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把它称作“温柔的力量”：“台北城之于我，有如捧在手里的瓷器，细致美丽而脆弱。所有的文明都是细致美丽而脆弱的，一个急功近利、眼光短浅的领导人可以毁掉一个城市，像屠夫随手摔掉一只宋朝的瓷碗。……文化是得以百年为单位计算的，三年只是起点的一个刻度罢了。……我们从‘树小墙新画不古’的起点开始沉淀，开始积累，开始追求品质，开始在乎内涵。”（见《任公子钓鱼》）在这样的“文人相重”之下，台北整个文化界同仁同心同德，拼手砥足，短短三年，令龙应台在文化事业的筹划建设上得心应手，业绩累累。
这个“温柔的力量”何以名之？或者说，在这样的努力中，龙应台为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注入了什么样的全新理念和活力？以笔者的解读，不妨质而言之：在一定的前提下，文化大于政治，城市大于国家，环境大于经济。“文化大于政治”容易理解，对台北文化建设的关注超越了族群、党派的藩篱，使“本土”大师侯孝贤与“外省人”的龙应台欣然合作，亲自出面经营由空置文化古迹前美国大使官邸改建的“台北之家”（电影文化中心），有力地证明文化关怀的超越性，远远大于政治疆域的局限。“城市大于国家”，则是从一开始，龙应台即把当今台湾地区诸种“国家认同”之类的纷扰“悬置”，而把对台北市的文化经营，直接建基在与国际各大都市——上海、香港、巴黎、伦敦、纽约等的对话之上，为此，龙应台还在台湾持续发烧的“上海热”之中，亲自以台北市文化代言人的身份探访上海，寻求“双城记”直接互动的可能性。
至于“环境大于经济”，则是必须把城市发展的目光，置放在建立一个城市的文化品格的大格局之上（而不是一般老式的“一切为发展”的考量），代表城市记忆的文化环境的维护，应该放在第一序位。为此，龙应台任上做了许多“为老树请命”、“文化就在巷子里”、基本建设为文化故居让路等的努力，甚至为此专门立例立法。说“本土化”，没有什么政策和法令，比这具体到一棵树、一座房的保护，更能显示“本土”的光彩了！更难怪市长马英九会惊叹：“人们原来担心她会太‘国际’，三年后却发现，她所有在国际上的努力，全都根植在台北的本土上！”
有声的缪斯
我发现，近年来，有一个“古老的”高雅嗜好在北美校园、文化圈子悄然复活，几成卷土重来之势。
台湾诗歌、散文大家余光中曾有《无声的缪斯》一文，批评现代中国（包括西方）的诗歌、散文及其他文学作品完全忽略文字的音乐性，变成了无以卒“读”的哑巴缪斯。他认为，可“阅”而不可“读”，这是当今诗歌式微、文学越来越远离“受众”(audience)喜好而步入死亡之途的重要原因之一。
想想看，就中国文学而言，除了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大多都可以直接入乐以外，唐宋、明清的话本（那是今天所有“经典小说”的源头），《兰亭集序》、《滕王阁序》、《岳阳楼记》等古文，哪一篇不是诵读起来琅琅上口，声如丝竹金石的？古人的“吟诗”和“酬唱”，强调的就是书写、创作过程中的“吟”与“唱”——重视声音美感的享受。在我们了解的欧美文学传统中，乔治？桑、普鲁斯特的巴黎文学沙龙，霍桑、梭罗、爱默生的新英格兰乡村文人聚会，等等，无一不是以文学作品的诵读贯穿始终的。我这里说的是“诵读”而不是“朗诵”——我现在最害怕听那些煽情吼叫的舞台腔、文艺腔的“朗诵”，每每听得鸡皮疙瘩骤起，反而败坏文学阅读的胃口。
最早，我确是从台湾来的作家、诗人处感受到这种愉快的文学“诵读”风气复苏的。那一年，诗人郑愁予在耶鲁家中宴请到访的作家龙应台，龙应台提出：不需要什么好酒饭，我就想跟愁予一起读读诗。按欧洲的习惯，文化人聚会都应该读一些什么，清茶淡饭也能吃出兴味。那一顿饭，我们边读边谈，诗酒相伴，逸兴飞扬，至今令我回味不已。
去年春天，我接到美国东北部著名的私立文理学院明德大学(Middle–buryCollege)的邀请，在学院的周末夜文化聚会中以中文为学生朗读我自己的长篇小说《迷谷》片断。因为有一位明德学中文的美国学生翻译了其中的章节作为毕业课题，那晚，我们在家庭客厅一般的学校“公屋”里以中、英文穿插的方式为学生朗读作品。春寒料峭的山区夜晚，听众沉静宁谧的聆听而又反响热烈的现场气氛，曾感动得我写下了《青山夜读》一文。我这才知道，像这样的中文（也包括各种语言）的作品朗读晚会，明德大学每年都要定期进行，前年中文部请的是诗人北岛。而像北岛、杨炼、多多等众多客居海外的中国诗人，这些年应各国诗歌节之邀前往朗读自己的作品，已经成为他们应接不暇的最重要的日常行旅之一。
