那也是靠广大劳动妇女，也就是大妈大姐们坐镇电视机前把关，创作、制作方才不敢在审美上胡来。小说就没这福气，读者中不少没吸毒但胜似吸毒的小资白领，他们逼着作者按照他们的嗜好，编些乌烟瘴气的东西。总的说来，这30年文艺的成就不可能没有，但也真不是多大，一身邪、戾、匪、嗲、妖气，有愧于这个沧海桑田的大时代。
中国的经济明明爬到了五楼六楼，可“上层建筑”还窝在地下室里，这是中国社会突出却不显眼的一个矛盾。在全世界的文化生产链中，中国现在相当低端，每部大片都要打造新款美妞送戛纳威尼斯，那是生产链最低端的卖儿卖女。真正高端的文化产品是要形成我们自己的理想信念、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发展道路、审美标准。有了这些东西，外国人才来取经而不是来嫖妓。所以，要树立大抱负、提升软实力、改良社会、重建人心、促进文化艺术的产品升级，应该是未来若干年中国社会特别是文化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任务。现在这拨所谓的大腕，他们占据着最大的资源，但凡做出一点垃圾来，就通过强大的资金和权力进行媒体运作，忽悠全民认购。中国文化要真正复兴，这些文化艺术的“领军人物”要么改邪归正，要么下岗出局。他们是这30年的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产物，他们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中国不往前走则已，中国的文艺不向上走则已，要往前向上，就凭这些人，凭他们这副败家丧气的样子，走在队伍前头肯定是要耽误事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源在哪里呢？我们先不说文化，先看看体制。今天的文艺体制大致分三块：一块是政府机构，一块是商业市场，一块是公民社会。
高速发展的经济让政府财源滚滚，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往往一台晚会就花出去几千万，组织一场什么“文艺国际研讨会”就是几百万。那些国家院团还有组委会之类，给人的感觉是，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倒也不一定是他们特别有钱，而是说他们有了钱也弄不出像样东西来。纳税人那么多钱被他们拿去设了那么多奖项，请了那么多评委，摆了那么多酒席，考察了那么多山山水水，结果洒出去的人民币倒是种出点什么没有啊？其实问题不在艺术家，也不在院团领导，他们都挺值得同情的。问题的根子在于没有大抱负的体制的日益僵化，款拨得越多，事办得越差。你说他拿钱没办事那肯定是冤枉他，说他办少了事也是冤枉他，但说他办了跟没办差不离就没冤枉他。他们用人民币搭彩虹桥，堆砌“今天是个好日子”，没有一点自我批评、自我警戒的能量和气量，使得一个民族灵魂建设的文艺沦落为指甲油或精华素。文艺的许多部分是需要钱的，但文艺最珍贵、最核心的部分与钱无关，那不是富出来的，是苦出来的。
如果说国家院团这一块是除了钱什么都没有，那么商业市场这一块则是除了钱什么都不认。原来好多人觉得只要一市场化，艺术上的问题全都迎刃而解。这七八年我观察了戏剧和电影，还真没看出来，看到的是每况愈下。跟好莱坞接轨的那些商业大片，什么黄金甲、无极之流，真就是锦盒装的垃圾。他们哪一部都掀媒体狂潮，哪一部都成天下笑柄。戏剧剧场这些年市场化的结果也出来了：各个剧场的那台上和台下就跟组织了互助组似的，你教我无聊，我帮你下流。最盛行的就是恋爱加搞笑，因为投入低产出高啊。演员就差下台一人按住一个观众做痒痒肉的工作了。观众几年下来差不多被改造成只会笑的剧场动物。记得有一回在一个挺大个的剧场里看戏，台上的幽默感差极了，但台下的痒痒肉却发达极了，满场乐得前仰后合，叮叮当当都快把椅子背儿砸劈了。有时候台上明明演的是段悲情，照理该哭，但台下非笑不可，笑得演员导演哭笑不得。所以起码目前来看，市场一样担当不起重建中国文艺的重任。不过，现在电视剧看样子进入了良性循环，呈现出市场积极的一面。
