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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德昌说编剧的过程像造桥，先有几个桥墩，于桥墩之间相互连搭起来，最后在水上空中某一处接上了，遂成。
    决定拍“恋恋风城”后，发觉人物太单，就把念真找来，向他逼供身家性命，为恐他太主观，由侯孝贤和我来讨论分场，将属于念真的历史背景、时间空间，全部打散，重新想起。
    碰到的头一个问题，却不是内容本身，而是演员。因为选择拍“恋恋风城”，目的之一即是想把游安顺辛树芬做出来，接拍的几部戏都用他们，创造明星和新的青春偶像。但他们两人对剧中人物而言，嫌大了。游安顺又坚固，肩膀特宽，在那样穷困的矿区家庭里，站起来都要比他矿工老爸高，长到十五岁不早被撵出去做工了，还蹲家里吃老米饭，太没有说服力。游安顺健朗的形象也不适合那个早熟多忧的，瘦小的男孩，阿远。辛树芬的眼神很坚定，因是新人，要她去扮演另一个与她本人不同的，柔细易感的十四岁女孩阿云，怕也演不来。为了演员，开始修改故事。
    第一版，改阿远的家庭背景，父亲是调来侯硐的警员，而把原属阿远的那些动人的家庭关系和生活细节全部移给阿云。阿远先来台北，半工半读念大学，阿云国中毕业来台北做事，阿远发现她初初长成为女孩子时的惊异和喜悦。两个由小镇来到都市的少年男女，有他们在大环境里的挫折沮丧，有他们在压抑着青春恣情里的迷失混乱，最后男的服兵役期间，女的嫁了人。这样一改，时间便可从六年代拉到目前，拍成是现代男女孩子生活的样式和情感，换言之，在吸引学生观众的商业诉求上，将更能引起共鸣。
    问题是，阿远的家庭背景改给阿云，那么多丰富而真实的事件，除非放弃不用，假如要用，只好把原来走男孩子路线的故事性向，改为走女孩子观点来拍，于是产生了第二版。两人来到都市，男的为环境所变，逐渐飘失了自己，服兵役时携械逃亡被通缉，女的是她第一次全部投入的爱情完全失败了，靠着她源于家庭和乡土的伦理根基，她没有倒下。男孩的堕落，都在她遭受苦难的历程中，获得了救赎。
    显然，第二版可拍得宛转暖和，颇有观察缘，煽情一些的话，拍成“阿信”式通俗剧，亦可以是一部阖府观赏的好片子。不过我们都不喜欢，非凡是改成像这样穷家庭里大姐姐长女的身分，太理所当然了，倾向典型化，不够新鲜。仍是原故事的长子好，男孩子的责任心、敏感、和脆弱，因为不是那么当然的，比较具有可塑性，所以也比较富于变化跟回味。
    改来改去，似乎又绕回原地了，再把念真找来，将两个版本的故事讲给他听，他唯一对阿远的父亲改成警员感到很难接受，他实在对警察先入为主的印象太坏了。因而讲起他小学五年级时候的一件事情，那时他的父亲经常去民意代表家打牌，母亲最恨父亲打牌，一打就到天亮，身体弄坏不说，也无法下坑，家里没有收入。他把这事情写在周记上，老师看了告诉他可以去检举民意代表，检举人一定要写真实姓名。他真的写了，偷偷跑到警察局，丢进去就跑了。结果警察把检举信交给民意代表，民意代表交给他父亲，他被父亲吊起来揍了一顿。
    侯孝贤一听就说有意思，要放在剧本里。至此，决心放弃迁就游安顺辛树芬，回到原始点去想，而且故事是念真的，侯孝贤说还是尊重念真的感觉吧。如此一星期，徒劳无功。
    五月十七日，游安顺带了他华冈艺校十五位同学来公司面谈，看看有没有人适合演阿远阿云。一大群豆寇年华的孩子涌进屋来，衣着入时，吱杂私语着，工作人员们皆为那扑面突来的一股生鲜气息而相觑惊笑，我才觉得自己老了，发现年轻真是没有妍丑，每一位都光亮好看。但他们是不会知道的，正如我在他们那个年纪，只觉得活着尴尬、别扭，恨不得赶紧长大，等知道的时候，又已经老了。似乎这已是宿命的一个悲哀。也许是受到这番刺激之故，傍晚在“客中作”想剧本，茫茫浑水中竟浮现了我们的第一座桥墩。
