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两种力量拉扯长大的中国人，像极了一张单薄的纸：心灵之扁平状态呈现于脸，而满脸写的只不过一种表情——失我之郁闷。人们郁闷于这个时代，可又不得不郁闷地适应本时代五花八门的规则。
1.被两种力量拉扯长大的中国人
倘言普遍之中国人的心情，那么吾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普遍之中国人的心情几乎可以由“郁闷”二字来概括。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自豪甫过，就不断“折腾”，很快便使各阶层先后品咂到了“郁闷”的、欲说还休的滋味。有些郁闷是国家转型时期各阶层所必然遭遇必须渐适的心理过程，有些则是治理国家的经验不足导致的，更有些时候体现为“极左政治”的危害。
新中国成立是一次国家性质的根本改变，中国自此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工商改造公私合营是必然的，触及的只是少数人的利益，郁闷也是少数人的感受。
互助组、高级社当年在农村也起到过好的作用，但所谓人民公社化，迫使农民吃食堂则分明犯了主观主义、激进主义的大错误。农民不情愿，也根本不习惯，很抵触，牛不喝水强按头，广大农民很郁闷。并且，不只是习惯不习惯的问题，而是大人孩子都饿肚子的苦楚。饿肚子不许说，还得强装出每天都撑着了的样子。
大炼钢铁虽然具有闹剧色彩，但当时清醒反对而又面对势不可挡的局面却无可奈何的某些党内领导人心中实感郁闷。知识分子亦是如此。看得分明却不能道出，而且批评有罪，于是郁闷之极。
“文革”自不必说，那不仅是清醒的、正直的、多少具有独立思想的人空前郁闷的10年，而且是命运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10年。独立思想稍有流露，必招致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许许多多过来人，当年感觉“四人帮”之被粉碎，“文革”之终结是“第二次解放”，将这个大事件与建国相提并论。应该承认，即使放在全世界看，那也是最成功的一次正义行动，没有牺牲，没有流血，顺应民心党心军心，自然举国欢腾。当年那一种全国大喜悦，不但遍及从城市到农村的各个地方，而且持续了三四年之久。
接着是党中央批准知识青年可以返城。“右派”获得平反。纠正一切冤假错案。思想理论界迎来了春天。科技迎来了春天。
教育迎来了春天。文艺、文化迎来了春天。工农业生产迎来了春天。仿佛是没有冬天的几年。
那是和解放初期一样让中国人舒心的几年。但是，中国还没做好面临多方面思想解放的各种准备。不但准备不足，而且乏经验可循。文化思想界自我表达的激动，与“拨乱反正”后亟待走上某种正轨的具体国情发生了对冲矛盾。这使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再一次郁闷了。
当年政治家们有句话是——“一放就乱，一治就死”，说明有些政治人士还不是主观上完全不愿“放”，也不是完全看不明白“放”是大趋势，是改革潮流。但，他们难以估计到后果，也不知该如何“放”，该“放”到什么程度，才既“放”
了而又不至于“乱”了。故换位思考，当年的他们肯定也很郁闷。
接着是工业实行体制改革、优化组合，“甩包袱”、“结束大锅饭”、“砸掉铁饭碗”、工人“下岗”——于是，千千万万的“领导阶级”体味了空前郁闷。
再接着是“股份制”，绝大部分中国工人没钱入股，于是被“制”于股份利益之外了。现在看来，当初的股份制，化公为私的过程中权钱交易现象肯定不少，国有资产、集体资产流失到个人名下也是不争事实。中国工人不但郁闷，进而愤懑了。那是中国当年剧烈的阵疼。
刚刚“分田到户”，最大程度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们喜悦过后也再次郁闷。种子贵、化肥贵，不用种子、化肥就保证不了收成，用又用不起。而且粮价低，一年辛苦下来，得到的钱甚少。倘若遇到灾年，往往白辛苦一场。收了粮向农民打白条的现象屡禁难止。
全中国都在同情地呼吁——农民们压力太大了，救救农民！那时的中国农民是厚道极了，也老成惯了。没人当面问，心中的郁闷是从不往外吐的。自然，被当面问的时候极少。偶被问，每有假农民替他们回答——不苦不苦，很幸福。
城市人面临房改了。不少城市人郁闷了，因为凑不足钱买下本已分到自己名下的房产。现在看来，即使当年借钱买下的，也是买对了，买值了。因为毕竟从此有了大幅增值的一宗私产。
但是，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们郁闷了。按从前惯例，单位是要解决住房的，不过时间早晚而已，房屋大小、新旧而已。人们习惯了分房子，从没料到还得买房子。而且刚参加工作的他们也买不起商品房，尽管今天看来当年房价还极低，比现在房价的十分之一还低。
教改了——择校要交赞助费了，学校不包分配了，找工作也颇为不易，学子们大为郁闷。
医改了——虽然单位不是根本不负担医药费了，却并不全面负责了。医改实行在前，医保条例出台滞后，这又使中国人郁闷了。一户人家，一旦有了重病之人、久病之人，医药费问题每使倾家荡产、家徒四壁……入学托关系，住院托关系，找工作托关系，转单位托关系。托关系成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之道。有关系解危救难，没关系寸步难行。关系不仅是交情、还是人情。并且人情性价比越来越高。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不得已地或热衷于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经营各种复杂而微妙的甚至蝇营狗苟的关系。更精明的一些人，根据局面，不断调整关系。民间的关系经营催生了一笔又一笔人情债，官场的关系经营酿成了一茬又一茬裙带及背景庇护之下的腐败。
