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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金针度与人》 作者:李敖

社会科学类(2)

    孙武:《孙子》
    孙武(前六~前五世纪)是春秋时代吴王阎庐的客卿,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军事家。他的身世,一直遭到怀疑。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类:第一类是怀疑根本没有他这个人;第二类是怀疑他和战国时代的孙膑为同一个人。像钱穆就是靠后一种说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里,出土了古代兵书,证明了这种怀疑都是站不住的瞎扯淡。
    孙武的《孙子》共有十三篇,杜牧说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事实上,《孙子》早有五千九百一十三个字,就是高诱所说的"兵法五千言"。五千多字,又有什么好删的,高诱在曹操之前,可见曹操删书之说,是不对的。
    古代流传的《孙子》书(即今本),和古墓出土的《孙子》书(即竹简本),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其他一百多处不同的,也多是虚字和假借字,不算重要;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逸文,包括"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程兵"、"孙武传"六篇,可补今本《孙子》的不足。
    《孙子》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它在十八世纪就被翻译到欧洲去。二十世纪的美国将军,也把它当做世界五大兵学名著。
    孙膑:《孙膑兵法》
    孙膑(约前三八○○~约前三二○)的身世,在《史记》里说得很明白。《史记》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阂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这明明是说孙武有孙武的"兵法",孙膑有孙膑的"兵法"。但是后来孙膑的"兵法"失传了,由曹操在注《孙子》时,已经只字不提孙膑的情形看,可能在汉朝未年,孙膑的"兵法"就已见不到了。
    就因为如此,所以后人就附会起来了:认为孙膑即孙武这个人、孙膑"兵法"即《孙子》这部书,一切都二合一起来了。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竹简中赫然有《孙子》,也赫然有孙膑"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
    孙膑"兵法"中,已经有了很进步的整体战观念。孙膑说:"威王问九,田忌问十,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可见"达于道"是"知兵"的更高一层目标。没有这种目标,兵事只是杀人放火而已、只是不义之师而已,这就舍本逐未了。
    尉缭:《尉缭子》
    尉缭(前四世纪)的《尉缭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它一直被视为假书,不被重视。
    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干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这批竹简中,竟赫然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尉缭子》已确定是梁惠王年间(前三七○一前三三五)的作品,它的价值,是大可肯定的了。它代表那个时代的兵学思想,它的出土,为我们迈进了一大步。
    佚名:《睡虎地秦墓竹简》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秦朝的坟,其中第十一号墓,出土了一千一百五十五支竹简(另有残片八十片),其中大部分是中国最早的法律文书。中国的完整法律文书,过去只能早到唐律,唐律以前,虽经辑佚,只有片段可寻。这次大量的秦律出土,把中国法律重新延伸了上限,它的意义之大,自不寻常。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文书,包括"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八种。其中有很多有趣的和令人怵目惊心的纪录。例如百姓的狗跑进禁苑追捕猎物,这种狗要打死;在专设警戒区打死的,要整只缴上去("皆完入公");其他禁苑打死的,狗肉可"贪污",只缴上狗皮就得了("食其肉而入皮");又如对商人、开旅馆的、赘婿等人,派去当兵,竟嘱咐司令官不必可怜这种人,犒赏战士的时候,不要给他们吃肉,只给他们吃三分之一斗的饭就好了。……这些纪录,都是研究古代中国人意识形态的最好资料。
    长孙无忌:《唐律疏义》
    长孙无忌(?~六五九),字辅机,河南洛阳人。他"贵戚好学,该博文史,性通悟,有筹略"。他跟唐太宗年轻就认识,后来帮唐太宗打天下,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中,他就图列其中。唐太宗死后,他因守正不阿,被诬谋反,被逼自杀。十五年后(六七四),才得平反。
    《唐律疏义》是唐高宗永徽四年(六五三)由长孙无忌进呈的,时间是唐太宗死后四年。实际上,它的内容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与律令同时颁布的律疏。唐朝的律令,前后颁布多次(律有七次,令有十多次),长孙无忌进呈的是"律疏","律疏"变成"疏义"是以后的事。所以,把《唐律疏义》看成是唐高宗时候的永徽律,而不知它是八十四年后的唐玄宗开元注释书,就大错特惜了。
    世界法系中,有中国法系、罗马法系、英美法系、回回法系。中国法系独自成为一系。这一法系,在清朝未年以前,都独立存在着。在这种存在里,《唐律疏义》一部书,一直是它的经典。它不但影响了后代中国的法律观念,并且影响了远东各国。它的体大思精,值得我们回味。
    汪辉祖:《汪龙庄先生遗书》
    汪辉祖(一七三○~一七九一),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他十六岁起,就"练习吏事,前后入诸州县幕,佐人为治,疑难纷淆,一览得要领,尤善治狱"。
