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尸？你是说——”
“我是说我的‘死事’会有多重的意义、多种的解释。你到海外以后，会同所有的维新党举出我是维新的烈士，说我为维新走了一大步、走了最光荣的第一步，变法开始了，中国人民必须踏着谭嗣同的血前进。”
“是，我是要这样说，因为这是真的。”
“真的？真的在革命党眼里，就不再真。他们会说：看吧，还妄想和满洲鞑子搞变法吗？连在满洲皇帝前面得了君，你们都行不了道，都要被老太婆翻掌一扑，所有什么新政，都烟消云散，人人头挂高竿。还妄想与虎谋皮吗？死了心吧，这就是谭嗣同血的教训，血淋淋的证明了中国前途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可别再妄想走改良的路了！想想看，卓如，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一死，反倒帮了革命党？如果这样，我的声名岂不被双方来抢，给分尸了？”
“我倒没朝这个方向想过，经你这么一说，那你到底该不该这么牺牲掉，倒真要再考虑、再考虑。”
“我早考虑过了。”
“你还是要走绝路？”
“这不是绝路，这是生路、这是永生的路。”
“你用死来证明生？”
“有什么不好？卓如，刚才我告诉了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来这里并不是来做感情的诀别，而是交给你稿本，告诉你我心底的话。如果纯粹做感情的诀别，我不会来，这也就是我离开这里以后，到我死前，我不想再见大刀王五他们的原因之一。我来这里找你梁卓如，因为你我之间有特殊因缘，你有大慧根，能够了解我，也能够了解我不能了解的，也了解康先生，也了解并且不断了解中国的前途、中国的路。现在，我告诉你，我死了，人人知道我为变法而死，不错，我是为变法而死，但为变法我也可以不死，不死也有不死的价值和理由，我也相信这种价值、这种理由，所以我赞成你不死，你走。但我为什么要死？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我为什么‘伤勇’而死？为什么？因为我有另一个想死的原因，这原因几年来，一直像梦一样缠着我，使我矛盾，使我难以自圆，使我无法解脱，这个缠着我的梦，就是革命。有多少次、多少次，我认为中国的路是这一条、是革命这一条，而不是改良这一条，是别人走的革命这一条，而不是我自己走的改良这一条。有多少次，这个梦在我心里冒出来；有多少次，我用力把这个梦压下去、压下去。我到北京来以前，我云游名山大川，结交五湖四海，我的成分是革命的多、改良的少，直到我看了康先生的书，听说你们的活动，遇到了你，我才决心走这条改良的路。现在，改良已走到这样子，我有一种冲动，想用一死来证明给革命党看、给那些从事革命而跟我分道扬镳的朋友看，看，你们是对的，我错了。从今以后，想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我倒在路上，用一死告诉后来的人：不要往这条路上走，此路不通。”
“哎哟！复生，你在说什么？你这些话太可怕了，就算你真的否定改良的路线，肯定革命的路线，那你也不该用死来证明你的否定和肯定，你为什么不去加入、不去革命，为革命贡献一份力量，为什么你要死？”
“死就是贡献力量的一种方式，当我发现，风云际会，多少种原因配合在一起，而自己的表现方法竟是一死最好的时候，我就愿意一死。”
“你认为现在就正是这时候？”
“现在就正是这时候。因为，实在也不瞒你说，我在认识你以前，我本来可走革命的路，认识了你，你和康先生正走改良的路，要帮手，所以我过来。如果当时你走的是革命的路，我会毫不考虑地过来同你一起这样走，你看了我发表的书，你早就认那些是激烈的革命里子，你和康先生在湖南保中国不保大清，何尝不也是革命里子？我们很苦，我们都知道中国要救，可是谁也不敢断定改良与革命两条路到底哪一条行得通，或哪一条最近最快，或哪一条损害最小效果最好。这次政变，本质上是一种战场上探路的性质，我们探路，证明了改良之路走不通，我决定陈尸在那里，告诉大家猛回头。告诉所有的中国仁人志士，以谭嗣同为鉴，别再有任何幻觉。所以我的死，在这种意义上，有牺牲自己和苦肉计的意味。希望你能留意。我做的，不但告诉改良者不走他们的路，告诉了革命者走他们的路，也告诉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到底该走哪条路。”
“如果你为了告诉革命者走他们的路而死，你不必死，革命者无须你告诉，他们就走那条路。”
“革命者是无须我告诉。但有些参加革命的朋友们，知道我用死告诉了他们是对的，我是错的。也许，我真正死的心情，没有人知道。别人从表面上只知道我为变法而死，却不知道我为变法可以不死。从高远博大的角度来说，我不是为变法而死，我是为革命而死。”
“为革命而死？谁会这么想？谁会承认？革命党也不会承认。”
“所谓为革命而死，意思是一死对革命有帮助、有大帮助。我的死，使改良者转向革命者、使广大的中国人民倾向革命者，等于我在为他们推荐革命的将是正路，我为他们做了一种血荐。”
“革命党不承认，也不领情。”
“我何必要他们领情、承认？革命行动像花一样，有显性的、有隐性的，我做的是隐性的。他们是显性。我无须经他们承认我是革命党，我才是革命党。”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去革命？也去做显性的？”
“我做显性的，到了海外我是什么，人家说我，我只是一个改良未成愤而革命的家伙，甚至说我是投机分子也不一定。我加入革命，不过是一个生员、一个生力军。但如我做隐性的，情况就完全不同。我觉得死比生效果大得多。因为死可以血荐。”
