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他曾经说，过程性的情节越丰富，越会让人产生习惯性迟钝。因此，需要阻断，需要间离，让讲者和听者都陡然停步，获得思考。他认为，这才是“积极的叙述”。
我一直在等待这种停步的机会，此刻出现了。在安灵堂门口，我又回首望了一眼。除我爸爸之外，余鸿文先生、徐扶明先生、余颐贤先生，包括那位我一时还不愿意称“先生”的曾远风，都一起在这里停步。那么，我也找到了坐下来的理由。
安灵堂不远处有两把石椅，朝着一个小小的松柏林。边上，又有一个浅浅的水池，水面上浮着大片枯叶。我便在一把石椅上坐下，微闭着眼睛。一开始思绪很杂，跳荡滑动，慢慢舒了几口气，安静下来。我的眼前，出现了这些老人，我对他们轻声说话。他们没有表情，但似乎又有表情。
我第一个想恭恭敬敬地上前交谈的，是离世不久的余鸿文先生。
余鸿文先生，我应该叫您一声爷爷。我出生时，祖父早已去世，因此从小没叫过谁爷爷。从前见到您时也曾经想叫，又觉得不好意思。现在可以叫一声了，但是我仅仅这么一想，还没有叫出口呢，就觉得自己已经蹲到了您的膝下。抬头看您，白须宽袄，太阳在您背上。
在您背后，仿佛还远远近近地站着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你们是一代人。他们走得比您早，因此看过去有点影影绰绰。
我不知道，我的长辈，当你们听说自己的一个孙儿成了“中国历来受诽谤最多的独立知识分子”时，会是什么感觉。是担忧、心疼、愤怒，还是自豪？这个称号，是几个学者经过认真调查才得出的。我当时一听也怀疑，后来仔细一想，如果不是只算一时一地，而是算二十年的连续不断，算每一次的全国规模，确实没有人能超过。
我估计，你们之中，独独对这件事感到自豪的一定是祖母，我已经看到她炯炯的目光。其他长辈，多少都有点困惑：怎么会是这样？对此，我愿意接受你们的盘问。
代表长辈盘问我的，应该是离世最晚的您，余鸿文先生。
我似乎已经听到您的声音。您说：“讨论诽谤，不必看内容，因为那必定是假的。讨论诽谤，只看它为什么发生。”我点头。
于是您开始问了：“你和诽谤者之间，有没有权位之争？”我回答道：“自从二十年前辞职后，我没有任何官职，也不是什么代表、委员，又早就退出一切官方协会，因此没有丝毫权位可言，他们能争什么？”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利益之争？”我回答道：“我几百万言的研究著作，十几万公里的考察计划，从开始到完成，从未申请过一分钱的政府资助。他们能争什么？”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学术之争？”我回答：“我的研究课题从来不与别人相撞，我的考察路线从来不与别人交错，我的表述方式从来不与别人近似。他们能争什么？”您继续问：“你与他们，有没有意气之争？”我回答：“你们看见了，那么多人连续伤害我十几年，有几个人已经把伤害我当作一项稳定的谋生职业，我却从来没有回击一句，也从来没有点过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我看到，祖母在您身后擦泪。
您停止提问，静静地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了您的声音：“你的每一项回答，大家都可以见证。看来你是一个最不应该受到诽谤的人，却受到了最多的诽谤。造成这种颠倒一定有一个特殊原因，例如，刚才我想，是不是你太招人嫉妒？”我回答道：“嫉妒太普通，不是特殊原因。中国文化界可以被嫉妒的人很多，但他们都没有招来那么长时间的诽谤。”您说：“听口气，你自己好像已经有答案了。”我说：“我自己也曾经百思不解，后来，一番回忆使我找到了钥匙。”“什么回忆？”您问。