我比较看好的是第三块——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不光是非政府组织，还包括很多并没有比较稳定的组织，因此无须向民政部申请注册的关系、组合和活动，包括民间那些一块野营的爬山的，一块演戏的评戏的。周末你去公园看看，老百姓自己载歌载舞，唱着唱着就跳起来了，看着看着就加入进去了，那气氛比国家大剧院过瘾多了。目前互联网其实就是中国最大的公民社会。博客的社会含义是人人办报纸办杂志。人人办电视台的日子也快了。多少个人博客、论坛、MSN、QQ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圈子，并不断地伸头探脑，从虚拟走向现实。写诗的，摄影的，聊电影的，交流音乐的，传统的生活类别它几乎一个不少，传统没有的它也造出来了，而且许多都跟市场无关，跟宣传部门不挨，而且越玩人越多，越弄水平越高。这十几年互联网可真解放了不小的文化艺术创造力和生产力。就说传统文艺现代化吧。那些年互联网上像王佩写的对子，王小山写的快板，生香活色，灵动天成，真让人叫绝。这就是公民社会的文艺，真比国家那块有活气，比市场那块有灵魂。群众自发的艺术，才不管什么市场份额，也不争什么金鸡金蛋奖，它没必要为了一鸣惊人而狗急跳墙把自己弄得怪物似的，反倒显出一种深刻的从容和优雅。我原来在朋友那儿看过她祖上留下来的书画，都是文人墨客间里互相解闷的，根本不是那些装腔作势的书画家可以比的。老百姓不在那道，不吃那饭，也不受那管，因此倒更可能接近艺术的两个境界：自由和自然——你看有些短信的文学水平多高啊。这些年公民社会对文学艺术的参与一直在进行。再说流行音乐吧，不少音色如崔健和田震的那种嗓子，原来是不入“流”的，但却在公民艺术的天地里得到发展壮大，最后体制也只好扩大修订自己的“美学”，开门请人家进来。人家也是一方天地，你把人家关屋外，其实是等于把自己锁屋里。网络上的群众参与造成了文艺上的大民主，像《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像很多非常有新意的作品，对官、商文艺形成了竞争和压力。作为第三方面，虽然目前还在造反起事的阶段，闹闹哄哄，副作用也不小，但公民社会参与造就未来中国文艺的大趋势是明摆着的。2009年山寨版春晚虽然流产了，但却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
我绝没有贬低国家与市场、把公民社会当灵丹妙药的意思。其实三者本身各有特点。特点而已，用得恰如其分就是优点，过犹不及就成缺点。一个比较理想也还算现实的格局应该是让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足鼎立、让它们扬长避短、形成良性竞争与合作的混合文艺体制。按说这三样东西目前也都并存，但现在的社会指导理论，却没把混合体制当成一个长久的家，而是一个临时的店——也没准就当成发廊里屋的那张野鸳鸯的床呢。站资本那边的，他们惦记的是“大资本小政府”，是希望中国改成中华股份有限公司，谁钱多谁控股，看这帮当官的还吃谁！当官的说了：想什么呐？改公司也是我当董事长，现在大家先练习着管书记叫“老板”吧，啥时候叫顺了啥时候改名，改得成算我吃自己，改不成接着吃你！从无数个案去看，如今官和商的关系真是够没劲的，要么是狼狈为奸，要么是你吃过来我灭过去。这怎么行呢？所以我们希望公民社会加入进来，起点好作用。我想起那几年全国大学生戏剧节，剧协资助了30万块钱，他们进行公益基金式管理，营销上借用了市场的手段，排了40部戏，在几个剧场里热热闹闹了近一个月，末了还剩了几万块钱。廉洁、效率、群众参与、自我实现，应有尽有了。这件看似不大的事情还有一层不小的意义，那就是公民社会改良了政府，借鉴了市场，形成了三者间的良性关系。
树立大抱负，舍弃小吟味