    那是阿远生病，阿云来看他。看着他，他也看着她，昏热柔和中睡去了，似乎回到从前通车上学的日子，阿远在火车窗玻璃上写英文单字考阿云。画面外阿云的声音说：“你睡着啦?”他是睡着了。
    次日清晨，天蒙蒙亮，画面外依稀有人声话语，是与阿远同住的恒春仔在讲恒春老家中美联合军事演习的事，淅淅的水声是阿云在替他洗衣物。睡梦里他仿佛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讲小学五年级写检举信被父亲揍了一顿……阿云叫醒他，恒春仔已去上班，她也要回店里工作了。阿远起床送她出门，看着她慢慢走到晨曦的街道行人里去，一种很静、很远的心思。令我们想起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所演的“古都”的惆怅气氛。
    镜头一跳，在火车上，侯硐线，他们和一干邻友回家吃拜拜，农历七月。家中气氛稍异，原来因为电视节目报导矿工生活之不实而引起所有工人罢工。晚上村子放映电影酬神，大家议论着罢工的事，忽然停电了。镜跳家中，摸黑里祖父在找蜡烛，却摸到炮竹，一点炸得烟屑四处，笑骂声渐静时，听见门启声，电灯开关声，灯亮了，是童年时代，父母亲去城镇替他们小孩买制服回来，深夜他们都睡着了，他迷糊看见母亲拿着衣服在熟睡的妹妹身上量比着。画面外有声音喊他，是现在的他坐在床边，屋外一干朋友叫他出去玩。他们玩踢罐头，月空下的小村，嬉闹声，有音乐升起。
    镜转第二天一大清早，矿工们结集到矿坑前，亦不入坑。中午阿远跟阿云送粽子来，办公室那边换了人来谈判，愿意请客道歉和解。
    想出了这一段剧本，很是兴奋，侯孝贤马上打电话给念真讲述一遍，念真笑了起来，道：“我晓得你又要搞什么东西了。”口口声声商业，弄到现在，眼看越来越没希望了。
    三天后，在明星咖啡屋，第二座桥墩又出现了。那是阿远掉了摩托车之后，和阿云吵了一场无聊的架，从城市出走，把自己放逐到海边闲荡。阴雨的海边，林投树，有人烧冥纸，死亡的感觉。没有车子回去了，碰到海防部队两个充员兵，把他带回营地来。他跟大家一起吃了饭，看见电视节目在播映报导矿工的生活，他看进萤光幕里，似乎目睹那次父亲被落盘压伤腿抬出坑洞来……
    醒来时他睡在营中，海潮声，暗中看见烟头的火光，以及营堡外卫兵额前的一盏黄灯。画面外有声音悉悉琐琐进来，是许多亲人围在他四面，说他过不了这一夜了。他一岁的时候病得快要死掉，据称是父亲本来答应养祖父生下的长孙要姓养祖父的姓，却又有点要反悔的意思，所以阿远一直身体不好，后来去问师公，回来吃了一种草药，拉出一堆黑屎，肚皮消下去，就好了，父亲也赶紧把他过给养祖父，姓养祖父的姓。
    有了这两座桥墩，渐渐有了这部影片的调子，呼之欲出，却还未明朗。侯孝贤说：“应该是从少男的情怀辐射出来的调子，纯净哀伤，文学的气味会很浓。是诗的。”
    的确，剧本讨论中，我发现，动力是来自于某几个令人难忘的场面，从这个场面切入去想，像投石入深潭，荡起了涟漪。吸引侯孝贤走进内容的东西，与其说是事件，不如说是画面的魅力。他倾向于气氛和个性，对说故事没爱好。所以许多交待阿远背景的戏，他用情绪跟画面直截跳接，不做回忆方式的处理，而近似人的意识活动那样，气氛对了，就一个一个镜头进去，并不管时空上的逻辑性。
    这时我恍然了解到，侯孝贤“基本上是个抒情诗人而不是说故事的人”。他的电影的特质，也在此，是抒情的，而非叙事和戏剧。
    九月份，侯孝贤为“童年往事”入选纽约影展再去纽约，村声杂志(VillageVoice)影评人访问他，提及“童”片中对时间的处理极少见，不是戏剧的时间，而是生活的时间。并且电影中许多事件的存在，不是为了要彼此连贯达到一个效果或目地而存在，似乎它们就只是在那里的，就够了，侯孝贤转述给我听时，自笑道：“我的电影是oldfashion。”
