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在我身边东侧的黄河三门峡，有两则远古神话流传下来。一是说三门峡的形成：水神河伯在与火神共工打斗到崤山时陷入颓败之势，情急时便不择手段，调动天下之水将崤山方圆千里倾入汪洋，人真的“或为鱼鳖”或攀树求生。灭顶之灾中出来一位英雄，三板斧劈开三道豁口让洪水泄流，这就是人门、神门、鬼门的三门峡。这位英雄据说是共工，曾经头触不周山，又斧劈三门峡。那座至今依然挺立于急流中的被称为中流砥柱的石峰，作为神话英雄也作为现实英雄的象征，既令人遐思绵绵，也令人肃然起敬。另一则是英雄降伏妖孽的神话故事：齐景公行车到此，一匹拉偏套的马被黄河里突然跃出的一只巨鼋拖入水中，随行保镖古冶子当即跳下河去，斜行五里逆行三里追杀巨鼋，血染黄河。古冶子被尊称为古王，留下古王渡口和古王村传承至今。
我在尽可能简约地复述这两则很适宜给小学生讲述的神话故事时，是再三斟酌过必要性才不厌其烦地依此开篇。就在英雄与邪恶、英雄与妖孽进行过殊死搏斗的这个地方，上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中国军人与日本侵略军也进行过一场长达两年多的战争。他们把不可一世妄言三个月占领中国的日本鬼子拒阻于潼关以外，使其进入关中掠占西北的梦想死于胎中。日本鬼子不仅未能踏进潼关一步，而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仅“六·六”会战一役，日军排长以上军官的尸骨层层叠叠堆了1700多具。这是八年抗战中取得重大战果的战区之一。
这个战区在山西境内的中条山。
横刀立马中条山的中国军队的军团长，是杨虎城的爱将孙蔚如将军，西安东郊灞河北岸豁口村人；是让我引以为骄傲、敬重和亲近的前辈乡党。
孙蔚如将军麾下官兵，几乎是清一色的号称“冷娃”的关中子弟。
由徐剑铭等三位陕西本土作家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立马中条》，叙写的就是六十多年前，孙蔚如将军率领关中子弟与日本侵略军血战中条山的一部英雄史诗。
我很早就阅读过几部抗日题材的小说，也看过不少同类题材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游击队员李向阳、挥舞铡刀片子的史更新。这些在民族危亡时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一直储存在我的情感记忆里毫不减色，毫不受时世异变审美异变对这些作品评价的变化的影响。尽管如此，我还是坦率地说出我的阅读感受：在有关抗日战争题材的艺术品的阅览历程中，《立马中条》给我的冲击是最强烈的。我至今仍然无法找到几句准确的词汇来概括那种感受。我不排除与上至将军下到士兵近距离的乡谊乡情因素，战死了的和仍然健在的英雄，就在我曾去过多回或耳熟能详的大村小寨里。然而，我更确信一种千古不灭，人神共敬的精神——民族大义。这些关中将士无论性格性情具备什么样儿的地域性特质，在民族存亡的血战中，体现出来的凛然不可侵侮的大义，正是中华民族辉煌千古存立不灭的主体精神。
一条山沟一个村庄一个小镇反复争夺的殊死拼杀，使我的神经绷紧到几乎闭气；一位军官一位士兵的死亡，常使我闭上眼睛心情起伏不忍续读下去；一场大捷一场小胜和一次挫折，使我的情绪骤然飙升起来，又跌入扼腕痛惜的深渊；每一个创造战场奇迹的英雄和每个壮烈倒下的英雄掠过眼前，我总是忍不住猜想这是哪个县哪个村子的孩子？当我清晰地意识到民族危亡里的大义，正是承担在我的周边乡党的肩头的时候，我的地域性的亲情和崇敬就是最敏感最自然的了。
就是在这种情感里，我阅读着《立马中条》，完全沉浸在一种悲壮的情怀里难以自拔。我自始至终都在心底里沉吟着两个字：英雄。每一个士兵都可以用英雄来称谓，几万士兵又铸成一个英雄群雕，使日本鬼子难越潼关一步。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士兵，昨天还在拉牛耕地或挥镰割麦，拴上牛绳放下镰刀走出柴门，走进军营换上军装开出潼关，就成为日本鬼子绝难前进一步的壁垒。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可能只上过一两年私塾初识文字，有的可能是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认写的文盲，然而他们有一个关中的地域性禀赋：民族大义。这是农业文明开发最早的这块浸淫着儒家思想的土地，给他们精神和心理的赠与；纯粹文盲的父亲和母亲，在教给他们各种农活技能的同时，绝不忽视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和信义；在火炕上的粗布棉被里牙牙学语的时候，墙头和窗子飞进来的秦腔，就用大忠大奸大善大恶的强烈感情，对那小小的嫩嫩的心灵反复熏陶。一个“冷”字，怎能完全概括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一茬接一茬的“娃”的丰饶而深厚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之湖哩！
只复述《立马中条》里的一个细节。