中国要有大目标、大抱负，而不是小吟味、小情调。中国的精英，尤其是政治和文化精英，应该建立起这个自觉。
遥想当年，秋收起义毛泽东率领百十来人上井冈，靠的就是大目标、大抱负，没这东西，这小股人马在近代大漩涡里一圈就转没了，连个泡都不会冒。《张学良回忆录》里说，北伐军所向披靡，打得直系、奉系落花流水。有天张大帅把少帅找去研讨这件事，大帅说：小六子，我想不明白，咱要枪有枪，要炮有炮，还有独一份儿的德国山炮团，轰他们不就得了呗……咋就轰不动呢？少帅说：爹呀，咱是有枪有炮，咱有德国山炮团人家没有，但您想过没？人家有三民主义，咱没有啊！大帅不服：“三民主义”嘛玩意儿啊，我还“五民主义”呢！过了两天大帅又把少帅叫去：小六子，你说得对！咱还真缺个“三民主义”啥的。东北的高粱茬子老子还没吃够，咱撤！“三民主义”是什么？是大目标、大抱负、大是大非！有了这些，就有民心，有力量，有方向，那些土军阀不服气还真不成，所以国民党一路就起来了。共产党也起来了，靠的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所鼓荡起来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天风。我头些日子见过朝阳区的一位老太太，95岁了，还办学校、写书法、不戴眼镜刻剪纸，真是个老神仙。她是解放后朝阳区文化馆第一任馆长，辅仁大学学教育的。解放后那阵儿，她说早上起来六点钟一推门——“革命”去了，晚上九点钟一拉门——“革命”回来了，下工厂，跑基层，没日没夜。像这样不计成本，豁出性命的，那个时代大有人在，结果很快就改变了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有了大目标，人的精神状态就不一样，走路都有弹性。没有大目标，东也不是西也不是，走走人就走懈了。到了“文革”，老太太说，坏了，一定是奸臣当道了，要不怎么我敬佩的好人都成坏人了呢？甭革命了，回家吧。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树立的大抱负大目标，到“文革”盛极而衰，民心士气被造反、串联、斗批改挥霍光光的。到了“文革”后期，整个风气开始低靡，社会开始用小情小调来反弹极左政治。夏威夷吉他弹奏的《划船曲》、刘淑芳女士演唱的《宝贝》在青年中广为流行。刘女士那一句“我的小宝贝啊！啊！我的宝贝！”对于听者的影响，用当时一首革命历史歌曲中的歌词说，就是“撂倒一个，俘虏一个”。“文革”结束之后，小平同志审时度势，对大目标大抱负做出了历史性的调整——他明白没大目标还是不行的。他说，解放全人类的事就先放一放吧，来个短期点的、实际点的——国民经济翻两番，每人钱包鼓两鼓，先鼓后鼓都得要鼓！那时候刘晓庆这样的歌星影星一天能多挣五毛钱，就觉得像是活在童话小人书里了。所以，甭管先鼓后鼓、让钱包鼓了再鼓的目标，一个“鼓”、一个“先”，的确给了普通中国人极大的推动，大家狼奔豕突，都想当那“先鼓”的。这个目标当然有代价，代价出自先后之间的距离。按小平同志原来的设想，大家都还在同一个马拉松方阵里，彼此顶多差个十步八步。没想到刚跑到一半，前后就差出好几里地，后面的连前面的背影都看不见，看不见背影人就会绝望，就可能出事。另外，这个目标还有个局限性，局限性出在“一”鼓、“两”鼓上的数字上，这种数字化的目标,哪怕就是“七”“八”，也都还是相对容易实现的。容易实现当然也算优点，但同时也是缺点。太容易实现了，人就容易进入酒足饭饱的状态，酒足饭饱的状态就容易导致提笼遛鸟、逛八大胡同的行为。今天的精英碰到老同学翻来覆去是那几句话：“车也有了，房也有了，啥都有，没急没慌的，连裤裆都不闹事，时不时还得带着伟哥去找小妹提提神儿。”总之，精英无精打采腐朽成这样，说明既有的目标该调整了。不调整振奋不了精神，进入不了状态，凝聚不了力量。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还需要跨出一步，她需要动力，动力来自目标。
