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义“哲学王”
前一段美国中期选举结束，民主党在国会乃至州长选举大获全胜，据说标志着美国“新保
守主义”的溃退，贴旧文一片，关于“新保守主义”的所谓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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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奥施特劳斯（LeoStrauss）---- 一个犹太人。1899年生于德国，1938年移民到美国，之
后大部分时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死于1973年。写了一些古典政治哲学的大部头，但这些
书大多在图书馆的角落里静静地栖息。他生前在“圈内”算是一个“腕” 社会公众对他
，但
基本上一无所知。
这份简历，似乎描绘了一个学者理想的一生：深邃，宁静，并且恰到好处地寂寞。在知识的
秘密花园里和伟大的哲学家们约会了一辈子，然后口干舌躁地随他们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寂寞的名字，30年后突然跳出坟墓，窜到美国各大媒体的大块头评论
文章中大放光芒。从5月份开始， 纽约客》《纽约时报》等大报突然开始连篇累牍地谈论
《 、
这个30年前去世的老头。原因是---- 他们说---- 这个老头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的灵魂
工程师，而今天的美国，是一个“新保守主义”的美国。
什么是“新保守主义”？从60年代开始，作为对左派运动的抵抗，保守主义势力就已经开
始备战备荒，今天的保守主义又有何“新”意？“今天的新保守主义者们” 篇最早掀起
，一
Leo Strauss 热的文章写道： 既不想废除妇女的堕胎权，也不想在学校里强加基督教的祷告
“
仪式” 相反，他们是“来自纽约的、从左派转变过来的、信奉民主自由的、受过高等教育
，
的雅皮士” 。
这些雅皮士们到底主张什么？我以为，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民主的原教旨主义” 。就是
说，西方国家不但要“保卫”自由民主，而且要“扩张”自由民主。自由民主不但应当是一
种康德式的理念，而且应当是一种尼采式的意志。
这样来理解当前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才能解释为什么不早不晚---- 偏偏是2003年----施特劳
斯会突然转悠回来，给这个世界起起哄---- 美伊战争，或者说，以美伊战争为标志的美国外
交新战略，让人们一头雾水，一头雾水中开始打量身边的这个“新世界”---- 人们急需一种
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突然充满了“邪恶轴心”、需要“先发制人的战争”、
需要“政体变更”来获得救赎。要有列奥施特劳斯，上帝说，于是就有了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一生几乎从未写过外交政策方面的文章，而小布什是没事在白宫里抓蜘蛛也不会去
读哲学，那么这个故纸堆里的老头如何成了小布什外交政策的“教父”？原因是---- 据说----
施特劳斯三、四十年前就开始精心培养一些反动苗子，如今这些苗子出息了，就猫在布什的
政府和智囊团里与人民为敌。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PaulWolfowitz---- 他是美
国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AllanBloom的学生，而AllanBloom则是施特劳斯的学生。美国国防
政策委员会的主席RichardPerle也被认为是一个施特劳斯党的一个根红苗正的党员。William
Kristol 是另一个代表，他创办的 The Weekly Standard，是白宫的必读物。他的老爸 Irving Kristol
被认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政治上的鼻祖。据说， 名的杂志NationalReview，Commentary，
著
the New Republic，还有几个最有影响的的思想库 the Hudson Institut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都继承了施先生的遗志，四处散布“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的道理。
这些“鹰派”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几乎可以说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反对与“专制”国家
贸易正常化，喜欢耍酷---- “不跟你玩就是不跟你玩，给我吃泡泡糖也没有用” 另一方面，
。
他们又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 没什么耐心对“专制”国家谆谆教导，爱好时不时地展
示他们的肱二头肌。所以他们在外交上反对核裁减，主张“有限战争威慑” 张美国撤出
，主
“反导条约” 。
显然，即使是列出一大堆施特劳斯的徒子徒孙，把这样一个孤僻的哲学家和今天好斗的美国
外交联系起来还是有些牵强。刚才列举的一大堆施特劳斯主义者， 有Wolfowitz把握要职，
只
而要说他30多年前选的两门课导致了今天伊拉克的战火纷飞，这种因果链条就混沌得有些
