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年纪大而感到光荣，除非他虽然年纪大却还能保持旺盛的创造力；北大拥有百年的历史这一事实本身也并不能成其为光荣，除非北大永远具有《新青年》时代的那一代“新青年”的生命活力。仅仅咀嚼自身昔日的光荣是一种可耻的举动，只有反思历史并且前瞻未来，才是具有充分的自信心的表现。
校庆中的大小事件可圈可点之处很多，有的让人愤怒，有的让人厌恶，有的让人觉得可笑，有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那么，有让人欣喜的事情么？
有没有声音，像破冰船划开冰层的声音一样，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有没有清醒的头脑，他们的思想像猫头鹰的叫声一样响荡在夜晚里？
在北大人像洪水一样泛滥的莫名其妙的傲慢之外，出现了两篇让人不那么舒服的文章。一篇是一九四七级的老校友陈以真先生在一九九八年第一期的《随笔》上发表的《校格》，另一篇是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在一九九八年第五期的《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
陈以真先生在《校格》一文中指出：“校庆，校庆，题中之意本来少不了对传统精神的重新感受和怀念，继承和发扬，检讨和提高。然而，时下名目繁多的各类周年庆典，形式可谓热烈非凡，比如：领导题字（或讲话）、各方捐赠（或赞助）、印纪念册、开庆祝会（会场可大可小，唯主席台不可小）、占版面、上电视、建馆、立碑……种种扬名加创收的招数都用上了，却往往未能或根本不想反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难怪有人不无偏激地喊出：与其耗费钱财制造热烈，制造精美的印刷品垃圾，不如用心去消化前人留下来的精神财富。”
陈以真先生还提出，北大的校格并非某些人所说的“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这仅仅是任何一所大学、甚至中小学、企事业单位的目标要求而已。他认为：“北大确有一种独具魅力的精神，这就是科学、民主、自由，这就是求索、为新、向上，这就是勇敢、顽强、不屈地向旧势力抗争。这种精神，是一代又一代北大人共同智慧的结晶，是北大人的骄傲与梦想。”
从这样的思路延伸下去，陈先生继续写道：“如果非要把生日看成一个节日，它首先应该是‘忏悔节’，忏悔自己前一段生命历程中的失误和不足，让灵魂接受一次洗礼；同时，它应该是‘感恩节’，感谢他人在前一段生命历程中给自己的抚育和爱护。”这篇文章是在北大校庆之前发表的，陈先生所担忧的一切，全部在北大的校庆中粉墨登场了。在歌舞升平中，人们既没有“忏悔”，也没有“感恩”，“忏悔”与“感恩”在一个狂欢的时刻是不合时宜的。
而钱理群先生的文章是在校庆之后发表的，是对校庆的一个小小的总结。这篇文章比校庆期间所有盛大活动的意义都要大得多。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岛子这样说：“有了这篇文章，北大才不至于一无所有，我才在乌烟瘴气中发现一块绿洲。”钱理群教授虽然年过六旬，但没有沾上丝毫的方巾气，而依然具有孩子的真诚。他就像安徒生《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孩子，而过于夸张的北大校庆则像是什么也没有穿却洋洋自得、认为自己穿了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的皇帝。
让钱理群教授向往的、六十七年以前的纪念，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纪念呢？
一九二二年底，北大庆祝建校二十五周年。当时的校庆是在一间简陋的席棚里举行的，因为北大还没有建成一座像样的大会堂。但“纪念”的质量却比今天的豪华纪念要高得多。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这样一则启事：“同学们！诸君对于北大的‘现状’不满意的地方有吗？对于北大的‘未来’有什么建设的计划吗？我们将发行刊物专载同学们对于学校方面改革的主张，和一切的批判，以供学校当局和同学的采纳及反省。这也是我们狂热地庆祝这重大的典礼中间所应该注意到的地方！”
面对如此尖锐的意见，学校领导和教授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热闹的节日里，说这样的话，领导会高兴吗？这不是明摆着要搞破坏吗？这群不识时务的学生，学校是否干脆将他们开除了事呢？这是今天的我们、受尽折磨和惊吓的我们，看到学生们没有禁忌的话语时的第一反应。然而，校方的姿态却是“大肚能容，容天下可容之事”，不仅容忍学生的尖锐意见，而且校方自己也在对北大的现状进行深刻的、真诚的反思。
十二月十七日的《北京大学日刊》所载的“纪念词”，第一篇是总务长蒋梦麟的文章。蒋梦麟写道：“今日是本校二十五年的生日，是我们全体师生反省的日子。”第二篇是教务长胡适的文章，胡适写道：“我们纵观今天展览的‘出版品’，我们不能不挥一把愧汗，这几百种出版物中，有多少部分可以算是学术上的贡献？……我们有了二十四个足年的存在，而至今还不曾脱离‘裨卖’的阶段！自然科学方面姑且不论，甚至于社会科学方面也还在裨卖的时期。三千年的思想，宗教，政治，法制，经济，生活，美术……的无尽的资料，还不曾引起我们同人的兴趣与努力！这不是我们的大耻辱吗？”第三篇是李大钊的“感言”：“我们自问值得作为一个大学第二十五年纪念的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太贫乏了，”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岁’的欢呼。”