现在腐朽分两路：一路是奔西方的后现代；一路是没落贵族牡丹亭。因为他们都是穷人，没有别的可效仿，只有一个是洋腐朽，一个是原来的腐朽，就是牡丹亭那一路。
中国应该成为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小情小调、旁门左道，甚至腐朽没落的东西也应有存在的空间，一个健康的社会理应如此。同性恋、双性恋让他们恋去；裸奔找个人少的地方让他们奔去；像李银河博士把“虐恋”说得精美绝伦，也没问题，就是音量别太大了。有那些特殊嗜好的人关上卧室门，拉上窗帘，用小鞭子、小刀子、小铐子切磋技法、创新美感，只要是愿打愿挨、不出人命，社会不应该干预他们。但同样，他们也没必要老跟没这嗜好的社会大众兜售那套东西,说这才叫“先进文化”呢，这才美得高级呢！社会的主流不能跟他们走，跟他们走中国就完了。中国还要往上走，往上走要靠天足，而不是靠小脚——《采菲录》里记古人玩小脚，也玩出《美学》上下卷了。中国这么大的人口规模、历史规模和文明规模，既然进入了世界历史，你就得有大的作为，不然就得出局。
现在的文学家、艺术家，从个人来说，大都还挺有想象力，挺有情趣的。但这么多年的世界观、人性观和美学观教导他们，凡有大目标、大抱负的不是傻子就是疯子，只有小吟味、小情调、小玩闹才货真价实。于是他们苦练“缩身功”——把上半身差不多缩没了，光剩下头那俩部位了。就说这“下流话”吧，老的跟少的学，男的向女的学，你追我赶，看谁先把嘴练成肛门。结果很快，他们真的变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傻子、疯子加混子。哪家孩子要从事文艺，家长不急得飞檐走壁呀！
张文木有句话说得挺好：个人的崛起要搭乘民族的崛起才事半功倍。个人跟民族的关系是风筝跟风的关系。如果民族的天风浩荡，风筝一下子就上去了。天风没有，您拽根小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也只能跑出个相对二三级风来，风筝也就五六米高。所以对我们来说，就要立中华民族的大志，要对人类做更大贡献！
中国不高兴中国这100多年处在剧变当中。剧变社会里，大家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匆匆赶路。五四那一代精英的感觉就是国亡无日，着急上火，看什么都像中国的病根，看汉字、中医、旧体诗、京剧什么什么的都不顺眼，觉得中国都是它们害的。那时候他们骂中国骂得很激烈也很过头，但并不幻灭，你从他们文章中读不出破罐破摔来。他们认为只要找对路，搬掉路障，实现了现代化，一切就都会好起来。到1949年由乱而治，中国从近代危机里第一次伸出头来，扬眉吐气，信心大增。全民族在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日夜兼程。文化上要建设底层文化，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也是不小的抱负。但因为时间短，建树不多，也不牢固，后来政治上往极左一偏，又把取得的一点成绩，如京剧现代化之类全赔进去了。“文革”破产，使整个中国革命名誉扫地，并进而殃及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山川人民。文化精英经历了近代以来最深刻也最肤浅的幻灭，所剩无几的灵魂后来又被市场社会洗劫一空。你看那帮名导演名演员，别看一个个干得挺欢，不少人怀里揣的都是外国护照。这年头揣哪国护照本来用不着指责人家，但起码这说明他没看好中国，对中国的命运没有担待，只想同甘不想共苦。作为普通人，追涨杀跌、买绩优股抛垃圾股都很正常。问题在于他们不是普通人，他们是文化精英。很可惜，这些精英徒有精英的派头和行头，灵魂上比小市民还小市民，简直就是一帮乱哄哄的精神股民或价值难民。他们干得再欢，也不过是个文艺包工头、打工仔，赶紧捞点名利“回家过年”——赶上风吹草动，他们一撒鸭子全没影，留下的净是烂尾楼。再造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肯定不是这样的肩膀承担了的。这样一群精神上的叫花子，由他们做文化艺术的领头羊，能是什么结果呢？这30年的文艺当然有成就，但这成就跟中国的走势和气势不成比例。中国本应该出现伟大得多的文艺。