混蛋了。
然而，施特劳斯又真的和今天的世界没有关系吗？或更进一步说，施特劳斯一生所钟情的古
希腊哲学家们和今天的世界就没有关系吗？这个施特劳斯，这个自言自语了一辈子的老头儿，
是真的倾心于图书馆的角落以逃避尘世的喧嚣，或者，他其实是在开辟另一条道路----- 更孤
独也更艰难的道路---- 来深入这种喧嚣的核心？
施特劳斯经历了德国魏玛时代，和冷战最酷寒的时代，也就是“柔弱的民主制度”经受法西
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双重挑战的时代。这个阴影，笼罩了施特劳斯一生的思考，并且决定了其
思想中一个指南针式的主题：为什么会有暴政？为什么在启蒙的日出唤醒清晨之后， 夜，
“
最漫长的夜”会重新降临？
对施特劳斯来说，暴政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启蒙时代的现代性，敲响了
科学与民主的钟声，同时也开启了哲学上的“潘多拉盒子”---- 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
政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在古希腊时代是完善人性的一条道路，在中世纪则是通向神意
的道路，而现代的曙光，却照出了政治捉襟见肘的处境。政治只是一个权力的游戏，并没有
一个喜剧式的宿命。神性的、人性的光芒淡去，政治变成了人类在荒野中的流浪。现代话语
中的“自由” 刚好用来模糊是与非、正义与邪恶的界限；而现代话语中的“民主”---- 通
，
过把一个质量问题转化成一个数量问题---- 为这种相对主义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
正是在这里，施特劳斯显示出他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暧昧态度。一方面，他厌恶“自由选择” 、
“民主程序”所庇护的漠然---- 如果自由意味着堕落可以无限，而民主则只是一个统计学的
游戏，那么他宁愿生活在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中，在那里，自由用于明辨是非，而权力必须仰
赖“德行” 在那里---- 柏拉图说---- 只有哲学家才配得到王冠。施特劳斯终其一生，都不能
；
原谅法西斯主义诞生于一个民主制度，而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民主的话语。
另一方面，施特劳斯又是自由民主制度坚定的捍卫者。他借用丘吉尔式的幽默说：“民主制
度是最糟的制度---- 除了其他实行过的制度外。他对美国的民主制度---- 尤其是宪政主义始
”
终有一种偏爱。这同样是由其“反相对主义”的态度决定的。他曾经写道： 如果一切都是
“
相对的，那么食人只是一个口味问题。”民主比专制要好，自由比奴役要好----或者，更确切
地说，专制比民主更坏，奴役比自由更坏。就是这么一个懒得罗嗦的道理。
正是因为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制度显示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在当下的“施特劳斯热”中，左
右两派对施特劳斯的思想各取所需。左派指责施特劳斯一贯反动，其“哲学王”的精英主义
思想恰好解释了布什政府对劳动人民的歧视。而右派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还可以抱上哲学
的粗腿，不免有些沾沾自喜---- 从施特劳斯的“反相对主义”中，他们找到了“邪恶轴心”
理论的依据；从施特劳斯对民主之脆弱的忧虑中，他们找到了扩张民主的斗志。如果说施特
劳斯的确和新保守主义者分享着什么的话，那就是对民主自由之脆弱的恐惧。
那么，哪一个施特劳斯更真实？---- 那个蔑视民主自由的施特劳斯，还是那个捍卫民主自由
的施特劳斯？又或者，是他对自由民主制度抱有一种矛盾态度，还是他所面对的自由民主制
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而施特劳斯---- 由于他的深邃、他的敏锐，和他对人类命运的叹息----
诚实地展现了这个悲剧式的悖论？他对民主的警惕，与其说是对民主本身的反感，不如说是
对其孕育的暴政的警惕---- 民主自由制度是如此是脆弱，如此之容易被诱惑，无法抗拒一种
自我毁灭的重力。
正是施特劳斯对这个悲剧式悖论的凝视，将他与那些“新保守主义”的外交鹰派区别开来。
新闻媒体对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政治家的撮合，并不能揉捏出一个新保守主义的“哲学王”。
施特劳斯的思考，来自于他对暴政的警觉，和对经历过暴政的人的悲悯。他大约不曾想到，
在他死去30年之后，这悲悯会被劫持成一种针对整个世界的恐吓。在新保守主义的光环下，
施特劳斯名声大躁，然而，施特劳斯真的是获得了一份迟到的承认吗？又或者，寂寞有两种
---- 一种是寂寞中的寂寞，而另一种是热闹中的寂寞？
美奸“克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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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被绞死了。可以想象，在很多人对此消息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也有很多人会深感不
满：出于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慨，或者仅仅出于对绞刑这种原始刑罚的反感，许多人感情的
