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福柯的“凝视”意象来分析，西方女性在获取快感方面更能感到社会凝视的压力，而中国社会的“凝视”目光还没有转向这个方面——这决不是说中国社会的“凝视”范围窄些或程度差些，只是说它的凝视贯注在其他方面，如非婚性关系，各种“变态”的性活动等方面。弗洛伊德也曾注意到，在对待性高潮的态度上的确存在着文化的差别：在某些社会里，女性的性生活比西方社会要单纯。只要她的情人或丈夫乐于与她行房，她便心满意足；她从不担心自己是否性冷感（frigid）或能否到达高潮，很可能她从不知高潮为何物。但在西方社会中，男子必须使女子能经历所谓“高潮体验”，才敢相信自己算个男子汉；女方则不但必须使男方经历高潮，以证明他是个男子汉；她还需要自己拥有这种经验，来证明自己是个女人。否则就要担心自己患上了性冷淡的毛病。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国门的开放，西方文化的涌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触到西方文化中对性快感的看法。我想，它对中国女性对性快感的想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应当既反对“高潮恐惧症”，又避免“高潮强迫症”，使广大的中国女性能够享受到健康、美好的性生活。
四、女性主义的性政治
跨文化研究表明，一个社会女性的权力与男性的权力越接近，女性就享有越多的性自由；一个社会中女性权力越小，她们的性行为越受到禁制。因此，女性的性自由是女性权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女性主义性政治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扩大女性的性自由权利。女性主义的性政治经历了一个从反性到性自由的过程，其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以女同性恋作为取代异性恋的政治实践的阶段。也可以这样说，在女性主义性政治中，存在着这样几种政治力量，一种是反性派女性主义，另一种是性自由派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是一个特例，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个特殊政治群体。
在世界历史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女权意识的高涨，女性的性权利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但是，即使在女性主义内部，对于性问题的看法也不是一致的。虽然都是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来改变男女不平等的性规范，但是这种改变一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反动的方式；另一种是进步的方式。反动的方式是用规范男性的欲望、提倡男性的纯洁的方法来改变男女不平等的性状况；进步的方式则是通过为女性赋权来解决男女性权利不平等的问题。这种两种方式、两种主张一直处于不断的论争当中。女性主义的性政治也始终分为反动与进步、反性与性自由的两派。
早在上个世纪，女性主义刚刚兴起时，运动的骨干分子，那些中产阶级的白种女性就集合在“纯洁社会”的旗帜下，提出了两个要求，一个是女性自治和选举权，另一个是要求男性控制自己的性行为，像女性一样保持纯洁。她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女人投票，男人贞洁。”（Jackson，in Coveney，etal，22）在19世纪末，英国女性主义者霍普金斯（Hopkins）活跃于白十字军的活动中，该会会员的义务包括：第一，尊重女性，尽力保护她们不受罪恶的侵害；第二，尽力避免粗俗的用语和玩笑；第三，在维护贞洁法律方面坚持男女平等；第四，在同伴中广为传播上述原则，帮助年轻的兄弟；第五，尽一切可能实现“保持自己的纯洁”的要求。
（Jeffreys，in Coveney，etal，在19世纪后半叶的所谓纯洁社会运动中，女性团体和宗教界人士联合起来反对卖淫，反对社会不道德现象，尤其反对仅仅要求女性贞洁却容忍男性到妓女那里满足他们的淫欲的男女双重标准。禁娼运动打出的旗帜是“社会卫生”，运动的一个后果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卖淫成为非法行为。但这一非法化的后果是卖淫活动的分散化，转入地下，与集团犯罪合流。19世纪的社会纯洁派女性主义者以保护妇女的名义阻止女性卖淫，指责女性的性开放和自慰行为是罪恶，目的是鼓励女性接受由传统异性恋婚姻来定义的社会角色。这就是女性主义反对卖淫、淫秽品和同性恋的历史渊源。从反对男性罪恶的立场出发，这种取缔运动播下了反对所有性越轨行为的种子。
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女性主义反性派的主张已经从要求男性贞洁演变为彻底反对一切性行为。反性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德沃金（Andrea Dworkin），麦金农（Catharine Mac Kinnon）和英国的杰弗瑞斯（Sheila Jeffreys）。她们的理论框架是保守主义的性观念，强调以男性处于统治地位的性关系对女性的威胁。由于她们把异性恋的性行为视为男性统治的生理基础，所以认为要反对男性统治就要反对性行为。
反性派女性主义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两性之间的性关系本身。
德沃金明确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异性性交本身就是对女性的奴役、贬低、玷污和压迫。她声称，“如果人类的目标是普遍的和平，那么结束性交将是一个基本的完全符合逻辑的步骤。”她还公开承认，“我就是拒绝说我不反性。”德沃金1992年11月在伦敦对《晚报》记者说：“事实就是女人并不那么喜欢性交。性高潮的稀少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以为自己喜欢性，就像有些奴隶以为自己喜欢摘棉花一样。”（转引自Grant，）反性派女性主义者杰弗瑞斯则提出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口号：“从所有未经邀请的男性接触中解放出来。”（Jeffreys，inCoveney，etal，22）在《反对快感》一书中，杰弗瑞斯说：“异性恋就是使男性优越的社会得以形成的体制，因此它必须被废除。”她斥责那些屈服于对男性的欲望的女性，说她们的倾向是男权思想的回潮。