这是前文提到的“六·六”会战里的一个细节。177师有一千多名士兵被两倍于己的鬼子包围，经过拼杀后死亡200人，余下的800人被逼到黄河岸边的悬崖上，三面都是绝壁。这800士兵在短暂的一瞬里从悬崖上跳了下去。下面是被称作母亲的黄河。黄河以母亲的慈爱襟怀包裹了这800个殊死搏斗后不齿投降的关中“冷娃”。他们都是16至18岁的孩子。他们从关中（也有少数山西河南）乡村投到孙蔚如麾下来，不是为了吃粮饱肚，而是为着打日本鬼子走进中条山的。他们没有一个人活下来。他们800人集体投河的那一幕，被山里的村民看见了。活着的这个村民尤其清晰地记得最后一名士兵跳河的情景：悬崖上只剩下最后一个关中籍中国士兵，这是一位旗手。他的双手紧紧攥着他的部队的军旗。那是他和他的父亲和村民们崇拜着的杨虎城创建孙蔚如统率着的西北军的军旗。军旗已经被枪弹撕裂被硝烟熏染，他仍然双手高擎着。他在跳河前吼唱了几句秦腔。那位活着的当地村民还记得其中两句戏词，是《金沙滩》杨继业的两句——
两狼山——战胡儿啊……天摇地动——
好男儿——为国家——何惧——死——生啊……
孙蔚如将军率官兵在800壮士跳河的河滩上举行公祭。黑纱缠臂。纸钱飘飘。香蜡被河风吹得明明灭灭。有人突然发现黄河水浪里有一杆军旗，诧异其为何不被河水冲走。士兵下河打捞这杆军旗时，拖出两具尸首来。旗杆从一个人的后背戳进去，穿透前胸，这是被称作鬼子的日本士兵的尸体；压在鬼子尸体上边还紧紧攥着旗杆的人，是中国士兵，就是那个吼着秦腔最后跳入黄河的旗手。
我在阅读《立马中条》书稿前，曾经听到过本书作者之一的张君祥先生讲述的这个细节。我久久无法化释那两具叠加在一起跃入黄河的中国士兵和被旗杆刺穿背胸的鬼子的具象。我在阅读《立马中条》重温这个过程时，突然联想到西汉大将军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的石雕。后世的人们多是以艺术的眼光和角度，以惊叹的口吻欣赏两千年前的艺术家完成了精美绝伦的构图与雕刻，包括刀法的简洁都呈现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大气和壮气。两千年后一个中国关中籍的士兵，吼着秦腔，用手中仅有的一把旗杆刺穿日本侵略军一个士兵的胸膛，再把他压到黄河水底，作为祭旗的一个基座，让代表一个民族尊严的旗帜飘扬在黄河母亲的浪涛之中，其内涵和外延的最简单的意蕴，昭示着天地日月河岳之正气，正合着那幅“马踏匈奴”石雕的现代版注释。
我十分自然地归结到关于英雄的命题上来。我在文章开头复述两则有关三门峡的神话故事，都是英雄主义的质地；我再复述800壮士跳投黄河的一幕，却更像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主义的神话故事。从三门峡开天辟地的神话到20世纪40年代真实的神话，崇拜英雄，贯穿着整个民族心理的精神历程。我也自然想到，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以最虔诚的感情，世世代代传递着、吟诵着他们的英雄。英雄总是在危难发生时挺身而出，直面不外乎自然的变异和邪恶势力制造的种种灾难。英雄是正义和善良的化身，驱除邪恶挽救生灵重开新境，使人类得以存在得以延续得以发展。这是一种永恒的精神，也是各个能够延续发展的民族共通共敬的精神。我可以以爷爷的姿态给已经上学的孙子讲三门峡的神话传说，也可以以“马踏匈奴”的雕像向朋友炫耀汉家气象，却绝难以相同的心绪和口吻去讲述那800个跳入黄河的中国士兵的史实，还有那位旗手。他们都是从三秦大地这家那户的柴门或窑洞走出去进入抗日战场的娃，单是一个“冷”字，岂能概括得了！
我也只有在这本书稿的阅读中，鼻息可感地感知了孙蔚如将军。这位在我刚刚能解知人话的幼年时期就记住了的将军。我就读的西安市34中学，就是孙蔚如将军于1935年倡议并捐资兴建的，是西安东郊第一座中学。我的父亲和村子里的村民，我后来的中学同学以及再后来的不少同事，都在传说着孙蔚如将军的故事。他们有的以见过孙蔚如为骄傲，有的以见过孙蔚如的嫡亲乃至旁亲都自豪得很，还有更权威的是孙蔚如将军的同村或同族或近门的人，就荣耀得令我羡慕了。我无缘一睹将军风采，却确确实实感受到一种纯粹民间的敬重和崇拜。这才是最真诚最原本的也是最可靠的社会心理情绪。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因而不会因为某些卑污的企图用心而改变，或动摇。一个为民族和国家于危亡时候横刀立马的将军，获得如此敬重和崇拜，不仅是合理的，更是这个民族——具体到关中这方地域的后世子孙的天地良心，不会改变。有这一点，孙蔚如将军就足以告慰九泉了。
我很感动三位作者以如此激扬的文字，书写了这一段史实；我很感动他们背着行李，自费进入中条山，踏访那场战事的知情者时所付出的艰难和忠诚。他们终于把这一场几乎被淡忘被淹没的史实钩沉出来，注入这个民族的血液，也注入这个民族的现实的记忆；作为杨虎城将军、孙蔚如将军和西北军将士的后人，也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和灵魂的慰藉。
2004.9.4 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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