或许是出于“后现代”人文主义的危机意识，风气所及，近年来，美国各地组织私人读书会蔚然成风，我们耶鲁学人的小圈子聚会中，近期就常常以诵读作品为乐。至于北美的华文文学聚会，仅仅在最近一两个月内，我自己就先是被应邀到华盛顿，随即又与耶鲁同事郑愁予、康正果一起，应邀到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以中文朗读自己的作品。这一两年来，因为被聘为耶鲁塞布鲁克住宿学院的“Fellow”（可译“会员”或“嘉宾”），每月参加学院的“Fellow”聚会，我才发觉：这种文学作品的聚会诵读风气在校园中真有一种“雨后春笋”之貌。有时是邀请作者直接面对听众的作品朗读，更多的时候则是读者之间进行的特定作品的朗读和讨论。这当然并没有“一揽子解决”现代作品的乐感、声韵问题，但至少，文学的“吟”“唱”回来了，重现了。
引发我写作此文的动机，其实是我就刚刚参加完“Fellow”们的一个作品朗读晚会。读的是法国作家米歇尔？赫勒比克(MichelHouellebeq)的英译新作TheElementaryParticles。拜现代复印技术之赐，一边听着朗朗的吟读之声，一边看着手中的文本复印片断，平面的文字一下子变得立体，变得如歌如诗般的动人了。
耶鲁理发室一悟
——关于“学理”与“事理”
专栏不好写。早在决定为这个栏目开篇的当时就有朋友劝我：不但为着“短平快”的限制，学院中人，现在一写文章就要“穿靴戴帽”，你打算以什么样的学理立场去说话呢？“学理立场”也者，俗了说是“主义旗帜”，雅了说是“文本策略”，写了几篇闲话文字之后，我也在问自己：你的思考触觉或称“话语资源”，究竟植根何处呢？
这确曾是困惑我多时的一个问题。前年夏天曾受邀于德国一个关于现代中国散文的研讨会，给我拟定的题目是关于消费时代的“散文消费”问题。题目很有意思，但撰写论文时却觉得自己不应该落入当今各种炒得正热门的意识形态窠臼，不愿意把事实描述简单套进某一个教条框框里加以阐发，结果聚焦不易，屡写屡辍，最后只好中途放弃。确实，恐怕许多知识人士眼下都会有此相同感受：当今时世，世态时潮迭变，让人时有“觉今是而昨非”与“觉昨非而今是”两相纠缠之感，要非黑即白地、简单化地，以某个单一的“主义”立场去谈论多元时代的多元话题，是越来越不容易了。可是我们在坊间看到的种种“某某之争”一类的文字，却倒像是“容易”得很。采用的是逻辑和结论早已经是现成的“穿靴戴帽”方式，搞社会研究的可以不顾经验事实，写文学批评可以远离叙述文本，只要在各种舶来的“主义”术语上搞来搞去，在学理上逻辑自洽、材料论述上见出新意，便也就能高调凯旋。我时时由此生疑：这一类文字，似乎也可以符合我们日常说的“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了，但是，这个“理”和“据”，究竟从哪里来？是不是“逻辑自洽”，便足以“所向披靡”了呢？
那天到耶鲁理发室理发，一件小事令我忽有所悟。为我理发的是一位名叫杰克的82岁老员工（身手敏捷，看上去只像60出头），杰克告诉我：他在这家理发馆已经工作了60多年（哦，资深蓝领阶级，我想），他本来是这家店的老板（噢？操剪子的老板？），前两年才把店卖给了别人，但每周还回来工作三天（因为经济不景气，或者退休金不足？）。他笑吟吟地给我扳指头，“我每周一、二、五回来上班，周三跟我的兄弟去打高尔夫球（打高尔夫，不是富人专利吗？），周四陪我的孙子，留下周末陪我的太太和我的狗。你看，我过得不赖，不是吗？”我问他周末是不是一定上教堂（因为我觉得有信仰的人比较有工作动力同时容易满足），他说不不不，他不信教，小时候跟着大人信过的教，早就忘光了（又一个意外）。这位82岁的老师傅指着满墙贴满的各种关于这家理发馆的新旧剪报和图片，话语滔滔，俨如拉开了一幅耶鲁历史的世俗画卷。看得出杰克非常满意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同时充分享受着平凡生活中的一切愉悦乐趣，也极力把这种愉悦乐趣传染给每一位来到店里的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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