杰弗瑞斯将异性恋与其性别基础相分离，置于另一种两分结构中，即两性权力区别的结构中。她认为，“异性恋欲望是性感化的权力差异……它起源于男女两性的权力关系，即使在同性关系中也可以存在。”（转引自Wilton，inAdkins，etal，）麦金农在谈到那些认为自己可以同男性建立平等性关系的女性时说：“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为你高兴；接下来的反应是，你可能有没看明白的地方；我最后的反应是，再等等看。真实的情况是，男人和女人是在两性不平等的情况下经历性行为的。在观察了我的许多朋友之后，我得出结论，平均来说，男女双方一般只有两个星期的平等。”（MacKinnon，inStanton，）反性派女性主义者认为，异性恋性关系本身就是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女性是受压迫的阶级，这一压迫是通过性统治和性控制实现的。男性对女性的性统治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实现的。
直接方式是指通过强奸及其他明显的性强迫方式；间接方式是指女性被教育成把自己身体的性殖民化当作性快感来对待。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还拥有一种其他压迫机制所没有的“合法性”，那就是以男性的性本质作为社会控制的力量。它的表现形式包括强奸，性谋杀，在街道上、家庭中和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对儿童的性虐待（其中90%是女童），打淫秽电话等。女性不断受到男性性暴力的威胁，不断被提醒她们所处的低下地位，不断因为是女性而受到惩罚。性暴力表明，统治、贬低、羞辱女性的欲望只不过是天生的正常男性性本质的极端形式而已。这些正常的男性性本质包括暴力，攻击性，阴茎中心，性与爱的分离，女性的客体化，恋物倾向，不可控制的性冲动等等。（Coveney，etal，反性派女性主义就是这样将两性间的性行为定义为男性权力的实践。反性派女性主义活动家用这种观点向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挑战。这就是她们对性暴力和淫秽色情品的分析的基调，也是她们对男性的性定义和性结构所做的基本分析。
反性派女性主义的第二个攻击目标是性的商业化。在西方，女性参与性工业的方式可以被概括为五大类：脱衣舞女，色情舞女，卖淫女，色情电影女演员，色情照片女模特。激进女性主义者反对所有这一切，认为这是女性的商品化，而女性的商品化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是父权制环境中使男性无条件接触女性的合法化。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也否定这些活动，但她们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的，她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妇女的贫困和妇女在经济上受歧视造成的，是经济上的受压迫地位导致妇女成为男性的性客体。
反性派女性主义的第三个攻击目标是性解放和对性的开放态度。她们认为，如果性解放的条件由男性来决定，性解放就绝不是女性的解放。在70年代末期，反性派女性主义者激烈抨击与陌生人发生的开放的性活动，那些在单身酒吧和夜总会寻找性伴的性活动。此类性活动，以及虐恋性活动，成人与少男少女的跨代性活动，分男角女角的女同性恋性活动，都被划归统治与屈从的父权制关系，被认为是反女性主义和反女性的。她们认为，女性看重的是亲密的性关系和浪漫的温存，不喜欢情感淡漠的性关系和作为性客体的“一夜情”。从这种观点出发，对女性来说，良好的性活动是那些使她在暴露自己的性的弱点时感到安全的性活动，而不是使她感到存在着性虐待和性剥削的威胁的性活动。因此，对于女性来说，真正能够使她满意的性活动就是同一位可爱的忠实的伴侣之间的一夫一妻制的性活动。在这个艾滋病时代，开放的性被视为危险的性，开放的性有多个性伴，而有多个性伴被视为不安全的性。
反性派女性主义的第四个攻击目标是女同性恋活动。在1969至1971年间，美国全国妇女组织（NOW）企图将女同性恋者从她们的组织中清除出去。这种倾向被弗里丹（Betty Friedan）称为“紫色威胁”，是向男权主义性关系的倒退，会对女性主义运动造成损害。但是在随后的10年间，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成为妇女运动的决定性力量。对女性主义政治与女同性恋性倾向的这一结合的最佳表述是阿特金森（Ti－Grace Atkinson）的一句名言：“女性主义是理论，女同性恋是实践。”然而，由于许多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并不把自己的性倾向看作是有意识的政治选择，而仅仅视为一种性倾向或一种生活方式，这一概括在女同性恋者和异性恋女性主义者中间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提法。
反性派女性主义的第五个攻击目标是所有的“反常”性活动。在1980年，全国妇女组织提出反对虐恋和跨代性关系，提出的原因同10年前反对女同性恋一样，即父权制的压迫性的权力关系与女性主义原则不符。这些受到攻击的所谓“反常”性倾向除了虐恋和跨代性关系之外，还有异装倾向，分男角女角的女同性恋关系等等。反性派认为，上述倾向是具有压迫性质的传统男权制中的性角色分工的再现，而女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从这种压迫中解放出来。此外，易性倾向也在被批评之列，易性者被批评为希望按照父权制模式给自己换一个“正确的”身体。
总之，她们给所有这些“反常”的性活动戴上了一顶“政治上不正确”的帽子，她们把具有压迫性质的、男性中心的性关系称为“政治上不正确”的性关系。反性派女性主义者认为，无论是男同性恋中成人与少年的关系，女同性恋中分男角女角的关系，还是虐恋关系，都属于具有压迫性质的性关系，因此是“政治上不正确”的性关系。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为这些性关系所做的辩护则认为，上述关系并不是对父权制的统治屈从关系的模仿，它是人们探索自己的性本质的具有正面价值的创造性的方式。在性自由派女性主义看来，反性派女性主义者制造了一个具有压迫性质的性环境，它如果不是更具压迫性，至少是同旧的压迫制度相等的，它拒绝了男女两性充分实现其热情和快乐。
在反性派女性主义和性自由派女性主义的论争中，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她们一度被称为“女同性恋分离主义”。她们的观点认为，异性恋是男性统治和女性受压迫的中心所在，只有女同性恋才是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虽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女同性恋者都是女性主义者。然而，女同性恋的政治立场并不是一概要求女性同女性建立性关系，而是要求女性同男性之间不建立性关系。“女性主义是理论，女同性恋是实践”这一口号风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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