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一位明智的政治领袖，他会对文学艺术网开一面，对作家和艺术家的探索与争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智的领袖人物知道，应当对自己不懂的领域少发言甚至不发言，应当对文学家和艺术家抱以尊重、宽容和爱护的态度。领袖并不是主宰一切、洞察一切、了解一切的完人，领袖也有自己难以克服的缺陷和盲点。正如两千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在颁奖典礼上所说：“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神，更别说替代上帝，由超人主宰这个世界，只能把这世界搅得更乱，更加糟糕。尼采之后的那一个世纪，人为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记录。形形色色的超人，号称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民族的统帅，不惜动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绝非是一个极端自恋的哲学家那一番话可以比拟的。”具体到文艺领域，一旦领袖粗暴蛮横地干涉了文艺，给作家和艺术家戴上沉重的镣铐，文艺就会陷入僵化和停滞状态。相反，只有实行宽松的文化政策，才会带来文艺的繁荣。而文学艺术的繁荣，恰恰是一个国家国民的精神生活富有活力的标志之一。
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就曾经在这方面犯下过严重的错误。本来，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时代的恐怖和屠杀，推进国内政治和经济的改革，给苏联社会灌注进了生机和活力，他的政策间接导致了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然而，令他辉煌的历史声誉蒙上一大片污点的，正是他在位期间压制不同的文学艺术流派，以外行的身份无端指责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大大延缓了苏联国民精神生活的“解冻”。许多决定都是赫鲁晓夫轻信下属的挑拨和诬告而轻率地作出的，其实他对大多数作者和作品一无所知。而有的判断则是依靠他本人作为农家子弟固有的审美倾向而作出的，这种个人的喜好本身就非常不可靠。直到下台以后，赫鲁晓夫真正接触到许多优秀的作家、艺术家本人以及他们伟大的作品，他才对自己昔日武断的决策而深感懊悔。这种迟到的歉意，赫鲁晓夫本人在生前多次向那些曾经受到压制、打击、迫害的作家、艺术家们真诚地表达过。这是一种迟到的歉意，它已经于事无补了；但是，赫鲁晓夫的这种忏悔姿态，对那些后代的政治家们来说，却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一书收入了许多对赫鲁晓夫褒贬不一的文字，书中专门有一章涉及赫鲁晓夫与文艺界人士的关系。诗人沃兹涅先斯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到自己与赫鲁晓夫之间的一次激烈的冲突。那是一次盛大的会议。为发言人设的讲坛背对着主席团，赫鲁晓夫等一帮最高领导人坐在上面。沃兹涅先斯基走上讲坛，开始讲述自己对当时的文学界状况的看法。刚刚开始发言，背后就传来麦克风的吼声：“沃兹涅先斯基先生！”
沃兹涅先斯基请求不要打断自己，然而，吼声依然如故：“沃兹涅先斯基先生！请您走开，离开我的祖国！”
沃兹涅先斯基转过身去，看到了赫鲁晓夫因为愤怒而扭曲的面孔。这位大国元首跳起来，在头的上方挥舞着拳头：“沃兹涅先斯基先生，滚吧！谢列平同志会给您签发护照的。”
领袖发怒了，走狗们也纷纷跟上。大厅里一片辱骂的声音——“什么诗也不要！”、“奸细！”、“滚蛋！”……庄严的会议厅顿时成了一个闹剧的表演地。
这次会议之后，诗人在国内躲来躲去地过了一年，他的耳边老是回响着那次大会上咬牙切齿的嘈杂声，他的眼前总是出现报纸上雪片般的、恶狠狠的大批判文章。有大半年的时间，沃兹涅先斯基的母亲不知道儿子在哪里。一个记者打电话问：“您的儿子自杀了，是真的吗？”可怜的母亲手握话筒昏倒在地。
一年多以后，作为退休者的赫鲁晓夫托人向沃兹涅先斯基致歉，说他对那件事情和事后有关方面对沃兹涅先斯基的迫害表示遗憾。沃兹涅先斯基原谅了这位前领袖。“主要的是，一九五六年人们获得了解放。”
沃兹涅先斯基还谈到赫鲁晓夫对纤弱的女诗人阿利格尔大发雷霆的场景。一场不愉快的谈话之后，瘦弱而年迈的女诗人徒步离开了领袖的别墅，她从耳朵上拔下助听器，以便听不见领袖在她身后的吼叫。她艰难地行走在雪地上，谁也不敢给她提供一部汽车。
在反思了赫鲁晓夫一系列错误的文化政策之后，沃兹涅先斯基认为：“谁坦诚地回首过去，谁就正确。善抑恶，以使恶变得少些。我想，赫鲁晓夫主要的错误之一，就是不信任知识分子。他把经济受挫的满腹怨气迁怒于画家和诗人，而不归咎于他的战友。”不信任知识分子，是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苏联和东欧各国领导人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科济列夫说过：“赫鲁晓夫继承了权力的本质属性，他带着这种属性成长为政治家。”这种分析是深刻而公正的。与之相似，沃兹涅先斯基揭示说，赫鲁晓夫一生的悲剧也正在这里，他是改革家和和平战士，但他往往又不能彻底战胜自身的斯大林主义。作家爱伦堡在回忆录中说，赫鲁晓夫说过：“在艺术问题上，我是个斯大林主义者。”赫鲁晓夫不能容忍任何现代派的作品，尤其对抽象画派大加讨伐。