“你要血荐，你不说你转向革命，谁知道啊？你何不先到海外，你那时要血荐，你可以发表大家支持革命的宣言，然后当众切腹自杀，这不也是很好的血荐吗？总比你这种一言不发大家猜谜式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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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是要这样说，因为这是真的。”
“真的？真的在革命党眼里，就不再真。他们会说：看吧，还妄想和满洲鞑子搞变法吗？连在满洲皇帝前面得了君，你们都行不了道，都要被老太婆翻掌一扑，所有什么新政，都烟消云散，人人头挂高竿。还妄想与虎谋皮吗？死了心吧，这就是谭嗣同血的教训，血淋淋的证明了中国前途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可别再妄想走改良的路了！想想看，卓如，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一死，反倒帮了革命党？如果这样，我的声名岂不被双方来抢，给分尸了？”
“我倒没朝这个方向想过，经你这么一说，那你到底该不该这么牺牲掉，倒真要再考虑、再考虑。”
“我早考虑过了。”
“你还是要走绝路？”
“这不是绝路，这是生路、这是永生的路。”
“你用死来证明生？”
“有什么不好？卓如，刚才我告诉了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来这里并不是来做感情的诀别，而是交给你稿本，告诉你我心底的话。如果纯粹做感情的诀别，我不会来，这也就是我离开这里以后，到我死前，我不想再见大刀王五他们的原因之一。我来这里找你梁卓如，因为你我之间有特殊因缘，你有大慧根，能够了解我，也能够了解我不能了解的，也了解康先生，也了解并且不断了解中国的前途、中国的路。现在，我告诉你，我死了，人人知道我为变法而死，不错，我是为变法而死，但为变法我也可以不死，不死也有不死的价值和理由，我也相信这种价值、这种理由，所以我赞成你不死，你走。但我为什么要死？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我为什么‘伤勇’而死？为什么？因为我有另一个想死的原因，这原因几年来，一直像梦一样缠着我，使我矛盾，使我难以自圆，使我无法解脱，这个缠着我的梦，就是革命。有多少次、多少次，我认为中国的路是这一条、是革命这一条，而不是改良这一条，是别人走的革命这一条，而不是我自己走的改良这一条。有多少次，这个梦在我心里冒出来；有多少次，我用力把这个梦压下去、压下去。我到北京来以前，我云游名山大川，结交五湖四海，我的成分是革命的多、改良的少，直到我看了康先生的书，听说你们的活动，遇到了你，我才决心走这条改良的路。现在，改良已走到这样子，我有一种冲动，想用一死来证明给革命党看、给那些从事革命而跟我分道扬镳的朋友看，看，你们是对的，我错了。从今以后，想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我倒在路上，用一死告诉后来的人：不要往这条路上走，此路不通。”
“哎哟！复生，你在说什么？你这些话太可怕了，就算你真的否定改良的路线，肯定革命的路线，那你也不该用死来证明你的否定和肯定，你为什么不去加入、不去革命，为革命贡献一份力量，为什么你要死？”
“死就是贡献力量的一种方式，当我发现，风云际会，多少种原因配合在一起，而自己的表现方法竟是一死最好的时候，我就愿意一死。”
“你认为现在就正是这时候？”
“现在就正是这时候。因为，实在也不瞒你说，我在认识你以前，我本来可走革命的路，认识了你，你和康先生正走改良的路，要帮手，所以我过来。如果当时你走的是革命的路，我会毫不考虑地过来同你一起这样走，你看了我发表的书，你早就认那些是激烈的革命里子，你和康先生在湖南保中国不保大清，何尝不也是革命里子？我们很苦，我们都知道中国要救，可是谁也不敢断定改良与革命两条路到底哪一条行得通，或哪一条最近最快，或哪一条损害最小效果最好。这次政变，本质上是一种战场上探路的性质，我们探路，证明了改良之路走不通，我决定陈尸在那里，告诉大家猛回头。告诉所有的中国仁人志士，以谭嗣同为鉴，别再有任何幻觉。所以我的死，在这种意义上，有牺牲自己和苦肉计的意味。希望你能留意。我做的，不但告诉改良者不走他们的路，告诉了革命者走他们的路，也告诉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到底该走哪条路。”
“如果你为了告诉革命者走他们的路而死，你不必死，革命者无须你告诉，他们就走那条路。”
“革命者是无须我告诉。但有些参加革命的朋友们，知道我用死告诉了他们是对的，我是错的。也许，我真正死的心情，没有人知道。别人从表面上只知道我为变法而死，却不知道我为变法可以不死。从高远博大的角度来说，我不是为变法而死，我是为革命而死。”
“为革命而死？谁会这么想？谁会承认？革命党也不会承认。”
“所谓为革命而死，意思是一死对革命有帮助、有大帮助。我的死，使改良者转向革命者、使广大的中国人民倾向革命者，等于我在为他们推荐革命的将是正路，我为他们做了一种血荐。”
“革命党不承认，也不领情。”
“我何必要他们领情、承认？革命行动像花一样，有显性的、有隐性的，我做的是隐性的。他们是显性。我无须经他们承认我是革命党，我才是革命党。”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去革命？也去做显性的？”
“我做显性的，到了海外我是什么，人家说我，我只是一个改良未成愤而革命的家伙，甚至说我是投机分子也不一定。我加入革命，不过是一个生员、一个生力军。但如我做隐性的，情况就完全不同。我觉得死比生效果大得多。因为死可以血荐。”
“你要血荐，你不说你转向革命，谁知道啊？你何不先到海外，你那时要血荐，你可以发表大家支持革命的宣言，然后当众切腹自杀，这不也是很好的血荐吗？总比你这种一言不发大家猜谜式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