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点三：较多地保留了古代白话词语。中卫市沙坡头区行政区域由于汉族人口迁徙历史悠久、地形封闭等原因，使中卫话词汇中比较多地保留了元、明、清时期的一些古白话词汇。诸如：兀踏(那里）、合该(应该)、怪道(原来如此）、支应(应酬）、应承(答应）、伙哄(结伴）、弹嫌(指责）、过犯（生病）、端相（审视）、拿把（难为人）、停当（完成）、将才（刚才)、淡话(不该说的话)、编哌(造谣中伤)、营生(工作）、声唤(呻吟）、溜寡嘴(耍贫嘴）、立马短时(立即）、乞乞缩缩（不大气）、戴头怵脸(没面子）、吉溜(平安）、巴结(讨好）、把式（有某种技术）、怏怏跄跄(精神萎靡）、富态（体胖）、胡诌（扯谎）、泼烦(烦躁）、木讷（不机灵）、舒坦（舒服)、打搅(干扰）、活泛(有精神）、吃死饭(不劳而食）、吃独食(独吞）、嫌货(不争气的人)、贼得很(机灵)、大模斯样(清高)等。同时，元、清二朝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中卫话里便吸收了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诸如挑撺(鼓动）、犯傻(装糊涂）、哈喇子气(指食品有腐败的气味）、抿酒（喝酒)、数落(责备)、打捶(打架)、一搭里(同伙），等等。中卫话里还有许多词汇是从古汉语中沿用下来的，不少常用词汇在《诗经》《周礼》《说文》《广雅》《广韵》等典籍中可觅踪迹，与普通话有着明显的不同。如“怯”，《广雅》云：“怯，劳也，极也，疲也。”中卫话意思是说人老了，吃力得很；再如“仄”，《说文》：“仄，侧倾也。”中卫话“仄愣子躺下”，意思是侧倾着躺下。在普通话中，这些词语大部分已很少使用，而中卫话里却保留并沿用着。
特点四：对动物、植物名称的称谓，有其浓厚的地方色彩。诸如：动物名称的称谓一夜猫子(猫头鹰）、癞黑毛(蝌蚪）、癞呱呱(蟾蜍）、溜沙耗子(蜥蜴）、刺老(鸬鹚）、长脖子雁(大雁）、麦蟑(蝗虫）、青庄(食鱼类候鸟）、黄老鼠（田鼠)、夜别风(蝙蝠)、骚咕咕(戴胜)、鹞子(雀鹰）、羊咩咩(小羊)等；植物名称的称谓一黍黍(高粱）、黄棠子(菟丝子）、芋头（土豆）、葫芦（南瓜）、青豆（黄豆）、茭葫芦（茭瓜）、豆格子（各类豆角）、红果子(枸杞)等，这主要是语韵可变性造成的，与明清时期以来的人文地理、行政地理以及自然地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特点五：形容词词汇用语“的(音di)”做修饰词的较多。平时口语中经常听到的诸如：圆圆的、扁扁的、瘪瘪的、鼓鼓的、方方的、尖尖的、细细的、粗粗的、憨憨的，等等。
特点六：语言特征上富有民族包容性。鉴于中卫人口是由包括游牧民族在内的大量移民构成的，在民族融合过程中，不少外来人口入居后很快接受了中卫方言，而中卫话中也吸纳了许多少数民族语言音译词汇，譬如，中卫话里的“兀踏”，特指路途远近，兀的发音长则路远，兀的发音短则路近。婶婶叫“新妈”，叔叔叫“佬佬”，蝴蝶叫“叶跳子”，蜻蜓叫“精屁股刘四”，玉米叫“西番麦”，龙卷风叫“旋风风”，打耳光叫“扇别子”，把做事快捷说成“便当得很”，把气味难闻说成“气道”，把最后一名说成“落把子”，把第一次称作“岔拨子”，把领养的孩子称作“抱疙瘩”，把家里排行殿后的孩子称作“老疙瘩”等。这些生动活泼、乡土韵味浓厚、极富表现力的词汇，进一步加重了中卫话的地方色彩。
特点七：某些词汇还用来表达与之相关的一些概念。如“眼窝子”，普通话只指眼窝凹陷处，也叫眼圈，而中卫话里不光指眼圈，还有眼睛、视觉、眼力等含义。“别兀个人眼窝子威”，是说这个人不光眼睛视力好，还包括认人能力强的意思。有些词语与普通话词义迥然不同，如“山水”，普通话里指山和水，中卫话里则指大雨过后从山上发下来的洪水。“没事”，普通话指没有关系，没有麻烦，事情可以办成的意思，中卫话里却正好相反，意为没希望，行不通，事情办不成。
特点八：发音非常独特。在中卫话语音系统中，声音和普通话相近，只是发音气流强，阻塞紧，摩擦大，语音显得生硬吃重。而中卫话韵母与普通话相比，则存在韵母少、元音鼻化、不卷舌等差异。方言专家林涛先生认为，中卫人的舌头比一般人的大，而且是直的。中卫话在声调上，声类简单，大部分入声字归入去声，入声消失，只有三个单字调，此外，还有大量古音残留。中卫话最典型的是韵母里没有an、uan、en、uen、er等韵。譬如，着名笑星张保和先生的方言快板书里有一句“欢迎你们来参观”中的“参观”，用中卫话读作caiguai。再者，中卫人把“他、她、它”一律读作te，“拍拍手”说成piapia手。中卫话里有些声母的发音也不同于普通话，如zh、ch、sh的音发作z、c、s，“皱眉”读成zou眉，“初中生”读作cuzhongseng。此外，中卫话里的语首声调跟普通话也有很多不同。
