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意思的，是课堂上常常会发生的“多语境对话”——来自不同国家、种族、语种的学生，会对同一个词的语音和语义来源及其异同，给出让你匪夷所思的答案。比如“爱”——“Love”，古文言里“爱”的本义，汉语官话（“普通话”）的表述，各地方言的表述，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的表述，本来就有着趣味横生的千差万别，如果再加上来自不同国度、不同区域及文化类型的对于“爱”的异用歧解，它与文化和时代变迁所发生的奇异关联……课堂上的讨论，可就要为“爱”开出花儿来了！又比如，“加油！”这个现代汉语的呼号俗词，与古汉语完全无涉，它的来源何在？想当然的，它应该来自工业革命后的西方诸国语言。但是，问遍班上的英、法、德、意以及日、韩的学生，都否认“加油！”源自他们的母语，而且你从现在的欧、美运动场上，也绝对听不到类似语义的呐喊叫唤。
“加油！”的汉语语义究竟从何而来？一时成为课堂上的一段悬案。某一年课上，来了一位乌克兰的学生，一讨论到“加油！”，他乐了，告诉我们：这是俄语的说法，现代汉语里的“加油！”，直接来源于俄语——这就跟整个中国现代史与苏俄关系的独特联系牵扯在一起了。噢噢，原来如此！这位叫“冯力夫”的小伙子马上用俄语给大家表演喊“加油！”的粗豪态，一时间，课堂大乐，疑窦开解，“天都亮啦！”
上面言说的，其实是在我的“当代小说选读”课上，因为选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作为课文，无意得之的一个意趣横溢的讨沦场景。顺便说一句，本来以文学作品作为高级汉语教材（行话叫“语料”），最忌选用太先锋、太实验一派的文本。《马桥词典》写法上刻意远离传统写实，本可归入“先锋”一路，而且用的又是很不规范的方言句式，我知道很多大学的中国小说选读课程，是把《马桥词典》视为畏途的。我不敢说这算是鄙人的独家发现——《马桥词典》一课，成为我的整个小说选读课程上最为叫座精彩的一节，连我自己也大出意外。每年一上到这一课就满堂生辉，相关话题的讨论每每欲罢不能（我其实选用的是只是其中“同锅”、“放锅”、“老人家”等几个小节）。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马桥词典》，触动了每一个学生对于自身母语的敏感和热情。除了上面提到的“Politician”、“爱”、“加油”，还有“好”、“酷”、“老”—“小”、“肥”—“胖”、“大款”—“大腕”、“坏家伙”、“书呆子”等字眼，几乎所有关于社会—语言变迁的关键词，都可以纳入这节课的讨论，那就非把课时拉长延续而不过瘾了。语言教学的特点跟一般专业课不同，教师在课堂上讲得越少，能启发学生开口说话的机会越多，越是对一门好课、一个好教师的基本要求。依我看，善用比较法，永远是课堂上的常胜将军。我曾写过一篇题为“语言改变生命”的小文，观察我的美国学生学了中文以后，对自己整个生命形态的改变。其实，语言对生命的塑造，首先，就是对观看世界的方式的改变。学生在语言的比较学习中，仿佛一下子拓开了自己的精神视界（Vision，这是所谓“耶鲁精神”里最强调的东西），人生的尺度，历练，境界，圈子……整个儿就不一样了。
“蓝皮书”的上游
有一回，系主任向我提出：因为学生要求者众，要我开设一门广东话的“独立辅导课”(IndependentStudy)。后来，因为每年的“独立辅导课”修读的学生竟也有八九名之多，系里就决定：把这门广东话课，变成耶鲁课程表“蓝皮书”上的一门正式课程。按照惯例，每个“蓝皮书”上新开的课目，都要先行向校方提出一套包括学术缘由、教学目的、教学要求之类的正式申请。广东话——我的母语，在耶鲁校园开设的50多种外语课程中，实在是一个边缘而又边缘的方言语种。我，可以向校方，提出一个什么样的开课申请呢？
那个夏天没有教暑期班，便显得特别漫长。酷热里读着杂书，在这座被称作“榆城”(ElmCity)的古楼古街之间悠荡，留心着要为“蓝皮书”准备开新课“缘由”，便稍稍涉猎了一点关于耶鲁汉语教学的书籍。这一“涉猎”不打紧，这门不起眼的“广东话课”，竟然牵出了一整页与耶鲁关系密切的海外汉语教学史和传播史，并且，首先就与我们现代汉语学的奠基人——赵元任相关。
