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就知道了，我在农场期间，爸爸单位的造反派已经下台，一些老干部在掌权，但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爸爸平时可以回家，一有“风吹草动”，还要去单位报到，接受关押。
现在掌权的老干部，在“文革”初期也是与爸爸一起被“打倒”的。为什么他们没事了，爸爸还有事？到底什么事？我怕触动爸爸的伤心处，没敢问。
过了两天我试探性地问爸爸：“什么叫风吹草动？”爸爸说：“不大清楚，好像是指外面的阶级斗争形势。”我顺手拿起桌上的一张报纸，说：“现在外面的阶级斗争形势是，连美国总统尼克松都要来了！”尼克松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下旬到上海的，离林彪事件还不到半年。周恩来要与他在锦江饭店谈判，他的车队从西郊宾馆出发，要经过南京路。
那天我回家，看到爸爸、妈妈都准备出门。
尼克松的来到，就是爸爸上次所说的“风吹草动”，而且是大吹大动。爸爸作为被审查对象，有破坏嫌疑，必须到单位关押。这对他来说早已不用做什么准备，心情轻松地坐在一边等妈妈。他单位正好在南京路，可以与妈妈一起走。
妈妈为什么要去南京路？是为了站在沿街的窗口欢迎尼克松。这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上了他们对南京路沿街住户的陌生，因陌生而构成安全制衡。
我问妈妈：“上级对你们提过什么要求吗？”妈妈说：“已经到居民委员会开过会。一要防范有人向尼克松车队开枪，二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络。”爸爸笑了：“第一种防范，是把尼克松当国宾；第二种防范，是把尼克松当敌人。”妈妈说：“还规定了，三分之二的窗关闭，三分之一的窗打开。我幸好分在关闭的窗里。”我问：“为什么说幸好？”妈妈说：“打开的窗子里要挥手，很麻烦。规定了，不能把手伸出去大挥大摇，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也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那怎么挥？”爸爸好奇地问。
妈妈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作过示范。不伸手臂，只伸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高兴，而是微笑。”爸爸按照这个标准练习起来。妈妈说：“你不用练，你的窗户一定关闭。”正说着，阳台下有人喊妈妈。我伸头一看，下面很多中老年妇女已经集合，中间还夹杂了一些老年男人。
爸爸、妈妈下楼了。我在阳台上听到居民小组长在说：“你们两个都去？太好了，我们正愁人数不够。”爸爸说：“我还有别的事，只是顺路。”我暗笑，“别的事”，就是去关押。
在爸爸、妈妈的窗口下经过的尼克松，与周恩来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世界局势和中国局势，转眼间就发生了重大改变。
后来才知道，周恩来送走美国人后，在上海布置了一系列重建文化教育的事。他要求大学复课，先招“工农兵学员”，好让教师们都借着这个理由从农村回校编教材、编词典。文科教材最容易受到极左派指责，周恩来提议，可以先以鲁迅作品为教材。
这就与我有点关系了。
鲁迅教材编写组设立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学生宿舍，由上海各文科高校的教师组成。我受学校的指派去参与，但分到的事情很少，只注释了鲁迅的两篇小说，写了鲁迅在广州几个月的事迹，几天就做完了。然而，看着各校教师刚刚从农村回来就全心投入了教材和词典的编写，又听说北京也在大规模地标点古籍、翻译名著，我产生了一点感动。
中国文化好像是在经历五年“休克”之后全面勃发。篇幅空前的《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中国历史地图集》开始集中大量人员编写，《二十四史》第一次全部标点，《红楼梦》英译本出版……这些宏大的文化工程居然能在政治乱局中一一完成，我不能不对周恩来产生特殊的尊敬。
就在这个时候，大地深处又出现了动静。我相信，每当中华文化濒临危亡，总会有一种来自古代的神秘力量发出伟大的命令。二十世纪初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全世界都在笑看中国的土崩瓦解，突然，甲骨文的发现带来了商代的伟大命令，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带来了唐代的伟大命令，于是顷刻之间，垂死的中华文明又重新抖擞起了精神。在眼下的“文革”灾难中，这样的命令也频频从大地深处发出。先是我家乡河姆渡遗址的出土，带来了有关中国人“生存之本”的伟大命令。与此同时，兵马俑、马王堆的出土，带来了秦汉文化的伟大命令。无数中国文化人立即行动起来，不管身边有多少政治喧嚣，硬是把这些世界级文化遗址保护得妥妥贴贴，并及时作出了高水准的考察和研究。
直到今天还经常有外国人问我：“你们国家很多人一再向外宣称，‘文革’毁灭了一切历史文物，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去参观的最重要的古迹，都是在那个时期发掘和保护的？”对此我只能泛泛作一些回答，而内心的感受却要深刻得多。我没有告诉他们：重要的命令总是在黑暗中发出，集合的号声总是在黎明前响起。我听到了这些命令，这些号声。
