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同情心”。放在不同的历史、时空里，你完全可以对它作不同的解读。作为人性的一种基质，你可以问：谁没有“同情心”呢？可是，建基于康德说的那种对“头上的星空”和“心底的道德律”的大敬畏之上的“同情心”，在我们以往的仇恨教育里被剥夺了多少年？又在我们近年应对的各种生存困窘里被遗忘了多少年？一个童真未凿的孩子也许会为一只鸟、一条鱼的死亡哭泣，恐怕我们今天不说那些活在你我历史中的死难者早已灰飞烟灭，即便上访民工昨夜里就倒毙在自家楼下广场的花坛边上，也已经很难进入我们高贵的视野了！是的，“太多的痛苦令人麻木”，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在痛苦和不义面前闭上眼睛的毫不迟疑和脸红的推搪理由。可是，放在“伟大小说”的视野里，这种同情心的缺席和推搪，就必须是让每个书写文本脸红心跳的事儿了！今天，更是很少人会把这种“缺席”和“推搪”，跟大家伙对哈金忽然站出来呼吁“伟大小说”感到的吃惊、“幼稚”、“格涩”联系起来。——可是，“文学里的同情心”是什么？它为什么竟然会成为了“伟大小说”最重要的特质？其实，它就是今天西方人说的那种“终极关怀”，也就是我们中国老祖宗说的那种“文章千古事”——那种为天地立言、为万民立心的大关怀、大悲悯啊！
如此看来，哈金似乎照葫芦画瓢试拟的那个“伟大的中国小说”的定义（尽管可以作调整），就不是你我私下里嘀咕的那么“悲壮的肤浅”了。“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这里的“认同感”，来自前述的“它似乎再现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东西”，更就是一个微言大义的深刻命题了。哈金文中，开宗明义批评了那个中国作家似乎自甘自愿（或者无可奈何）的“文学的边缘位置”。作家对文学都找不到自己的认同，你还要读者怎么“认同”你的文学！作家自己离“文学”越来越远，你又怎么能要求读者不离文学越来越远？！
进入21世纪的今天，已经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汉语白话文学，实在有过太少的辉煌，却走过太多的弯路了。我们让文学穿戴披挂上了太多，又让文学损毁流失了太多；我们把自己打点装扮得太多，又让情感和表达在真假莫辨中迷失了太多。那天哈金告诉我：他在德国书展上，一位欧洲有名的出版家和书评人（忘记了他提到的具体名字），指着那个在哈金看来已经是“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的中国翻泽小说专柜，问他：中国的现代小说代表作，就是这些么？哈金仔细读了书架上的名字，告诉他：确实，差不多所有的名家都在这里了。那位书评人说：可是，中国是这么一个文字大国和文化古国啊！哈金跟我说起他当时感到的羞赧窘困，让我每每想起，也感到心中隐隐作痛。这，其实吻合了自己在美国大学里讲授中国当代小说时常常骤临的感受——许多汉字作品，在自己的文坛圈子、读者群内好像“已有定评”，很是那么一回事；但是，一放到更大的阅读背景里给异邦学生讲授、读解——甚至连方块字都没变，耶鲁高年级学生对原文的阅读能力也可圈可点——却一下子，就显出了文学法度、格局、气象的窄小和不足，很不是那么回事了！你从学生提出的疑窦里会发现：学生的阅读其实是跨语境的，潜在里是有着对“好小说”的基本比较标尺的。
好几年前，几位年长的汉学家曾经向我谈起过他们当年读鲁迅小说时的困惑：《药》《孔已己》或《阿Q正传》，就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小说了么？现在，我的美国学生们也常常会问我同样的问题：这些——《长恨歌》《马桥词典》《红商粱>《活着》，等等，就是当代中国最好的小说了么？我说是的。我确实一向也是这样向我的学生介绍的。可是答罢，却只有哑然。