    他后来成为进士,做了湖南宁远的县太爷,他是一个心地非常仁慈的好官,问案时候,会跟罪人一起哭起来。做县太爷将近四年,他得罪了大吏,丢了官,下台返乡前,老百姓竟"官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拥舆不得行"!可见他感人之深。
    汪辉祖这样一个大大的好官,有人称赞他一齐不取等等,他反倒不高兴。他说:"为淑女蹇修,而称其不淫,可乎?"("你以不是荡妇赞美一个好女孩,可以吗?"〔她当然不是荡妇,我当然不是坏官,好官本是应该做的啊!〕)
    汪辉祖后来"闭户著书数万卷",著有《元史本证》、《读史掌录》、《史姓韵编》等,他主张"读书贵通大义,凡所谓论述,期实有济于用"。他写的《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等,替老百姓争人权,最是感人。他说他生得力,在"吃紧为人"四字,他一生努力自度度人,的确是知识分子的最好榜样。
    佚名:《秋审小看》
    研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光看中央的法律条文是空洞的,必须从法条中印证实务。所以,光看《唐律疏义》、《宋刑统》、《元典章》、《大明律例》、《大清律例》是不够的,必须设法找到那些地方上办案人员的纪录,才能亲切落实。
    我收藏有一部《秋审小看》的原稿,是清朝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到十八年(一八九二)浙江、安徽的一些地方刑事案件纪录。包括浙江的:
    丽水、太平、奉化、仙居、西安、江山、常山、松阳、仁和、富阳、昌化、山阴、孝丰、金华、兰溪、绪云、庆元、景宁、永康、新城、诸暨、永嘉、武义、龙游、天台、黄岩、镇海、武康、汤溪、淳安、上虞、归安、东阳、平湖、郭县、长兴、义乌、金华;
    安徽的:
    涡阳、英山、广德、怀远、灵壁、阜阳、定远、蒙城、六安、宣城、舒城、寿州、全椒、泅州、毫州、太平、太和、宿州、义城、建平、庐江。
    全书都是一位有心人的笔记,用毛笔写在棉纸上,装订在高一九·一、宽一四·三公分的小册上。因为案件涉及的面是省级的,所以作者必然是省级的一位公务员。从这本难得的手稿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奇闻轶事。
    佚名:《周礼》
    《周礼》原称《周官》,是汉朝刘歆改名《周礼》的。传说是周公所创立的理想政制,所谓"周公致太平之迹也"。因为它是中国政制书中最细密的一本,所以被视为珍宝。
    《周礼》将官职分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职)、夏官(军事)、秋官(司法)、冬官(撂物制作)、六类。列举每个官职的名称、职制、人数和职务内容。从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显然是后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发挥的。《周礼》是中国政制的乌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视。
    《史记》封禅书中虽然提到过《周礼》,但《周礼》的出现,却在西汉未年,又因为它的制度与诸经不合,所以被人怀疑是刘歆伪造的,是伪造献给王莽,以利于王莽改制的。
    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价值。
    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说,宋朝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例。
    戴圣:《礼记》
    在流传的礼的典籍里,《礼古经》失传后,一部分内容收在一大堆,"记"里。"记"到后来,只剩下三十八篇大戴记和囚十九篇小戴记。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德的侄儿戴圣,传说是他们作的。因为小戴记内容易懂,所以学它的人较多,就成了《礼记》。《礼记》进了十三经,但大戴记就在十三经外了。
    《礼记》共有九万九千零二十字,其中有许多篇,是给礼做阐释的。礼有"文"和"义"的不同,"文"是节目单中的节目,"义"是节目理论。像书中的"祭义"就是祭礼的理论,"婚义"就是婚礼的理论。
    除了这些礼的理论外,还有一些跟札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像《大学》、《中庸》、《儒行》、《学记》等,也收在《礼记》之内。其中《大学》、(中庸》两篇,被宋朝的朱熹看中,抽出来,跟《论语》、《孟子》合而为《四书》,成了儒家的教科书,一直影响到今天。
    《礼记》历来也被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
    李觏(一○○九~一○五九),字泰伯,江西人。他是北宋的大思想家。二十三岁著《潜书》。二十四岁著《礼论》。三十五岁教书,跟他上课的好几百人。四十一岁时候,范仲淹向朝廷推荐他,说:"李觏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斯人之才之学,非常儒也。"他在五十一岁死去,被称为"盱江先生"。
    李觏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大思想家,他主张言利,说"人非利不生"、说"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在乐利的前提下,他主张耕者要有其田、不做工不得吃饭、统治者要无私财、和尚道士要还俗去做生产者。……
    正因为他的立场是经世致用的,所以,他在哲学思想上,也同步发展着。例如他看《易经》,他就要人不要把《易经》带入象数性命等迷信,而要把它变成"急乎天下国家之用"的书。
    李觏比王安石大十一岁,他之于王安石,就像施洗者约翰之于那稣。胡适《记李觏的学说》中未能考订出他们根本是认识的,是一件疏忽,因为王安石《答王景山书》中,早就说他们认识了。
    倪国琏:《康济录》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不博的国家,再加上人口众多,历朝各代的中国人民,经常遭到荒年的压力。因此,如何应付荒年,就变成了关心民瘼的主题。