就说传统戏曲吧。上个世纪60年代京剧现代化再创辉煌的气象早已荡然无存，没完没了老是《三岔口》《穆桂英挂帅》，现代生活也只能演点计划生育什么的。古不能为今所“用”，结果就是灭亡，于是大家纷纷挤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本盒或收容所去求“生”，一种了无生气的生存。外来的话剧，这30年来在艺术上没有完成民族化，思想上基本上没有走近过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前沿，这些年更成了插科打诨的去所，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谈不上多少贡献。音乐剧都是《猫》《西区故事》的生搬硬套，毫无中国气质，像当年《洪湖赤卫队》那样动人心弦的，半个也没有。绘画两点成一线，从画家的工作室直奔富翁的客厅，跟集邮、炒普洱茶可以分在一个小组了。再说电影，改革开放初期有些电影像《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还能把人民自己的伤心事，哭给人民自己看，而今天那些“大导演”净组织中国历史文化向西方卖淫慰安——西方一看中国还这副德行，觉得又安慰又安全，可以继续猥亵，接着欺负了。诗歌越混越没样，好像都不是不足挂齿，而是说着丢人了。唯一有些起色的是电视剧，那也是靠广大劳动妇女，也就是大妈大姐们坐镇电视机前把关，创作、制作方才不敢在审美上胡来。小说就没这福气，读者中不少没吸毒但胜似吸毒的小资白领，他们逼着作者按照他们的嗜好，编些乌烟瘴气的东西。总的说来，这30年文艺的成就不可能没有，但也真不是多大，一身邪、戾、匪、嗲、妖气，有愧于这个沧海桑田的大时代。
中国的经济明明爬到了五楼六楼，可“上层建筑”还窝在地下室里，这是中国社会突出却不显眼的一个矛盾。在全世界的文化生产链中，中国现在相当低端，每部大片都要打造新款美妞送戛纳威尼斯，那是生产链最低端的卖儿卖女。真正高端的文化产品是要形成我们自己的理想信念、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发展道路、审美标准。有了这些东西，外国人才来取经而不是来嫖妓。所以，要树立大抱负、提升软实力、改良社会、重建人心、促进文化艺术的产品升级，应该是未来若干年中国社会特别是文化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任务。现在这拨所谓的大腕，他们占据着最大的资源，但凡做出一点垃圾来，就通过强大的资金和权力进行媒体运作，忽悠全民认购。中国文化要真正复兴，这些文化艺术的“领军人物”要么改邪归正，要么下岗出局。他们是这30年的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产物，他们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中国不往前走则已，中国的文艺不向上走则已，要往前向上，就凭这些人，凭他们这副败家丧气的样子，走在队伍前头肯定是要耽误事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源在哪里呢？我们先不说文化，先看看体制。今天的文艺体制大致分三块：一块是政府机构，一块是商业市场，一块是公民社会。
