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陈忠实说话袁就知道他是西北汉子遥 他不会客套袁几乎不用形容词袁说话简单直白遥 偶然一两句的玩笑话袁也会逗乐在座的所有人遥
在说到一些地方官商勾结掠夺式开发资源时袁他冒出一句院钱都让能人拿走了袁把烂摊子留给放羊的遥
他过去喜欢抽巴山雪茄袁现在这种雪茄停产了袁他就改抽安徽产的另外一个牌子遥 别人送他一盒古巴雪茄袁他点了一支袁抱怨说院这个野抽不动冶遥
他似乎是个能够享受沉默的人遥一起吃饭的时候袁他很少主动挑起话题遥别人高谈阔论的时候袁他就用手在桌布上画字遥
西安美院旁边一个叫做荞麦园的风味餐馆是陈忠实时常坐坐的地方遥那里的陕北琴师把陈忠实编进了说唱大鼓里院写书的吃了烩麻什袁将来赛过陈忠实袁画画的吃了香酥鸡袁以后就超过刘文西噎噎陈忠实听了袁刀削斧刻般棱角分明的脸上闪过憨厚的一笑遥
5月31日袁人艺版的话剧叶白鹿原曳终于在北京拉开大幕遥演出持续到7月初袁但这一名著的电影和电视剧还迟迟不见动静遥
在上海华山路叶瞭望东方周刊曳编辑部里袁抽空来做客的陈忠实提起了当天碰到谢晋的情景遥 谢晋对他说院老陈袁当初要是你把叶白鹿原曳给我袁电影早都出来了遥 可你非要给吴天明遥 说这话的时候袁陈忠实一脸平静遥
临别的时候袁我们希望他说一句体现生活感悟的留言遥 陈忠实一边走一边说院馍蒸到一半最害怕啥钥 最害怕揭锅盖遥 锅盖一揭袁气就放了袁馍就夹生了遥
唯一觉得踏实的是整个过程没有炒作
据记载，白鹿原在周代时就有了。小说《白鹿原》给真实的白鹿原带来的好处，是让一个古老的、在人家记忆中消亡了很多年的名字复活了。现在到白鹿原旅游的人也多了，还有人抢注白鹿原商标。南方有个省注册了一个野菜，也叫白鹿原。
这本书，我唯一自信的、心里觉得踏实的，是整个过程没有炒作。我记得一个细节，当时我们灞桥区只有一个复印机。我小说写出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叫一个朋友假公济私，帮忙给我复印。他复印了半部分，后半部分是雁塔区政府一个朋友帮忙的。为什么要复印，因为过几天编辑要把书稿拿走，万一弄丢了，我就不得活了。
当时陕西几个评论家知道我写完了，都很关注，把书稿传得一两个月还传不回来。最后我找到刘建军家里，很奇怪，床头摆了一部分，卫生间也摆了一部分。刘教授很过意不去，说不怕难为情，连上卫生间都要看。
《白鹿原》后，我对写长篇小说的欲望和兴趣一下子降下来了，再提升不起来了。这个现象我都没办法解释。现在就是写点有兴趣的文章，写序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
作家把握的是一个时代人的精神心理，普遍的一种社会精神心理。我有一个观点，作家不应该淡泊名利，而应该创造更大的利润和影响。但这有一个前提，是以正常的创作途径，而不应该用一些非文学手段来获得文学的名利。
人们现在厌恶的是，文学力量不足而自我炒作有余，用非文学的手段去制造名气。任何非文学的手段，达到的名和利的收益永远不能获得文学真正的成就。包括有些自露隐私的极端的方式炒作，刚兴起的时候，的确达到了一定的目的，但现在留给大家的，显然负面的比正面的要多得多。
文学始终在边缘
文学本身不存在边缘与不边缘的问题。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文学都不可能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心话题。实际上，文学始终都应当在边缘上。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首先是政治，其次是工商业的发展。这些始终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东西，是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永远都不会转变的话题。文学欣赏都是附属于这个而存在的，是皮和毛。
我不能忘记，“三年困难”时期，人连饭都吃不上，谁还有心思读小说呀。所以文学，你就不要想占据国家的中心位置。作为作家，也应该关注国家经济的发展。当官的可以不喜欢文学，但他应该了解文学。比如咱们不搞科研，但咱们对神六上天还要了解一下基本常识。
商业化写作也不是中国独有。美国虽然没有多少历史传统文化，但出了一批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也有一批纯粹是商业利益的写作通俗作品的作家，是给社会上爱看热闹的人写的，纯粹是情趣性的猎奇性的。你上火车时，火车站口搁一堆书，两三美元一本，上火车后就可以消磨时间，看完就扔到垃圾桶里了。有些人对文学虽然没有啥兴趣，上火车时没事干，是纯粹的阅读消遣。
这样的作品，生产很快，包装很简单，产品对社会也没有啥伤害。不是所有人都想当作家，不是所有人都想进行高雅文学欣赏。金庸的小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读者，我是很钦佩的。