矿难接二连三，瞒报也接二连三，被“给予”或索取高额“封口费”成为某些记者的灰色收入。
大型项目争先上马、竣工、剪彩，喜气的表情还未退去，豆腐渣工程让更多人郁闷。
比起饿肚子的年代，人们不愁吃喝了。但不知从何时起，苏丹红、牛肉膏、瘦肉精、染色馒头、硫黄姜出现了，甚至“爆炸西瓜”、“绝育黄瓜”等闻所未闻的食物也被“发明”出来。解决了温饱的中国人，简直没法逃避郁闷了。
人们郁闷于这个时代，可又不得不郁闷地适应本时代的五花八门的规则。被两种力量拉扯长大的中国人，像极了一张单薄的纸：心灵之扁平状态呈现于脸，而满脸写的只不过一种表情——失我之郁闷。
2.千年病灶：撼山易，撼奴性难
“国民劣根性”问题是“五四”知识分子们率先提出的。谈及此，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鲁迅。其实不唯鲁迅，这是那时诸多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叹息无奈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热忱于启蒙者有之，而鲁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梁启超对“国民劣根性”的激抨绝不亚于鲁迅。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伊始曾公开发表厉言：凡1919年以前出生者当死，唯1919年后出生者应生！何出此言？针对国民劣根性耳。当然，他指的不是肉体生命，而是思想生命、精神生命。蔡元培、胡适也是不否认国民劣根性之存在的。只不过他们是宅心仁厚的君子型知识分子，不忍对同胞批评过苛，一主张默默地思想启蒙，加以改造，一主张实行教育救国、教育强国，培养优秀的新国人种子。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表达了他的希望：培养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新国人这一教育思想证明了他的希望。
就连闻一多也看到了国民劣根性。但他是矛盾的。好友潘光旦在国外修的是“优生学”，致信给他，言及中国人缺乏优生意识。闻一多复信曰：“倘你借了西方的理论，来证明我们中国人种上的劣，我将想办法买手枪。你甫一回国，我亲手打死你。”
但他也写过《死水》一诗：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这样的诗句，显然也是一种国状及国民劣根性的诗性呈现。闻一多从国外一回到上海，时逢“五卅惨案”发生不久，于是他又悲愤地写下了《发现》：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为什么他又认为不是了呢？有了在国外的见识，对比中国，大约倍感国民精神状态的不振。“不是”者，首先是对国家形象及国民精神状态的不认可也。
那时中国人被外国人鄙视为“东亚病夫”，而我们自喻是“东亚睡狮”。狮本该是威猛的，但那时的我们却仿佛被打了麻醉枪，永远睡将下去，于是类乎懒猫。
清末以前，中国思想先贤们是论过国民性的，但即使论到其劣，也是从普遍的人类弱点劣点去论，并不仅仅认为只有中国人身上才表现的。那么，我们现在接触到了第一个问题——某些劣根性，仅仅是中国人天生固有的吗？
我的回答是：否。人类不能像培育骏马和良犬那样去优配繁衍，某些人性的缺点和弱点是人类普遍固有的。而某些劣点又仅仅是人类才有的，连动物也没有，如贪婪、忘恩负义、陷害、虚荣、伪善等等。故，万不可就人类普遍的弱点、缺点、劣点来指摘中国人。但，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又完全可以造成某一国家的人们较普遍地具有某一种劣性。比如西方欧美国家，由于资本主义持续时间长，便有一种列强劣性，这一种劣性的最丑恶记录是贩奴活动、种族歧视。当然，这是他们的历史表现。
于是我们接触到了第二个问题——中国人曾经的劣根性主要是什么？我强调曾经，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已与“五四”以前大不一样，不可同日而语。在当年，民族“劣根性”的主要表现是奴性，“五四”知识分子深恶痛绝的也是奴性。那么，当年中国人的奴性是怎么形成的呢？这要循中国的历史来追溯。
世界上没有人曾经撰文批判大唐时期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的史籍中也无记载。唐诗在精神上是豪迈的，气质上是浪漫的，格调上是庄重的，可供我们对唐人的国民性形成总印象。唐诗的以上品质，从宋朝早期的诗词中亦可见到继承，如苏轼、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诗词。但是到了宋中期，宋词开始出现颓废、无聊、无病呻吟似的自哀自怜。
明明是大男人，写起词来，却偏如小媳妇。这一文学现象是很值得研究的。伤心泪、相思情、无限愁、莫名苦、琐碎忧这些词汇，是宋词中最常出现的。今天的中文学子们，如果爱诗词的，男生偏爱唐诗，女生偏爱宋词。唐诗吸引男生的是男人胸怀，女生则偏爱宋词的小女人味。大抵如此。