高速发展的经济让政府财源滚滚，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往往一台晚会就花出去几千万，组织一场什么“文艺国际研讨会”就是几百万。那些国家院团还有组委会之类，给人的感觉是，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倒也不一定是他们特别有钱，而是说他们有了钱也弄不出像样东西来。纳税人那么多钱被他们拿去设了那么多奖项，请了那么多评委，摆了那么多酒席，考察了那么多山山水水，结果洒出去的人民币倒是种出点什么没有啊？其实问题不在艺术家，也不在院团领导，他们都挺值得同情的。问题的根子在于没有大抱负的体制的日益僵化，款拨得越多，事办得越差。你说他拿钱没办事那肯定是冤枉他，说他办少了事也是冤枉他，但说他办了跟没办差不离就没冤枉他。他们用人民币搭彩虹桥，堆砌“今天是个好日子”，没有一点自我批评、自我警戒的能量和气量，使得一个民族灵魂建设的文艺沦落为指甲油或精华素。文艺的许多部分是需要钱的，但文艺最珍贵、最核心的部分与钱无关，那不是富出来的，是苦出来的。
如果说国家院团这一块是除了钱什么都没有，那么商业市场这一块则是除了钱什么都不认。原来好多人觉得只要一市场化，艺术上的问题全都迎刃而解。这七八年我观察了戏剧和电影，还真没看出来，看到的是每况愈下。跟好莱坞接轨的那些商业大片，什么黄金甲、无极之流，真就是锦盒装的垃圾。他们哪一部都掀媒体狂潮，哪一部都成天下笑柄。戏剧剧场这些年市场化的结果也出来了：各个剧场的那台上和台下就跟组织了互助组似的，你教我无聊，我帮你下流。最盛行的就是恋爱加搞笑，因为投入低产出高啊。演员就差下台一人按住一个观众做痒痒肉的工作了。观众几年下来差不多被改造成只会笑的剧场动物。记得有一回在一个挺大个的剧场里看戏，台上的幽默感差极了，但台下的痒痒肉却发达极了，满场乐得前仰后合，叮叮当当都快把椅子背儿砸劈了。有时候台上明明演的是段悲情，照理该哭，但台下非笑不可，笑得演员导演哭笑不得。所以起码目前来看，市场一样担当不起重建中国文艺的重任。不过，现在电视剧看样子进入了良性循环，呈现出市场积极的一面。
我比较看好的是第三块——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不光是非政府组织，还包括很多并没有比较稳定的组织，因此无须向民政部申请注册的关系、组合和活动，包括民间那些一块野营的爬山的，一块演戏的评戏的。周末你去公园看看，老百姓自己载歌载舞，唱着唱着就跳起来了，看着看着就加入进去了，那气氛比国家大剧院过瘾多了。目前互联网其实就是中国最大的公民社会。博客的社会含义是人人办报纸办杂志。人人办电视台的日子也快了。多少个人博客、论坛、MSN、QQ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圈子，并不断地伸头探脑，从虚拟走向现实。写诗的，摄影的，聊电影的，交流音乐的，传统的生活类别它几乎一个不少，传统没有的它也造出来了，而且许多都跟市场无关，跟宣传部门不挨，而且越玩人越多，越弄水平越高。这十几年互联网可真解放了不小的文化艺术创造力和生产力。就说传统文艺现代化吧。那些年互联网上像王佩写的对子，王小山写的快板，生香活色，灵动天成，真让人叫绝。这就是公民社会的文艺，真比国家那块有活气，比市场那块有灵魂。群众自发的艺术，才不管什么市场份额，也不争什么金鸡金蛋奖，它没必要为了一鸣惊人而狗急跳墙把自己弄得怪物似的，反倒显出一种深刻的从容和优雅。我原来在朋友那儿看过她祖上留下来的书画，都是文人墨客间里互相解闷的，根本不是那些装腔作势的书画家可以比的。老百姓不在那道，不吃那饭，也不受那管，因此倒更可能接近艺术的两个境界：自由和自然——你看有些短信的文学水平多高啊。这些年公民社会对文学艺术的参与一直在进行。再说流行音乐吧，不少音色如崔健和田震的那种嗓子，原来是不入“流”的，但却在公民艺术的天地里得到发展壮大，最后体制也只好扩大修订自己的“美学”，开门请人家进来。人家也是一方天地，你把人家关屋外，其实是等于把自己锁屋里。网络上的群众参与造成了文艺上的大民主，像《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像很多非常有新意的作品，对官、商文艺形成了竞争和压力。作为第三方面，虽然目前还在造反起事的阶段，闹闹哄哄，副作用也不小，但公民社会参与造就未来中国文艺的大趋势是明摆着的。2009年山寨版春晚虽然流产了，但却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
