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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道家统治中国》 作者:林嘉文

第13章 兼收并蓄,儒生贾谊的政治建言(3)

  贾谊是文帝朝新政的总设计师,尽管他的思想源泉是儒家,而非黄老。

  终极的智慧犹如一座山峰的峰顶,不论走哪条路,不论用哪家思想,方向对了,路径不同,也同样能到达顶峰。

  贾谊是给刘恒指明登山方向的人。

  治国安邦的幻梦

  贾谊渴望治国安邦的一腔热情最终换来的只有失落与伤心,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观上而言,贾谊的很多建言缺乏实践的可能;客观上看,皇权时代的思想禁锢必然导致贾谊的怀才不遇。单纯的文人不可能完成走向政客的蜕变,所以贾谊一生都只能被人称作“才子”。

  满怀一腔热情的贾谊先后多次向刘恒上书,内容都是在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于是有了著名的《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

  《治安策》集中反映了贾谊的政治思想,而且讽谏之意比《过秦论》要直白许多,言语都很直接,上来就是讨论王国、内政这两个问题。

  首先,针对诸侯王势力的坐大,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就是通过在诸侯原有土地上增建新王国的方式,来缩小单个诸侯国的疆土。这和日后武帝时期主父偃推行的“推恩令”十分相似,只是推恩令确保了这种“众建诸侯”的连续性——诸侯王所有的儿子都可以瓜分父亲治下的土地。而文帝朝是否新增王国只能通过皇帝的喜好来决定,“众建诸侯”不规律,因而“少其力”也就不能长久连续。

  其次,贾谊要确立明确的等级制度。

  贾谊是一位儒生,儒家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所谓的“重建礼乐”的政治理想,实际就是要构建像西周初年那样等级森严的制度,所以贾谊一直提倡要明确君臣地位的尊卑。除了他嫌功臣集团成天在刘恒面前左右朝政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渴望实现儒家重建等级秩序的理想。

  而且贾谊认为,政府建立了不能充分维护天子权威和地位的郡县、分封并行制度,就是导致整个西汉初年政局混乱的原因。贾谊说刘恒应该“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让高低贵贱之分确定下来,“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构建集权统治下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制度,令天子的地位变得至高无上。

  贾谊认为,只有树立起皇帝个人的绝对权威,才是解决王国问题的最佳之策。

  要将“礼仪”具体化,就必须倡导礼乐,所谓“厉廉耻,行礼谊”,法令与教化都是不可以废除的。同时还要对老百姓加以灌输儒家的忠君思想,美其名曰“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向)道”,其实是间接性地为日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作了铺垫。

  他的这些建议被落实之后确实是带动了整个国家物质文明的发展,他提出的先安定百姓进而稳固国家的主张也是正确的。

  贾谊抬高了儒学的地位,但由于贾谊本人在朝廷中特别不招人待见,这反倒激起了人们对于儒学的排斥。尽管文景时期选择使用黄老无为而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贾谊个人为儒学带来的负面口碑也绝不能忽视。这最终戏剧性地导致了贾谊提倡儒学,却潜在地促进了黄老之术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的扩张。

  《治安策》中还有一部分重要的内容是建言重视农桑的。

  贾谊的《新书》中讲“为富安天下”,想要富,先种田。

  贾谊认为国之要务是鼓励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他把老百姓生活富足安定当成了自己的执政理想,鼓励生产,让老百姓安安心心耕作,到时候该播种播种,该施肥施肥……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老百姓从此没有假期去旅游了,连国内游的机会都没有,一年四季就趴在自家一亩三分地上打转吧。

  鼓励农桑说来是为了让老百姓富裕起来,本质目的却是为了“安民”,把老百姓牢牢地拴在田间的一亩三分地上。这有利于社会安定和专制统治,减少了流动人口。

  我们在看任何政治建言的时候,都应当看到其背后阴暗的一面。因为阴暗是政治的本质,开明的抉择不需要政治的操控,政治其实就是“势”,是舆论,是主张,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策略和绝对真理。

  贾谊鼓励农业生产来富民的建议和他前文“重建礼乐”的想法合在一起,就是为了牢牢地抓住老百姓物质、精神这两个方面,根本目的是维护专制统治。这和我们今天通过工农业生产来发展自由经济实际上是不同的,贾谊强调了政府在农业发展中的鼓励与推动,这就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是为政治服务的。

  所以,儒家提倡的所谓“以民为本”,本质上应当理解成“以安定人民为本”。

  《新书·大政上》讲:“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度,而民必胜之。”也就是在儒家眼中,老百姓的民意其实是阻碍其推行中央集权和专制的障碍,只不过由于民众的力量过于强大,所以需要给予一定的好处来安抚他们,毕竟公开、明确地伤害百姓利益会招致他们的反抗,而且百姓人多势众本身就占了优势。

  贾谊以此劝谏刘恒应该以礼乐教化来教育百姓,正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老百姓不安生,那就给他们洗脑,让他们安生下来,这样百姓才能心甘情愿地顺从国家的安排,人民才能团结在中央的周围……这便是所谓的“国泰民安”了。