    宋朝董煟写《救荒活民书》三卷,"在南宋人著述之中,最切于实用,胜理气心性之空谈。"元朝张光大跟着写了这书的续集,明朝朱熊跟着写了《救荒活民补遗书》三卷,陈龙正又跟着把上三书订补出《救荒策会》七卷。此外,明朝朱橚写《救荒本草》二卷,告诉人们如何在荒年时找野生植物充饥;周孔教、张陛各写《救荒事宜》一卷;清朝初年俞森写《荒政丛书》十卷。陆曾禹写《救荒谱》。俞森、陆曾禹都是浙江杭县人。
    到了乾隆时候,倪国琏把《救荒谱》做了节本,再由群臣们订正,在全国蝗灾那年(乾隆四年,一七三九)进呈给皇帝,由皇帝赐名《康济录》,虽然不再有救荒字样,但骨子里,是典型的救荒手册。
    就这部书里,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多么苦,和中国"仁政"的一面(《康济录》原作当然是陆曾禹,这里从俗用倪国琏)。
    洪亮吉:《洪北江先生遗集》
    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九),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年号更生,江苏阳湖人。他是一位史地学者,到了四十五岁,中了进士,做了小官。五十四岁时候,清朝高宗死后半年,他上书成亲王痛论时政,说仁宗"宵小荧惑,视朝稍晏"。第二天就给抓起来,第三天就要以大不敬斩立决。第四天仁宗免他一死,把他发配新疆伊犁,"交将军保宁严加管束",一百多天后救回。绝域生还,乃自号更生居士,在家乡著书授徒,九年后死去。
    洪亮吉一生关心民间疾苦,关心实际问题。他驳斥迷信思想,反对世俗的鬼神论。又揭发贪污的真相,说人民的造反,乃是官逼的,官吏"赋外加赋,横求无艺,……不逼至于贼不止"。
    洪亮吉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的竟不谋而合。他的完成在一七九三年,比马尔萨斯的还早五年,虽然不如洋人的细密,但是洋人的理论是有师承的、有传统的,洪亮吉的却是土法炼钢的。可惜他的先知言论不为人所重视,最后徒托空言以"见外"而已。悲夫!
    佚名:《仪礼》
    儒家提倡礼治,关于礼的典籍,流传了三种"经"和一大堆"记",三种经是《仪礼》、《周礼》和《礼古经)。其中《礼古经》失传了。《仪礼》和《周礼》传说是周公作的,实际是战国人的作品。
    《仪礼》是宗教仪式、政治仪式的总集,今本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服、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十六篇,多半都是士的礼。
    《仪礼》是古代礼的节目单。古代的贵族们一举一动都有一套规矩,这些规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华,使当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于是就请专家们来帮忙,这种帮忙,叫做"相礼"(辅导别人行礼);这种专家,就叫儒。相礼相得多了,就累积出节目单来,到时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这种节目单的总集,就是《仪礼》。节目单最多的时候,多达五十六篇,后来丢了三十九篇,只剩十六篇,就是流传到今天的《仪礼》。
    《仪礼》是十三经之一,历来把它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辜汤生:《张文襄幕府纪闻》
    辜汤生(一八五七一一九二八),字鸿铭,别署汉滨读易者,福建同安人。他是英属马来亚摈榔屿的华侨,早年留学英国、德国,得到文学、工学学位。一八八○年后,在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任职。后来跟马建忠一夕谈,深感当为祖国效命,第二天就辞职,然后蓄辫易服,回祖国了。
    辜汤生从二十八岁(一八八五)起,入张之洞幕府,为张之洞主持英文译述,历时二十多年,他说张之洞对他"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张之洞死后,他以二十多年间见闻所及,写成《张文襄幕府纪闻》,对晚清掌故礼俗,多有生动的记述。另以英文写《中国的牛津运动》(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一书。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helm)把它译为德文,名叫《中国反对欧洲观念之理由》,指定为哥廷根大学哲学系学生必读参考书。民国以后,辜汤生又用英文写成《原华》(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书,一名《春秋大义》,宣传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辜汤生晚年在北京大学教书,被人看做"老怪物"。但他的特立独行,却是一个不世出的榜样。
    桓宽:《盐铁论》
    桓宽(前一世纪),字次公,河南上蔡人。汉朝自武帝起,大搞统制经济,用桑弘羊之说,设榷酤(酒官卖)盐铁(盐铁官卖)之法。汉昭帝时,召集天下贤良、文学六十多人开会,辩论得失。最后由倾向儒家的桓宽编成纪录,就是六十卷的《盐铁论》。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太重视财经的国家。中国人的财经之道,也只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之类的理想与常识。至于如何才能无不均之事,中国士大夫一来疏于研究,二来也无计可施。中国士大夫喜欢放言仁义而耻言功利,一涉及财经之学,便目为聚敛之事,所谓"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是也。故在中国历史上,除非法家健者或得君专而又有魄力者,不敢在财政上有所举措。所以中国的财政常常不能配合行政,即有所配合,也必须借儒家之名以行。且行时往往贤者回避,以致小人当道,把财经弄出不少问题。
    从《盐铁论》一书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财经思想的水平,使我们知道中国人对财经问题的见解,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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