我说：“回忆起了我还没有辞职的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招人嫉妒的理由比后来多得多。我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最年轻的高校校长、最年轻的厅级官员，而且还执掌上海市那么多人的职称评选。我当时的行事风格，更是雷厉风行、敢做敢为。但是，整整六年，我不仅没有受到丝毫诽谤，而且也没有听到过一句非议。连后来诽谤我最起劲的那几个人，当时也全部对我甜言蜜语、赞颂不止。”“我已经猜到了你的答案了，”您说，“你遭到长期诽谤的最重要原因，是比较彻底地离开了一种体制。”我说：“体制是一种力学结构，就像一个城堡。身在其中，即使互相嫉妒，却也互相牵制，获得平衡和安全。不知哪一天，有一个人悄悄地打开城门出去了，城门在他身后关闭，而他骑在马背上的种种行为又经常出现在城里人的视线之内。他的自由，他的独立，他的醒目，无意之中都变成了对城内生态的嘲谑。结果可想而知，他必然成为射箭的目标。由于城门已关，射箭者没有后顾之忧。”“这样的城堡，可能不止一个吧？”您问。
“当然。”我说，“城堡的本性是对峙，如果只是一个，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在，有的城堡因为有国力支撑而十分堂皇，有的城堡则因为有国外背景而相当热闹。我呢，只能吟诵鲁迅的诗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但是我比鲁迅更彻底，连戟也没有。”您点了点头，似乎不想再问，却还是轻声问了出来：“堡外生活既孤独又艰险，你能不能，从哪个边门重返一个安全的城堡？”我说：“我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个城堡。官方体制对文化创造，有利有弊，弊多利少。古今中外都产生过不少排场很大的官方文化，这当然也不错，但是一切真正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大多不在其内。这是因为，行政思维和文化思维虽有部分重叠但本性不同。前者以统一而宏大的典仪抵达有序欢愉，后者以个性而诗化的秘径抵达终极关怀。现在，前者太强势了，连很多自鸣清高的学者都在暗暗争夺行政级别，这更使很多行政官员对文化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和无知。长此以往，前者极有可能吞没后者。您看现在，财源滚滚而文事寂寥，精神枯窘而处处嬉闹，便是征兆。因此，我要不断地站在外面提醒，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您又问：“那么另一个城堡呢？”我说：“对那个城堡我曾抱有希望，希望它能批判专权弊端，推进政治改革，但现在已经失望。随着那些‘伪斗士’的加盟，它搀入了太多的‘伪’：伪命题，伪揭秘，伪预测，伪民意……我曾多次试着与这个城堡里的人对话，发觉他们大多自命为中国的救赎者，用的却是三十年前的冷战思维。以揭秘的腔调散布着各种谣言，试图把一切文化课题全都纳入政治对抗，初听起来还有一点刺激，再听下去就无聊了。”您说：“看来，你只能左右不是人了。但是，我要以长辈的身份告诉你：不怕。大智不群，大善无帮，何惧孤步，何惧毁谤。”我说：“对，不怕。灾难是我的宿命，有一系列隆重的安排，其中一项就是承受诽谤。”与余鸿文先生的对话有点累。他的那么多盘问，我知道，正是代表众多长辈对我的审讯。对我来说，能与长辈说那么多话，累得痛快。接下来就不会这么严肃了，我急着想说话的，是徐扶明先生。徐扶明先生历来寡言，现在仍然微笑着等我开口，他很可能像往常一样，只听不说。
徐先生，我的朋友，刚才我在安灵堂，一心只想把您从曾远风附近移开。您告诉过我，人生如戏，角色早定，他永远打人，您永远挨打。
