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前面说过的一样，我一直希望和美国人多聊聊，美国有那么多的神话值得去证实，有时甚至可以说我对美国某些事情的了解超过对中国类似事情的了解。但这些了解多是道听途说来的，就像有人怀疑美国人到底登上月球没有，但你总不能跑到月球上去证实那个事实，不过总算是有美国人来到我身边。
这次来的是一个在新西兰工作的美国女人，二十五六岁，可是照片上也不像小女孩，看到她在很多地方沙发旅游的照片，笑得一如大多数美国人一样灿烂和饱满。她说自己在新西兰从事着一件很无趣的办公室工作，有三年没旅游了，所以这次来中国太兴奋了。
接她的那天早上费了点周折，她打电话来说到了我们约定的那个十字路口，电话里是一个很热情、底气很足的声音。
下了楼，我看见她就在马路对面。一个身高一米七左右的白种女人，脸红得像关老爷，不知是不好意思还是天热晒的，躲避着来往的车辆，哈哈大笑地朝我走过来，五米外就伸出手来握。真够热情的。
一路上聊着，我领她往回走。到了我的房内，细看之下，皮肤看起来像三四十岁，不过跟其他人一样，眼神是年轻的，很有活力。
她在新西兰的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工作，已有三年，她语速很快，反应迅速，底气很足，完全没有照片上还有点羞涩的样子。在之前的联系中，她看到有沙发客留言说我善于做饭，就在信息里说她也超喜欢做饭。我说我是不得已，外面又贵又不卫生。她说她很想给我做一点吃的，也想学一点中国的菜谱。有了这样的前提，我对吃饭就有安排了，我跟她说：“今天我给你做一次中国菜，明天你再做好不好？”那能不好吗？太完美了。
这个美国女孩在我这儿住了三天两夜，我算是充分地领略了美国人的风采。在我的房间里，永远有一个讲美国英语的女人声音，用“滔滔不绝”来形容她一点都不为过。美国人大多爱说，善说，口才好，在女孩这儿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不过她算是有点话痨吧。她到了晚上十二点还兴致很高，我实在觉得信息量有些过剩了。
她住在新西兰南岛一个叫作“Queen’s Town”的地方，女王镇。“新西兰太美了。”这是她留在新西兰的原因之一。她说她租住在城外一个没有手机信号的大房子里，这个房子还有一块占地四英亩的林子，她说这样的房子在新西兰的售价是一百万新元，“太贵了！太贵了！”
一百万新元相当于五六百万人民币——我一直没有弄清过英亩的大小，以为可能也就比咱们的亩大一点点吧，结果事后一查才发现，“英亩”比咱们的“亩”大得多，一英亩等于六亩！也就是说，她住在一块相当于我们二十四亩的产业上！Damn！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大。这还算贵！
我说：“你住那地方算是富人区吧。”她说：“可以算是了，但我属于穷人。”
我没问她具体租金是多少，想这新西兰的“穷人”都能租得起，一定没多少钱。可是她说房东把房卖了，今年九月份新房主就要来，所以她也住不成了，现在还发愁呢。那房子挺旧的，不算太好，可是那四英亩的地上长满了松树，都有一人合抱那么粗。
我说：“那都是古树了。”
她说：“可能也没那么老，应该有五六十年吧。”冬天的气温很低，她就烧壁炉，用的是捡回来的木头，要一年前就劈好晒干。我不理解，“那么大的房子一个壁炉就够了？”
她说：“卧室就在客厅上面，一烧壁炉上下两个房间是热的，可是其他房间还是冷的！”原来如此。
我又问：“没有树的人家烧什么？”
她说：“可以买木头啊。”
我突然想到：“你可以把你的松树砍了卖钱啊。”
她说：“也有朋友给我这个建议，但是这是人家的财产。”
我问：“新房主知道这块地上有多少棵松树吗？”
她会心地笑了，说：“不知道。”但接着说，“将来人家来了，一看这儿一个树桩，那儿一个树桩，就能发现了啊。”
我想，还真是这样。
她还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种了好多蔬菜，有十多种吧，用厨余的东西做肥料。我在自己的阳台上也种点青菜，说：“你回去的时候给你带些种子。”
她忙说：“不行不行，海关会查的。”
“就带几颗都不行吗，藏在口袋里他们能发现？”
她说：“海关有狗专门闻，很准，一发现就得罚款。”
后来又接待过一个澳大利亚的女孩，才得知此言非虚，新西兰海关对于旅客可能带入的植物种子查得特别严，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得让狗闻一闻。因为新西兰的生态系统非常孤立而特殊，很容易受到外来物种的影响。