正是由于上以特点，使中卫话动听，富有表现力、亲和力，容易引起对方的兴趣。但是，也因中卫话里不少字、词的发音往往会给外人带来误解，从而影响了更大范围内的语言交流。
中卫话成因特色鲜明的中卫话是怎样形成的呢？一句话，主要是与汉族人口的迁人、地理环境的影响以及人们的心理习惯有直接关系。
明朝朱元璋南北大移民奠定了中卫人口的基础，各地迁移过来的屯田军士、平民、囚犯，以及官宦、属吏、从眷等杂居，秦晋、江淮、齐鲁燕赵、吴越等多种方言互相影响，共同融合，便逐渐形成了中卫方言。
中卫话形成虽始于移民，但形成以后其内部进一步分化却于中卫黄河以北的地理环境有关。这里是“四塞”之地：其东为青铜牛首，锁钥河门；其南则是香岩雄峙，列若屏障；其西凭借沙岭之险；其北倚傍胜金之固。在交通极为不发达的古代，形成了封闭状态。同时，中卫自古山清水秀，物产丰足，形成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很少与外界联系，因而中卫话形成之后相对稳定，不再发展变化。另外，中卫优越的自然环境，早期发达的经济状态和文化教育，造成了中卫人心理意识上的优越感、淡定感和自豪感，怀恋乡土，不愿出远门，以致造成中卫话对内的稳固性。
中卫话现状中卫话是汉语众多方言中的一支，它深刻、动听、富有表现力，很容易引起对方听话的兴味。在异地，凭着一口富有特色的中卫话，到处都可以识另拼结交中卫同乡。但是，对于中卫话中不少字音、方言土语和典故外人不甚了解，影响其更大范围内交际，往往一不小心便会给人们带来误会，给自己惹下大麻烦。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卫话需要保护，但更需要向普通话靠拢，以崭新面貌为建设和谐富裕新中卫贡献力量。
随着学校教育全面覆盖和普通话大力普及，中卫话已经到了需要保护的关键时期。作为一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它的社会价值之大、经济卖点之高，已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严重关注，他们纷纷呼吁加快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进程，并选点布面，遴选确定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群，在开发利用中保护，在保护传承中弘扬，以避免造成本世纪后半叶“中卫话”在中卫大地上销声匿迹的“罪过”。
十六着述文化巡礼
着述这种必然的文化现象，是一个地方文化的基石和有机组成部分，其内涵构筑、品位提升、风格展现，莫不与这个地方特有的人文精神息息相关。中卫历史悠久，地理独特，经过母亲河的孕育和洗礼，既有山川林石之美，又有人文风物之翠。在这片热土上繁衍生息的中卫儿女，具有“上游”精神和“敦厚”美德，沥熏沐习，文着行世，不能不令人陶陶兮、欣欣然。
路漫漫，修之则远。明清时期，本籍儒员吏绅大兴儒雅之风，共领文坛风骚，各有作品传世。其中，周于人的《重修中卫儒学碑记》、刘得炯的《重刻关学编序》和《朝阳百咏》、刘震元的《香山三蓬记》、杨士美的《永康社学碑记》、俞益谟的《两义君传》、俞汝钦的《余庆堂捐建义学义田记》、杨廷桂的《暖泉春涨》、魏修德的《黄河泛舟》、周守域的《胜金关怀古》，等等，荣登大雅，流芳百世。同时，尚有朱旃、朱亨衍、王恕、王琼、杨守礼、胡官升、黄恩锡、郑元吉、王树枬、杨金庚等官宦寓居府第或莅巡卫土，大多留有铭文诗篇，见誉边塞。其中，中卫知县王树楠《辞海》有载，宁夏中卫仅此一人。
进入中华民国，邑人袁金章、温宝德、苏景泉、唐廷栋等名流贤达，时有多种作品问世，各地报章杂志相机转抄，为闾里添彩增艳。袁金章的《目下青年应有的认识》《大可注意的中卫两件侵吞公款案》，温宝德的《甘肃的政治与交通》等，针砭时弊，启迪民智，激励一大批中卫热血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向黑暗的封建统治宣战。宣和堡的张久安、张进贤、张杰三，发起成立“羚羊诗社”，以重振诗坛为己任，至诚感召，吸引着四方志士仁人，为家乡的文化繁荣奋发进取。进步人士创作的诗歌《打到绥远去》《红罗帕》等，曾在西北地区广为传诵，为新中国缔造和人民政权诞生呐喊摇旗。无疑，这些都不能不说是中卫人文精神的写照，着述文化的生命所系。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注重培养文艺人才，活跃繁荣文化阵地，致使地方文库日益丰满，文化品位得到提升，并蜚声自治区内外。