我知道，自己完全可以装着这个“与我何干何湿？”毕竟，写作好像已成为自己生命中那么一种类似烟瘾、茶瘾、酒瘾一样的“习惯”，并且早就好像不在那么个“主流”圈子里了！可是，一旦想起自己的文学童年曾经拥有过的那个“伟大”想望，就明白内心里的隐痛，所为何来。我也知道，提起“新时期中国文学”云云，我们的专家名家们可以有成箩成筐的美丽套话可以讲，也可以讲得字字情真意切、句句言之有据。可是，一放到那个哈金说的“伟大的中国小说”的坐标里，许多自我感觉良好的“作品”，就显出它们的表现浮表，内囊单薄，昨日似乎还是文学长河里的“浪花”，一转眼就变成不可复读的流沫了！
我更知道，今天一说“理想”，就会吓跑很多人，受到许多公开或私下的嗤笑。哈金言说的“伟大的中国小说”，竟然如此毫不避讳、明白无误地重新高扬文学的理想旗帜，真真是有点不识时务，此音久稀，“此调久不弹矣”！可是，在我看来，文学中的超越性思考，永远不会过时。中国小说，不能永远只是在“常识”的感受范畴里打转（这是李陀兄近日和我谈到的一个看法）。哈金的“伟大的中国小说”的理想并不是空泛的，这面旗帜上的色彩和经纬，都是有丁有卯、可感可为的，这就是：对于中国小说来说，重新确立文本的质地，重新找回文学与描述对象在书写上的贴切联系，重建文学和读者、受众之间已经几乎损害殆尽的关系，已经到了令我们每一位文字从业者，不得不振作、警醒的时候了！
那条蓝色的哈达
（代后记）
我不愿意说，这是一次“衣锦还乡”之旅。尽管2007年我带的这支耶鲁学生中文辩论队，已经打败了哈佛、普林斯顿、哥伦比亚诸名校出线，但这一回是代表美国大学赴京，打这场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号称“汉语奥林匹克”的全球中文擂台赛的。临行前，校长接见，东亚中心送行，新华社采访，确乎是簇拥着“鲜花与掌声”，踏进的故土家门。
我也不愿意说，这是一次“与时俱进”之旅。虽然，近年的“中国崛起”话题带动全球“中文热”升温，耶鲁莘莘学子的中文造诣，曾在CCTV摄制组造访北美诸名校时技惊四座、享誉一时。带耶鲁学生进中文母语的大本营——北京央视的大舞台献艺，似乎恰逢其盛也，恰正其时也。
我的感觉，却复杂得多，也“暖昧”得多。
“我本飘零江海客，一啖乡果泪潸潸。”这是刚刚过去的夏天，我重踏40年前下乡的海南岛时写下的诗句。多少年前的赴美，我选择站到了耶鲁的讲台上，获得了一张能以自己的中文母语安身立命的“平静的书桌”。“感恩”这个词，如今成为坊间俗语了。用卡莱尔那句有名的话说：“未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如果不是在失土失根的焦虑中面对过苍茫无助的荒芜——是的，如果不是在晦暗幽长似乎无垠无尽的人生隧道里，蓦地遇见满天星光、满襟霞彩，我就很难表述出，自己这么一种独特的，对于母语、对于命运的感恩之情。忽地从托马斯？曼的“祖国文化就在我身上”一语中顿悟，从而获取自我拯救的力量的。“背负着黄土地漂流。”“故乡和故乡文化也在我的潺潺流动的血脉里，它也和我一起浪迹天涯。……到处都有漂泊的母亲，到处都有灵魂的家园。”命运待我何其宽厚——母语，正是母语，成为我海国漂流中的舟楫，承载我的故土乡愁、家国之思的一片坚实的黄土地。作为一位自孩提时代起就开始做文字梦的中文从业者，还有什么，比能在西方院校里以中文母语为志业——向这些“红须绿眼”的洋孩子们讲授“风花雪月”与“青梅竹马”、“大美无言”与“相濡以沫”、孔孟与老庄、陶渊明与苏东坡……更能体证“语言即存在”、“母语即家园”这一命题的切肤之感、悦心之快的呢？