    回想讨论“童年往事”时，因为以前的剧本常被某些人批评为散文化，没有结构，就说来试试看做一次有结构的东西，可是逐步深想进去，发觉其实是思考方式的不同，开心事物的焦点不同。不是没有结构，而是另外一种比较不同的想事情的方式，因着这个方式出来的造型，所以也比较不同于我们已经看惯的，熟悉的那种造型。
    譬如“童年往事”的主题假如是这样：上一代的人，他们必定没有想到自己就死在这个最南方的土地上，他们的下一代也就在这里生根长成了。面临如何表达这个主题，一种结构的方式，倾向于预设若干副主题，副主题之下设若干子题，子题之内又有若干小题，一切的小题为了子题，一切的子题为了副主题，副主题最后指向唯一主题。这种结构，通常乃预设一个重大事件，以及无数个小事件，用这一连串相关事件把它直线式的安排起来。过程中，先是安排了问题和冲突的发生，然后有计划的强化冲突，一直到达冲突的最高点，再解决冲突，将观众高涨绷紧的情绪找到一个出泄口，复归于和谐与平衡。
    也有另一种结构的方式，无所谓主题副主题，可以说，每一片断都是主题。片断看时，有它自己存在的魅力，不光是附属于主题的；全部看时，它亦并不因为个别的魅力而互相妨碍抵消了。它全部的结合不靠因果关系的连续性，毋宁在于游动而看起来几乎是无目的自由气息。
    侯孝贤在思考剧本当中，喜欢许多与叙事发展似相干似不相干的各种东西，而排斥因果关系的直线进行。那些不相干东西里丰富的趣味和生气，永远吸引他从叙事的直线上岔开，采以不规则的蔓延。假如想出来的每场戏，都带有作用和目的，这个场景引起下个场景的发生，下个场景旋即又搭上下个场景，一个连一个的，侯孝贤马上就显得不耐烦，龇牙咧嘴道：“太假了。”此应该就是郭松■说的，可以去“圆”而故意不去“圆”的那个意思罢。
    “童年往事”上映之后，引发岛内激烈的争议，竟至于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两极化地步，侯孝贤道：“这次是一个大锣响了半面，希望下次两面都敲响。”又因为我仍不时在唠叨也可以注重电影的亲和力与可看性，侯孝贤叹道：“你们一天到晚说结构，就去看一部结构严密的电影吧。”遂邀导演组伙伴们同去看“面具”。
    “面具”曾获八五年坎城影展最佳女主角。果然是一部叙事电影的优良范本，从开始人物出场，以事件一面介绍人物的背景、性格，一面推动故事前进，紧接着发生了问题，每一场景以循序渐进，往上升高的方式强化冲突，加速其严重性至不可避免的高峰，击溃之后，和解。没有一个细节是浪费的，所有看来无关紧要的细节，结果都在后面的叙事里重现，而且成为重要的要害。
    因此，非凡在情节性强烈的电影，“未来”是极为重要的，“现在”的每一件事，都指向后面必然会发生的某一幕，所以大多数观众对结局皆有所感，他们能期待到他们所要期待的东西，只因前面发生过的一切镜头与场景，都是用来暗示、引导他们走向未来的高潮，在那里，问题必然是要解决的。于是观众感到了满足。
    显然侯孝贤是出于自觉的，反逆这种叙事结构，他几次向导演组朋友说：“公式化的电影，面具算做得最看不出痕迹，很好的一部电影了，可是都被我猜到，完全知道它要干什么，真没意思。”
    我听出侯孝贤语气中毫无妥协的意欲，心想他这艺术的“错误”第一步已经踏出，大约短时间内是回不了头了。他影片中的闲散不经心，并非随随便便拍出来，它们是另一种结构。当然，侯孝贤“必须以严格的练习来拿捏他的场景，否则加上缺乏情节紧凑的不利，他将失掉观众对他的爱好。”
    如此来检讨“童年往事”的得失，我们便得到了不同层面的反省。起先侯孝贤为自己的力有不迨感到惆怅，他说即使再给他充分的时间重新剪辑整理这部电影，恐怕也很难达到他心中想要做到的那个极致，那种把主题用生活的细节，似相关不相关的交织而出。假如他拒绝用直线进展的方式把主题追踪出来，而希望以迂回辐射将之湮染而出，应该怎么做呢?他仍不很明白，至少在“童年往事”里做得不够好。后来他从爱丁堡参加影展回来，兴奋的说知道该怎么做了。