与这些大事有关的一件小事，也让我心里一动。我在复旦大学的走廊上听到余姚口音，停步询问，见到了一位同乡学者。他刚刚回乡考察了河姆渡遗址回来，说起遗址被保护的曲折过程。他提到的很多有功人员名字中，有一个名字我听起来很耳熟：余颐贤。按照我祖母的说法，这个“夜仙”，这次又“偷偷摸摸”地做了一件大好事。
这么一想，我又思念起了独自在乡下的祖母。
就在这时，我爸爸得了重病。急性肝炎并发糖尿病、高血压，已从关押处转到医院，医院连续发出六次病危通知。看来已经凶多吉少，没想到一位叫姚鸿光的医生用中西医结合的实验救了他一命。我的几个弟弟都在农村和渔船上艰苦劳作，只能由我陪妈妈到医院照顾爸爸。但是，按当时的交通条件，复旦大学离市区实在太远。
因此我离开教材组回到市区，与妈妈轮替着到医院病房照顾爸爸。爸爸的病情一点点好起来，碰巧的是，我突然听到，医院附近有一家创办不久的文学杂志《朝霞》，遇到了大麻烦。
这家文学杂志很“左”，没有什么水准，却有一篇小说被认为有讽刺“工总司”之嫌。这可不得了，“工总司”司令王洪文在林彪事件后已跃升为中国的第三号人物，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毛、周都是生了重病的老人，王洪文眼看要成为全国最高领袖了，这种态势使他在上海的小兄弟骄纵得不可一世。“谁敢讽刺我们？”他们二话不说冲到《朝霞》编辑部，横七竖八地贴了大量威胁标语，说如果不立即认罪就要来“捣烂”、“踏平”、“血洗”。
我去看了一眼编辑部，在树林般的飘飘纸幡下，那些编辑吓得面无人色，不知道该怎么办。“又是工总司！”我想，爸爸被他们折腾了那么多年我都找不到他们，他们竟到这里来撒野了。第二天我离开爸爸病房后就去找了当时被称为“写作组”的文教管理部门，那家杂志应该也是他们管的。谁知他们更加惶恐，原来联系《朝霞》的一位叫陈冀德的女士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别人谁也不敢去编辑部，怕遇到工总司来动武。他们不了解我，但从表情看出了我对工总司的厌恶，就对我说：“我们的人不能去了，你方便，去看看工总司的动静，好吗？”我说：“我早就想会会他们了！”我去了编辑部，躲过两个与“工总司”关系密切的编辑，与其他编辑一起想了一个办法：找几十名工农业余作者，满满地挤在编辑部楼梯口的那间大房间，听我的讲座。这样，工总司如果来动武就有困难了，因为这么多听讲座的作者也全是工人和农民，而我，只是一名青年教师，没有别的身份。
我先讲鲁迅小说。几天后，再讲《红楼梦》。当时已经知道，毛泽东也喜欢《红楼梦》，因此可以大胆讲。但有时我想到屈死的叔叔，会突然语气哽咽，使听讲者大感奇怪。我边讲边关注着房门口的楼梯，等着工总司。
工总司如果真来动武，一定会把我抓走，然后查出我爸爸是被他们打倒的对象，后果有点严重。因此，那些天，我算得上勇敢。门口有了较大的响动，我心一哆嗦，然后吸一口气，继续讲。为什么有这样的勇敢？因为，我听到了那些号声，听到了那些命令。
后来，不知高层通过什么黑箱作业，危机过去了，那个先前躲起来了的陈冀德女士重新高调出现，我又回到了爸爸的病床边。但不幸的是，我已传染了爸爸的肝炎，一时病情比爸爸还重，自己要住医院了。
在我住院期间，外面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周恩来领导的文化教育重建计划，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他想，如果像这样轰轰烈烈地编教材、编辞典、复课、考试，“文革”不就白搞了吗？一切不就翻案了吗？于是，一场名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批判运动又在全国展开了。当时周恩来已经病危，“反击”的对象是他的助手邓小平，因此又叫“批邓”。这场运动直接关系到毛泽东身后中国的政治局势，可谓生死予夺。因此全国一片肃杀之气，任何人都必须参加，谁也不能对抗。
谁也不能对抗？未必。我已经咬着牙齿对抗过造反，对抗过饥饿，对抗过洪水，对抗过“工总司”，现在又有了河姆渡、兵马俑、马王堆的加持，还怕什么？正在这时，传来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上海的当权者生怕干扰“反击右倾翻案风”，禁止民间悼念周恩来。我一听，立即拉着一起住院的静安区副区长赵纪锁先生，在虹桥医院第六病区组织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所有的病人都参加了。追悼会过后，我又把会场布置成一个灵堂，再将自己的床搬到隔壁守护。这是当时全上海唯一的民间悼念仪式，我知道已经受到“工总司”的密切关注，只是因为在医院，他们一时不便动手。我守护了整整一个星期，一天晚上，在两个护士的帮助下，快速出院。
当时的上海，很难找到躲避之处。好不容易通过一个熟人，找到了一个仅能容身的小窝棚。我躲在里边，一个多月几乎没有见过一个人，直到弟弟送来一封信，说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要到上海来看我。
盛钟健老师弯着腰看了看我的小窝棚，又用手按了按那张用木板和砖块搭起的小床，说：“这不行，不是人住的地方，一定要搬出去。”我说：“外面一片嘈杂。”盛老师说：“如果你只是怕嘈杂，不怕艰苦，我可以到乡下山间给你找一个住处。”我拜托他找，说怎么艰苦都可以。他回去后不久，就来信说找到了，并告诉我坐什么船，再坐什么车，他在何处等我。
我立即告别爸爸、妈妈，七拐八弯，住到了奉化县的一处山间老屋里边。奉化，是早就败退台湾的国民党首领蒋介石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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