沃兹涅先斯基沉痛地表示，他本人早已不再怨恨死去的领袖，之所以要重提往事，是想将其作为今天的镜鉴，“为了我们今天和明天的生活，我们应该理解赫鲁晓夫悲惨的经验教训，这样，当前争取民主化的斗争也就不会夭折了。他已经跨出了解放的一大步，但为什么没有成为改革家，没有战胜官僚和黑暗势力的反扑呢？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波德戈内尔之流的献媚者，是电影《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编导之流坑害了他。他亲自签署命令授予溜须拍马者以列宁文学奖金，以表彰他们对他视察旅行的描写。他周围的人纵容他刚愎自用，在神圣的斗争中削弱了他。”英国大作家毛姆有一部名叫《月亮和六便士》的小说，很多人不知道书名的意思。其实，毛姆在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伟大得让我们不敢观看；同样，他们的渺小之处，也渺小得让我们不敢观看。”月亮和六便士的硬币都是圆形的，但是月亮是圣洁的，六便士是卑微的。圆形跟圆形之间，居然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就以赫鲁晓夫本人为例，在这位领袖的身上，既有像月亮一样极其伟大的地方，也有像六便士一样极其渺小的地方。
歌功颂德的文学艺术在历史的长河中一钱不值。赫鲁晓夫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在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同时，自己也身不由己地陷入到新的个人崇拜之中。这是人性的弱点。由于没有良性的制度来制约，这种弱点将同时存在于批判者和被批判者双方的身上。
另一方面，作为一名缺乏基本的文艺鉴赏能力的领袖，赫鲁晓夫却不断对文学、电影、雕塑、音乐等领域指手画脚，导致了文艺的萎缩和倒退。他对那些自己不能理解的、具有先锋形态和探索性质的文艺现象一概持否定态度，致使新兴的文学艺术家们备受打击，空间狭小。这种内在的伤害，不知道要花多么漫长的时间才能够愈合。
不过，赫鲁晓夫虽然态度粗暴，但毕竟不像斯大林那样残酷无情。他签署了若干决议批判文艺界人士，却没有采取极端的方式从肉体上消灭他们。许多遭到批判的作家和艺术家，尽管在短期之内无法发表作品，却依然可以躲进自己的屋子里坚持创作。某些性格刚直的知识分子，甚至敢于当面与赫鲁晓夫辩论。赫鲁晓夫喜欢有骨气的人，自己的权威遭到冒犯之后，他在当时会十分地生气，但事后一般不会采取卑劣的迫害行动。这种宽容，在人们一听深夜的敲门声便恐惧得想跳楼的斯大林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赫鲁晓夫写了一本回忆录——《赫鲁晓夫下台内幕》。这本书以近距离观察的方式，真实地展现了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书中真实地描述了赫鲁晓夫掌权时对知识分子的粗暴态度。作为航天科学家的谢·赫鲁晓夫，多次向父亲提出应当尊重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艺界的人士。可是，赫鲁晓夫没有能够采纳这些意见。只是到了其孤独的晚年，赫鲁晓夫才对此有了深深的反省，才意识到知识分子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是他的改革政策的同盟军。该书的最后一部分，详细披露了谢·赫鲁晓夫为父亲的墓地寻找墓碑设计家的过程。
谢·赫鲁晓夫选中了著名的雕塑家涅伊兹韦斯内——这位雕塑家正是属于当年被赫鲁晓夫痛斥为“从西方渗透进来进行思想颠覆”的现代艺术流派。赫鲁晓夫掌权时，曾经在马涅日画展上将涅伊兹韦斯内等艺术家批得体无完肤，他看不懂画展上的作品，粗鲁地将它们定义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抽象主义”。涅伊兹韦斯内勇敢地顶撞了领袖，两人当面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之后，雕塑家享受了长期遭受“冷冻”的命运。
那么，雕塑家会不会为他的“敌人”树碑呢？
出乎意料地，涅伊兹韦斯内欣然同意了。涅伊兹韦斯内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虽然很长一段时间被赫鲁晓夫禁止工作，但他依然对这位故去的领袖持客观的态度，很看重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涅伊兹韦斯内很快拿出了方案——这是一白一黑的两块石头。雕塑家解释说，这是一种哲学思想的体现，生活、人类的发展是在生与死这两者之间不断斗争中进行的。时代、人的理智与机器之间，也就是理智与扼杀它自己的产物之间的冲突，就是例证。涅伊兹韦斯内说：“在我们的墓碑中，黑与白可以作各种不同的解释：生与死、日与夜、善与恶。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处世态度。白与黑的咬合是生与死的统一和斗争的最好的象征。任何一个人身上这两个因素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而在赫鲁晓夫的身上，这种矛盾和斗争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这一方案几经周折才得以通过。有人向勃列日涅夫告密，说墓碑的黑色影射勃列日涅夫。策划阴谋、发动政变、将前任赶下台的勃列日涅夫，内心一直对赫鲁晓夫充满了恐惧和愧疚，这种情感导致了他在赫鲁晓夫生前不断对其进行刁难。这一次，勃列日涅夫更是对作为他的恩人和敌人的赫鲁晓夫的墓碑挑三拣四。勃列日涅夫又在重复当年赫鲁晓夫曾经犯过的可悲而可耻的错误。历史竟然是如此惊人的相似。涅伊兹韦斯内在受到赫鲁晓夫干涉和压制之后，再次受到勃列日涅夫干涉和压制。后来，这位杰出的艺术大师被迫流亡西方。
