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有关性的问题总存在一种危险，那就是会被那些认为不应该谈论这个问题的人，说成此人对性太着迷了。人们都不会冒着大不韪去对那些表面上道貌岸然而实际上的好色之徒作什么研究，除非他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完全失去了分寸。然而，这种看法只是就那些主张改变旧道德的人而言的。那些极力主张废止娼妓，提出公开以法律制止卖淫的人，实际上是反对婚姻以外的一切男女之间的关系的；那些攻击女人穿短裙和涂口红的人，那些在海边暗暗察看，以寻找穿着浴衣不适当的人，他们中间也许没有一个人沾染上性迷。但是，实际上他们在这方面可能比主张有更大性自由的人要更感到痛苦。严厉的道德大概是对情欲的一种反抗，而且如果一个人表现出这种情欲，一般说来，他脑子里就会装满许多不健康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之所以不道德，不单纯是因为其中有性的内容，而是因为道德使此人不能对这个问题产生洁净和健康的思想。教会认为，对性问题着迷，这是一种罪恶。对此我完全赞成，但是对教会避免这种罪恶的大多数方法，我却不能同意。众所周知，圣安东尼比世界上最坏的酒色之徒还要更为性所迷。我不敢再举近代的例子了，不然我要得罪人了。其实，性像饮食一样是一种自然的需要。我们谴责贪食之人和酗酒之徒，是因为吃饭、喝酒虽然在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合理位置，但在那些饕餮之徒的思想和感情上占据的分量太大了。我们绝不会谴责一个普通的和健康的人享有合理数量的食物。禁欲主义者的确实行过并主张，一个人应该把他对食物的需要减少到只够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然而持这种观点的人现在不多了，我们可以不去管它。清教徒由于决心避开性的欢愉，所以他们比以前的人对于享受饮食之乐要更自觉。正如17世纪一位清教徒的批评者所说的：
你想享受最快乐的长夜和宴会的欢情吗？
那你就要同圣者同食，同罪人同寝。
从这里看出，清教徒并没有成功地抑制住人类本性中纯属肉体部分的欲求，因为他们把失之于性的加之于贪食。在天主教看来，贪食是七大罪恶之一，但丁把那种贪食之人放在地狱的较低层，但这种罪恶似乎有点含糊性，因为对食物的兴趣究竟到什么程度为止是合理的，到什么程度就开始招致犯罪，这很难说。吃没有滋补的食物是否是犯罪？如果是，那么每一次吃淹杏仁就是冒受处罚的危险了。但是，这种观点已经过时。现在当我们看见一个饕餮之徒时，虽然大家对他可能有点看不起，但不会过分责备他的。尽管在那些从没有经受过生活困难的人们中，很少有人对食物过于着迷，因为他们在饭前饭后都有其他东西吃。但另一方面，那些信仰禁欲主义哲学的人，却只有很少东西吃，因此他们就为宴会的幻想和携带甘果的魔鬼的美梦所迷。那些被困在南极的探险家，被迫食鲸油，所以当他们回到家中，就会整天在英国保守党党部大吃大喝。
这些事实说明，如果不把性作为一件着迷的事，那么道德家就应像平常人对待食物一样对待性，而不应像提巴德的隐士对待食物那么着迷一样对待性。性是一种自然的人类需要，就像食物和饮料一样。当然，人类没有性也能活下去，而没有食物和饮料就不能活，但是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性欲正同食欲是一样的，越是节制，欲望就越高；反过来，欲望满足了，它就会暂时消解。而当性欲急切时，它会把一切都从人类精神范围之内排挤出去。此时一切别的兴趣都会黯然失色，而对一个人来说他当时所犯下的罪，在以后看来就像神经错乱时作出的行为一样。此外，性欲也像对食物和饮料的欲望一样，越是禁止越增高。只有自由能防止我们对性过分着迷。不过即使有了自由，也不能使我们摆脱对性的着迷，除非自由已成为一种习惯，并和良好的性教育联系在一起。但是，我要尽可能地强调，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做是一种邪恶，这是过分的偏见，而且我认为这种“邪恶”在今天，特别是美国已经很普遍了，在那里我发现那些比较严肃的道德家特别反对性的问题，他们之所以如此，明显地是由于轻信那些站在他们对立面的人的谎言。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是不会把他的利益如此集中在自己身上的。他会面向世界并在那里寻找值得他注意的对象。有人认为自私并不是一个堕落的人的天然本性。通常它只是由于某些自然冲动受挫而引起的一种疾病。酒色之徒所以竭力想要满足性欲，一般说来是因为他得不到满足的机会，这正像一个人，他之所以要储存粮食，常常是由于他经历过饥荒和贫穷。所以健康和开朗的男女，并不是从自然冲动的挫败中产生的，正相反，只有使对幸福生活来说必不可少的一切冲动得到适当而平衡的发展，才能产生这样的人。
