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穿过“乌希大厦”的门厅，脚步，忍不住就在小李前面提到的那块铜牌面前停了下来。因为容闳，因为一个晚上的“中国洋基”——“Missionboy”的故事，这铜牌浮雕上本来和我何其遥远的“彼克金先生”忽然就显得亲近起来，似乎可以闻得见他的如同“凯文孟”一样的呼吸气息。
这位耶鲁“洋基”，正是另外一个同样意义的“Missionboy”。不必说，耶鲁完全有权利也有理由，在自己的校园里纪念自己的学子先贤。我以为，这位把青春生命留在了华夏土地上的耶鲁贤长，也值得我们这些身在耶鲁的华夏儿女们由衷的纪念，就像芭教授们、我的塞布鲁克Fellow们，对容闳、对“耶鲁的中国洋基”们的深挚纪念一样（我随后就注意到，在这块铜牌旁边，还嵌着另一块同样殉职于中国的耶鲁学生的纪念铜牌：法兰西思J．赫尔，1899届毕业生，死于1913年5月26日北京，心理医生、教师和传教士）。
我相信小李和小张他们后来读到的书籍、材料上，一定是谈到了耶鲁和中国的悠长交往中，早年以“雅礼”（耶鲁旧译）名义发生的许多故事。比方，中国第一所西式医院——广州博济医院（后改名中山医院，因为弃医从政的孙中山先生早年曾在那里习医），就是由毕业于1831年的耶鲁神学系学生彼得帕克(PeterParker)早在1834年创立的。在中国内陆城市——长沙、武汉、宁波等地，有着那么多带“雅”字的百年历史陈迹——“湘雅医学院”、“湘雅医院”、“雅礼中学”，等等，也跟这些“耶鲁洋基”们早年深入中国内地的传教、服务的足迹相关。在这样的真实史迹面前——更不必说，在从早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开始的中西文化交流史面前，你就很难同意近期似乎又在时兴或者回潮的某些高调并且高蹈的思维——世纪之交，在一本新出版的颇有影响的随笔集里，我读到某位我深为尊重、卓有声名的中国当代史学家，带点戏谑性却毫不戏谑地，把当下的中国文化问题同样简化为：“你是站在八国联军一面，还是站在义和团一面？”
没有必要抹杀或者掩盖，中国近代史上的那一页页列强瓜分、割地焚园的民族羞辱史；同样，也没有必要回避或忌讳，闭关锁国、仇洋排外的天朝心态，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宕和斫害。胡适之先生早年有云：“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也。”（引自余世存《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页）
前两年，荣获被称为“人文科学的诺贝尔奖”的“克鲁格人文与科学终身成就奖”的著名华裔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发表的受奖演说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文化必须以自身术语并同时以比较观点来加以理解。我所谓的‘比较观点’，是指早期帝国时代与印度佛教的比较，以及16世纪以后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从20世纪开始，中国人的精神便极大地关注在中国对西方的问题上。仅仅用自身的术语而没有比较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的过去，无疑将冒陷入简单中国中心主义的古老窠臼的风险。”（见美国《世界周刊》，2006年12月31日）
站在这块雕镂着浮雕的铜像面前，我想，小李、小张和我感悟到的，也许，正是这样一种“自身的术语”和“比较的观点”吧。
记得，在芭教授的演讲完后，聚会的“主人”爱德华教授点名，要我这位在座唯一的“老中”讲几句话。我笑着说：刚才，芭托勒提教授说，她是容闳的一位晚辈亲戚；我呢，却是容闳的一位晚辈同乡——广东中山人……芭教授呵呵笑着插话说：我刚才说到的了不起的赛艇队指挥凯文孟，也是中山人呢，和容闳一样——哦哦，当然，也和孙逸仙一样……
我们的话音，淹没在一片和暖的笑声之中。
一脚同时踏入两条河流
——《河城》、“跨语境想象”及其他
“进入一种语言，就是进入一条生命的河流”。我曾在一篇小文中说过这句话，没想到，却引出我们耶鲁孙康宜教授的一番感慨。她在一篇短文中说：此语让她想起美国作家彼得？赫斯勒(PeterHessler)于2001年出版的一本名著《河城》（RiverTown）。彼得？赫斯勒在该书中描写了他到四川长江边上教中国学生学习英文的种种经验，写他在另一种语言环境中不但接触新文化，而且重新观看自己使用的语言及其文化的特殊感受，就像看着城市身边的河流一样随着时序而富于各种色彩变化，写得有意思极了，书刚一出版就得到《纽约时报》和TimeLiterarySupplement等报的好评。她说：你给耶鲁学生教授汉语的经验，也值得这么好好写一写！
闻知孙教授此言，我赶紧找来《河城》一书细览。一读之下，仿佛镜子似的，读出了一个自己在康涅狄格河畔（彼得赫斯勒则在扬子江畔）以母语教学的孪生故事！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过的一句很著名的话：“人不能同时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然而，用双语在域外教授母语的经验，却是人在同一个时空里，同时踏进两条不同的生命河流的特殊历练。本文的题旨——所谓“跨语境想象”，正是源出于此。