现在各个行业都有大批的文学爱好者，政界、商界、农民，这也是个正常现象，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精神。也不是所有出格的事情都可以单纯地归结为炒作。有一天我去机场，在报纸上看到有个女孩20万元叫卖书稿，当时觉得是炒作没在意。出差回来后，我从媒体进一步的报道看这个娃的情况，她得了绝症。后来记者和我联系，说作者想和我见一下，我说可以，如果书写得基本还好，就是稍微差一些，咱也尽量帮忙。见面后我就给太白文艺出版社说明情况。后来作品就出版了，叫《午夜天使》。
小说家实际上是从心理层面来写历史
历史常常是突变演进的。它有一段是处于一种平稳发展的时期，有时就是处于突变的关键时刻。譬如说中国历史中帝制的被打碎，共和兴起，这种突变我们把它叫做“历史性”的变化。
辛亥革命带来了很多变化，比如从表层的象征性意义上把代表封建帝制的辫子剪掉，女人缠了千年的小脚要解放，不准裹脚了，婚姻不能包办了。那么作家要研究的是，这个辫子被剪掉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女人的脚放开以后，对女人意味着什么？一般来说那是一个大政治观念的更新。作家要研究的关注的是，留辫子的观念和剪辫子的观念，这个变化对人的心理会发生怎样的秩序颠覆？
鲁迅先生在他的短篇小说《风波》中，就把这个深刻的见解留下了历史的一笔：一个人跑到城里被人把辫子剪掉了，回到家就惶惶不可终日。老婆说：你看你没辫子还像个人不？明天怎么出门呢？那个辫子，在我们今天看来无法理解——没有辫子就不是一个人了？这就是历史裂变在人心理层面的投影，是作家应该关注的东西。
辫子有没有都危及不了生命，辫子是旧的观念所影响下的长期稳定的心理结构的象征。人的心理是以他的精神道德的那些准则织成的一个稳定的结构，这个心理结构就平衡在那个辫子上头。有辫子是人，没有辫子是鬼。有这个辫子心理就平衡着，剪掉这个辫子就把心理秩序打乱了。心理结构打乱了颠覆了，就出现惶恐不安甚至自杀，所以更深层的东西是心理秩序。接受了新的观念，就会形成一种新的心理秩序的平衡。比如女人这个脚，以前女人都要缠脚，大脚就是最丑的女人，嫁不出去。现在小脚是被整个世界嘲笑的丑陋东西。中国人的心理早已经都平衡在“大脚是美”这个观念上了。
小说家实际上是从心理层面来写历史和现实生活。作家要把握的是一个时代人的精神心理，普遍的一种社会心理。我觉得巴金的《家》伟大之处也在这里。人们经常形容一部作品像史诗。史诗不单是写了重要的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重要的社会心理变化。
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
我们设想和创办的白鹿书院，借用了小说《白鹿原》里虚拟的那个书院的名字。书院主要搞文化交流和学术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有很多优秀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今天已经到了可以冷静地、客观地对待这个民族一脉传承下来的东西的时候。开掘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东西，重新回首来看传统文化，关于人道人文人性，包括做人的一些精神品质方面，这些东西当然应该继承。
我们国家引进和建立现代教育之前，传统教育最高的形式就是书院。书院培养出了好多思想家、政治家，也出了一批人文专家。成立这个书院，一个是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契合点；另一个就是，搞一些文学交流活动，搞文学创作和研究，包括对一个具体作家和一种文学现象的研究，尤其是促进青年作家创作的发展，甚至包括图书出版。
白鹿书院对正常的教学来说是一个补充。我当了十几年作协主席，从来不用也不敢用一个词：培养。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白鹿书院只是提供一种服务和环境，促进他们创作发展。如果能培养作家，我为啥不把我儿子培养成一个作家。我三个娃没有一个搞创作的。谁都不具备把一个人培养成一个作家的能力。
陕西青年作家的发展，是我多年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现在陕西40岁以下的作家，连续出版几部长篇小说的，有几十个人，但几乎没有一部小说在全国打响的。应该说这不是文化素养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作家普遍都接受过大学教育。我们这一代人，学历最高的是贾平凹和路遥，我和京夫、邹志安都是高中毕业。创作发展一时上不去，不能怨天尤人。文学创作的神秘性可能就在这里。