我并不是说对于性，不存在道德和自制问题，因为即使对于食物也有道德和自制问题。对于食物有三种自制的方法，这就是法律、礼貌和卫生。如果偷窃食物，或是在食餐时饮食过度，或是不顾健康进餐，我们都会看做是错误的事情。对于性，主要也有这些方面的自制，但是性的自制比较起来要更复杂，包含更多的自我克制。同健康有关的问题几乎完全相对于性病而言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娼妓时已经提到过。很清楚，消灭职业性的娼妓制度，是除了医疗之外对付这种罪恶的最好办法。而要消灭职业性的娼妓制度最好的办法是使青年得到更大的自由，这种自由近些年在不断地增长着。
广义的性道德，不能把性仅仅看做是一种自然的欲望和一种可能的危险因素。这两种观点虽然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记住，性在人类生活中包含某种最大的幸福，这主要是指以下三方面：抒情式的爱、婚姻中的幸福和艺术。对于抒情式的爱和婚姻中的幸福，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而艺术被有些人看做是同性不相干的，不过持这种观点的人现在要比以前少多了。十分清楚，各种美学创造的行动，在心理上都同求爱相关，虽然这种关系不一定是直接的、明显的，却是深刻的。但是，为了使性的冲动能得到艺术的表现，那必须有一些条件：第一，必须有艺术的才能。但是艺术的才能，即使在同一民族中，似乎是此一时相同，彼一时不相同，由此而得出的可靠结论是，同天生的才能相对应的环境，在艺术冲动的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第二，必须有一定的自由，不过这种自由不是奖赏给艺术家的，而是不强迫或不诱使他造成使他成为一个市侩的习惯。当尤利乌斯二世监禁了意大利书画家、雕刻家、诗人米开朗基罗时，他并没有以任何方式阻碍这位艺术家所需要的那种自由。他监禁米开朗基罗，是因为他认为米开朗基罗是一个重要人物，而且他也不允许任何在教父以下的人有一点得罪米开朗基罗。然而，当一个艺术家屈从于有钱的主雇或市政委员，使他的作品去适合他们的艺术标准，那么他的艺术自由也就消失了。当一个人在社会恐怖和经济压迫下，勉强在难以忍受的婚姻中生活时，那也等于剥夺了从事艺术创造所需要的能力了。传统道德的社会从未产生过伟大的艺术。现在美国大多数的艺术人才都来自欧洲，在那里至今自由仍经久不衰，但是由于欧洲的美国化，早已使欧洲必须反过来请教黑人了。艺术的最后消失也不会延搁太长，因为对美国重金鼓励外国艺术家的惩罚就是必然加速艺术的灭亡。在以往，艺术有其普通的根基，这就是对生活乐趣的依赖。而生活的乐趣依次又依赖于性的某种自发性。只要我们压制了性，剩下的就只有劳作，而为劳作而劳作是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有价值的作品的。有人调查美国每天性交的次数，至少和其他国家是一样的。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事实，但我也不能否认它。那些传统道德家的最危险的谬说之一，就是把性归结为是性交，以便更有力地反对谈论性的问题。就我所知，无论是有教养的人或野蛮人，他们的本能，都不能单靠性交来满足。为了满足性交的冲动，必须求婚、恋爱和结婚，否则，肉体的欲望也许可以暂时平息，而精神上的欲望却仍然不减，不能得到深深的满足。艺术家所需要的性自由是爱的自由，而不是以某个不相识的女人去解救他肉体上所需要的那种粗俗的自由。艺术家所需要的自由，是传统道德家所不承认的。如果在全世界都美国化之后，要想复活艺术，那么美国就必须首先要改革，它的道德家应成为不道德的人，它的非道德家却应成为更有道德的人。换句话说，这两种人都应承认性中包含较高的价值，并且也应承认，享受生活的乐趣比银行存款可能更有价值。去美国旅行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认为在那里最痛苦的事是缺乏生活的乐趣。狂喜和耍酒疯只是暂时的解脱，而不是愉快的自我表现。很多人的祖父曾经伴随巴尔干或波兰乡村管笛音乐跳过舞，而现在，他们却挨着书桌在打字机和电话中生活，这虽然是严肃而又重要的，却没有价值。在晚上，他们喝酒和听听新式音乐以求消磨时光，他们以为这就是他们寻求的幸福，然而，他们所寻求的只不过是对整天过着钱生钱、利加利的这种无休止的工作的狂乱和短暂的遗忘而已，他们的金钱用尽人身的消费，然而他们的灵魂却已出售为奴了。