用语言去描述河流的意象，本身就是困难的。它或许是高空俯瞰下的沉沉一线，或许是飞流直下三千尺溅起的七彩虹霓，又或是高崖下沉滞移走泥沙俱下的一汪浑浊黄汤，或者狂澜叠卷泡沫四溅之间的一片无边迷茫……总之，用语言去言说河流很难，用此方语言去言说彼方语言——让河流与河流之间发生对话，就更是不易了。——这，就是“跨语境”问题的困惑和意趣所在。
其实，今天沸沸扬扬的所谓“全球化”问题，还原到最基本的“技术层面”，首先就是一个“跨语境”问题——语言和语言、文化与文化、河流交汇河流之间，如何相互理解、疏解张力、发生对话的问题。如此一来，作为一个在美国大学教授汉语多年的教师，和一位以中文母语在域外坚持写作的写作人——从东方到西方，从域外汉语书写到汉语教学，这样一种双语境、多语境的语言和生存经验，既包含中西语言、文化环境之差异，也包含“书写”与“阅读”两种审美行为之对照，就变得非常有意思，非常歧义繁复，同时也就很难用各种简约化、本质化的概念，去“一言以蔽之”了。
生命被语言所捏塑的谐趣
美国大学最好的语言教学方法之一，是在强化性的语言集中训练期中，让学生签署“语言誓约”——发誓在集中学习该种语言的一段时期内，不能用母语（英语）而只能用所学语言做日常的生活交流。这一方法，最早是在被称为美国外语教学的“黄埔军校”的明德大学(MiddleburyCollege)九个语种的暑期学校语言强化班发明并推广的。每年夏天，因为妻子在那里任教的缘故，我总有机会在那里和生活在“语言誓约”中的、进入另一种非母语的语言角色里的美国孩子们打交道，见闻了许多与语言有关的有趣故事。因为学生和老师都必须全程使用中文，我们便常常会忘记了：日常交往中这个说着“你好！”“谢谢！”的“李明”和“王刚”，其实并不一定就是那个说英文时候的“大卫”和“汤姆”。
除了语言程度的限制之外，附丽在语言中的文化历史、道德规则和行为习惯等，会不知不觉地成为一种仿若空气和血液似的潜意识、潜规则，流荡在整个学习的氛围里，制约着、更易着这个学生的言谈举止乃至行为个性。以至两个月的强化训练下来，学生已经在一门全新的语言里生长出一个全新的自我而不自知了。
有趣的事情就发生在暑期课程结束，“语言誓约”失效的那几天内。几乎每年夏末，我都会听见学生们这样抱怨：我和xxx已经不是朋友了！做不成朋友了！“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我完全不认识他（她）了！”原来，在离校前几天，没有了“语言誓约”的约制，这些美园孩子开始哇啦哇啦大说英文，纷纷回复了他们在英语母语里的身份原形，本来在中文言说里早已彼此熟悉的那个“自我”和“他者”，一眨眼之间，全都成了陌生人了！
——怎么这个说中文时候的谦谦君子“李明”，一说起英语来，就变成这么一个滑头讨厌的“汤姆”？
——她说中文的时候我爱上了她，她一跟我开口说英文，就把我吓跑啦！
——不行，我们是在说中文的时候交的朋友，如今在英文里，得重新再认识一回，再交一次不同的朋友！
——哈，你们中文老师像是魔术师．看你们都把我们变成了什么样的人啦？
……如此等等。每年夏天，我都要经历这样一场“语言震撼”，体味这种语言转换中的“魔幻现实”。
人创造语言、使用语言，同时又被语言所“使用”、所创造，从维特根斯坦、索绪尔到海德格尔，现代西方哲学的各派宗师对此都有过很多论述。我却是在自己日常的双语经验中，领略到此中玄奥的。语言对生命情境、存在情境甚至人的个性、品格的捏塑与重塑，其中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就是我以往从没有这么清醒意识过、思考过的。
说到“双语”，其实我在自己的汉语人生中，本身就是个“双语角色”。我早就发觉，在说“国语”——普通话，和说粤语——广东话时，自己是两个不同的“我”。前者（“国语之我”），更“雅致”些也更“公共”些；后者（“粤语之我”），更“世俗”些也更“私己”些。每回返粤探亲，我跟亲友呱啦呱啦说着广东话，妻女每每就会用陌生奇异的目光打量着我，发现我好像忽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最有趣的是，因为在北方生活多年，在家中和妻女日常也使用北方语言，身上渐染“北人”习气做派而不自知。如今，我常常在进出广州的商店、饭馆时，还没张嘴，服务员就会主动卷起舌头跟我咕噜普通话。我开口说母语，反会让他们吃一大惊。这说明，在我的广东乡人看来，鄙人早已被“北佬话”改造、捏塑得“不成样子”啦！
自然，进入一门语言越深——比如我在耶鲁多年教授的都是高年级中文课程，接触的都是学了四五年中文，已经可以读鲁迅、茅盾和莫言、王安忆的美国学生，这种语言的制约和捏塑作用就更加明显，简直到了“一语定终生”的地步了！这些年来我最得意的那几位“高足”，不但学了中文以后整个改变了自己的专业方向以至人生走向，往往去了一趟中国回来，甚至连日常的言谈举止、眉眼表情都似乎“脱胎换骨”了，爱说“您请……”，敢吃皮蛋了（英文叫“千年蛋”，被认为是最匪夷所思的中国食品），哈，简直快要变成“鸡蛋一族”（白壳黄心）了！
