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家长都非常在乎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名校，往往为此煞费苦心，破费万金。人 们普遍相信，只要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中学、大学，一路都上名牌，孩子就一定前程辉 煌，否则便不免前途黯淡。据我的经验，事情决非这样绝对。我高中读上海中学，大学读北 京大学，当然都是名校，但是，小学和初中就全然不沾名校的边了。我读的紫金小学在上海 老城区一条狭小的石子路上，入读时还是私营的，快毕业时才转为公立。初中读的是上海市 成都中学，因位于成都北路上而得名。
记得在被成都中学录取后，我带我小学里最要好的同班同学黄万春去探究竟。因为尚未开学 ，校门关着，我们只能隔着竹篱笆墙朝里窥看，能隐约看见操场和校舍一角。看了一会儿， 我俩相视叹道：真大啊！比起鸽笼般的紫金小学，当然大多了。当时黄万春家已决定迁居香 港，所以他没有在上海报考初中。他用羡慕的眼光望着我，使我心中顿时充满自豪。我压根 儿没有去想，这所学校实在是上海千百所中学里的一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学校。
我入初中时刚满十一岁，还在贪玩的年龄。那时候，我家才从老城区搬到人民广场西南角的 一个大院子里。院子很大，除了几栋二层小洋楼外，还盖了许多茅屋。人民广场的前身是赛 马场，那几栋小洋楼是赛马场老板的财产。解放后，这位老板的财产被剥夺，现在寄居在其 中一栋楼里，而我家则成了他的新邻居。那些茅屋是真正的贫民窟，居住的人家大抵是上海 人所说的江北佬，从江苏北部流落到上海的。不过，也有一些江北佬住进了楼房。院子里孩 子很多，根据住楼房还是住茅房分成了两拨，在住楼房的孩子眼里，住茅房的孩子是野孩子 。好玩的是，在我入住后不久，我便成了住楼房的孩子的头儿。
我这一生没有当过官，也不想当官，然而，在那个顽童时代，我似乎显示了一种组织的能力 。我把孩子们集中起来，宣布建立了一个组织，名称很没有想像力，叫红星组，后来大跃进 开始，又赶时髦改为跃进组。组内设常务委员会，我和另五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大孩子为其成 员，其中有二人是江北佬的孩子，我当仁不让地做了主任。我这个主任当得很认真，经常在 我家召开会议，每一次会议都有议题并且写纪要。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当然是怎么玩，怎么玩 得更好。玩需要经费，我想出了一个法子。有一个摆摊的老头，出售孩子们感兴趣的各种小 玩意儿，其中有一种名叫天牛的昆虫。于是，我发动我的部下到树林里捕捉天牛，以半价卖 给这个老头。就用这样筹集的钱，我们买了象棋之类的玩具，有了一点儿集体财产。我还买 了纸张材料，做了一批纸质的军官帽和肩章领章，把我的队伍装备起来。我们常常全副行头 地在屋边的空地上游戏，派几个戴纸橄榄帽的拖鼻涕的兵站岗，好不威风。这种情形引起了 那些野孩子的嫉妒，有一天，我们发现，他们排着队，喊着”打倒和尚道士“的口号，在我 们的游戏地点附近游行。我方骨干中有两兄弟，和尚道士是他俩的绰号。冲突是避免不了的 了，一次他们游行时，我们捉住了一个落伍者，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手写的证件，写着”取缔 和尚道士协会“的字样。形势紧张了一些天，我不喜欢这种敌对的局面，便出面和他们谈判 ，提议互不侵犯，很容易就达成了和解。
我家住在那个大院子里的时间并不长。上初三时，人民广场扩建和整修，那个大院子被拆掉 了，我们只得又搬家。现在回想起来，那两年半是我少年时代玩得最快活的日子。那时候， 人民广场一带还很有野趣，到处杂草丛生。在我家对面，横穿广场，是人民公园。我们这些 孩子完全不必买门票，因为我们知道公园围墙的什么位置有一个洞，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自由 地穿越。夏天的夜晚，我常常和伙伴们进到公园里，小心拨开草丛，用手电筒的灯光镇住蟋 蟀，然后满载而归。在那个年代，即使像上海这样大城市里的孩子也能够玩乡下孩子的游戏 ，比如斗蟋蟀和养蚕。我也是养蚕的爱好者，每年季节一到，小摊上便有幼蚕供应，我就买 一些养在纸盒里。伺弄蚕宝宝，给它们换新鲜的桑叶，看着它们一点点长大，身体逐渐透亮 ，用稻草搭一座小山，看它们爬上去吐丝作茧，在这过程中，真是每天都有惊喜，其乐无穷 。
我想说的是，一个上初中的孩子，他的职责绝对不是专门做功课，玩理应是他的重要的生活 内容。倘若现在我回忆我的初中时光，只能记起我如何用功学习，从来不曾快活地玩过，我 该觉得自己有一个多么不幸的少年时代。当然，同时我也是爱读书的，在别的文章中我已经 吹嘘过自己在这方面的事迹了，例如拿到小学升初中的准考证后，我立即奔上海图书馆而去 ，因为这个证件是允许进那里的最低资格证件，又例如在家搬到离学校较远的地方后，我宁 愿步行上学，省下车费来买书。孩子的天性一是爱玩，二是富有好奇心和求知欲，我庆幸我 这两种天性在初中时代都没有受到压制。让我斗胆说一句狂话：一个孩子如果他的素质足够 好，那么，只要你不去压制他的天性，不管他上不上名校，他将来都一定会有出息的。现在 我自己有了孩子，在她到了上学的年龄以后，我想我不会太看重她能否进入名校，我要努力 做到的是，不管她上怎样的学校，务必让她有一个幸福自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保护她的天 性不被今日的教育体制损害。
