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关 于 受 礼

　　题目用“受”字，受之前还隐含着“我的”二字，不谈广泛的“送”，原因很简单，是想缩十万八千里为近在咫尺，化难为易。难，难言也，比如送的形质，由抽出一支进口烟，插到对方的两唇之间，直到把十张大票或一件金饰物藏在食品包之内，叮嘱云，“请自用，勿转送”，无限。所求，由嫣然一笑到高抬贵手，同样是无限。这还是说事，如果扩张到无形的评价，那就更加麻烦。所以不能不缩小范围，计有两步：第一步，只是“我的”，花花世界变为家门之内，好办多了；接着还有第二步，只说“受”而不说送，因为我贫而加懒散，几乎永远不送礼。

　　以下专说受，还要再缩一下范围，因为要把旧传统的礼尚往来清出去。我老伴也是大清帝国晚年生人，却有未受西方新潮“污染”的优越性，到亲友家看望，一定循历代祖先的旧规，手提礼物，不过是点心、水果之类，入门。这是“往”，必换来同性质的“来”，所以不只赔不了钱，有时还会赚一些。且不管赔赚，总之是老一套，可不在话下。只说我心目中的新，近几年才断续出现的，有的人来看我，也手提什么入门，告辞时放下。花样多得很，只举其中一类，酒，也如物价，在升级，五粮液之不足，还有茅台。这使我很不好过，却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能够化险为夷。

　　不好过，没办法，有人也许会以为不合常情，所以需要解释一下。记得不久前写一篇《法书墨迹寄闲情》的小文，说到百龄向姚鼐送年礼的事，其中说：“近年来谈到古，总要跟着说一句，批判地接受，我看百龄的这种举动，就宜于不批判而接受。”为什么？因为百龄是两江总督，送厚礼与书呆子，不要说姚鼐一人，就是千八百份也无所谓。入我之门而手不空的就不然，绝大多数是孩子王，日日口讲指画，吃粉笔面，辛辛苦苦一个月，也许星期日买条鲤鱼，一家人改善改善都不容易，可是为我花了钱，而且就他或她的身价说，数目不小，我，幸或不幸，昔年念过的“能近取譬”一类话，其立身处世的精义还没忘光，能够不如坐针毡吗？

　　可是想办法改善改善更加不易。一种办法是近攻，即坚决不收。依常情，这必不行，因为人将疑为这是表示不愿交往，即瞧不起他或她。收而诉说苦衷也无用，反正你收了，人将谓诉苦衷是客气，照例的官话而已。还有一种办法是远攻，即著论说明送和受之不当，如书画篆刻之定润笔，公之于众，然后限定来访者必须遵照办理。这看似根治的办法困难更多。一是送的举动与人情搅拌到一起，就难于找到一个人人都心服的理由证明是不正当的。二是，理不成，退守事，自扫门前雪，求亲友对自己不这样，至少是可一而不可再。这办法有生效的可能，而实际却未必能生效，因为世风力大，逆风而行是很难的。这风是“官不打送礼的”，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万不得已，只能求来访的诸君体念苦情，变信新潮的多多益善为从旧语的“礼轻人义重”，仍入门不空手，可是所费不多，也就不至影响自己的改善生活。为了加重这种希望的分量，举我认为值得表彰的几次为例。一次，一位内蒙的老友徐公所送，内蒙产二锅头两瓶，如果价不高于北京二锅头，不过5元票一张而已。另一次，一位读者纪君送新印李笠翁著《闲情偶寄》一册，价6元，因为他知道我没有此书，这就牺牲不大而成为厚礼。还有一次，是北京东城区约我讲文章好坏问题，我照例胡说八道一阵，事后以小鸟叼牙签的小玩具为报，所费不多，我感到心安理得。且说这次之得还有可记的。一是讲说之地为旧顺天府，因而得见昔日升堂时的大堂。二是与其后成为弟子的荣君结识，在桑榆的一段路上，我得到她多方面的帮助。我说这些是想表示，所谓不愿受苦朋友（叔本华称世间人）之礼是诚心诚意，所以今后诸相知肯枉驾，敢请务必空手而来，如必欲从世风，也希望以上举三例为度，而真就幸得俯允，那就借用启功先生常说的一句话：磕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