砝码在这一刻会向萨达姆倾斜。毫无疑问，拉姆兹克拉克会是这“许多人”中的一个。
克拉克是萨达姆的辩护律师之一。萨达姆也拥有辩护律师这一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律
师竟然是美国志愿者，更奇怪的是，这个志愿者竟然是美国的前司法部长。一个前政府高官，
跑去为一个敌军领袖辩护，套用我们中国人的说法，这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奸”了。
克拉克，生于1927年，60年代曾在约翰逊政府里担任司法部长。他在任期间，积极推动
当时在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为解除南方的种族隔离政策，为《投票法案》和《民权法
案》的通过，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是，今天真正让克拉克成为名人的，绝不是他在60年代的老黄历，而是他多年以来持之
以恒地发出左翼声音。他始终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创建了一个叫“国际行动中心”的组
织，其主要成员和“工人世界党”基本重合。他积极反对两次海湾战争，并推动弹劾布什总统。
克拉克的“反美立场”，可以从他提供法律援助的“客户”名单看出来：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
南斯拉夫前总统米舍洛维奇；前纳粹集中营司令官里纳斯；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主使者之一
塔克卢提马那；前利比里亚独裁者泰勒；反伊战活动分子博利甘；印第安囚犯佩尔蒂尔；巴
解组织……与他对这些“客户”的深切同情相比，他对美国政府的仇视可以说是“刻骨铭心”。
在他看来，美国政府才应该为它发起的战争受到法律的制裁。
从克拉克的法律援助对象可以看出，这必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有人称他为“战争狂和
独裁者的知音”，也有人称他为“弱者的代言人”。真相可能是，这两种说法都有其道理。
克拉克为萨达姆的辩护，自然也笼罩在这种争议当中。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的政治立场，克
拉克为萨达姆辩护的法理基础是合情合理的。在一次访谈中，他指出：“一个美国人为一个
被妖魔化的人的权利进行斗争，这才是所谓普世人权的印证。”他还说：“不能因为你认为一
个人很可恶，就剥夺他的辩护权”。换句话说，法律高于政治。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他批判
伊拉克特别法庭实际上是一个旨在种族复仇的政治机构，而不是一个“独立、能干、公正的
法庭”。在他看来，这个法庭本身就是“非法”的，因为它是美国的“非法入侵”的产物，它的
人事安排，资金来源，审判宗旨都受美国的左右，所以，它的审判结果是不可能公正的。
11 月 5号的审判中，克拉克干脆当庭递给法官一个条子，称该审判是“对正义的嘲讽”，气
得法官发飙，让他滚出去，并说他“从美国赶来嘲讽伊拉克人民”。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当克拉克高举“法律高于政治”的旗帜时，他并不完全是用法律来对抗政
治，而是用一种政治来对抗另一种政治――他自己在选择辩护对象时一以贯之的标准，就表
现出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当克拉克在接受记者阿布拉姆斯的采访时明确表示他认为萨达姆
“无辜”的时候，阿布拉姆斯反问道：为什么你每次谈起萨达姆的时候，你就使用无罪推定，
但是一谈到美国，就使用有罪推定呢？阿布拉姆斯的这个反问，可以说一针见血地点出克拉
克主张的要害：法律高于你的政治，但是服务于我的政治。
但是即使如此，以法治的名义为萨达姆争取一个公平的审判，仍然是一件好事。伊拉克法庭
在审判萨达姆过程中的种种违规，比如很长时间不让萨达姆见律师，给辩护律师的调查设置
的种种障碍，审判人员显然的政治倾向等等，的确应当受到谴责。人权既然普世，就不应该
区分敌我。爱国主义不应当成为一根棍子，拿来封住克拉克这样的“美奸”之口。
一个社会的法治精神会面临各种各种的考验，最大的考验，可能就是群情激愤之下的爱国主
义。911之后的美国“爱国法案”，曾经一度以“爱国反恐”的名义侵蚀公民权利，允许政府未
经司法机关审查对特定公民进行秘密监视（sneakandpeek）引起整个社会的激烈争论。
，
好在整个政治体系的纠错机制及时启动，许多地区法庭宣布这些“秘密监视”的“爱国条款”
违宪，有 8个州和近400个城市通过自己的法令谴责“爱国法案”侵犯人权，民意调查也显
示美国公民对“爱国法案”的支持连年下降。2006年3月美国两院更新“爱国法案”时，只好
顺应民意不再更新其中最有争议的部分，可以说是“法治精神”对“爱国主义”的一个胜利。
克拉克作为一个美国政府前高官，给敌对政权领袖辩护，可以说与狭义上的“爱国主义”背道
而驰。但是，一个社会能否宽容那些视人权高于祖国的“奸细”，是测验这个社会自由度的最
好尺度。令克拉克欣慰的是，虽然他这个人一如既往地充满争议，但是美国社会还是包容了、
甚至赞许他的存在。对他为萨达姆辩护这件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我的熟人朋友里，
没有一个人批评我的做法，相反，我收到成百上千的陌生人来信，说他们感谢我站出来，说
萨达姆应当有一个公正的审判。”对比一个一提“人权”两个字就可能被网民骂成“汉奸”的社
会，看来当一个“美奸”，其实是件挺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