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的大多数》中的文字是庞杂参差的，有不少纯属文字游戏或者“文字恶作剧”，却也有相当数量的邃思之作。它们被汇集在一起，像一面不掩饰美丑的镜子一样，展示出生命跃动着的真相。这些文字虽然并非字字珠玑，但它们那或隐或现的幽默的质素，却在力图对错综复杂的生活作出同样错综复杂的评价。这些文字，毫不造作地从平淡中揭示崇高、从荒诞中揭示理智、从任性的描写中揭示让人惊诧的真理。最后，是从可笑的事物中揭示悲哀——如同俄罗斯大文豪果戈理所说，“透过有目共睹的笑”揭示“世人看不见的眼泪”。
文学评论家让·保尔将幽默比喻为尾巴向上、朝天飞去，但又一直俯视地面的小鸟。对于不公、对于邪恶、对于黑暗，我们当然应当持毫不妥协的态度。但在保持这一态度的同时，也不妨“幽他一默”，有的时候，幽默的言辞比严肃的驳难更具杀伤力。就像鲁迅所说，在壕沟里的战士，大多数时间需要战斗、需要端着枪杆瞄准，但在战斗的间隙里，也不妨因地制宜地在开开舞会、打打扑克。这样的战士，方能显出英雄本色。
我们如果留心倾听几个流传在大街小巷里的民谣和笑话，就会轻易地在这些游动的、被无数次加工的语句背后，发现闪烁着的刀锋。它们是智慧的结晶，更是愤怒的呼喊；它们表面上是无可奈何的感喟，骨子里却是直捣黄龙的批判。例如，无名氏拟领袖诗词之《长征》：“当官不怕喝酒难，千杯万盏只等闲。鸳鸯火锅腾细浪，生猛海鲜走鱼丸。桑拿洗得周身暖，麻将搓到无更寒。更喜小姐肌胜雪，三陪过后尽开颜。”语言的张力与时空的交错，将一种黑色幽默的意味推展到极致，让人过目不忘。又如另一首民谣：“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它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精辟地讽刺了当下主流用语的贫乏、空洞和虚假。这些民谣生动地说明：幽默在民间、智慧在民间、真理在民间。
同时，幽默之于我们自身，也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调剂，甚至可以说是酿造快乐时最根本的元素之一。一个人是否具备创造幽默和享受幽默的能力，是他的精神和心灵是否健全、是否丰满、是否自由的标志。正如萨克雷所说：“一个有幽默感的人肯定性格仁慈，十分敏感，容易产生痛苦或欢乐，能敏锐地觉察周围人们的各种情绪，同情他们的欢笑、爱恋、乐趣和悲哀。这样的人本性善良，热爱人类。”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何尝不是如此呢？由千百万个缺乏、甚至没有幽默品质的个体组成的国家和民族，必然是一个没有活力的、乏味的、愚昧的国家和民族。某个国家、某个民族，其创造力、想象力和生命力的衰退，正是从它的成员们的幽默感的丧失开始的。
《幽默的大多数》是一本让人能够一口气读完的书。在这些普通人的只言片语中，在这些平凡人的喜怒哀乐中，我发现了中国当代文学里少有的幽默。
老百姓们一无所有，却拥有高官显贵们讲话稿中所不具备的幽默感。老百姓们用天赋的、无法被剥夺幽默，捍卫着自己仅存的尊严；同时，他们也用幽默来支撑着自己艰难的生存。对于每个老百姓来说，幽默并不是麻醉剂，而是一双带着温暖的手，正在向另一双也带着温暖的手伸过去。
幽默渊源于人性中高贵的一面，俄罗斯大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写道：“那些理解所有崇高、高贵以及合乎道德事物的全部伟大和全部价值的人，对幽默都怀着好感，他们为能够热爱这些东西而感到鼓舞。他们感到本身也有许多高贵品性、许多智慧、真正的人的尊严，因此他们尊敬自己，爱自己。但是要成为一个爱好幽默的人，这却还不够。凡是爱好幽默的人，凡是天性委婉、容易激动同时又善于观察、公正不阿的人，在他们的目光下，随便什么琐碎、寒伧、渺小、卑微的东西都是无法隐遁的。他们发现，就在自己身上所有这一套也是很多的。一个爱好幽默的人既然承认自己内在的价值，他就十分深切地看到在他的处境中、在他的外表上、在他的性格里的一切渺小、无益、可笑、卑微的东西。”幽默是自尊与自嘲的混合。而自尊与自嘲，恰恰是无权无势的“小人物”们的“特权”。我发现，《幽默的大多数》中的上千篇作品，几乎没有一篇是由“大人物”创作的。“大人物”们在蔑视他人的同时，也丧失了自尊的品质和自嘲的能力。这也有力地说明，在今天的世界上，一般而言，一个人幽默的多少、高贵品质的多少、自省能力的多少，与其社会地位的高低成反比。
我相信，许多年过去之后，许多的书籍和文件都会失去存在的意义，都会逐步走向消亡和毁灭。《幽默的大多数》却不会消亡和毁灭。它将以鲜活的、原汁原味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记忆之中。