她说：“新西兰都是小公司，大多数公司不会超过八个人。”说到这个房地产中介，我问：“现在有中国人在新西兰买房吧？”
她说：“有。”
我说：“中国的很多有钱人都是干坏事得来的钱。”
她说：“这个我也知道，可是新西兰的中介公司也没法知道这些中国富人的钱是怎么来的。”
说起她在美国的生活，她说她的父母不是很有钱，所以到现在也没法退休，还得多积蓄一点。她还有一个妹妹，大概是有情绪控制的问题，总是控制不了要发脾气。我又把我所关心的美国养老的问题提出来，她说：“绝大多数美国老人，如果有自理能力都是自己住，如果活动不便的，就住养老院。和子女一起住的情况也有，但很少很少。”
她的奶奶，九十多岁了，还是一个人住，她父母想把奶奶接过来一起住，可是奶奶坚决不同意，好像很享受独居的自由。
我简单向她描述了中国的养老情况，我说：“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老人丧失劳动能力后，只能跟随子女一起生活，没有其他选择。这种和子女一起的生活，在西方人看来好像是东方传统其乐融融，其实很多老人寄人篱下，看子女脸色，别有一番辛酸。”我想这个打动了她，她后来说，她看到了这种东方传统的真实一面。
美国人也不是像我们所说的完全没有家庭维系。每到圣诞节，很多美国人也会回到父母身边去，平时父母也老打电话：“亲爱的，回来住两天吧。”不过，住的时间长了，父母也会觉得烦。美国父母绝不会给子女命令式的建议，一般不管什么事都是让子女自己决定，最多是提出几个建议，让孩子来选一下。我问她：“你有没有觉得你所有的选择都是对的？有没有觉得没听父母的话很后悔？”
她说：“有的，我做过很多错事。但是美国父母没有为孩子决定一切的习惯，一切都要你自己负责。”
我问：“你有没有觉得这种方式有时候好像‘父母都不关心我们’？”
“我妹妹就是这么想的，呵呵。我还有一些朋友是同性恋，父母尽管不赞成这种‘性取向’，可是认为既然是子女自己的选择，还是要尊重一下为好，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他们亲爱的孩子。”她说。
我说：“中国的家长是完全相反的，一切都要处于家长的控制之下，因为这是家长为了保持权威的一种方式。”
她若有所思。
美国的父母对孩子是无欲无求的，当然如果父母生活有困难，孩子是一定会资助父母的，但在完善的保障制度下，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老年人总是比年轻人有钱，这是美国的社会现实。我说：“美国的父母在把孩子养大的过程中，已经收获了快乐，并不指望有什么经济上的回报。”
她说：“是的。以我自己来说，我和弟弟妹妹从来不给父母钱，将来父母去世后，房子要么卖掉，得到的钱要么我和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平分；要么其中一个住在里面，把另外两份钱给其他姊妹。”
她很小就开始打工赚钱。先是送报纸，用工资买了一辆自行车，后来又到一些商店里打工，上大学教人游泳——说到游泳她眼睛一亮，她曾经是校游泳队成员。我自由泳游得不好，向她请教，当然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她问我附近有没有游泳池，我说有，她就说要去游泳池给我示范示范。不过后来还是没去。
美国人是天生的演员，好莱坞只能出现在美国，不可能出现在其他国家。因为只有在人的精神完全解放之后，才能拥有发自内心的丰富表情。她说话时表情十分丰富，又绝无做作之感，给我唱她小时候的儿歌，自己先陶醉得不行。美国人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他们不管说的是什么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话。
她说：“印度和中国不同，印度也穷，可是印度人爱笑。”她爱做一个实验，在旅游的时候对着大街上的路人笑，有一点侵略性的笑，还要迎上去。在印度她通常能得到一个回应的微笑，可是在中国，人们看到一个哈哈大笑的老外冲上来，总是表情惊恐地退后。中国大街上的人很多表情严峻，心事重重——唉，谁说不是呢。
