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文明国家，都承认教育是必要的，可是这个论题，仍常常是那些判断足以服人心的人们争论的题目。反对教育的人说，教育不能达到其理想的目的，因此反对教育。所以在考查这些人的意见以前，我们应该决定我们希望教育达到的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向来意见极为分歧，因为关于人类幸福的概念，也有种种的解释。不过有一个性质上的大差别，较诸其他任何争论，都更为深刻，即是有一派人，对于教育，根本是就其对于个人心理的关系立论，另一派人，则就教育对于社会的关系观察，二者之间是截然不同的。
假定教育的职责，不仅在预防那些足以妨碍生长的东西，尤应有相当的训练，因此便有问题发生，就是教育应该训练良好的个人呢，还是训练良好的公民呢？我们可以说，良好公民与良好个人之间，并无冲突，尤其黑格尔之徒也必这样主张。因为良好的个人，即是谋全体福利的人，而全体的幸福，则由诸个人的幸福组合而成。这个题目，因是一种最后的形而上学的真理，我未曾准备加以攻击或拥护，不过在实际生活中，把儿童看做个人所得的教育结果，和把儿童看做未来公民所得的教育结果，是大不相同的。就表面上观察，个人精神的培养和有用公民创造并不是一件事，例如，就公民的效用一点而论，哥德当然不及詹姆士瓦特，但其个人却不能不认为较为优越。在事实上，真有一种个人的善，与社会的一小部分善有别。不过关于个人的善的成分，各人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对于那些见解和我不同的人，我不愿和他们辩论。不过不论采取什么见解，我们不能不承认个人的教养与公民的训练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
那么，个人的善的成分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将提出自己的解答，但我绝无意要他人赞同我。
第一点，个人也和莱布厄兹的单子一样应该反映出世界来。为什么呢？我只承认知识和理性乃是人类光荣的品德，凭借这些特性，我便喜欢上了牛顿。一个人若深思熟虑或潜心探求空间的深度、太阳和行星的进化、人类历史等问题，仿佛昏暗的照相机内部发生奇妙的作用一样，则他所做的事显然是人类的，最能增加自然界的大观，甚至如近世物理学所说，空间的深度和“时间的边远”不过是数学家方程式中的系数，我也不放弃我的主张。因为那个人若发现了多星的太空和宇宙过去的年龄，则他越发值得羡佩。在知识方面，他虽然有损失，但在想像上却有所获得了。
不过人类的知识部分虽是人类优越的基础，却绝不是其全体。单凭这一点，还不足以反映世界，还应该用情绪来反映，例如，一个人对于一种对象，都有一种相当的特殊情绪，在单纯的认识过程中，也会感觉一种欣喜。不过知与情二者，仍不能说是一个完人。在这种流动的世界中，人类也是变化的一部分原因，他们自觉是变化原因的时候，他们就在运用意志，觉得有力。要使一个人造成一个完人，必须把他的知、情、意三者尽力扩张。依照传统的神学、权力、智慧和爱，即是三位一体的属性，一种各具一种，所以在这一点上，人类是在他自己的想像中自认为“神”了。
照这样看法，我们是把人当做一种个体，和佛教、苦行僧、基督教圣徒及一切神秘主义者对于人的看法一样。如我们上面所说，完人中知情的原素，实在都不是社会性的，要经过意志及权力的运用，我们所说的那种完人才成为社会中的有用分子。但即使如此，这种意志所能给予个人的地位，仍不过是一种指导者的地位。一个人若单就其个人来看，其意志仿佛神的意志一样，诸事都听其自然。可是一个公民的态度，则与此大不相同。他知道他的意志，不是世界上惟一的意志，他得用种种方法，和同一社会中其他冲突的意志相调和。前述的个人，乃是自己存在的，公民则被他的同类所环绕。除了鲁宾逊漂流孤岛而外，事实上，我们自然都是公民，对于这种事实，教育应该顾及到。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假若我们认识了我们个人的一切潜能，然后又忠实地参加实际的政治生活，后来我们不是可以成为一种较优良的公民吗？公民的基本特征，就在于他是合作的，无论事实上是有意或无意的。所以一个人若愿意合作，除非他是有异常权力的人，他总得寻求某种预有的目的，以便与他人合作。