200210
纯粹的智慧岁月与性情碎句与短章偶尔远行周国平自选集把心安顿好各自的朝圣路灵魂只能独行幸福的哲学守望的距离人与永恒周国平论人生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分离周国平散文精粹：安静妞妞闲情的分量记得在被成都中学录取后，我带我小学里最要好的同班同学黄万春去探究竟。因为尚未开学 ，校门关着，我们只能隔着竹篱笆墙朝里窥看，能隐约看见操场和校舍一角。看了一会儿， 我俩相视叹道：真大啊！比起鸽笼般的紫金小学，当然大多了。当时黄万春家已决定迁居香 港，所以他没有在上海报考初中。他用羡慕的眼光望着我，使我心中顿时充满自豪。我压根 儿没有去想，这所学校实在是上海千百所中学里的一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学校。
我入初中时刚满十一岁，还在贪玩的年龄。那时候，我家才从老城区搬到人民广场西南角的 一个大院子里。院子很大，除了几栋二层小洋楼外，还盖了许多茅屋。人民广场的前身是赛 马场，那几栋小洋楼是赛马场老板的财产。解放后，这位老板的财产被剥夺，现在寄居在其 中一栋楼里，而我家则成了他的新邻居。那些茅屋是真正的贫民窟，居住的人家大抵是上海 人所说的江北佬，从江苏北部流落到上海的。不过，也有一些江北佬住进了楼房。院子里孩 子很多，根据住楼房还是住茅房分成了两拨，在住楼房的孩子眼里，住茅房的孩子是野孩子 。好玩的是，在我入住后不久，我便成了住楼房的孩子的头儿。
我这一生没有当过官，也不想当官，然而，在那个顽童时代，我似乎显示了一种组织的能力 。我把孩子们集中起来，宣布建立了一个组织，名称很没有想像力，叫红星组，后来大跃进 开始，又赶时髦改为跃进组。组内设常务委员会，我和另五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大孩子为其成 员，其中有二人是江北佬的孩子，我当仁不让地做了主任。我这个主任当得很认真，经常在 我家召开会议，每一次会议都有议题并且写纪要。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当然是怎么玩，怎么玩 得更好。玩需要经费，我想出了一个法子。有一个摆摊的老头，出售孩子们感兴趣的各种小 玩意儿，其中有一种名叫天牛的昆虫。于是，我发动我的部下到树林里捕捉天牛，以半价卖 给这个老头。就用这样筹集的钱，我们买了象棋之类的玩具，有了一点儿集体财产。我还买 了纸张材料，做了一批纸质的军官帽和肩章领章，把我的队伍装备起来。我们常常全副行头 地在屋边的空地上游戏，派几个戴纸橄榄帽的拖鼻涕的兵站岗，好不威风。这种情形引起了 那些野孩子的嫉妒，有一天，我们发现，他们排着队，喊着”打倒和尚道士“的口号，在我 们的游戏地点附近游行。我方骨干中有两兄弟，和尚道士是他俩的绰号。冲突是避免不了的 了，一次他们游行时，我们捉住了一个落伍者，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手写的证件，写着”取缔 和尚道士协会“的字样。形势紧张了一些天，我不喜欢这种敌对的局面，便出面和他们谈判 ，提议互不侵犯，很容易就达成了和解。
我家住在那个大院子里的时间并不长。上初三时，人民广场扩建和整修，那个大院子被拆掉 了，我们只得又搬家。现在回想起来，那两年半是我少年时代玩得最快活的日子。那时候， 人民广场一带还很有野趣，到处杂草丛生。在我家对面，横穿广场，是人民公园。我们这些 孩子完全不必买门票，因为我们知道公园围墙的什么位置有一个洞，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自由 地穿越。夏天的夜晚，我常常和伙伴们进到公园里，小心拨开草丛，用手电筒的灯光镇住蟋 蟀，然后满载而归。在那个年代，即使像上海这样大城市里的孩子也能够玩乡下孩子的游戏 ，比如斗蟋蟀和养蚕。我也是养蚕的爱好者，每年季节一到，小摊上便有幼蚕供应，我就买 一些养在纸盒里。伺弄蚕宝宝，给它们换新鲜的桑叶，看着它们一点点长大，身体逐渐透亮 ，用稻草搭一座小山，看它们爬上去吐丝作茧，在这过程中，真是每天都有惊喜，其乐无穷 。
我想说的是，一个上初中的孩子，他的职责绝对不是专门做功课，玩理应是他的重要的生活 内容。倘若现在我回忆我的初中时光，只能记起我如何用功学习，从来不曾快活地玩过，我 该觉得自己有一个多么不幸的少年时代。当然，同时我也是爱读书的，在别的文章中我已经 吹嘘过自己在这方面的事迹了，例如拿到小学升初中的准考证后，我立即奔上海图书馆而去 ，因为这个证件是允许进那里的最低资格证件，又例如在家搬到离学校较远的地方后，我宁 愿步行上学，省下车费来买书。孩子的天性一是爱玩，二是富有好奇心和求知欲，我庆幸我 这两种天性在初中时代都没有受到压制。让我斗胆说一句狂话：一个孩子如果他的素质足够 好，那么，只要你不去压制他的天性，不管他上不上名校，他将来都一定会有出息的。现在 我自己有了孩子，在她到了上学的年龄以后，我想我不会太看重她能否进入名校，我要努力 做到的是，不管她上怎样的学校，务必让她有一个幸福自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保护她的天 性不被今日的教育体制损害。
20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