赵元任（1892-1982），稍稍知道点现代文化史的人会知道，他曾是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齐名的民初“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现代汉语的拼音系统、语法系统，包括台湾现在还在使用的汉语注音符号等的具体创建者和设计人；也是现代中国音乐的奠基者之一，他创作的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卖布谣》等，至今仍是各种华语音乐会上的保留曲目。据《赵元任年谱》记载，赵元任曾在1939年9月至1941年6月，应聘在耶鲁教授中文两年。“到耶鲁后，元任的精神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因为这里的人事和讨论的兴趣使得他有意思”（见赵夫人杨步伟《杂记赵家》）。赵元任在耶鲁开设了两门课程：高级中文阅读课和中国音韵学课。在中国音韵学课程中，赵元任在“国语的古音和今音的区别”题目内，突出了对广东话的研讨，“10月以后，开始讲授广东话。”（《年谱》249页）两年后，赵元任转赴哈佛任教，更利用哈佛的暑期学校开设强化型的粤语课程，“集中12周开设了600小时的课”，并“亲自灌录粤语学习唱片，请留学生中的广东人谭小麟和邬劲旅等做发音人。课程结束后曾带学生到广东人开的中国饭馆，用粤语会话……”（见《年谱》265页）在以后漫长的伯克莱加州大学任教生涯中，“粤语课”更是和“国语课”、“音韵学课”一起，是赵元任终生常设的三个主要任教课程之一。
赵元任为清代“乾隆三大家”之一、写有“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诗句的赵翼的后人。祖籍江苏常州，生于天津。本非粤人，却以对语言的惊人敏感和聪睿，利用方言调查的过程掌握了几十种方言，犹对粤语的运用得心应手。粤语号称“最难学的方言”，光是音调就有八个（也有“七调说”和“九调说”）。据赵元任《我的语言自传》记，“我到广州两个星期后，就能用广东话演说了”。不独此也，他连广东话语系的三水话和中山话都能分别掌握，在赴耶鲁任教前夕顺路出席旧金山的“太平洋科学会议”时，在海船上完成的提交论文，题目就是《中山方言》（见《年谱》242页）。据我目前查阅到的材料，在美国大学校园开设专门的粤语课程，赵元任，绝对是史上第一人。在那以后，接续赵元任的耶鲁粤语教学业绩的，则是耶鲁汉语教学史上的另一位重头人物——黄伯飞(PorkeWung)。
“黄伯飞”何许人也？今天一般读者也许会对这个名字很陌生。这位出版过《诗与道》、《抒情短诗精选》等著作的老诗人和老教育家，从上世纪40年代一直到80年代，曾主导耶鲁中文项目长达40年之久。据沈从文《记胡也频》一文的介绍，黄伯飞曾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文学青年聚居的“汉园公寓”的主人的儿子，是直接在新文学熏陶中成年的“小弟弟辈”。当时在那所公寓出入的，除了沈从文以外，还有戴望舒、王鲁彦、朱湘、焦菊隐等现代文学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上世纪80年代初沈从文访美，惊喜万分地在耶鲁遇见黄伯飞，才续上了这一段“隔代之缘”。原来，从1942年“珍珠港事变”之后，美国军方为了培训派往东亚和中国作战的军兵，国防部曾一度出资，在耶鲁大学设立大型中文教学项目，黄伯飞因此应聘参与其事。于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耶鲁，成为当时西方世界最大规模的中文教学基地，接受中文特训的学生最多时达四五百人之多，任教的老师则多达三四十位之众。这，恐怕是今天任何一个汉语教学项目（包括国内），都不可能有的规模了。如今，楼下的东亚系办公室里还挂着一张1953年拍摄的，耶鲁中文项目（当时叫“远东研究所”）教职员在战后合影的黑白照片——可能是此一中文教学基地完成历史使命的“毕业照”。26位风华正茂的华、洋教员，脸上带着一种战后似乎略带疲惫的安逸气息。我知道站在后排中间那位高挑个子、戴黑边眼镜、满脸书卷气的英俊男士，正是黄伯飞；而站在他旁边的，还有另一位华文世界的知名人物——40年代末与萧乾、陆铿等齐名的中央社战地名记者赵浩生。顺及，已退休多年的赵浩生夫妇（妻子是日本人），同样是耶鲁东亚系中、日文部的元老级人物，同样在此地任教超过30年。今天，耶鲁东亚研究中心有专门设立的“黄伯飞奖学金”，而海外世界多年来通行的粤语教本和《广东话词典》，正是黄伯飞当年在耶鲁开设广东话课所使用的讲义，并最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我知道，我的“蓝皮书”新课申请，已经拥有足够多的“缘由”了。在视传统如命的耶鲁，还有什么，比延续现代汉语一代宗师赵元任及其后继者黄伯飞在耶鲁早已开设的历史性课程——一门富有古音韵学意义的方言课程，更有分量的理由呢？