在这里你们靠得那么近，又是面对面，我不放心。但后来一想，不移也罢。他从前打人，靠的是诬陷、告发，现在到了你们这里，他毕生功夫全废，那您还怕他什么呢？从此，您可以近距离地盯着他看。我早就发现，凡是害人的人，目光总是游移的，您盯着他看，他很快就会躲闪。您不管，仍然专注地盯着他。他会用眼睛的余光来窥探您，您还是不放过。世上再阴险毒辣的人，也受不住这种盯住不放的目光，只能快步逃离。但是，在这安灵堂的小格子、小盒子中，他能往哪里逃？因此在我看来，这就是“末日审判”。审判的法官，就是一生的被害者，审判的语言，就是盯住不放的目光。
您的目光，过去的主题是惆怅。我曾经责怪您为什么不增添一点愤怒，现在我不责怪了，只劝您增添一点嘲讽。像曾远风这样一直气焰万丈的人最后也不得不让您来日夜看管，看管着他无声无息、无亲无友的终点，给一点嘲讽正合适。更需要嘲讽的却是人世间，居然怂恿了他那么久，给他喝彩，给他版面，给他伸展拳脚的平台，几十年间没有对他有过一丝一毫的劝阻和批评，使他无法收手，难于后退。直到他一头扎在这里，人们才弃之如敝帚，转身去物色新的替代者，让他们来制造新的不幸。这，还不值得嘲讽么？徐扶明先生，在中国戏曲声腔史的研究上，您是我的老师，但在社会人生奥秘上，我要不客气地说，小弟我可以做您的老师。今天我要问您一句：为什么曾远风永远打人，而您永远挨打？我看到您在摇头，直愣愣地等待着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很简单：他打人，是为了不挨打；您挨打，是因为不打人。
打人，也叫整人、毁人，细说起来也就是从政治上、道德上、名誉上攻击他人，这种事情全世界都有，但在中国却变成了一个魔幻事业。
您会问：怎么会是“魔幻事业”呢？我要告诉您：这，与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有关。很多民众只要从攻击者嘴里听到别人可能有什么问题，就会非常兴奋地相信，还会立即把攻击者看成是政治上的斗士，道德上的楷模，大家都激情追随，投入声讨。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事态已经变成了那个被攻击者与广大民众的对决，攻击者不再担负任何责任。有些官方媒体又会火上加油，把每一场围攻看成是“民意”，把被攻击者看成是“有争议的人物”，使攻击很快就具有了正义性。
因此，攻击者一旦出手，就有金袍披身，从者如云。这几十年我们都看到了，那么多中国人一拨又一拨地轮着受难，只有一批人奇迹般地立于不败之地，那就是他们。
您在“文革”中受到曾远风的攻击而入狱多年，其实也有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可以脱身，那就是攻击别人，包括攻击他。而且，这种攻击永远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即使到了应该受到惩罚的时代，也可以随时寻找到新的攻击对象。新的攻击一旦开始，那个魔幻程序再度重复，攻击者又一次金袍披身，从者如云。
因此，您的受难，并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您自己，您不会攻击他人。
我也和您一样，从来没有做过“以攻为守”的事情。对此，我的克制比您更加不易。您老兄身上可能压根儿不存在向别人进攻的能力，我却不是。
您知道，我是历届“世界大学生辩论赛”的总评审，在语言上的攻伐之道，那些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但是，对于放弃攻击，我们两个都不会后悔。
不妨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您跟着我，痛痛快快地把他们骂倒了，世上多了两个机智的攻击者而少了两个纯粹的文化人，我们的学生和读者又对我们的辛辣手段津津乐道、竞相模仿，我们会满意吗？我想，我们反而会后悔。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胜利。只希望有一天，新的“曾远风”又要当街追打新的“徐扶明”时，中国的民众和传媒不再像过去和现在这样，一起助威呐喊。