这三位当时北大的重要领导，一点领导的派头都没有，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学者，是具有反思能力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宣扬自己的政绩，也没有压制学生的异端思想，恰恰相反，他们率先进行了深刻的反省。面对北大的学术状况，他们感到了深深的惭愧。他们知道，北大的名望只有靠它的学术成就来支撑。李大钊先生所说的“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岁’的欢呼”，放在今天来看，一点也没有过时。
北大校庆期间，关于校庆的表达几乎只剩下一面之辞。如果没有钱理群先生的这篇文章，我们所听到的就完全是千人一声了。放弃了多元的选择，也就意味着大学品格的全面的、彻底的沦落。北大最宝贵的地方就在于北大有许多不同的声音，这些不同的声音曾经相安无事地共存于同一个校园里。
钱理群教授有一个理想的“梦”，他心目中北大的蓝图是这样的：“在我看来，蔡元培开创的北大的传统，决定了北大应以培养具有独立批判意识的思想家型的人才为主，它应着眼于民族的、人类的长远利益，培养为未来国家、人类的发展提供新理想、新思维的思想家、人文学者，它所培养的各类专家，也不是操作型、技术型，而应该是思想者，是本专业新的学术思想，新的研究领域、方向，新的技术、方法的开拓┱摺！…为此，应该特别呼唤思想的自由，呼唤作为北大传统的兼收并蓄、容纳多元思想文化的宽容精神，呼唤‘拿来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切’的宽阔胸怀，为更大胆的，更解放的，更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学术开辟道路。”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梦”，今日的北大与钱理群心目中的北大却是背道而驰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有些教育者则把教育对象，特别是喜欢独立思考的青年学生，视为‘不安定因素’，严加防范，千方百计将其强迫纳入既定的秩序，‘思想者’竟成了‘有问题者’，岂非咄咄怪事？”怪事偏偏就在北大发生了，而且正在变成正常的事情。今天的北大，把“听话”的孩子当作好学生的标准来约束每一个学生，有个性的个体存在在北大居然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担任北大校长时间最长的蒋梦麟先生曾经说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本校肚里要驶飞艇才好。”蒋梦麟校长绝对想不到，当北大迎来她百年的华诞的时候，北大的肚量却变得像一间地下室一样小了。
钱理群教授的文字如同当头棒喝，让不少北大人以及北大以外关心北大的人清醒过来，尽管也会让不少当权者恨得牙齿痒痒的。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读书》杂志一九九八年第八期刊登了几篇争鸣的文章。
北京的李健写道：“今日的纪念和庆典，大体上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将旧日的成绩显明，再加上一个热闹的场面，庆典的气氛自然也就体现出来了。”他指出：“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掌握所学的内容，而在于掌握或者说形成学习的方法，形成自己理解和改进社会的特性。如果眼前国家的教育仅在于对往日辉煌的沉湎，对创造性的禁锢，那么，很难说这个国家会有多大的出息。”
南京的邵建先生则指出：“钱先生的文字不是掌声文字，因为它表露出一种强烈的‘反省’精神。其实北大早在七十六年以前就开始反省了，可是今天北大人却用掌声代替了反省。而反省作为北大的一个传统，是绝不应丢弃的。想想北大的以往吧，北大成为北大，究竟依凭的是什么？”他忧心忡忡地追问：北大还有多少具有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他的关切是令人感动的：“作为北大的一个局外人，或者说作为关注北大的一个知识分子，我希望听到的不是那种廉价的掌声，而是蔡元培校长于北大二十五周年的题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一百年的历史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一百年既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起点。对一百年的回顾、梳理、总结和反思，理应是校庆中最重要的工作。然而，百年校庆中人们什么热潮都赶了，忽视的恰恰是这项工作。
北大的传统究竟是什么？北大的传统中有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二万五千名北大在校师生和数十万的北大毕业生里，有谁在思考这些问题呢？不能面对自身的历史，就不能拥有自己的未来。
真实的北大的历史是一部怎样的历史？我们如何书写这部历史？潮涨潮落，云起云升，在又一个世纪的尽头，我们如何面对尚且年轻的北大传统？