20世纪50年代初起，中卫市文学爱好者焕发英姿，怀着极大创作热情和历史使命感，深人新生活，讴歌新时代，纷纷在县、地、省级刊物上发表各类作品，逐步形成在宁夏乃至西北地区颇具影响和势力的作者群体。何其正捷足先登，创作《弘光一年》剧本，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银川秦腔剧团排练演出，开了新中卫戏剧创作之先河。小说创作呈后来居上之势，史行舟首创的《铁水映红姑娘心》，张武创作的《面耳朵和一串铃》，李荣春、万登科、杨超如、沈吉祥、李登朝、洪德定等创作的《长志气》《中卫炼铁记》《照壁山记事》《红心西瓜》《知名人的烦恼》《人才与奴才》等纪实散文、报告文学，纷纷发表。业余作者侯宏周、唐育勤、吕成元、张建忠等先后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历史传说，不时发表在《宁夏日报》《宁夏民间文学》等报刊上。
文隽隽，逸之则兴。至20世纪90年代末，全市文学新秀茁壮成长，业余创作队伍得到发展壮大，由以往十几人增加到近百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一大批文学新人脱颖而出，其中部分骨干力量已加人到吴忠市、固原市、自治区、全国有关文学艺术团体，各类文学创作和着作出版空前普及，氛围浓郁。由李怀信主编出版的《岸在远方》《萌动的绿原》文学作品集，选编了新中国成立至1990年本土作者公开发表作品160余篇，约50万字。业余鲁迅研究学者魏若华编着《鲁迅与他的老师》《鲁海拾零》《明史笔记》《沧浪集》，卫籍作家麦天枢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昨天》《西部在移民》等引起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强烈反响。这一时期，杨兆兴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沙坡头·世界奇迹》，冯万和、孟长才合着的《孟长有传》，张武的《张武散文集》，青年作家孙全中的《雪焰诗选》、李占彦的《水那边的荷》、沈醉的《花开时节》，女诗人焦雪莲的诗集《单人牢房》，麦天和的中篇小说《另一种历史》，李怀信主编的《沙坡头今古诗词选》，俞学军主编的《文化明珠中卫》《中卫旅游》，张建忠主编的《中卫名胜风光楹联大观》，李进兴编着的《西夏陶模》《西夏瓷器》《回族文物与回族历史研究》《I临羌寨考记》，杨琼程编着的《中卫古代文物》《王树声生死腾格里》，乡土气息浓郁，深受青睐。其中：《王树声生死腾格里》被宁夏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摄成两集影视剧，在中央电视台相关频道播放。民间文学园地也不无勃勃生机，吸引着众多耕耘者去浇灌和收获。唐育勤厚积薄发，将自己多年来搜集整理的民间传说、寓言故事，筛选出160余篇，分别编印成《中卫风物与传说》《沙坡头的传说》《千岁墓》《桂王城》等系列文集。侯宏周足迹踏遍中卫山川，多年省吃俭用，倾力收集民间谚语资料200多万字，历时逾两载，整理富有地方特色者2400余条，汇编成《中卫县谚语集》。为了使地方文化瑰宝重放光彩，原中卫县人民政府专门成立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广征博采，刊印成3万多字的《中卫歌谣集》。宁夏文联一级作家石舒清于1989年开始创作发表作品，已出版小说集4部，其中描写一个老人和一头牛的命运情感、生死感悟的《清水里的刀子》，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最佳短篇小说奖。刘钧主编的《群星闪耀》于撤县设市之前出版。正是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在数量、质量上永无止境的追求，方使文学创作成为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从而带来中卫着述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由此一举改变了以往沉寂落后的文坛状况，呈现出一派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全新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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