只有那种异常伟大的人，才会独自想出一种目的让旁人合作，并诱劝人们来赞同他。在历史上，确实有过这种人。例如毕达哥拉斯就以为几何是应当研究的，一直到现在，小学校的学生研究几何时都在诅咒他。但这种孤独的创造式的公民究竟是少有的，也不是养成公民的教育所要造成的人。政府所认为的公民，乃是赞美现状，努力拥护政府的人。可是奇怪的是，政府虽拼命培养这种人，而不培养其他各种公民。历史上的英雄，恰恰是那种图谋推翻现状的人。美国人都赞美华盛顿和杰佛逊，可是赞成华盛顿政治主张的人，却被他们放在牢狱中监禁起来。英国人都赞美包底霞，可是她若生在现代的印度，他们也必像罗马人一样处理她。西方一切国家都赞美基督，可是基督若生在现代，则也是苏格兰圈院中的嫌疑犯。在美国也必因他不愿意当兵，不认为他是美国公民。由这些事实，可以说明把培养公民当做教育理想，实在是很不妥当的。因为如果我们理想仅仅是做臣民，则其中便不是能含有创造性，愿意服从威权。而这种威权，不论其为政治的威权，或民主政治的威权，都和伟大人物所必具的特征相反，再若运用过度，且足以妨碍普通人无法达到他们所能达到的伟大。
但我的意思并不是主张反抗。反抗本身并不见得比服从好，因为反抗的决定，同样要靠我们自身以外的关系，并不是决定于纯粹个人的价值判断。反抗不论应该赞同或应该贬抑，都是决定于一个人所反抗的东西，但总得有可以反抗的机会，刻板的一致的教育所造成的不过是一种盲目的服从而已。而比反抗或服从更为重要的，就是应该有一种开创新方向的能力，如毕达哥拉斯发明几何研究便是一例。
公民训练与个性教育的争论，不论在教育、政治、伦理以及形而上学上，都是重要的。在教育方面，情形比实际简单，在相当程度内，可以离开理论来考虑。全社会青年的教育，即是一种枉耗资金的事业，大体上自应由国家筹款办理。此外其他机关有意来教育青年的，便是教会。国家的教育目的，当然在培养公民。但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目的大受传统削减。中世纪的教育，即是僧侣的教育。文艺复兴以后，一直到现在，教育只是士君子的教育。在势利的民主主义势力之下，教育的目的，在使人像一个士君子。许多对于公民无用的东西，都当教材，目的都在使学生变成温柔尔雅之人。此外，教育上还有一些成分，是来自中世纪的。宗教传统，目的在使人理解上帝的道理。文雅与似神，乃是个人的品德性，并非公民的品德。整个的基督徒，实是一种个人的宗教，因为这种宗教，系创自毫无政治权力之人。它根本的目的，只在探求灵魂与上帝的关系。基督教虽也谈人对社会的关系，但它承认这种关系，是发生于个人的情绪，并非发生于法律及社会制度。
基督教现有的政治原素，是随君士坦丁而来。在君士坦丁以前，基督徒的责任就在反抗国家，可是自他以后，基督徒的责任，却在服从国家。不过基督教的发源，是在反抗政府，所以它的教义，始终在唤醒原始的反抗态度。例如清洁派、阿尔比宗派（改革派）及崇尚灵魂的富兰亚派曾用种种方法，否认权威，以维持其内心的光明。新教也曾开始反抗权威及至取得政权之后，还要求神权之运用，殊无理由可言。结果，新教近于内心的逻辑，承认异教的存在，这种观点，是天主教在理论上绝未采取的，只不过实际暂时的方便，勉强承认而已。在这一点上，天主教是代表罗马教皇的传统，而新教则回到基督信徒和神父的个人主义。
一切宗教可分为两类，一类关心政治的，一类是关心个人灵魂的。儒教乃是一种政治的宗教，孔子周游列国，关心的就在政治问题，游说造成良好政治的种种方法。佛教则不然，佛教虽然起始是一种皇子的宗致，但究竟是非政治的。不过我也不是说佛教向来始终如此。在西藏就和罗马教皇一样，是一种政治的宗教。在日本我遇见的高僧，就使我想起英国的副主教来。不过佛教徒在其较富于宗教性的时候，确实把他自己看做孤独的人。反之，回教自始就是一种政治的宗教。穆罕默德就把他自己当成人们的统治者，就是一直在大战发生时止，继承他做教主的人也是如此。回教与基督教间代表的差别，就在回教主是世间的权威和出世的权威结合在一起。在回教徒眼光中，这两种权威并无分别。可是基督教却不然，因为是非政治的宗教，却产生两种敌对的政治家来，教皇与皇帝。教皇所以不要求世间的权力，就因为世间的统治是不重要的。