不，不仅仅为“稻粱谋”。我不敢以“文化托命人”自诩，但曾在文字中言及：把恒久的价值坚持，转化为一种全新的个体生存方式，继续前行。我曾在一文中如此言述：“那是为一脉青山留住一片云彩，为一条河流留住一叶扁舟的诗性坚持。”但价值的坚持，是要以载体呈现的。如今我明白，母语的授业与耕耘，就成了我的生命理想的全新载体，也成为自己一种独特的个体存在方式。站在耶鲁讲台上，我内心确是存有这样一种自觉的：一种民族精神的存亡继绝，文化、思想和语言的深度耕耘，实乃千秋万世的事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是比生意场上的益损、政治博弈中的得失所讲究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要远为旷达的战场，远为高远的视界，同时，也要付出更多沉潜渊厚的努力。我庆幸自己终于觅得了耶鲁这张“平静的书桌”。在这张“平静书桌”之上，可以育人，可以弘道，可以澄思，可以筑梦，更可以修为。借用画家友人为我写的行草条幅——南朝大画家宗炳的“澄怀观道”的意蕴，我把自己在耶鲁校园的办公室命名为“澄斋”，就是言说的这样一种澄然舒坦的心境。
那天，当我的三位耶鲁洋弟子——邵逸青(AdamScharfman)、温侯廷(AustinWoerner)、苏克思(NicholasSedlet)过五关、斩六将，先后打败了英国牛津大学和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在来自五大洲的央视国际大学生辩论赛中独占鳌头、赢取总冠军的时候，我的心情其实是平静的。因为我了解自己的学生——他们不同凡响的中文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当邵逸青站在央视一号演播厅的舞台上——就是那个蜚声遐迩的“春晚”大舞台，以字正腔圆、声情并茂的京腔将苏东坡的《前赤壁赋》全文背诵下来的时候，“四分十六秒！四分十六秒！”央视的红牌主持人激动得大喊，“哪位在座的华夏子弟，愿意接受这四分十六秒的挑战？！”在举席骚然之时，我的心情，依然是平静的。我知道，背诵乃古来华夏弟子的“童子功”，我的秉性聪睿的耶鲁学生所掌握的，还只是中国文化的皮毛而已。翌日的才艺表演，当温侯廷弹着古琴、吟唱李白的《秋风辞》，然后再以古琴即兴伴奏，为苏克思朗诵《红楼梦》的《葬花吟》添韵增色时，央视演播大厅又一次骚动了起来。我却借个由头，悄悄涮到门外去了。“耶鲁苏老师在哪里？”我听见导播在摇杆摄像机后面压低嗓门叫喊，“要补一个苏老师的镜头！”可我想避开那个镜头。这些天来，我一直不想上镜，在避开各种镜头和聚光灯，而把我的四位学生（还有一位是候补队员甘简亭——J．T．Kennedy）推到各路媒体前面。
耶鲁队获得总冠军的当晚，为准备辩论赛折腾了大半年时光的四个洋小伙子，乐得在我的客房里撕纸打滚——他们把几轮赛事的“备战提纲”撕个粉碎，然后躺在碎纸上撒欢；不过瘾，又脱得只剩下一条裤衩，在旅馆楼道里“裸奔”；还不解恨，在狼吞虎咽了一顿饺子后，终于被频频响起的手机铃声催促着，和来自各国的学生们会聚到酒吧去了。我知道，除了提前离去的甘简亭，三位大男孩都超过了美国允许喝酒的法律年龄——21岁。我这个老师只是担心：看他们被众多黄眉“粉丝”簇拥着，怕他们喝得忘形，斗酒生事。没有想到，学生们——不仅仅只是耶鲁学生，还有座中新识的众人们——却把“斗酒“的目标，转向了我。
乐声震耳，烟气迷蒙。我和远从山东赶过来看我的姐姐、妹妹低头闲聊着。座中众人忽然一个个举着酒杯，走到厢座前，轮番敬酒，在我耳边吟吟说着令我动容的话语，“苏老师，我特意要敬你一杯！”“苏老师，我也要特意……”我不善酒，他们却不勉强我“干杯”，却“特意”地把一杯杯酒喝了个底朝天。这时候，一阵悠扬的乐声响起来了，一位刚才劝酒的中年汉子跳到了台上，对着麦克风高声说：“我今晚，要唱一首特别的歌，特意要献给苏老师”——又是这个“特别”和“特意”！他唱起了一首草原上的古歌，辽远而哀伤，唱得动情、投入。歌罢，他从友人手中接过一条蓝色的哈达，几步跨到台下，忽然一个深鞠躬，双手捧送，献到我的面前。
我在慌措中接过这条蓝色的哈达，哽噎着说不上话来。我知道，所有无言的感怀、祈愿、祝福，都凝聚在这蓝光熠熠的丝绢里。我披上哈达，向着暗影中那些莹莹的目光，深鞠一躬，举起了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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