我认为人生中所有最高尚的事都同性有关。我自己也并不认为无论实践的科学或理论的科学都同性有关，也不相信性同重要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有关。产生成年人生活中一切复杂欲望的冲动有下列简单几项：权力、性和父母的身份。人类所做的大多数事情，除自我保存所必需之外，都源于此。在这三项之中，权力贯彻始终，是最为重要的。小孩因为没有权力，所以受要求有更多权力的欲望所支配。事实上，他的大部分活动就都是从这种欲望产生的。另一个支配的欲望是虚荣心：即希望得到赞扬，以及对受到责备和藐视的恐惧。正是虚荣心使他在社会中能从事生活所必需的德行。虚荣心是同性紧密相联的一种动因，虽然在理论上它可以和性分开讨论。但是权力，就我的观察来看，同性没有什么关系，而爱好权力却至少同虚荣心一样，使得一个孩子从事学习和增强体力。我认为，好奇心和追求知识都应看做是一种对权力的爱好。如果说知识就是权力，那么爱好知识就是爱好权力。知识的追求既然是人类本性中最有价值的成分之一，因此，如果我们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人类活动一件很重要的事就免除在性的范围之外了。
如果我们对权力这个词作广义的了解，它也是大多数政治活动的动因。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公众的幸福不关心，正相反，我相信他是一个充满父母之情的人。但是如果除此之外，他不再有相当的权力爱好，那他就不能维持在政治事务中取得成功的工作。我知道有许多高尚的人热心于公众事业，但除非他们有充分的个人抱负，否则很少能够完成他们所希望的好事，在一次紧急关头，林肯对两个顽固的参议员，开头和结尾都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是拥有伟大权力的美国总统。”毫无疑问，林肯在说到这一点时，他是觉得有些愉快的。贯穿于一切政治活动之中，无论是善的或是恶的，两个主要力量就是经济的动因和权力的爱好。试图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去解释政治，在我看来，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如果我们上面所说的话是正确的。如果这种事业坚持下去，并且以其较低形式而成为普通的事业，那么性就必然不包含一个人的情感和多情本性的其他部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欲望是人类进步的两个伟大动力，没有它们，人类社会就会停止不前。过分圆满的幸福生活，有可能使我们追求知识和改造世界的激情减色。当19世纪初期英格兰政治家、国际自由贸易的倡导者科布登想要英国政治家和演说家布莱特加人自由运动时，他是基于布莱特因新近丧妻而正经受着个人的忧伤。因为如果布莱特没有经受这种忧伤，他也许就不会对别人的忧伤表示同情。有许多人，由于对现实世界的绝望而去追求抽象的东西。对于一个有充分能力的人来说，痛苦也许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刺激，而且我并不否认，如果我们全都十分幸福了，我们就会不去努力获得更大的幸福。但是我不能承认，因为痛苦可以产生动力，所以人类的责任就是给别人提供痛苦。99％的痛苦都表明是压制性的。至于那1％，是属于人类繁衍后代的自然镇痛。只要有死亡，就会有忧伤；只要有忧伤，人类就不能以增添它的分量为职责，尽管有少数人知道如何改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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