上面对于宗教发展史的鸟瞰，可以指出现代着重培养个人的教育上的成分，大部分是传统的产物，且渐渐将被公民教育所代替。良好的公民教育，固能保存个人教育上最优良的成分。不过假若公民教育目光短浅，必导致阻碍个人的发展，强迫个人成为政府利用的工具。所以公民教育的理想，假若目光偏狭，其中必定还有危险的存在，这是不可不注意的。制定国家教育制度的人，假若对于良好公民的理想，持一种偏狭的看法，必导致使受教育的人堕落。只有受过博大的个人教育的人，才能知道哪种个人教育对于公民有所助益。不幸今日这类人渐被淘汰，而代以仅有办事才能的人，甚或代以贪图报酬的政治家。
以培养良好公民为目的的教育，有两种极不同的形式，或是谋拥护现有的制度，或是谋推翻现有的制度。我们可以说现代教育之中，国家占有重要位置，所以现代教育的目的，差不多都在拥护现状，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宗教及中等阶级的影响，致使只要是社会党有势力的地方，教育的大部分仍然是反动的。在法国革命以前及俄国革命以前，教育虽未普及，大体上也是反政府的。美国现在较落后的地方，也有相似的趋势。国立大学所教的学说，乃是那些纳税人所厌憎的。农民们自然以为担负费用的人，应该吹奏出调子来，但他们既不会了解吹奏者，又不知道他所吹奏的调子是什么，所以他们觉得这件事稍有点为难。不过纵然有这些例外，我们仍可以说，近代的教育是要成为一种反动的势力，对于保守的政府则拥护，政府进步时，则反对。更不幸的是现在学校及大学中所着重的公民教育，其成分并不是最好的，而是最坏的。提倡最多的，乃是那种稍具军事性质的爱国主义，也就是说，仅顾某一地方的人的生活，而反对其他各地的人的生活，且愿意用武力来增加某一地方的人的利益。在国内，普通的公民教育，都在维持传统的公民不公平。例如当工人总罢工的时候，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的青年人的行为都是一种骗子的行为，可是他们仍以为他们是爱国的。他们之中，差不多无人受过合理的教育，能对罢工者略表同情。只要有不公平的事实存在，就会请求立法和立宪的理想来维持。现在世界各国，教育家仿佛生来就是怯懦的，不论在他们的收入上或势利行为上，都是有钱人的附和者。因为这两种原因，所以他们的教学，都把法律和宪法看得过分重要，殊不知这两种东西，历来施用的结果，导致现在受了麻醉无法发展。因为要反抗这种过分的重视，所以那些图谋世界根本改造的人，便不得不革命，但革命者对于社会责任所持的概念，也容易和主持法律秩序者的思想一样狭隘，最后终归是危险的。
不过也有几方面，改革论者所施的教育，似乎较现状论者所施的教育要好一些。动物的习惯，就足以使一个人喜欢依旧行事，如使一匹马喜欢走向常走的路上。保守主义，绝不需要高等的心理作用。可是改革论者则不然，他必得具备相当的想像力，才能对于现存事物作一种不同的看法。要能根据价值的立足点，批评现状，因为他不能不知道现状也有主张维持者，所以他不得不知道一个健全的人至少可以有两种观点。再则，他对于现状暴虐下的牺牲者，不能不表示同情，也不必造出种种理由，来证明那些容易防止的灾害不应该防止。所以同情与智慧，在不满意现状的教育之下所受的压制，较在维持现状的教育之下比较少一些。
不过此点也有相当限制。对于现状的不满，可以发生于两种不同的原因：或由于对不幸者表示同情；或由于对幸者表示怨恨。若发生于后者，则其同情亦属有限，和保守主义者一般无二。可是正统论这种东西，不论是什么主张，总是智慧的坟墓。而在这一点上，改革者的正统论，并不见得胜于反动者的正统论。
个人教育与偏狭的公民教育最重要的一种冲突，是在对于可疑问题的科学态度方面。科学已经造成了一种技术，实是一种发现技术，即改变的技术，泛言之，大凡有科学结构的心，都容易做发现的工作，绝不使人坚决相信当时科学的教义。可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却无发现的能力，因为他尊敬比他年长，比他更好的人。他敬重过去时代的伟大人物，畏惧一切叛逆的学说。所以近代国家若要建立于科学之上，实在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是冲突的。一方面，科学即是权力的源泉，尤其是政府权威的源泉。科学进步，又全赖科学家的心理有一种无政府的状态。科学状态的精神，即不是怀疑的，也不是武断的。怀疑论者承认真理不可发现；武断论者则承认真理已经发现；科学家，则承认不论他所研究的事件是什么，真理虽未发现，然而终可发现。但即使说真理可以发现，也只是说，真正的科学家并不就毅然置信，因为他不承认他的发现就是最后的、绝对的，不过是一种近似的东西，仍待将来的修正。