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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五堂国学课》 作者:季羡林

第7章 “天人合一”新解 (3)

  我们把宾四先生早期和晚期的两篇著作一对比便发现,他晚年的这一篇著作,对“天人合一”的认识大大地改变了。他自己使用“澈悟”这个词,有点像佛教的“顿悟”。他自己称此为“大体悟”,说这“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又说“此事涵义广大”,看样子他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们当然都非常希望知道,这“澈悟”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可惜他写此文以后不久就谢世,这将成为一个永恒的谜。宾四先生毕生用力探索中国文化之精髓。积八十年之经验,对此问题必有精辟的见解,可惜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他在此文中一再讲“人类生存”。他讲得比较明确:“天”就是“天命”;“人”就是“人生”。这同我对“天”、“人”的理解不大一样。但是,他又讲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把“天”与“自然”等同,又似乎同我的理解差不多。他讲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认为“欧洲文化近于衰落”,将来世界文化“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这一点也同我的想法差不多。

  宾四先生往矣。我不揣谫陋,谈一谈我自己对“天人合一”的看法,希望对读者有那么一点用处,并就正于有道。我完全同意宾四先生对这个命题的评价:涵义深远,意义重大。我在这里只想先提出一点来:正如我在上面谈到的,我不把“天”理解为“天命”,也不把“人”理解为“人生”。我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天人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来在这一点上,我同宾四先生的意见是不一样的。

  我怎样来解释“天人合一”呢?话要说得远一点,否则不易说清楚。

  最近四五年以来,我以一个哲学门外汉的身份,有点不务正业,经常思考一些东西方文化关系问题,思考与宾四先生提出的“此下世界文化又将何所向往”相似的问题。我先在此声明一句:我并不是受到宾四先生的启发才思考的,因为我开始思考远在他的文章写成以前,只能说是“不谋而合”吧。我曾在许多文章中表达了我的想法,在许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也发表了一些讲话。由最初比较模糊,比较简单,比较凌乱,比较浅薄,进而逐渐深化,逐渐系统,颇得到国内外一些真正的行家的赞许。我甚至收到了从西班牙属的一个岛上寄来的表示同意的信。

  那么,我是如何思考的呢?详细的介绍,此非其地。我只能十分简略地介绍一下。我从人类文化产生多元论出发,我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民族,不管大小,都或多或少地对人类文化做出了贡献。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共形成了四个文化体系:

  一、中国文化;

  二、印度文化;

  三、从古代希伯来起经过古代埃及、巴比伦以至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的闪族文化;

  四、肇端于古代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

  这四个文化体系又可以划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前三者属于东方文化,第四个属于西方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区别,随处可见。它既表现在物质文化上,也表现在精神文化上。具体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我个人认为,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来源于思维模式之不同。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勉强打一个比方,我们可以说:西方是“一分为二”,而东方则是“合二而一”。再用一个更通俗的说法来表达一下:西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东方则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特点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而西方分析思维模式正相反。

  现在我回到本题。“天人合一”这个命题正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我理解的“天人合一”是讲人与大自然合一。我现在就根据这个理解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一些分析。人,同其他动物一样,本来也是包括在大自然之内的。但是,自从人变成了“万物之灵”以后,顿觉自己的身价高了起来,要闹一点“独立性”,想同自然对立,要平起平坐了。这样才产生出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在成为“万物之灵”之前或之后,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必须取给于大自然,衣、食、住、行,莫不皆然。人离开了自然提供的这些东西,一刻也活不下去。由此可见人与自然关系之密切、之重要。怎样来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至关重要的了。

  据我个人的观察与思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夸大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主导思想,由于其基础是综合的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西方向大自然穷追猛打,暴烈索取。在一段时间以内,看来似乎是成功的:大自然被迫勉强满足了他们生活的物质需求,他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他们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昏昏然自命为“天之骄子”,“地球的主宰”了。

  东方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同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的凝炼的表述。东方文化曾在人类历史上占过上风,起过导向作用,这就是我所说的“三十年河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时移势迁,沧海桑田,西方文化取而代之。钱宾四先生所说的:“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这就是我所说的“三十年河西”。世界形势的发展就是如此,不承认是不行的。

  东方文化基础的综合思维模式,承认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人与自然为一整体,人与其他动物都包括在这个整体之中。人不能把其他动物都视为敌人,要征服它们。人吃一些动物的肉,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从古至今,东方的一些宗教,比如佛教,就反对杀生,反对肉食。中国固有的思想中,对鸟兽表示同情的表现,比比皆是。最著名的两句诗:“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对鸟兽表示出来的怜悯与同情,十分感人,西方诗中是难以找到的。孟子的话“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也表现了同一种感情。

  东西方的区别就是如此突出。在西方文化风靡世界的几百年中,在尖刻的分析思维模式指导下,西方人贯彻了征服自然的方针。结果怎样呢?有目共睹,后果严重。对人类的得寸进尺永不餍足的需求,大自然的忍耐程度并非无限,而是有限度的。在限度以内,它能够满足人类的某一些索取。过了这个限度,则会对人类加以惩罚,有时候是残酷的惩罚。即使是中国,在我们冲昏了头脑的时候,大量毁林造田,产生的后果,人所共知:长江变成了黄河,洪水猖獗肆虐。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西方文化主宰下,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酸雨到处横行,淡水资源匮乏,大气受到污染,臭氧层遭到破坏,海、洋、湖、河、江遭到污染,一些生物灭种,新的疾病冒出等等,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这些灾害如果不能克制,则用不到一百年,人类势将无法生存下去。这些弊害目前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眼前,哪一个人敢说这是危言耸听呢?

  现在全世界的明智之士都已痛感问题之严重,但是却不一定有很多人把这些弊害同西方文化挂上钩。然而,照我的看法,这些东西非同西方文化挂上钩不行。西方的有识之士,从本世纪20年代起直到最近,已经感到西方文化行将衰落。钱宾四先生说:“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他的忧虑同西方眼光远大的人如出一辙。这些意见同我想的几乎完全一样,我当然是同意的,虽然衰落的原因我同宾四先生以及西方人士的看法可能完全不相同。

  有没有挽救的办法呢?当然有的。依我看,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人们首先要按照中国人、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向善,彻底改弦更张。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幸福地生存下去。我的意思并不是要铲除或消灭西方文化。不是的,完全不是的。那样做,是绝对愚蠢的,完全做不到的。西方文化迄今所获得的光辉成就,绝不能抹煞。我的意思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个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能达到的目标,就是这样。

  有一位语言学家讽刺我要“东化”。他似乎认为这是非圣无法大逆不道之举。愧我愚陋,我完全不理解:既然能搞“西化”,为什么就不能搞“东化”呢?

  “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决不应妄自尊大。但是我们也不应妄自菲薄。我们不应当囿于积习,鼠目寸光,认为西方一切都好,我们自己一切都不行。这我期期以为不可。

  多少年来,人们沸沸扬扬,义形于色,讨论为什么中国自然科学不行,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不休,都认为这是一件事实,不用再加以证明。然而事情真是这样吗?我自己对自然科学所知不多,不敢妄加雌黄。我现在吁请大家读一读中国当代数学大家吴文俊先生的一篇文章:《关于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见《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四期)。大家从中一定可以学习很多东西。

  总之,我认为,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中有不少好东西,等待我们去研究,去探讨,去发扬光大。“天人合一”就属于这个范畴。我对“天人合一”这个重要命题的“新解”,就是如此。

  1992年11月22日写毕

  (原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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