我绝没有贬低国家与市场、把公民社会当灵丹妙药的意思。其实三者本身各有特点。特点而已，用得恰如其分就是优点，过犹不及就成缺点。一个比较理想也还算现实的格局应该是让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足鼎立、让它们扬长避短、形成良性竞争与合作的混合文艺体制。按说这三样东西目前也都并存，但现在的社会指导理论，却没把混合体制当成一个长久的家，而是一个临时的店——也没准就当成发廊里屋的那张野鸳鸯的床呢。站资本那边的，他们惦记的是“大资本小政府”，是希望中国改成中华股份有限公司，谁钱多谁控股，看这帮当官的还吃谁！当官的说了：想什么呐？改公司也是我当董事长，现在大家先练习着管书记叫“老板”吧，啥时候叫顺了啥时候改名，改得成算我吃自己，改不成接着吃你！从无数个案去看，如今官和商的关系真是够没劲的，要么是狼狈为奸，要么是你吃过来我灭过去。这怎么行呢？所以我们希望公民社会加入进来，起点好作用。我想起那几年全国大学生戏剧节，剧协资助了30万块钱，他们进行公益基金式管理，营销上借用了市场的手段，排了40部戏，在几个剧场里热热闹闹了近一个月，末了还剩了几万块钱。廉洁、效率、群众参与、自我实现，应有尽有了。这件看似不大的事情还有一层不小的意义，那就是公民社会改良了政府，借鉴了市场，形成了三者间的良性关系。
树立大抱负，舍弃小吟味
中国要有大目标、大抱负，而不是小吟味、小情调。中国的精英，尤其是政治和文化精英，应该建立起这个自觉。
遥想当年，秋收起义毛泽东率领百十来人上井冈，靠的就是大目标、大抱负，没这东西，这小股人马在近代大漩涡里一圈就转没了，连个泡都不会冒。《张学良回忆录》里说，北伐军所向披靡，打得直系、奉系落花流水。有天张大帅把少帅找去研讨这件事，大帅说：小六子，我想不明白，咱要枪有枪，要炮有炮，还有独一份儿的德国山炮团，轰他们不就得了呗……咋就轰不动呢？少帅说：爹呀，咱是有枪有炮，咱有德国山炮团人家没有，但您想过没？人家有三民主义，咱没有啊！大帅不服：“三民主义”嘛玩意儿啊，我还“五民主义”呢！过了两天大帅又把少帅叫去：小六子，你说得对！咱还真缺个“三民主义”啥的。东北的高粱茬子老子还没吃够，咱撤！“三民主义”是什么？是大目标、大抱负、大是大非！有了这些，就有民心，有力量，有方向，那些土军阀不服气还真不成，所以国民党一路就起来了。共产党也起来了，靠的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所鼓荡起来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天风。我头些日子见过朝阳区的一位老太太，95岁了，还办学校、写书法、不戴眼镜刻剪纸，真是个老神仙。她是解放后朝阳区文化馆第一任馆长，辅仁大学学教育的。解放后那阵儿，她说早上起来六点钟一推门——“革命”去了，晚上九点钟一拉门——“革命”回来了，下工厂，跑基层，没日没夜。像这样不计成本，豁出性命的，那个时代大有人在，结果很快就改变了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有了大目标，人的精神状态就不一样，走路都有弹性。没有大目标，东也不是西也不是，走走人就走懈了。到了“文革”，老太太说，坏了，一定是奸臣当道了，要不怎么我敬佩的好人都成坏人了呢？甭革命了，回家吧。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树立的大抱负大目标，到“文革”盛极而衰，民心士气被造反、串联、斗批改挥霍光光的。