文学创作是个体劳动，有影响力，但又几乎没有直接的传承性。作家的成长和作品的诞生是个自然的过程。你既难揠苗助长，也不能靠炒作去催发。我们能做的是，按文学规律来促进青年作家的发展，促进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产生，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新农村不能离开现实而空想
我当过官，当过最低层一级政府的小官，是上世纪70年代称做公社（现在的乡镇）的副主任、副书记，前后干了有10年。后来有三四年在区上的文化局当过副局长，这都是实际工作。我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和体验，对那个时代农民生存形态的了解，就是这20年印象最深刻（此前在乡村中小学6年），那不同于作家兼职体验生活。
很实际地说，解放前的农村我不太了解，但现在的农村起码是解放后最好的发展状态。农民能够吃饱穿暖，普遍盖起了新房子。远的不说，自解放以来，一直没能完全解决农民吃饭穿衣的问题，饥饿这个阴影始终没有从中国农民心里解除过。土地下户以后，一年就把吃饭问题解决了。这个事情说来是很神奇了。
我们现在说农村的差距是相对城市而言，我们的农业人口基数和少得可怜的土地决定了这种现实。我现在想，任何国家都很难有什么好办法能很快解决这个差距，这不是哪个领导人的能力，而是我们的现实，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和持续的努力才能改变的。
农村的发展前景我不敢说，我也没法想象。离开农业人口多和土地越来越少这个现实，光凭想象有什么意思？现实就在那里，怎么能假如它不存在呢？空想是没有任何实用意义的。我充分意识到，城市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削减，城市人口增加，还有商业快速发展给农村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当是希望所在。这不会是简单的过程，不可能快。
我唯一能够期待的就是，把进城打工的农民纳入行政的法制化管理。已经打了工的工钱，一定要保证给到农民手里头。现在不给农民工工钱的黑心老板连周扒皮都不如。这一点政府应该做到，把它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如果政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就是对农民最基本的权利的不负责任。
交朋友，不交铁哥
我多年来过年基本不出门。节假期间看哪天家里没人来，就到原上看老舅，只走这一门亲戚。大年三十下午，肯定要回一趟老家。我哥还在老家住。我的一院房常年锁着门。大年三十下午回去把院子清扫一下，按我们的传统风俗，放一长串炮，用炮声把在这个房子生活过的列祖列宗的灵魂招回来，昭示他们过年了，你们回家吧。
过年最愉快的是三十晚上，在西安的家里，全家人都聚到一块，说说话。孙子放炮我也跟着，很愉快的感觉。前几年还自己写写对联，给农村老家的大门上贴，后来有一年三十下午贴好，大年初一早上就给人揭跑了。揭得还很完整。邻居说可能三十下午贴的糨糊还没干，就被谁给揭了。后来这几年都是我哥给我写，没人揭了。
我不会上网。手机会用来收短信，但自己不会发。
我有好多朋友，却没有铁哥，也不要铁哥。我的理解里，铁哥往往都带有某些狭隘利益搅和在一块。大家都是朋友，接触多点或少点没有关系。朋友怎么亲近都可以，但亲近不是铁哥。“铁哥”在我的印象里，是不管坏事好事都兜上揽上，这个有损于朋友的含义。
我的朋友其实很少有我这种性格，我交了各种性格的人。我交友不选择性格。爱说还是不爱说，严谨或者开朗，我不选择这些。一个最基本的契合点是诚实。不管思想观点艺术见解差异多大，都可以交流。接受不了不要紧，这个东西不可能一致的，但可以互相倾听，互相了解。作为朋友，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是信赖，是真诚。
譬如说已经去世的西北大学老师蒙万夫，就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个朋友。在我的创作发展历程中，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比较关注，常给我一些理解文学和创作的有益的启示。我们从没有在一块为了某种利益，要去设计一个什么，达到一个什么，我们的友谊完全限定在对于创作的理解上。
2006.7.16 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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