仅此而已。
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也还需要长时间的启蒙。
也许会有这一天，但对我来说，华发已生，暮雾已沉，好像等不到了。
您显然不满意我把自己说老，横了我一眼，却没有作声。
与徐扶明先生说完话，当然就躲不过近在咫尺的曾远风了。其实我也不想躲，很想与他交谈一番。但估计，他也只会听，不会说。
从哪儿开口呢？与他这样的人谈话，我一时还拿不定方向。
曾远风，在年龄上你是我的前辈。你告发徐扶明先生“攻击样板戏”的时候，我才十九岁；徐扶明先生终于平反，而你又转身成为“文革”的批判者时，我已经三十三岁；你向我告发《边疆新苗》的作者时，我四十一岁；你向全国媒体告发我为一个流亡人士的后辈写序言时，我四十三岁；你参与那几个“伪斗士”对我的围攻时，我五十六岁；你突然以“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向外国人告发中国的很多人和很多事时，我五十九岁。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你一定还实施了很多很多我不知道的告发，请原谅我挂一漏万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以不寻常的方式陪伴了我大半辈子。亲人的陪伴增加了我的脆弱，你的陪伴增加了我的坚强。因此，你对我相当重要。
你早年读过中文系，后来的身份，是“编剧”、“编辑”、“杂文作家”。我翻到过你写的两个剧本，都没有读完。听说你还在一家大型企业的厂报上发表过短篇小说和散文，我没有看到。你让我想到十几年来一直在诽谤我的那几个“伪斗士”，他们与你一样，清一色出自于中文系，都曾经染指文学创作，却又文思枯窘而改写批判文章和告发信。再联想开去，近年来不断在报刊上骂骂咧咧地制造各种事端的人，基本上都是这个背景。说远一点，你曾经效忠过的“四人帮”里边，也有三个人是文艺出身。如此一想我就霍然贯通，原来你们把文艺创作中的虚构、想象、夸张、煽情全都用到了真实社会的人事上了。你们把伪造当作了情节，把狂想当作了浪漫，把谩骂当作了朗诵，把围攻当作了排演。只可怜了广大无知的观众，居然弄假成真。
我刚刚在与徐扶明先生谈话的时候，曾说到很多民众特别容易追随像你这样不断地从政治、道德、名誉上攻击他人的人，使你们经常“金袍披身，从者如云”。现在我要加一句，这些民众最值得同情之处，不是追随你们，而是不知道你们全在扮演。
近几年，你们这帮人都齐刷刷地扮演起了“持不同政见者”，领着远方支付的“演出费”，开始改说“民主”、“人权”、“自由”之类的台词。这，实在太搞笑了。这些美好的社会课题，不正是我们一直在奋斗的目标吗，怎么一转眼被你们抢了过去？你们又在“盗版”了。盗版毕竟不是正版，同样这几个概念，从你们嘴里说出来全都变了味道，成了反讽。
例如，先说“民主”吧。你们十多年来不停息地攻击我，所有的借口都已被一一戳破，只剩下了一个最原始的理由：嫉妒我的书长期畅销。其实，广大读者任意选购自己喜爱的书，正体现了一种“阅读民主”。你们的恶言恶语，全是为了轰逐这种来之不易的民主。
再说“人权”。这么多年，你们伤害了我的名誉权和写作权，伤害了我妻子的工作权，伤害了我父亲的生存权，伤害了我的研究者杨长勋的生存权，所有这些人，都没有一官半职。难道，这都不是“人权”？再说“自由”。你们用诬陷的手段剥夺了那么多无辜者的创造自由、学术自由、声辩自由、居住自由，但是凭着媒体的支持、民众的起哄、法律的放任、官方的漠然，从来不必支付任何代价，不必作任何道歉和更正。我想问，古今中外几千年，还有什么人比你们更“自由”？还有什么人比你们更需要还给他人以“自由”？你听得出来，这是反问，不求回答。真正的问题也有一个，存在心底很久了，还是说出来吧：那么多年，你们这批人难道从来都没有担心过法律的追诉？你们难道就能断定，中国的法律一直会像过去和现在这样偏袒你们？你们难道就不害怕，在一个法制更加健全的社会里，你们将会失去权势传媒的庇护，有可能无数次地成为被告，甚至长久地棲身于铁窗之内？对于这个问题，你也不必回答。既然你老人家已经来到这里，不说法律也罢。