美国人也许在全世界都是异类，我之前总觉得西方人很类似，但她说是不一样的。每个美国人都想跟别人不一样，有那么多美国人去干荒唐事，就是想让世界知道自己。她去新西兰、澳大利亚，发现那里的人都不想跟别人不同，要跟别人保持一致，新西兰还有一句俗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大概与这个意思相同）。她说到一种植物，我不知道是什么，就是说长得比别人高了，就会被砍平。她说，美国也有一句俗语，叫“每个人都有十五分钟的出名机会”。我问是什么意思，她说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闪耀那么一会儿。所以说美国人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人还是不太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人在精神上还真与中国人有共通之处。
我问她美国有腐败没有，她说当然也有，而且可能很严重。
对于这一结论我存疑，我认为她所说严重的尺度与我们不一样，就像她说二十四亩地一百万新元“很贵很贵”一样。
她说：“参与伊拉克重建的很多美国公司都与前副总统有关系。”
我说：“那为什么FBI不去调查呢？”
她说：“是因为没有证据。如果没有过硬的证据，FBI不会冒险让一个政治家受到名誉上的损害。”
“美国媒体不是经常开总统的玩笑，讽刺总统吗？”我问。
她想了想，说：“那是两回事。”具体怎么两回事，她也说不清。
一天晚上她回来的时候坐公共汽车看到了一起车祸，她自己坐的公共汽车撞到了另一辆车。她撞疼了脑袋，他们那车的司机跳下车与对方司机互殴。
她说：“中国的交通实在太恐怖，街上的车乱插队，换道的时候也不打转向灯。”
我说：“中国路上的车排队总是歪歪扭扭的，两个车道却总能排出三行车来。有一天，我到附近山里玩，出来的路很窄，偏偏有一些所谓的‘好车’要走逆行，超车插队。在新西兰有没有超车这回事？”
她说：“当然也有了，如果你开得快，就可以超车，但各种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
我问：“会不会有人开着好车，就一定要超所有的车？”
她说：“也不会啊，因为大家的车都差不多。”
我还是不甘心，又问：“会不会有人超你的车是想显示他比你开车技术好？”
她说：“这也有可能，但极少极少。新西兰偶尔有些家伙开车很快，但最后发现也只比我早了几十秒钟到目的地。”
我一直不解的是，为什么美国人对经济危机那么敏感，动不动就提到失业率。她证实了这一点，她说她的朋友当中也的确有很多人失业，生活一下子变得困难了。为什么美国人那么容易失业，而中国非民营机构的人从来不失业？她来的那几天正好是“美债危机”，第二天她问我今天有什么新闻。我说，美国股市指数向上走了，她高兴地竖起了大拇指，好像也舒了一口气。
干巴巴的谈话说了很多了，下面说说吃。
头一天我还是用对付外国人的老一套，包饺子。她拿着一个小本记着菜谱，完了她也一起帮忙包饺子，看来是做过饭，手上有把握，包的饺子跟我的差不多，煮出来一个也没烂。我们吃着饺子，喝着我七块钱的廉价白酒，有几分醉意，倒是气氛甚佳，我心里开始期待她第二天会做什么。她事先说了一下，好像是什么“费城汉堡包”。
第二天她回来时已经有点晚了，手里有一大包东西。有牛肉、小面包、西兰花、胡萝卜、洋葱，还有一瓶蛋黄酱和几片奶酪。她说她吃饭晚，于是又聊了一会儿，都到晚上九点多了，才开始做晚饭。
她把小面包切开，用我的平底锅烤。我问为什么要烤，她说：“因为烤过后上面的焦脆部分很好吃。”——原来“烤吐司”是这个目的，怪不得老外家家都有个烤面包机。面包烤好之后，她把牛肉切成豆腐干一样的小片开始煎，放的油也不多，几分钟后牛肉里的水出来了，成了半煎半煮，我有黑胡椒，帮她放了一点。然后把洋葱放进去，之后是蛋黄酱和奶酪。慢慢汉堡包的味就出来了。期间又让我把西兰花和胡萝卜煮一下，然后就放到碗里撒点盐，就可以吃了。
十分钟之后，她说牛肉好了，然后放到面包片上，敞开式的，不是两片面包夹一个，而是一片上放一点。
“费城汉堡包”完工了。放到盘子里，看着真挺丰盛。吃起来的结果是，牛肉跟我自己做的味道差不多，并没有达到我期望中那种非常嫩的程度——我一直希望学到外国人做牛排的本事——再有面包可能有点过甜。反正营养是不少。我自己平时也做做牛排，但绝不可能老吃，消化不了。她说美国有很多种汉堡包，大概有成百上千种，反正是味道一有不同就新起一个名字。我看要这么说，中国的兰州拉面换一个城市就可以叫北京拉面或上海拉面，因为味道多少都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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