以往讨论在美国出生、长大的A．B．C．（AmericanBornChinese，华裔美国人）有过“香蕉族”的说法（“Banana”，即黄皮白心），没想到，随着中文热的遍及全球，我日常生活、工作的环境中，身边竟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鸡蛋族”！
事实上，这个“鸡蛋族”(“Eggs”)的说法，是最近围绕一本讨论亚洲文化的热门书TheAsianMystique（一译：《亚洲神秘面纱》）的中心话题之一（至于“鸡蛋族”的“原创权”，则不得而知）。此书作者，前《亚洲商业周刊》的资深编辑帕斯索(SheridanPrasso)女士，曾经在亚洲几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工作和生活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对亚洲社会不同的传统文化和现实情状都有很深的了解。她写此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打破西方男子对于东方女子的刻板印象和神秘迷思，而进一步把他们带入今天亚洲的真实世界里。
不同语境中的“经典异变”
再把话题回到《河城》。
如同我总是用“李明”、“王刚”、“赵勇”一类中国名字称呼我的美国学生一样，彼得赫斯勒在他的《河城》中，也是以“约翰”、“大卫”、“麦克”一类英文姓名，来呼唤他的来自四川城乡的学生们。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彼得赫斯勒描述他身在四川，观看自己的学生用英语排练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的特殊感受。“Tobe，Ornottobe？”同样的英语经典台词，可是坐在遥远的四川江城边上的小舞台下，听着这位中文绰号叫“老大”而英文名字叫“索弟”(Soddy)的中国学生铿锵道出，它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忽然发现我看见了另一个哈姆雷特，也读出了另一篇全新的《哈姆雷特》！”彼得？赫斯勒这样写道。甚至，这位担任主角的来自川北农村的土里土气的大个子学生“老大”，平日在课堂上常常因为古怪的英文发音引起哄堂大笑。他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同学们对“老大”常常带着一种特别的尊重，更不理解为什么大家要推举他来表演这么吃重的“哈姆雷特”的角色？但通过整个排练、演出的过程，在汉语、英语——舞台、现实中自由进出的角色转换之中，彼得忽然理解了这个学生全新的一面，同时理解了这个学生的故事背后的那些文化背景和社会情境，从而，也对《哈姆雷特》这一西方经典，增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认识。
我则有一个不同版本的经典阅读故事。
我曾在短文《湿眼读杜诗》中提及：我独立指导过的一位英文名字叫“戴尔”（Dale）而中文名字叫“韦德强”的博士后学生。这位东亚音乐史的博士跟我读了一个学期的杜甫，每每在他沉浸其间，并屡屡因读杜诗读出盈眶泪水的时候，会让我忽然一震：我从戴尔的诵读中，读出了一个全新的杜甫来！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那天，听完我对这首千古名律的起句的解释，我让他体味着意境和音韵，高声背诵全诗。他忽然激动地对我说：“这是贝多芬的起句方式！你看，这个‘花近高楼……万方多难’的起句，完全就像《命运交响曲》的开头乐章一样！”我们真的为此重听了一遍贝多芬的《命运》首节乐章，找到东方“诗圣”和这位西方“乐圣”之间，一种全新的精神联系。
下一周回来，他用两种汉语（普通话和粤语）为我背诵这首《登楼》，“……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日，日暮聊为《梁甫吟》……”戴尔的声调变得忧伤起来。他告诉我：杜甫诗歌里对国家和社会的忧虑，很吻合他自己在美国大选之年的心情——他觉得国家现在整个走错了方向，伊拉克战争打得让全国绝望，他最近一有空就去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助选做义工，选举的结果，却让他感到一种杜甫式的报国无门的失落与悲哀——那是2004年的美国故事。耶鲁博士后戴尔的情感，却与712-770年的东方唐代川蜀剑南节度府工部员外郎杜子美的“家国情怀”一脉相通——杜诗中的“后主还祠日”以至“《梁甫吟》”，都忽然生出全新的意义了！
下一回，放响着中国古曲，我和戴尔一起诵读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读到结篇的“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我们——一个中国老师和一个美国学生，忽然湿眼相对了！我曾在上述短文中如此写过：“隔着千山千水千年千岁，杜甫在鞭打我们……”感于衷而恸于外，杜诗中这种“鞭打”的力度，就是我以往读《杜子美集》时，从未如此深刻地体味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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