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感兴趣的，显然不仅仅是曹家的家事。曹家虽然是“包衣”——也就是给满人当奴才的汉人，但当的却是最高级的奴才、“九五至尊”的皇帝的奴才，所以其地位和财富甚至有超过了封疆大吏和翰林学士。曹家的祖上曾经担任过江宁织造这一要职——这不仅是一个掌握着江南金融税收大权的肥缺，而且是皇帝亲自安排在南方、独立于督抚之外的“耳目”。因此，高阳明里是在写曹家，暗里却是在写皇家，写专制制度的暴虐和僵硬、写帝王的阴险和残忍、写官场的黑暗和腐败。高阳对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心理有着深刻的反思，在他那不动声色的叙述背后，隐藏着良苦的用心和痛切的忧患。譬如，他写胡雪岩的成功与幻灭，其实是写一种文化以及它所缔造的生命形态的溃乱乃至衰亡。胡雪岩固然有过人的手腕和权谋，固然能够以布衣之身崛起于垄亩之中，但在近代逐渐逼近中国的西方先进的文明形态面前，他即便绞尽脑汁也无法应对，最后只能像飞蛾扑火般走向灭亡。高阳写胡雪岩，本意在“讽”而非“扬”。然而，大多数读者却以为胡雪岩是一个“成功人士”的样板，所谓“经商必学胡雪岩”，导致《胡雪岩》与《厚黑学》一起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圣经”。我想，假如高阳地下有知，对此“缘木求鱼”之举，大概只有抱之以苦笑吧。
与二月河拼命美化帝王统治，将杀人皇帝雍正塑造成“改革皇帝”，并大肆为雍正残暴的杀人行为寻找“历史合理性”的荒唐思路迥然不同，高阳层层剖析帝王们阴暗的心理状态，并向我们揭示出：当人性的恶与制度的恶相结合之后，将对人间的真、善、美具有难以估量的、毁灭性的力量。“红楼系列”之一的《大野龙蛇》，从乾隆的皇后投河自杀开篇，以曹雪芹一家的日常生活为发散点，逐步顺藤摸瓜，透视乾隆朝的军国大事和政局变幻。为了巩固专制君王的权威，乾隆学习父亲雍正的办法：“用人用其长，不用其短”——时值四川大小金川叛乱，战功显赫的川陕总督张广泗奉命征伐，乾隆故意派遣刚愎自用的大学士讷亲作为钦差大臣前往督战。讷亲毫无军事经验，却被派往前线，这是乾隆一时糊涂吗？不，这恰恰是乾隆手段厉害之处，正如高阳所论：“讷亲在皇帝有尾大不掉之苦，想甩甩不掉；张广泗何尝不是功高震主，为皇帝所忌？因而才使出这条一石二鸟的毒计——如果张广泗领悟到了皇帝的深意，坐视讷亲偾事，那一来，讷亲固然难逃死罪，张广泗又何尝不该负怀私藏奸，坐视成败之罪。倘或张广泗拿出主张来，依讷亲那种刚愎偏执、妄自尊大的性格，一定不肯见听，将帅不和，而讷亲位尊，则必痛劾张广泗不服调动，甚至骄恣跋扈，那样便是借讷亲的刀杀张广泗，而讷亲不知兵，没有张广泗必败，于是又可将讷亲置于法了。”所以，张广泗是皇帝杀讷亲的一把刀，讷亲则是皇帝杀张广泗的一把刀。这样，乾隆皇帝就可以手不执兵、不露痕迹地将两人除掉。果然，后来讷、张二人都被问斩，而群臣们深知“杀鸡儆猴”的道理，在皇帝面前更是如履薄冰、五体投地。乾隆变幻莫测、恩威并施的统治术，由此凸显得淋漓尽致。他并非一个只知道诗酒玩乐、风花雪月的风流天子，而是一个心思缜密、性情刻毒的冷血君王。假一名在养心殿值班的侍卫之口，高阳对雍正和乾隆有这样一番比较：“先帝看人，稍嫌过分，人有六分好，他说成十分；倘是他讨厌的人，两三分的过错，就是十足的大错。至于今上，加恩固然很大方，不过他不以为那是应得之赏，往往一方面夸奖，一方面又贬低人家，俗语说的‘一把砂糖一把矢’，就是今上驾驭人的手段。”这种评价，对雍正与乾隆来说，真是“增一分则肥，减一分则瘦”。
我向来相信“皇帝之中无好人”。一是因为人本身所背负的罪性；二是因为在专制制度下，权力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剂致命的毒药。被帝王控制的各级官吏无不性情乖张，即便是控制他人的帝王本人，最后也被权力所异化。在小说中，曹家的靠山和姻亲平郡王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有一天在后园玩儿，无意间摘了一朵芭蕉的花，搁在嘴里，吸了一下，发现花露是甜的。当时大为惊异，不过，光有一丝甜味，自然心有不足，于是一朵一朵摘、一朵一朵尝，一百来朵芭蕉的花，都让我糟踏尽了。皇上如今是尝到权力的甜头了。”这个精妙的比喻，不是深知历史之“三味”者，绝对说不出来。那么，人是不是只有被动地成为权力的牺牲品呢？其实，要对权力的毒害进行最大限度的“过滤”，办法就是借鉴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度，这是高阳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一句话——他身处六七十年代“蒋家王朝”统治下白色恐怖的台湾，“今上”玩弄权术的手段比起两百年前的乾隆来，又是“更上一层楼”了。因此，有的话他没有办法完全说破。
高阳一生孤寂落寞，以布衣之身而笑傲王侯。他不与权力有丝毫的沾染，洁身自好而寄情翰墨，仿佛是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曹雪芹。在他的小说中，朝堂之上都是些了无生气的“死人”，而只有在“大野”之中，才有可能蕴藏着生机勃勃的“龙蛇”——我想，这也许就是高阳将这部精心打造的长篇命名为“大野龙蛇”的原因所在吧。
人类群星闪耀时