但是，差一点，我就犯上了“数典忘祖”的大错误。
因为查出了“典”——赵元任及其中文课、粤语课在耶鲁的历史出处，粤语课开课顺利，自不待说。自此，我在以后的说话、为文中，便理所当然地，把赵元任视作“教美国佬吃中文螃蟹、包括吃粤语螃蟹的第一人”。事实上，这也是汉语教学界多年来“约定俗成”的说法。可不是么，现在许多西方院校还在采用的低年级中文入门的教本，其中的发音、语法规范及其例句，大都基于赵元任在1921年前后在哈佛编写完成、192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而由纽约哥伦比亚公司录制的《国语留声片课本》。这个教本里最有名的例句，是赵元任把中文声调的“阴阳赏（上）去入”，以各种谐谑好玩的“五声五字”的例句，让学生练习：比如，“荤油炒菜吃”，“偷尝两块肉”（现代汉语的普通话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入声字，所以讲“四声”，一般人对第五音已无法辨识）。——这是现代汉语教学史上第一本被广泛认可的、为“国语”正音、定调的有声教材。连当时为教本作序的胡适也说过类似的“中国第一人”，“不作他人想”之类的话。我的“赵元任第一人说”，有什么错处吗？
“你老兄，一个不小心，可就要把耶鲁的‘汉教’历史，”他说的是行话，“——大大矮化啦！”友人崔君，为了完成他的“海外汉语教学史”的研究论文，正一头扎在耶鲁档案馆的故纸堆里，某天，有根有据地浇了我一瓢冷水。
原来，话题，还得追溯到容闳当初在耶鲁引发的笫一波“中国热”上。一位名叫特韦契耳(JosephH．Twichell)的牧师——他是当初最早向容闳伸出援手的美国人，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肯特俱乐部的一次演讲中，对容闳当年在耶鲁所引起的广泛关注，有极生动的描述：“1854年容闳的毕业，是那年（耶鲁）毕业典礼上的大事件。至少许多人是这么看的。而有些人来参加毕业典礼，主要就是为了看一看这位中国毕业生……”（参见容闳《西学东渐记》附录，引自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正是有感于此，耶鲁校方在1872年由容闳主导的“晚清留美学童”抵达耶鲁五年之后，由校董会通过，于1877年，正式设立中国语文历史方面的教席。耶鲁，由此也成为全美国第一个，拥有中国研究方面的专设教授的大学。
原来，第一个在美国大学开班教授中文，第一个教美国人吃“中文螃蟹”的，是美国人卫三畏。他在耶鲁校园踏出的汉语足迹，比哈佛、耶鲁年代的赵元任，早了四五十年！
我承认，我至今还是一个“人来疯”型的、一上讲台就喜欢把自己的过剩卡路里统统倾泻到课堂上去的傻用劲的老师；我也不想讳言，将近10年来，我担任的课程始终在耶鲁校园里维持着它的“火”——每每要担心人满为患，而语言课程，却偏偏是必须维持“小班制”的（顺及，为了这个原因，也为了学中文的学生人数增长迅猛，必须不断给高年级课程扩开新班，从今秋开始，只好忍痛割舍粤语课了！）。都知道语言教师在大学里“人微言轻”，但我从来不敢轻慢自己的工作。在这片容闳、詹天佑、林徽因踏过的土地上，在这个卫三畏、赵元任、黄伯飞、赵浩生以及郑愁予站过的讲台上，我学会了谦卑。我知道，在纽黑文海滨这座调子灰黑的古老校园里，母语的晖光不但照临着我，也照临在青石壁上、常青藤上、哈克尼斯钟楼的尖塔上、旧校园中心的“嘉马地校长环形石椅”上。也许你并不自觉，自己其实同样是站在历史的队列里；历史，就在校园的某个转角处，与你交会，颜色照人。
香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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