成都的茶馆万岁
最近，央视“生活”栏目拍摄了一个十大城市“市长与市民对话”的节目。其中，成都是西南地区唯一的入选城市。作为成都人，我自然很有兴趣参与节目的策划。在选择拍摄场地时，我建议选大慈寺茶馆。但是，成都的某些官员却认为，大慈寺太破旧、太寒碜，不足以显示成都“现代”和“先进”的一面。于是，他们确定在新落成的“娇子”音乐厅拍摄。然而，与之相类似的“现代化”的音乐厅，北京、上海、广州都有，纽约、巴黎、伦敦也有，而且比成都的还要好。在我看来，毫无地方建筑特色的“娇子”音乐厅，根本无法“代表”成都。相反，对于成都乃至全国来说，大慈寺却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历史传统、它的文化气质，都深刻地打上了成都这个城市的烙印。
有人说，成都是中国最悠闲的城市。都江堰两千年的灌溉，将成都滋润得日渐丰腴。这里的物价指数，尤其是衣食住行的生活指数，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最低。“小富即安”的成都人，最懂得“休闲”的乐趣。这种生活方式，在现代化高歌猛进的时代，曾经被指责为“落后”与“懒惰”；而在人们开始反思单线推进的现代化历程的今天，它又被赋予“后现代”的意义，被旁观者赞美和拔高。其实，这些看法都跟成都人没有关系。不管别人怎么看，成都人照样自得其乐地生活着，在淡雅的芙蓉花中，在浓郁的茶叶香味中，岁月就像流淌过城区的府南河水一样波光粼粼。
泡茶馆是成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北京，老舍《茶馆》里的那种茶馆早已荡然无存。当中国的大城市们齐步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时候，这一类平民化的茶馆都逐渐地消失了。而在成都，它们居然大部分都保存了下来，大慈寺就是其中之一。说起大慈寺，在历史上可是赫赫有名。据说，大诗人杜甫到成都的第一站，就是随难民到大慈寺接受施粥。在此后的好多朝代里，大慈寺既是佛教的重地，又是官民同乐的游玩场所。清苦、单调的佛教，在成都这个“花花世界”里，也被蒙上了一层快乐、轻松的世俗生活的色彩。也只有在成都，寺庙与红尘才不是对立的，而是水乳交融的。
今天的大慈寺，既是“成都市博物馆”，又是一个老少咸宜的茶馆。一元钱的门票，五元钱的盖碗茶，雕梁画栋，曲径通幽，檐下青苔，廊上书画，宽敞的天井，光滑的竹椅……这一切，真是“让人如何不爱她”。我每次回到成都，跟流沙河、魏明伦、肖雪慧、冉云飞等文化界的师友会面，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约定在大慈寺。在这里，五元一杯的花茶可以喝上一天，茶博士的服务一丝不苟，长嘴的茶壶远远地伸过来，滚烫的开水在半空中就像一道彩虹，却又全部稳稳当当地落到茶杯中，真是滴水不漏。我们围坐在一起，可以呆一整天而不挪动位子。这里不仅提供茶水，还提供早、午、晚三餐饭：回锅肉、豆花、夫妻肺片、担担面等大众川菜无一不具备。虽然做得略显粗糙，却别有一番乡土味道。旁边，有卿卿我我的情侣，有全神贯注读报纸的中年人，也有逗笼中小鸟玩耍的老人。唯一让我不喜欢的是，哗哗哗地搓麻将的人越来越多了。
成都的茶馆代表着一种特别的生活态度：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服务。所以，贩夫走卒都有资格进来喝一杯，歇一歇。在这里，并没有太明晰的等级尊卑观念，一杯茶水上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自古以来，成都就是一个重商的城市，加上地处帝国的边缘，虽然天生具有小市民的俗气，却没有中原地带对权力咬牙切齿的热望。社会学家曹锦清在《黄河边上的中国》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河南人的权力情结，因为那里的人们改变命运的唯一办法就是获得权力；而这种权力情结在成都却淡薄得多，因为这里物产丰富、机会众多，随便当个小老板、个体户，都能过上比较舒心的生活，都能享受到泡茶馆的生活乐趣。
茶香里，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温情。我要说：成都的茶馆万岁。因为，有茶馆的地方、尤其是有老百姓能够进去的茶馆的地方，就是“上帝正在保佑吃饱饭的人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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