当我欣喜地读到《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演说文集》的时候，我的心中突然出现了“人类群星闪耀”这一意境，辉煌而庄严。《人类群星闪耀时》是奥地利作家斯·茨威格一本著作的名字，他在那本书中描述了人类历史上若干个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和平与战争对决的关键时刻。在那些千钧一发的时刻，每个细节都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然而，我觉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演说文集》更配得上“人类群星闪耀”这种称号和荣誉。在这里，几十名获奖者深情诉说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信念和他们的梦想；在这里，几十个崇高而纯洁的灵魂在闪烁，他们用光芒吸引光芒，用笑容感染笑容，用爱心传播爱心。正如本书的译者王毅所说：“他们在获奖之时或大声呼吁或吐露心扉的致词和演说，又构成了我们人类智力财富和精神资源的一部分——质量极高的一部分。”
在这本书中，我见到了那些我最尊崇的名字——萨哈罗夫、特蕾莎修女、瓦文萨、图图大主教、门楚女士、曼德拉、昂山素季……书中既有他们的生平简历，也有他们的作品索引；既有委员会的颁奖公报，也有他们自己的答词和演讲。这些宝贵的材料向我们立体地展示了每个人丰富饱满的生命历程。阅读他们当中单个人物的传记或者著作，当然也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享受；但是，阅读这本文集，则是触摸结晶中的结晶、金子中的金子。这里不仅是一批伟人的思想的简单汇总，而是百川归大海般的融会——因为星星与星星之间，总是相互辉映的。这本书堪称获奖者们的“精神之盐”。
我听到了萨哈罗夫苍老而坚定的声音。这位杰出的物理学家是苏联的“两弹之父”。他本来可以享尽荣华富贵，把勋章挂满自己的胸膛，但出于对人类前途的忧虑，他毅然上书苏联最高领袖，要求终止军备竞赛和核试验。他为那些集中营里的无辜的囚犯呼吁，也向那些受迫害的作家、艺术家伸出援助之手。于是，他的生活发生了剧变：所有的待遇被取消了，当局将他流放到遥远的高尔基市，克格勃们像苍蝇一样聚集在他的门外。他没有屈服，他痛苦地指出自己国家的现状：“良心的自由，一个享有充足信息的公众舆论的存在，一个关于多元的自然的教育体系，新闻自由，能够得到其他来源的消息，所有这些在我们国家中都是很缺乏的。”
萨哈罗夫挽救了科学在当代世界的名誉——多年来，许多所谓的“科学家”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专制制度的帮凶，他们用他们的智慧和知识巩固着专制制度。为希特勒和斯大林服务的“科学家”就多如过江之鲫。萨哈罗夫认为，科学不可能是中立的，在科学之上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正义观。那些用“纯技术”来为自己开脱责任的科学家，最终无法逃脱道义的审判。这样的科学家虽然可能在技术层面一枝独秀，可是在人性的层面却连白痴也不如。因此，萨哈罗夫十分看重教育和启蒙的作用。由于苏联政府的阻碍，萨哈罗夫没能出席颁奖典礼，但是他亲自撰写的演讲稿由夫人萨哈耶娃代为宣读。其中，萨哈罗夫精辟地指出：“一个有效的教育体系是特别重要的，一代传给一代的创造只有在知识分子的自由氛围中才有可能；相反，对知识分子的束缚，可鄙的官僚主义的权力与顺从，这从一开始就是知识、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内的病毒，它们必然导致一种普遍的精神萎缩，导致整个教育体系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化，导致科学研究的萎缩，导致阻断对创造性工作的所有激励，导致萧条和解体。”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萨哈罗夫在苏联崩溃的前夕去世。去世前，他的名誉已经恢复，他的人身也重获自由。是否亲眼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的崩溃，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早已经预测到了将要发生的一切。
我还听到了瓦文萨和曼德拉的声音。他们的声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瓦文萨本来可以稳当地成为一名技术官僚，曼德拉也可以顺利地成为一个当红律师。但他们无法容忍那些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的罪恶，他们拍案而起。瓦文萨成为团结工会的领袖，而曼德拉则成为非国大的领袖，他们都经历了接二连三的迫害、逮捕和囚禁，终于在各自的国家里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后来，他们光荣地成为民选的总统。再后来，他们宁静地退出政坛，享受平民生活的幸福。他们以各自的人生实践，验证了人性的高贵与坚贞。瓦文萨说：“在世界许多地方，人们在寻求能够将两种基本价值连结起来的解决方法，这就是和平与正义。这两者对于人类犹如面包和盐一样。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社会对这些价值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不尽力去做每一件可能的事，任何冲突都是不可能解决的。我们的时代要求遍布全世界的这些渴望得到承认。”曼德拉说：“我们将会这样生活，因为我们将要创造一个承认所有的人生来平等的社会，对于生活、自由、幸福、人权和好的政府，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样一个社会将永远不会再允许有良心囚犯，不允许任何人的人权被侵犯。”听到这样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对人性失望乃至绝望。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获奖者都是当之无愧的。比如，一九七三年的获奖者居然是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其时，基辛格正是越战的元凶之一。