涅伊兹韦斯内为赫鲁晓夫墓地设计的墓碑，总算开始了修建。墓碑建成以后，国内外舆论褒贬不一。但是，大师的作品与领袖的墓地终于合二为一。作为试图经过两次跳跃而越过悬崖的政治家，赫鲁晓夫只获得了一半的成功，并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他的是非功过直到今天还在被历史学家们自由地评说；作为一名曾被领袖剥夺了创作自由的艺术大师，涅伊兹韦斯内通过他那不朽的作品，表达了他本人以及所有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作家、艺术家们，对领袖出自肺腑的敬意和批评。两颗生前曾经隔绝的心灵，却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开始了他们之间坦诚而真挚的对话。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政治家的事业早已经灰飞烟灭，而艺术家的作品依然还活在大地上、也活在人民的心中。
特务的最后自白
现今九十四岁高龄的前苏联情报机关头目苏多普拉托夫，前不久出版了他厚厚的回忆录《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虽然在苏联崩溃之后的十多年里，已经有不计其数的高官显贵们出版回忆录，揭示了近一个世纪以来苏联历史中的斑斑血迹与道道伤痕，但是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的出版还是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地震”。这本书中提供的大多数事实，都是公众们以前闻所未闻的，有的甚至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如果我们了解苏多普拉托夫一生的经历，自然而然就会相信这本书的权威性与准确性了：苏多普拉托夫曾经在苏联情报部门任职达三十多年之久，而且一直处于核心部门。三十年代，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国际处副处长；二战期间，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第四局局长；战后，他领导国家安全部特别小组，担任第一总局副局长。斯大林亲自授予他中将军衔。他参与策划了刺杀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的计划，他还派遣间谍与欧美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波尔、费密、奥本海默等交往，窃取重要的核情报，加速了苏联原子弹的爆炸。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新一代领导人围绕最高权力展开残酷角逐。苏多普拉托夫的上级、掌管情报大权的贝利亚失败后，以叛国罪被处死。受其牵连，苏多普拉托夫也被捕入狱，度过了长达十五年的囚徒生活。
由一名战斗在一线的刺客到情报部门对外机构的首领，由一手遮天的“特务将军”到饱受凌辱的囚犯，由为“崇高”的理想而奋斗的战士到不断申诉、要求平反的领取微薄退休金的老人，苏多普拉托夫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五味俱全。尽管这本回忆录中没有多少反思的成分，但它所凸显的历史真实，已经足以成为我们反思一个庞大帝国的重要素材。作者由于沉溺于历史之中，缺乏审视历史所需要的隔离感，而无法完成对那个时代的、以及对自身经历的评判。但是，后人完全可以宽恕作者——因为余下的工作将由我们自己来继续。
贝奈斯：总统与间谍
苏氏的回忆录揭露了一个惊天大秘密：三十年代在东欧和中欧政坛上合纵连横的捷克总统贝奈斯，居然是替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间谍！堂堂一国元首，却甘心充当另一国家的间谍，其政治品质之恶劣，让人不可思议；而苏联情报机关，居然能够招募到他国的总统为之服务，其权势与魄力之巨大，更加让人叹为观止。
斯大林处死红军最杰出的将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其主要证据就是当时由贝奈斯提供的情报，情报显示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与德国勾结，企图谋反。后来，苏联的历史学家们解释说：“贝奈斯真挚地且最大善意地向斯大林出卖了图哈切夫斯基，并不知道他将德国人捏造的假情报交给了苏联。”
苏氏指出，这种说法明显是靠不住的。其实，苏联与捷克早在一九三五年就签署了关于情报机关秘密合作的协议。在一九三八年，贝奈斯向斯大林提出支持他推翻对捷克奉行敌视政策的南斯拉夫政府的要求。苏氏根据他所接触到的秘密档案指出：“贝奈斯的目的是使捷克在巴尔干地区乃至整个欧洲的政策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他之所以不同于英国人和法国人，没有对判处图哈切夫斯基死刑以及大批苏联军事指挥官被镇压事件表示不同意，其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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