  贾谊受时代局限而产生的思想不是其个人能左右的,好在刘恒信奉黄老,而且居于专制统治阶层的顶端,所以比贾谊更为清楚个中来由。因而我们看到刘恒面对贾谊的建议时,多数是接受贾谊提出的问题,却并不采纳贾谊的解决方案。

  《治安策》中还有一部分是讲立储问题的,毛泽东评价这段的时候说贾谊很迂腐。贾谊是这么说的:“国家的前途命运全都寄托在太子一人身上,想要让太子成为人才,那就一定不能让他输在起跑线上。要早早地对他进行启蒙教育,同时要安排好他身边的人,趁着青春期还没到的时候就先用礼乐束缚住他。这样效果好,能让他修身养性,智力得到开发。而且身边的人也会影响他的性情,所以一定要把他左右的人选好。只有教育得当,再加上身边的人身体力行对他施加影响,太子才能成才。《尚书·吕刑》说‘一个人做好了,万民都会依靠他’,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贾谊的话听起来很不顺耳,毕竟这话是在对皇帝的家事指指点点。总之,刘恒对他的建议并不十分认可。鲁迅有过一个解释,说:“惟其后之所以绝异者,盖以文帝守静,故贾生所议,皆不见用,为梁王傅,抑郁而终。”(《汉文学史纲要》)

  贾谊的《治安策》,摆明了是教人治国安邦的。但至于其中的内容到底含金量多少,学界历来众说纷纭。笔者同鲁迅的看法一致,刘恒选择无为而治不单单是心血来潮,而贾谊则把治国道路的选择看得太简单了。贾谊指出的问题有一些也确实不可忽视,刘恒把这一切都看在眼中,但他也要综合各方面实际情况进行考虑。所以他只接受贾谊的批评,而拒绝了贾谊的建议,那是一些缺乏政治远虑的建议。

  刘恒和贾谊处于两个位置,贾谊只需要一心考虑国家、君上、自己的热情与理想,而刘恒每选择执行一项政令都要考虑各方势力的平衡。

  历史上许多君臣都是如此,日后晁错和景帝的关系也是这样。统治者和谋臣不同,统治者的诞生是各方势力综合选择的结果。以刘恒为例,他的登基也就宣召了,他将代表关东诸侯王集团、功臣集团等各方势力的利益。不论他愿不愿意、认可不认可、是不是想打破这种利益关系,他在客观上都处于这样的位置。而谋臣所肩负的责任是单一的,只需要不断进谏就行了,完全不需要考虑皇帝私人的利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进谏与皇帝的利益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冲突,皇帝选择接受谏言其实是一种“反常理”的现象。也正因为此,每当人们看到善于纳谏的君王时,都会将他奉为“明君”。

  郁闷的贾谊在长沙国做了三年太傅。一天,有一只猫头鹰飞进了贾谊的房间,落在了座位旁边。楚人把猫头鹰称作“服”,贾谊此时被贬,情绪正低落,再加上长沙那鬼地方在那时还是偏远之地,气候非常不适合北方的河南人居住,贾谊觉得自己活不长了,多愁善感,于是作《服鸟赋》一首:

  单阏之岁,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闲暇。异物来崒,私怪其故。发书占之,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问于子服:“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数之度,语余其期。”

  服乃太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意。万物变化,固亡休息。斡流而迁,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变化而嬗。沕穆亡间,胡可胜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吉凶同域。彼无疆大,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斯游遂成,卒被五刑;傅说胥靡,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孰知其极?水激则旱,矢激则远。万物回薄,振荡相转。云蒸雨降,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坱圠无垠。天不可与虑,道不可与谋;迟速有命,鸟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安有常则?千变万化,未始有极。忽然为人,何足控揣,化为异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贱彼贵我;达人大观,物亡不可。贪夫徇财兮,列士徇名。夸者死权,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趋西东;达人不曲,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僒若囚拘;至人遗物,独与道俱。众人或或,好恶积意;真人恬漠,独与道息。释知遗形,超然自丧;寥廓忽荒,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得坎则止;纵躯委命,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靓,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保,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贾谊迷茫,困惑,看不清人生的前路,不明白自己为何落魄。人啊,有忧愁都是因为懂得太多。知识多的人天真,他死活想不通社会那些不公平的现象缘何发生;懂人情的人失落,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再次点燃他的激情。

  贾谊曾经属于前者,但经历了人生起伏后,他已经慢慢蜕变为后者。

  他不得不靠臆想安慰自己,世间事,“何足以疑”!是啊,有什么事值得让人疑虑!贾谊很想对人生的坎坷释然,很想自己的人生一帆风顺,很想像被贬前那样天真单纯,在乡邻面前写文作赋。如果他不是一个谙熟儒家思想的儒生,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思想包袱,不会再想着什么忠君爱国,什么构建社会秩序,什么王道理想,只会想去做一个平凡人,做一个乡间才子,在众人的仰慕中徜徉在文学的世界里,然后每天看洛阳的日出日落。

  贾谊的人生悲剧成为专制王朝中,在皇权和儒学灌输下诸多知识分子落魄、抑郁人生的缩影。

  不论是怎样的治世,只要未能走出独裁专制的套路,就很难产生出真真正正有担当、讲道义的知识分子,因为那世上就根本不会有这些人自由发展的空间。

  没有政治发言权,于是只谈风月。

  贾谊不是政客,是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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