我只希望你还是认真地看一看你的对面，那儿有一位与你同龄的老人，因为被你诬告而入狱多年。平反之后，他烧掉了你的罪证，没有说过你一句重话，而你却没有投过去一个抱歉的眼神。刚才我还在想，把你们两人安排得那么近，一定是上天的粗心大意；此刻倒是觉得，可能是别有深意。
如果有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却特别想与他说话，这个人就是余颐贤先生。直到此刻我仍然不知道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心目中只是一团迷雾、一堆疑问。隐约间似乎有一股妖气，但也可能是仙气，似远似近。越是这样就越是好奇，我要腾空心境，去面对这位姓余的老人。我不知道他以前习惯讲什么方言，余姚的，慈溪的，绍兴的，宁波的，还是杭州的？想来想去，今天我还是与他讲童年时的乡下话吧，那种语调，立即就能带出故乡的山水。那里，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是余颐贤先生长期出没的地方。
余颐贤先生，我没有见过您，不知道您是什么样子的。在想像中，您是一个黑衣人。头上还戴着一顶黑毡帽，帽檐压得低低的，别人很难看到你的眼睛，您却能看到别人。
您的名字，在家乡各村所有余姓同胞中显得特别斯文，一定有一点文化背景，还在哪里上过学，但是乡亲们谁也说不清。您的名声不好，我从小就知道您是盗墓人，乡亲们叫“掘坟光棍”。他们又把你的名字叫成“夜仙”，那是根据谐音读错了。他们都不识字，还以为您是照着职业起的名。但这么一叫，他们就把吴石岭、大庙岭的夜晚，一半交给了虎狼，一半交给了您。
不好的名声也有好处，那就是让您获得了安静。盗墓，只要不去触碰各个时期当红大人物家的祖坟，就很难成为一个政治话题。因此，你在国共内战和后来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都安然无恙。人们有兴趣把一个名声很好的人一点点搞脏，名声越大越有兴趣，却没有兴趣去对付一个名声不好的人。这就像，一块白布太干净、太晃眼了，大家总要争着投污，即使后来风雨把它冲洗干净了，大家也要接着投；而您从头就是一块黑布，不会有人来关注您。
您在黑乎乎的夜晚好像也动过我曾外祖父的墓，这使我家前辈对您的印象就更坏了。印象的改变，是您在另一个黑乎乎的夜晚给妈妈办的识字班送了课本。这事看起来不大，但对好几个乡村却是雪中送炭。
那几个乡村当时正要从长久蒙昧中站立起来，您伸手扶了一把。我对您开始产生尊重，是您在“文革”中帮助了河姆渡遗址的发掘。您还算不上考古专家，但您在发掘之前所参与的奔走、呼吁也很要紧，尤其是在那个不重视传统文化的年月。
有了这件事，我开始相信乡间有关您的一些正面传闻。例如，我小时候曾听邻居大婶说，那个笃公终于在我们村找到已经疯了的女友，是您引的路。而且，您还把自己的一间房子让给他住。这是真的吗？更重要的是，我听李龙说，有一次吴石岭山洪暴发，一个预先挖通的渠口把水引走了，救了山下好几户人家。一个柴夫告诉李龙，这个渠口是您花了半个月时间一撬撬挖通的。这就是说，您在无声无息的游荡间，也做了无声无息的大好事，可能还不止一件。这是真的吗？我没有期待您的回答，却发现您有了动静。您看着我，轻轻地像咳嗽一样清了一下喉咙，似乎要讲话，但跟着而来的是低哑的笑声。笑声很短，转瞬即逝，这让我很兴奋，因为我有可能与您交谈了，就像我与余鸿文先生。
