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陕西的新故事 (2)

　　我手中的这期《环球时报》出版于2007年12月20日。它的头条新闻是《美核实验室被黑赖上中国》，导读是“声称绝密网络遭到袭击恶意夸大中国黑客能力”。这则新闻是由该报驻美国、加拿大、德国的特约记者所撰写，但通篇皆是对《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报道的转述，似乎他们在当地的采访就是阅读报纸，当他们的摘译完成后，北京的编辑们再给它加上一个市民化的题目，“被黑”、“赖上”这样的词语像是出自市井之口，而不是严肃的报人。

　　头版的右下角是本期导读，它们分别是：欧非峰会总提到中国；日外务省急扩“中国科”；台编造“防空识别区”吓百姓；陈水扁强迫两蒋陵搬家。

　　在我对这份报纸有限的阅读经验里，它在已出版的1500多期中，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台湾问题，总是占据着最显赫的位置。报道的腔调是一贯的，美国与日本对中国总是用心险恶，台湾则是它们经常利用的工具……

　　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廉价的民族主义不仅是填补意识形态破产后价值真空的手段，也是刺激销售额的有利工具。这份报纸富有标本意义，它的主办方《人民日报》标志着意识形态，而当它试图进入市场时，它迅速拥抱了煽情主义与市民心态。

　　除去没完没了的美、日、台问题，剩下的版面留给了国际问题的摘译，其中有一版是娱乐事件，一版则是“读者文摘”式的小品文，国际论坛版则是这份报纸的主张与言论，其中一个常设栏目是“做自信的中国人”。这一篇的名字叫《超越西方视角，才能有自信》，它像是一篇高中式的议论文，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都是你熟知的陈词滥调。弥漫在文字间的是内在焦虑，与西方媒体上充斥的“中国崛起”论调不同，普通中国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缺乏基本的把握，感觉自己仍生活在西方话语制造的浓烈阴影中。

　　阅读《环球时报》的经历是沮丧的，这种感觉从它的报名就开始了。“环球时报”4个字印在红色块上，并有“Global Times”的英文翻译，在报名的色块旁则是黄色的丑陋广告——“骨质增生专用药膏”。

　　不管是中国人依靠这份报纸来了解世界，还是一个外来观察者通过它来了解中国人的世界观，其伤害都是惊人的。如果它被认作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国际事务报纸，那显然，中国人对于崛起的中国给世界所带来的后果，即使不是浑然不觉，所知的大部分也是错误的，那种受伤者的心态和阴谋论的倾向，经由这些报道，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

　　四

　　这份报纸我断断续续地读着，两杯茶、睡了一觉之后，咸阳机场到了。除去历史书上的秦始皇那久远但短暂的年代，这座城市从未进入我的视野。据说它在过去20年中成为一座专门生产保健品的地方，满街都是各式保养品的广告，其中最知名的是来辉武的“505神功元气袋”，在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时，很多中国人的腰部都戴着它，医治日渐脆弱的脾胃。

　　古老的都城咸阳变成了西安的卫星城。宽阔的机场高速公路穿越了这古老的关中之地，它是中国文明发源地之一，平原上经常有一座座的土堆。“它们是周朝人留下的坟墓，”开车的朋友会说，“他们的坟就是这样的。”她迷恋历史，是个不折不扣的唐朝迷。西安夸耀自己是12朝或是13朝古都，其中秦与唐是最常提及的，它们是中国历史的顶峰。事实也的确如此，比起上海的无根基和快节奏，西安的节奏缓慢、容易向后看。在酒店的走廊里、在商场的门口、在新开张的沃尔玛超市前，我都看到了秦俑的仿制品。一座试图复原唐代歌舞生活的大唐芙蓉园，是如今西安人宴请客人的最时髦场所，人们品唐朝菜，看那些丰满美人的歌舞，心里更期待自己是“长安人”。就像我的那位朋友所说，那时我们坐在市中心的King Coffee，她说这是在永宁门内，从前只有王公贵胄才能在此消遣。

　　每当我们想夸耀全球化给此刻中国带来的文化融合时，经常忘记了一些时代的人们早已知此。去读读那本《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吧，唐朝前叶的中国人多么自信地体验一切外来品，与外来者融成一片。唐代的强盛也一定给后人留下难以改变的印记。

　　强大的中国没有直接的对手，她的周围要么就是那些弱小的国家：朝鲜、日本、越南、缅甸，它们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西北方的游牧民族难以征服、朝秦暮楚，但是它们的文化却显著地低于中国；那足以对中国构成挑战性的古罗马，或是阿拉伯帝国，则遥远得构不成威胁与竞争。

　　但每当我试图这样理解中国的天朝心态时，一个结却始终难以解开。谈起中国的历史，我们经常忽略她的变化，总是一相情愿将她视做从来如此。于是，中国变成了一个2000年专制的帝国，儒家思想一直牢固地统治着人们的内心，天朝的观念从来颠扑不破……但事实上，今日的中国版图是经历过多少代人的征战、谈判、同化、通婚所达成。