最近，英国著名记者克里斯多弗·希金斯出版了《亨利·基辛格的审判》一书，揭露了基辛格卑劣的人格和挑动战争的罪行。该书指出，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时代外交政策的决策者，对印度支那、孟加拉、印尼、希腊等国发生的大规模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辛格还在智利策划了推翻民选总统阿连德的军事政变，致使阿连德被杀害。皮诺切特上台后，大肆捕杀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而今，垂老多病的皮诺切特已成为过街老鼠，陷入复杂的引渡官司之中。而始作俑者基辛格却安然无恙。对于越战，连昔日姿态强硬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著书表示忏悔，而无耻的基辛格不仅没有丝毫的反省，而且还在洋洋得意地畅谈世界局势、国计民生。因此，一九七三年对基辛格的颁奖，是诺贝尔和平奖历史上最大的失误和最大的污点。
黑子的存在无损于太阳的伟大。绝大部分的演讲和演讲者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本书的译者在《后记》中说：“这些演说，很多时候，恐怕已经远远超越了自己当时的一些朴素想法，已经融入了更多的、当时自己未必明确意识到的感悟与理解——与人类基本理念、基本价值内在相连相通的感悟和理解。可以说，‘纪念诺贝尔演说’的分量和影响，使得这些演说必须也必然成为人类深邃思考、澎湃热情和沧桑体验的精彩记录。”我想，这一感受也将是读者们共同的感受。
月亮上的蝴蝶
“月亮上的蝴蝶”不是一首诗歌的名字，而是人们对一个女孩的爱称。
这个美国女孩住在一棵大树上，她的真名叫朱丽亚·希尔。
学者林达在《红杉树上的女孩》一文中，讲述这个女孩子和红杉树之间的感人故事：红杉树是一种跟恐龙同时代的植物。侏罗纪已经成为好莱坞电影里的传奇，红杉树却是从那个时代生长过来的“活化石”。在半个世纪之前，北美有数十万公顷的原始红杉林。然而，由于木材加工业的步步紧逼，在今天红杉木已然成为濒危植物。
在太平洋木材公司所有的一块土地上，生长着一棵古老的红杉。主人多次决定砍伐这棵大树。对于商人来说，看重的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抽象理念，而是直接的经济效益——树一砍倒，就是看得见、摸得到的几十万、上百万的美元。每一次他们企图砍树的时候，都有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站起来反对。人们给古树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月亮。然而，在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的美国，土地的所有者有权处理土地上的植物。几个轮回下来，公司悍然决定，不管受到怎样的反对也要砍树。
就在这个时候，年轻的美国姑娘朱丽亚·希尔作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她要把这棵已经有一千岁的红杉当作自己的家。她在大树的顶端搭了一个离地六十米的平台，那就是她的家。在两年的时间里，女孩风餐露宿、“两袖清风”，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树人”。她与大树融为一体，仿佛是树的魂魄和精灵。人们给她取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月亮上的蝴蝶”。
女孩的举动牵动了无数关心环保问题的人们的目光和心灵。他们从遥远的地方赶来看望这只“月亮上的蝴蝶”，他们还为女孩、为大树捐献了五万美元。红杉的主人太平洋木材公司被女孩征服了，他们终于放弃了砍伐红杉的决定，而且还规定在这棵大树周围两百五十英尺的缓冲区内，不再砍伐任何树木。后来，他们还将社会各界给红杉的五万美元的“赎身钱”捐献给了州立大学，用于森林研究。
有人说，一个生命拯救了另一个生命。但是，如果在一个更为长远和辽阔的时空之中衡量这一事件，我想说：这不是“拯救”，而是“报恩”。千百年来，我们人类从大自然那里、从树木那里、从红杉那里，获得了多少恩惠呢？
那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没有树，也就没有水源、没有氧气、没有小鸟、没有蝴蝶、没有我们人类。树是人类的母亲。我们从树那里获得维持我们基本生存的、丰富的物质，我们从树那里获得激活我们历史记忆的、不朽的精神。我们知道向父母、亲人、师长和朋友报恩，却不知道向呵护我们、让我们永葆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的树木们报恩，这不是舍本逐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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