为什么唐诗之气质到了宋词后期变成那样了呢？因为北宋不久便亡了，被金所灭。现在打开宋词三百首，第一篇便是宋徽宗的《宴山亭》：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着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浓，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凄凉院落，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宋徽宗做梦都想回到大宋王宫，最终死于囚地，这很可怜。“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朝代兴旺更替，亦属历史常事。但一个朝代被另一种迥异的文化所灭，却是另外一回事。北宋又没被全灭，一部分朝臣子民逃往长江以南，建立了“南宋”，史称“小朝廷”。由“大宋”而小，而苟存，这不能不成为南宋人心口的疼。拿破仑被俘并死于英国的海上荒岛，当时的法国人心口也疼。兹事体对“那一国人”都是伤与耻。
故这一时期的宋词，没法豪迈得起来了，只有悲句与哀句了。南宋人从士到民，无不担忧一件事——亡的命运哪一天落在南宋？人们毫无安全感，怎么能豪迈得起来、浪漫得起来呢？故当年连李清照亦有词句曰：“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后来南宋果然也亡了，这一次亡它的是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
元朝将统治下的人分为四等——第一等自然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西北少数民族）；第三等是“汉人”，特指那些早已长期在金统治之下的长城以北的汉族人；第四等是“南人”，灭了南宋以后所统治的汉人。
并且，元朝取消了科举，这就断了前朝遗民跻身官僚阶层的想头。我们都知道，服官政是古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同时又实行了“驱口制”，即规定南宋俘虏及家属世代为元官吏之奴，可买卖，可互赠，可处死。还实行了“匠户制”，使几百万工匠成为“匠户”，其实便是做技工的匠奴。对于南宋官员，实行“诛捕之法”，抓到便杀，迫使他们逃入深山老林，隐姓埋名。南宋知识分子惧怕也遭“诛捕”，大抵只有遁世。
于是汉民族的诗性全没了，想不为奴亦不可能。集体的奴性，由此开始。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我们今天读马致远的这一首诗，以为诗人表达的仅仅是旅人思乡，而对他当时的内心悲情，实属缺乏理解。
当年民间有唱：
说中华，道中华，中华本是好地方，自从来了元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元朝享国92年，以后是明朝。明朝270年，经历了由初定到中兴到衰亡的自然规律。“初定”要靠“专制”，不专制不足以初定。明朝大兴“文字狱”，一首诗倘看着不顺眼，是很可能被满门抄斩的。270年后，明朝因腐败也亡了。
于是清朝建立，统治了中国276年。世界上有此种经历的国家是不多的，我个人认为，正是这种历史经历，使国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奴性。唯奴性十足，方能存活，所谓顺生逆亡。旷日持久，奴成心性。谭嗣同不惜以死来震撼那奴性，然撼山易，撼奴性难。鲁迅正是哀怒于这一种难，郁闷中写出了《药》。
故，清朝一崩，知识分子通力来批判“国民劣根性”，他们是看得准的，所开的医治国民劣根性的药方也是对的。只不过有人的药方温些，有人的药方猛些。
可以这样说，中国人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八年抗战，与批判国民劣根性有一定关系。那批判无疑令中国人的灵魂疼过，那疼之后是抛了奴性的勇。
综上所述，我认为，今日之中国人，绝非是梁启超、鲁迅们当年所满眼望到的那类奴性成自然的、浑噩冷漠乃至于麻木的同胞了。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国民”只不过是“民”。普遍之中国人正在增长着维权意识，由一般概念的“民”而转变为“公民”。民告官，告大官，告政府，这样的事在从前不能说没有。《杨三姐告状》，告的就是官，就是衙门。但是现在，从前被视为草民们的底层人、农民，告官告政府之事司空见惯，奴性分明已成为中国人过去时的印记。
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深思，那就是近年来的青年工人跳楼事件。他们多是农家子女。他们的父母辈遇到想不开的事尚且并不轻易寻死，他们应比他们的父母更理性。但相反，他们却比他们的父母辈脆弱多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虽为农家儿女，其实自小也是娇生惯养。尤其是独生子女的他们，像城里人家的独生子女一样，也是“宝”。与从前的农家儿女相比，他们其实没怎么干过农活的。他们的跳楼，也可说是“娇”的扭曲表现。还有一点那就是——若他们置身于一种循环往复的秩序中，而“秩序”对他们脆弱的心理承受又缺乏较周到的人文关怀的话，那么，他们或者渐渐地要求自己适应那秩序，全无要求改变那秩序的主动意识，于是身上又表现出类似奴性的秩序下的麻木，或者走向另一种极端，企图以死一了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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