　　一直到唐代，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仍集中在北方，中国文明的演进就像是一群生活在黄河上游的人们不断向外拓展的过程。但此后，中国的中心南移，盛产稻米的长江下游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如果你有在中国旅行的经验，就会知道陕西话、四川话、福建话、广东话、云南话有着多么显著的分别，这些省份很容易像欧洲各国一样变成独立王国，但是它们却被奇迹般地统一在一起，并对自己中国人的身份确信无疑。这种不断扩展与融合的内在动力，必定澎湃和绵延不断吧。所以，每当人们指责长城象征了中国的封闭特性时，我就会想到，我们也遗忘了中国的开放性了吧。

　　但是，如何将《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中的古代中国，与《环球时报》的此刻中国联系在一起？自19世纪起，长期习惯了自身强大和独特性的中国，脚步慌乱地将自己置于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的行列……

　　我们经常夸耀中国历史的长度，或许我们也要承担这漫长传统所带来的巨大惯性。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感慨，中国疆域太大了，以至于丢失了东北三省，四川人仍在有条不紊地生活。同样的，在这么长的历史中，两三百年似乎算不上什么，在隋朝再度统一中国前，这个国家至少经受了300年的失序。

　　这个国家似乎有太多的耐心，在这海洋般的耐心中，一代代人来，一代代人去，所有的灿烂归于平淡，而那些令人焦虑难安的困境也都将被忘却。而付出的代价，则是一代代被淹没的冲动与热忱。

　　你看，当车行驶在西安的太白路上，我看到夕阳下的朱雀门时，我在上海郁积的急躁，阅读《环球时报》时对这个国家的焦虑感，又消散了。

　　陕西的新故事

　　“我喜欢浏览异地的夜色。这个黄土高原上的北方小城，30万男女白天奔忙在大街小巷里，夜晚就在那一孔一孔绿的红的蓝的粉红色的窗帘后面蜗居，于是就创造出这个北方小城不同于北京和广州的独自的色彩和氛围。哦！这是金关市的夜色。”

　　这段话来自陈忠实1986年的小说《到老白杨树背后去》，读到它时，王向荣正在我的电脑里唱道：“三十里明沙二十里水，五十里路上看妹妹。”王向荣被称做“陕北歌王”，我在电视中见过他的样子，有一张戏剧化的面孔，透着过人的精明和倔强。

　　对我而言，陈忠实和王向荣在这个夜晚交汇了，此时，我正坐在榆林市航宇路的伊威大酒店的432房间里，一边喝汉斯啤酒，一边阅读、听音乐。

　　这是奇妙的体验。如果两年前，读到陈忠实的这篇小说，我会嘲笑他语言上的陈旧笨拙，对城市一相情愿的理解，更不会耐心地去听王向荣那种粗犷并偶尔艳情的抒情，被红色意识形态和张艺谋电影所夸张的陕北符号——信天游、腰鼓、窑洞、黄土高坡和白羊肚头巾——都让我觉得粗糙，不正是这些农民式的审美在20世纪后半叶侵蚀了中国，将江南所代表的精致、敏感扫除一清？20世纪40年代初的延安的思想教育模式，不正是将那些来自上海、南京、北京的知识青年，塞进了黄土中清洗他们的头脑？很不幸，这些不仅是黄土，还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教条。

　　但是，这个夜晚，我感觉到自己情绪的逐渐转变。我强烈地想理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到底拥有一个怎样的内心世界，他们对于生活拥有何种想象？

　　我来到陕北一周了。最初的目的是如此明确，也充满了成见。在西安向北550公里的榆林地区，是全球最大的煤产区，就像伊威大酒店门口的城市简介上所宣称的——榆林是“中国的科威特”。在过去三年中，因为煤炭价格的暴涨，这里盛产暴发户。地下沉睡的黑色矿石，长期不被人们所珍惜，每个乡村都曾有属于自己的简陋的矿井，人们爬到井下，采出煤块，用来取暖，修葺猪圈、厕所，在雨天铺垫泥泞的道路，如果城里的亲戚需要，可以随意拉走。但现在，它的每吨价格上涨到将近300元，如今每一块都闪烁着人民币的光辉。那些昨天还在卖豆腐，赤着双脚的人，因为无意中拥有了煤矿，今天就变成了亿万富翁。他们操着鼻音浓重的陕北话，在北京、上海、西安购买成单元成单元的住房、把车展上的新车一抢而空。在榆林狭窄的街道上拥挤着名车，突然涌入的金钱，改变了人们的内心。

　　但当真的开始在榆林住下，和那些身经这些变化的人交谈时，就意识到这种理解多么表面化。就像我对于榆林的沙漠的印象，它始终让我有一种错位感。

　　毛乌素沙漠的确像是海滨浴场的沙滩，它不是试图吞噬城市与村庄，而是默默地忍受城市的扩张。我乘坐的这辆丰田普拉多在榆林市的西沙经济开发区行驶了十几分钟，成片的混凝土楼房、化工厂的烟囱、六车道的公路、被刷成黄色的吊臂车、铲土机，四处可见，它们日渐延伸的地方，在10年前都是一片黄沙。我们的车绕过水塘，开进了黄沙之中。植被随处可见，沙柳、臭柏、低矮的杨树、杂草，它们掩盖着黄沙。车停下来，我意外地发现，从前我们都说绿洲点缀在沙漠中，如今却是沙漠被包围在植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