到了“文革”后期，整个风气开始低靡，社会开始用小情小调来反弹极左政治。夏威夷吉他弹奏的《划船曲》、刘淑芳女士演唱的《宝贝》在青年中广为流行。刘女士那一句“我的小宝贝啊！啊！我的宝贝！”对于听者的影响，用当时一首革命历史歌曲中的歌词说，就是“撂倒一个，俘虏一个”。“文革”结束之后，小平同志审时度势，对大目标大抱负做出了历史性的调整——他明白没大目标还是不行的。他说，解放全人类的事就先放一放吧，来个短期点的、实际点的——国民经济翻两番，每人钱包鼓两鼓，先鼓后鼓都得要鼓！那时候刘晓庆这样的歌星影星一天能多挣五毛钱，就觉得像是活在童话小人书里了。所以，甭管先鼓后鼓、让钱包鼓了再鼓的目标，一个“鼓”、一个“先”，的确给了普通中国人极大的推动，大家狼奔豕突，都想当那“先鼓”的。这个目标当然有代价，代价出自先后之间的距离。按小平同志原来的设想，大家都还在同一个马拉松方阵里，彼此顶多差个十步八步。没想到刚跑到一半，前后就差出好几里地，后面的连前面的背影都看不见，看不见背影人就会绝望，就可能出事。另外，这个目标还有个局限性，局限性出在“一”鼓、“两”鼓上的数字上，这种数字化的目标,哪怕就是“七”“八”，也都还是相对容易实现的。容易实现当然也算优点，但同时也是缺点。太容易实现了，人就容易进入酒足饭饱的状态，酒足饭饱的状态就容易导致提笼遛鸟、逛八大胡同的行为。今天的精英碰到老同学翻来覆去是那几句话：“车也有了，房也有了，啥都有，没急没慌的，连裤裆都不闹事，时不时还得带着伟哥去找小妹提提神儿。”总之，精英无精打采腐朽成这样，说明既有的目标该调整了。不调整振奋不了精神，进入不了状态，凝聚不了力量。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还需要跨出一步，她需要动力，动力来自目标。
现在腐朽分两路：一路是奔西方的后现代；一路是没落贵族牡丹亭。因为他们都是穷人，没有别的可效仿，只有一个是洋腐朽，一个是原来的腐朽，就是牡丹亭那一路。
中国应该成为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小情小调、旁门左道，甚至腐朽没落的东西也应有存在的空间，一个健康的社会理应如此。同性恋、双性恋让他们恋去；裸奔找个人少的地方让他们奔去；像李银河博士把“虐恋”说得精美绝伦，也没问题，就是音量别太大了。有那些特殊嗜好的人关上卧室门，拉上窗帘，用小鞭子、小刀子、小铐子切磋技法、创新美感，只要是愿打愿挨、不出人命，社会不应该干预他们。但同样，他们也没必要老跟没这嗜好的社会大众兜售那套东西,说这才叫“先进文化”呢，这才美得高级呢！社会的主流不能跟他们走，跟他们走中国就完了。中国还要往上走，往上走要靠天足，而不是靠小脚——《采菲录》里记古人玩小脚，也玩出《美学》上下卷了。中国这么大的人口规模、历史规模和文明规模，既然进入了世界历史，你就得有大的作为，不然就得出局。
现在的文学家、艺术家，从个人来说，大都还挺有想象力，挺有情趣的。但这么多年的世界观、人性观和美学观教导他们，凡有大目标、大抱负的不是傻子就是疯子，只有小吟味、小情调、小玩闹才货真价实。于是他们苦练“缩身功”——把上半身差不多缩没了，光剩下头那俩部位了。就说这“下流话”吧，老的跟少的学，男的向女的学，你追我赶，看谁先把嘴练成肛门。结果很快，他们真的变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傻子、疯子加混子。哪家孩子要从事文艺，家长不急得飞檐走壁呀！
张文木有句话说得挺好：个人的崛起要搭乘民族的崛起才事半功倍。个人跟民族的关系是风筝跟风的关系。如果民族的天风浩荡，风筝一下子就上去了。天风没有，您拽根小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也只能跑出个相对二三级风来，风筝也就五六米高。所以对我们来说，就要立中华民族的大志，要对人类做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