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样板戏”而入罪的事，上海不止一件，报纸都报道了。大家一看才明白，这场带着“文化”之名的政治运动，现在果真狰狞到了文化。
当时上海的报纸是直接覆盖邻近省份的。安徽，我叔叔所在的安徽，听到风就是雨，比上海更狰狞。
有人揭发，那位主演了电影《天仙配》的黄梅戏演员严凤英，也曾经“攻击样板戏”。严凤英在观看样板戏《沙家浜》时说，这个戏后半部分“太长，有点闷”。就是这短短的评论，引来了同一个剧团演员们的轮番批斗。
她没作任何答辩，吃惊地看着这些天天一起演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小兄弟、小姐妹，不知他们怎么突然变成了这副模样。
几次批斗会后，她看了看院子里密密层层的大字报，回家抽了一堆香烟，然后拿起水杯，吞食了一大把安眠药，自杀了。
造反派断言严凤英的自杀是一种挑战，并由此作出决定，文化艺术界的斗争要进一步深入。
于是，同一个省的另一个黄梅戏剧团的一个“后补右派分子”，又一次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对象。
他面临的必将是众目睽睽之下的当街批斗。他只担忧，自己的三个孩子看到父亲被捆绑在大街的高台上受尽污辱，会不会对人世种下太多的仇恨？他与妻子商量很久，决定把孩子赶紧送到一个陌生的农村去，他们认识一个上街来的农民。
孩子们被一辆牛车拉到了一个不近的村庄。最小的一个是女孩，才五岁，好奇地看着一路野花。那些日子，过得又苦、又野、又快乐，只是她一直奇怪：爸爸、妈妈怎么把我们忘了？正是这个小女孩，二十年后将主演长篇电视传记片《严凤英》，播放时全中国万人空巷。这是一部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彻底揭示“文革”灾难的大作品，严凤英自杀前头发飘乱、双眼逼视，穿过屏幕质问着二十年后的山河同胞。这样一部作品很难想象能够被批准播放，但在八十年代却奇迹般地被通过了。全国观众和专家一次次投票，都毫无分歧地把全国电视“飞天奖”和“金鹰奖”的最佳女主角奖，授予那位年轻的演员。
她就是我的妻子马兰。
严凤英去世时，五岁的小女孩马兰并不知道城里的父母在受难。同样，当时的我，也不知道安徽的叔叔在受难。严凤英、我的岳父、我的叔叔，几乎都是同龄，又在同一个省。
妈妈嘱咐我写的那封求助信，已飘飘荡荡地向叔叔飞去，而那时的叔叔，正求助无门。
叔叔所在单位的造反派，也因受到严凤英自杀事件的波及，正在寻找文化艺术方面的“阶级敌人”。可惜那里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人物，因此就把经常喜欢向年轻人讲述《红楼梦》的叔叔，当作了“疑似敌人”。
这个地区的领导人就是叔叔的老朋友江斯达。当时江斯达还没有被打倒，为了不让造反派的矛头指向自己，也出席了第一次批斗叔叔的会议。后来有人说，江斯达此举，可能还出于对叔叔几年前举报他隐瞒灾情的不满。
这次批斗会的主题是“狠批封建主义大毒草《红楼梦》”。当时，无论是造反派还是江斯达，都不知道毛泽东喜欢《红楼梦》。当然，我叔叔也不知道。
按照惯例，批判一定引来揭发，一个与叔叔同样着迷《红楼梦》的朋友在会上高声揭发，叔叔曾在一次读书会上说到，《红楼梦》的主角贾宝玉与书中写到的一位演员蒋玉菡，可能是同性恋。当时的中国人基本不了解同性恋，断定叔叔在散布下流色情。
叔叔被拉上了一辆垃圾车，挂着牌子游街示众，牌子上写着六个字：“《红楼梦》，同性恋”。在当时，民众看游街示众是一件乐事，每一次都人山人海，一个个踮着脚，伸着脖子，指指点点，像过节一般。这么爱干净的叔叔坐在垃圾车上被那么多人观赏，他觉得是奇耻大辱，便把头低下，却不小心发现街角有一个年轻女子在观看。
这位年轻女子，就是叔叔给妈妈提到过的那位演员。此刻她态度冷漠，没怎么看叔叔的脸，却目不转睛地看着叔叔胸前牌子上的六个字。
叔叔的目光快速从这个女子身上移开，心想幸好这个女子最近没有来给自己洗衣洗鞋。叔叔抬头注视街边密密层层的民众，突然不觉得有什么奇耻大辱了。他从上海西郊一个丹麦人住宅的地下酒窖出发来到这里，家里的亲人都不知道这里什么样，却都知道这是他的地方。他为这里的民众做了多少事，这个秘密只有一个人清楚，那就是江斯达，但前几年，他又为了这里的民众把这个人得罪了。他冒险上书北京，只想把这里的民众拉出灾难，但眼下，他们全都兴高采烈，成了自己的灾难。他闭上了眼，任垃圾车摇摇晃晃，满脑子都是那个丹麦人住宅的地下酒窖。
叔叔那天晚上就割脉自杀。那个揭发他的朋友正从窗前走过，发现情况不对，与别人一起破门而入，把叔叔送到医院。抢救回来才三天，叔叔第二次割脉，又被抢救，因此有了第三次割脉。
当时我写给他的求援信，他没有收到。几天后，他们单位通知了我家。妈妈和祖母决定瞒过我们下一代，两个人坐火车去料理后事。
祖母怔怔地看着自己最小儿子的遗体，又横了一眼四周密密麻麻看热闹的人群，拉了拉妈妈的手，要她别再哭下去。
没有人理她们，在一片冷脸中操持完火葬事务，妈妈捧着叔叔的骨灰盒，与祖母一起走在寒风凛冽的江淮平原上。祖母脸色木然地看着路边的蓑草荒村，心想，这就是他的土地。老娘我夜夜做梦都在猜测这片土地的模样，猜测他不愿离开的理由。现在，终于离开了，还是跟着娘。
祖母对妈妈说：“让我捧一会儿吧。”妈妈犹豫了一下，恭恭敬敬地把骨灰盒递到祖母手上。祖母抱过后停住了脚步，对妈妈说：“你看我这个女人，一辈子都在送走一个个儿女，现在连最小的一个也捧在手上了……”“姆妈！”妈妈轻轻叫一声，双手扶住了她。
祖母还是无泪。她说：“现在只剩下志敬一个了，千万要让他活下来。”她们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到了火车站。
火车开动后，她们从车窗里看到，有一个男人慌忙从月台上跑过来，看着这趟列车，双手拍了一下腿。
祖母说：“这个人很像江斯达，他怎么会这样老了？”“江斯达？”妈妈问：“他跑来干什么？”后来马兰听我讲叔叔在安徽自杀的事，每次都心事重重。她觉得，应该为叔叔做点事。
“他太孤独了。”马兰说：“这片土地不应该这么对待他。”就在叔叔去世二十五周年的祭日里，黄梅戏《红楼梦》在安徽隆重首演，产生爆炸般的轰动效应。这出戏获得了全国所有的戏剧最高奖项，在海内外任何一座城市演出时都卷起了旋风。
全剧最后一幕，马兰跪行在台上演唱我写的那一长段唱词时，膝盖磨破，鲜血淋漓，手指拍击得节节红肿，每场演出都是这样。
所有的观众都在流泪、鼓掌，但只有我听得懂她的潜台词：刚烈的长辈，您听到了吗？这儿在演《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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