最终缺少的，即是科学精神的精髓。所以科学家的信仰都是尝试的、非武断的。但这些信仰，若是他自己研究所得，则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即是说，这些信仰，是靠他自己由观察和推论所确定的事实，并不靠社会认为良好公民所必须置信的。科学精神与国家对科学的应用问题之间的这种冲突，常常易使科学的进步陷于停滞，因为科学的技术将逐渐用以灌输正统理论及轻信态度。即无此种现象，则对于科学有相当才能的儿童，不应常加以公民的训练，而特别准其思想。
整个的真理概念，是否无法和寻常的公民理想调和，自然也可以如实验主义者所说，传统的真理概念并无实效。所谓真理，不过是方便人们相信的东西。若如此说，则真理便可由条例规定。如汉特觉得相信利真特皇子肥胖很不方便，因为这种意见会使他坐牢，所以利真特皇子便是瘦小的。在这类情形中，即不易承认实验主义者的哲学。我们不能不相信，在利真特皇子肥胖的命题中，有客观的绝对的真理存在。自然，我也可以想出许多辩证来避免这结论。但“肥胖”一词乃是一个相对的名词。例如，我记得有一次，基督学校前任校长和两个现代著名的作家午餐同座说他有一种异常的瘦小感觉。若和得奖的猪比较起来，利真特皇子也是瘦小的。所以若要汉特前说法正确，便不得不说利真特皇子属于男子的1％最肥者，或类似的说法。也可以说：利真特皇子体重对于体高的比例，不超过瘦皇帝的一切男性臣属体比例1％这种说法，自然不无可疑，不过若把1％改为2％，必可十分正确。我们也不能说，这种说法因为便于相信，所以是对的，或说了犯罪，所以是错的。上面所举的例，是百余年前的事情，不再会引起政治的情感。不过类似的事件，在今日仍为政府所关怀，仍有许多命题为科学态度的人所不能否认，但又为不愿坐牢者所不愿说。现代的一切政府都采用精明的方法来遮盖他们认为不应当的真理，对于传播所谓有害于民众的知识的人，则施以种种惩罚。尤其对于所谓谋乱及淫秽的知识更加仇视。此类例证我也不愿列举。因为我若列举出来，我不啻把自己陷于法律禁止之中，我又何必呢！
由上述理由，可见公民教育是非常危险的。可是拥护社会团结说的教育的议论，势力却颇为不小。
文明生活的愉快全有赖于合作，工业主义的每一增进即需合作的增加。例如中国，除开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外，对于繁荣及高等文化的需要，是非常迫切的。又如拉丁美洲，自从由西班牙及葡萄牙的束缚解放出来以后，因为人民持一种无政府的倾向，所以仍在落后之中。合众国现在所感受的最大危险，是由大多数人民缺乏明确的公民意识。这绝不能说是由于公民教育的失败，反之，美国的全部教育机关，从公立学校乃至大学都已着重公民的训练，教育青年人知道公民的责任。可是纵然有这种教育的努力，通常的美国人，因为传统的开辟精神或因祖籍是欧洲人的缘故，总缺少欧洲其他国家人民所具有的那种本能的社会意识。美国人除非获得了这种意识，不然，全部工业制度必有崩溃的危险。
除开这种现在一切国家教育企图获得的国内团结外，国际的团结也是必要的。因为要世界人民认识了人类是一个合作的单位以后，我们的科学文明才能存在。我以为欲图科学文明存在，最小限度的条件是：应设置一种世界的教育制度，以培养对于世界国家的忠诚态度。这种制度，当然必会在一二世纪之内，培养一些浅薄的人，反对个人的发展。但若我们不愿见世界的混乱和文明的死亡，则代价并不算高。近代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较之过去时代的社会，更为团结坚固。但欲图成功，必使个人的公民意识增加。对于世界国家的忠诚，自然不会引起现代人民对于国家的那种忠诚的最坏特征。但也可以使理智及艺术的冲动，不能充分发展。不过我认为最近将来急切的需要是在明确的世界公民意识的培养。世界真是成为一个经济的、政治的单位后，个人教育才能复兴。不过在那种时代未来到以前，我们的全部文明仍在危险境地之中。就某种观点而言，我以为个人教育，是一种比公民教育更为精细的东西。但由政治方面考察，就其对于时代的需要的关系而论，恐怕公民教育仍要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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