其实，北大的传统有两种传统，一种是好的传统，另一种是坏的传统。好的传统即蔡元培所开创的传统，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是坚持学术和人格独立的传统；另一种是坏的传统，即“官学”的传统，是以“学”作为“仕”的工具的传统，是汲汲于“帝王师”的，充当帮凶、帮忙和帮闲的传统。
在北大百年的历史里，这两种传统一直并存着，纠结在一起，时而是前者占上风，时而是后者占上风。两种传统的对立，构成了北大百年的历史的主干。因此，对这两种传统的回顾、认识和梳理，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必须。在热热闹闹的校庆中，这两种传统都被忽略了——既不谈好的传统，也不谈坏的传统。对坏的传统的回避还可以说得过去——人类都有趋利避害的弱点，但是对好的传统也只字不提，就有点让人纳闷了：难道好的传统使某些人感到害怕？坏的传统不谈，好的传统也不谈，那么喧嚣的校庆还能够剩下什么呢？
于是，校庆成了一个肥皂泡，五彩斑斓，美丽诱人，但依旧是肥皂泡——里面是完完全全的空洞。
那么，让我们期盼北大真正的校庆的来临，让我们为北大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而祝福。我们都应当参与到每个细部环节的改变之中——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天我们对北大的现状、对我们这个社会的现状有许多不满，但仅仅有不满是不够的——中国是一个“知易行难”的社会，正因为难，我们才更需要去做。
中国的现代大学是一批有识之士放开眼界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产物。什么是“大学”，正如学者萧雪慧论述的那样：“作为教师和学生联合体的大学制度在中世纪的创立，是一种伟大的精神躁动的标志。这种后来经过文艺复兴大大彰显的伟大精神，是对知识的无私追求，是承认客观真理具有独立于任何社会派别、超脱于无论世俗还是宗教的利益、习惯和标准的权威性，是在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中去重估文化遗产、审视社会价值和人生理想，并继承和创新文化遗产，保持和更新传统的价值和理想。大学在近十个世纪中享有的荣誉就在于它以独立、开放和学术至上、思想自由，完善地代表了这种伟大精神。当社会停滞不前，人们的精神因受到严密监视而处于蛰伏状态时，大学是挑战精神封锁，激活人们的思想，刺激社会进步的革命性力量，是酝酿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理想的源泉；当社会处于激变之中，万花筒般瞬息万变的风尚、时潮汹涌而至，人类精神和恒久价值有被淹没之虞时，大学是思想和精神在任何风浪中都可以依靠的停泊处，是人类宝贵的价值原则可以得到小心保存的诺亚方舟。”北京大学曾经担负了这样的使命，后来却被迫放弃了。
以北大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在今天的中国应当充当怎样的角色呢？我们可以参考美国人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人们对美国高等教育的要求是，对全民进行无所不包的教育。既要继承过去，坚持社会的价值准则并使其代代相传；同时又要跟上急剧变化的时代步伐和培养推动社会及知识发展所需要的能力。只为眼前的教育是不够的，还要顾及明天，必须培养学生准备应付毕业后所面临的千变万化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对北大的期望。百年北大，我们只走出了第一步。
北大的“准官僚社群”
北京大学既有光荣的五四新文化传统，也有源远流长的官学传统。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后一传统严酷地压抑了前一传统，使北京大学成为一个典型的“准官僚社群”。学术的北大被迫让位于仕途的北大。
话说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初，在少数开明官员的倡导下，曾经举行全校范围的运动会。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竞技型的大学生运动会。当时的学官金梁在笔记《光宣小记》中，对运动会有一段有趣的记载。“大学堂，在后门内，旧为公主府，乾隆时和嘉公主赐第也。内城不得建楼，惟府内有楼，可与宫闱相望。改大学后，藏书于此，称藏书楼。时李柳溪师为监督，约余任提调事，改学制，整堂规，并开运动会。中国有运动会，实自此始。京中各学堂均与会，各国宾使亦偕至参观，学生均易校服如军衣，而余等仍旧衣冠，翎顶袍褂，周旋其间，已觉不类。尤为可笑者，职员赛跑，余亦加入，衣冠奔走，真可入《笑林广记》矣。”
这则故事，是北大这一“准官僚社群”的最为生动的写照。连开运动会都不愿意卸下一身臃肿的官服，“官本位”的思想已然在北大建立之初就扎下根来。金梁所用的“衣冠奔走”四个字，不经意之间，说出了许多北大师生依托北大的根本原因所在。他们是为了衣冠而奔走，穿上衣冠以后，他们更是匆匆奔走，是为了穿上更加华丽的衣冠。
晚清时代，朝廷用高官厚禄来笼络京师大学堂师生的人心，许多师生也确实经不起朝廷的诱惑，争先恐后地投入朝廷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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