我多么想引出您的话来，但您对我来说太陌生，很难找到具体话由，因此只能说得抽象一点。我说：小时候只觉得人生有趣，长大了只觉得人生艰难，到现在只觉得人生怪异。如果在以前，我一定会问，您是谁。
现在，我不会问了。
我等着您开口，没等到。但看得出，您对这个话题很投入。
我只好再说下去：问一个人是谁，是想寻找这个人与他人的分界。
天下确实有很多分界，但万物并不为分界而生。
很多人为了划定分界，净化分界，进行了千百年的争斗。结果，氏族之界，汉贼之界，华夷之界，阶级之界，阵营之界，制度之界，分得水深火热。不知道余颐贤先生您是不是听说过德国有一位大诗人叫歌德，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感动了很久。他说：“人类凭着聪明设定了很多分界，最后又必定凭着爱，把它们全部推倒。”您好像要说话了，但还是没有。
我又说：“比歌德更高明的是中国的老子和庄子，他们压根儿不承认那些分界，因此也想不到去把它们推倒。在他们看来，天下万物不仅交缠，而且涡漩，转眼都走向了对面。因此，连给它们定位、命名都是徒劳。很多人和很多事，可能在对面和反面更容易找到。”说到这里我停了下来，再一次等您。很奇怪，您的目光已经不再看我，而是看着远处，看着天。
我有点生气，决定换一种语言方式。像少数民族对歌，像古代诗人对联，先抛出上一句，来钩出对方的下一句。
我根据您的行迹，说了一句：“最美丽的月色，总是出自荒芜的山谷。”终于听到了您的声音，您说：“最厚重的文物，总是出自无字的旷野。”我太高兴了，接着说：“最可笑的假话，总是振振有词。”您接得很快，马上说：“最可耻的诬陷，总是彬彬有礼。”我说：“最不洁的目光，总在监察道德。”您说：“最不通的文人，总在咬文嚼字。”我说：“最勇猛的将士，总是柔声细语。”您说：“最无聊的书籍，总是艰涩难读。”我说：“最兴奋的相晤，总是昔日敌手。”您说：“最愤恨的切割，总是早年好友。”我说：“最动听的讲述，总是出自小人之口。”您说：“最纯粹的孤独，总是属于大师之门。”我说：“最低俗的交情被日夜的酒水浸泡着，越泡越大。”您说：“最典雅的友谊被矜持的水笔描画着，越描越淡。”我不能不对您割目相看，余颐贤先生。您显然是娴熟古今文字的，但此间的机敏却不是出自技术。好像有一种冥冥中的智慧，通过您，在与我对话。那么，就让我们把话题拓宽一点吧。
我说：“浑身瘢疤的人，老是企图脱下别人的衣衫。”您说：“已经枯萎的树，立即就能成为打人的棍棒。”我说：“没有筋骨的藤，最想遮没自己依赖的高墙。”您说：“突然暴发的水，最想背叛自己凭借的河床。”我说：“何惧交手，唯惧对恃之人突然倒地。”您说：“不怕围猎，只怕举弓之手竟是狼爪。”我说：“何惧天坍，唯惧最后一刻还在寻恨。”您说：“不怕地裂，只怕临终呼喊仍是谣言。”我说：“太多的荒诞终于使天地失语。”您说：“无数的不测早已让山河冷颜。”我说：“失语的天地尚须留一字曰善。”您说：“冷颜的山河仍藏得一符曰爱。”我说：“地球有难余家后人不知大灾何时降临。”您说：“浮生已过余姓老夫未悟大道是否存在。”我说：“万般皆空无喜无悲唯馀秋山雨雾依稀。”您说：“千载如梭无生无灭只剩月夜鸟声凄迷。”像梦游一般，我们的对话完成了。此间似有巫乩作法，使我们两人灵魂出窍，在另一个维度相遇，妙语联珠，尽得天籁。这不是我们的话，却又是我们的。
我最后要说的是：您真是“夜仙”。与您对话，我有点害怕。既然您那么厉害，请一定在那个世界查一查我们余家的来历。古羌人？唐兀人？西夏人？蒙古人？汉人？这半天的对话使我亢奋和疲倦。天色已经昏暗，松柏林中泛出一种阴森之气。我从石椅上站立起来，准备回家。忽然觉得，眼前的景物都有点恍惚。我已经不能细看，不能细听，只知道妈妈和妻子正准备好晚饭，在家里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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