    在爱丁堡遇见罗维明，聊天时罗讲起小时候，每年父亲总要带他们孩子从香港回广州一趟，探亲、扫墓。有一年父亲领着他们，手上捧座大罗盘，跋坡涉谷的爬到一个山头，告诉他们将来父亲死了，就要葬在这里。侯孝贤当下被这幅画面，及画面背后可能有的无限延伸所震慑，他形容这个画面道：“非常荒谬，可是又非常真实。”于是有了，“童年往事”的主题正就是：荒谬而真实。其实已不能算所谓的主题，正确说法，应该叫做气息。荒谬而真实，在“童”片里的画面，即祖母带阿哈咕回大陆那一场，以此做为启动点，辐散出来的气息将自然弥漫整部电影，从思考剧本时所选择的事物状态和生活细节，到找演员、造型、定装、道具、美术设计，到摄影风格、剪接、音乐，都会像铁器遇见磁铁那样的，纷纷被吸附而去，统摄于气息之中——荒廖而真实。“童”片的失败处，在没有着实抓住这个气息，所以经常会像闪了神，出现漏洞跟芜杂。若是老早便能察觉此点，则“童”片将拍得比现在凝聚而有活力，不致那样沉冗低调。
    我想，人有反省的能力是很幸运的。比任何人都明白自己的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故能毁誉不动心，保持最清彻的思路去创作。
    反省也是一种累积，所以“童年往事”的剧本构思经验，成了发展“恋恋风城”的土壤，亦同时成了借镜。从场面的气氛开始想起，拿这个当种子去生长全片的骨干枝叶，将是侯孝贤目前所喜欢的结构方式。
    五月二十三日，明星咖啡屋，成绩颇可观，自序场到阿远掉摩托车，跟阿云吵了一场无聊架，约二十几场戏，一口气给想了出来。阿远来台北在印刷厂工作受老板娘的气，以及他们那一群侯硐来的大孩子的生活情况，感觉像是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电影，再加上后面矿工罢工事件，我说：“侯孝贤你快要变成社会主义了。”
    当时还没有细想前半段写实调子，与中段阿远浪荡到海边的画面气氛、情绪和意识，病中阿云来看他时的柔情，清晨朦胧的意识交待那段迷人的中美军事联合演习的谈话，如何把这两段结合在一个气味里。不过侯孝贤绝不致于把它拍成尖锐的社会主义电影，倒是可以确定的。
    不久前，为了商讨“人间杂志”报导“恋恋风尘”拍摄过程的可能性，有一次机会与陈映真谈话，问起侯孝贤的人和作品，我说侯孝贤是偏向直觉的，他的作品也是。
    因此讲起直觉式的作者，与自觉式的作者。陈映真说要靠直觉的话，那真是这位作者必须像一面雪亮无比的镜子，来什么反映什么，小到最小的微粒都能马上照见，这种透彻的敏感度，差不多是可遇不可求。故而两者相较，陈映真宁可去期待自觉式的作者，因为自觉式足以累彻根基，对自己可屹立不倒，对别人亦能提供发想和途径，它是承传演绎的。
    当然，两者也不是判然二分。据我的观察，侯孝贤拍“风柜来的人”时候，在根本不知道写实主义的历史背景、作者论、场面调度，长镜头等等理论之下——事实上，那时他还搞不清高达是干什么的——竟也一做就做出了这部彻底用写实文体拍摄写实内容的电影。但也希奇，不通时一窍不通，通时百窍皆通，他像飞一样，忽地闯进电影极高的境地里，跟诸位大师们居然也对得上话，交游起来了。记得在高雄拍“童年往事”期间，一晚去戏院看毛片，前场黑白片还在演，大家就也坐下观赏，看不多久，侯孝贤便坐直了，道：“这个厉害。”渐渐看下去，又道：“谁拍的啊?好熟。”一时也没有人知道，待片子放映完，去看了招贴，才晓得是帕索里尼的“马太福音”。一年多前在杨德昌家看过录影带“伊底帕斯王”，就是帕索里尼的，侯孝贤愉快道：“难怪，我说镜头的味道似乎看过，原来是他老兄的。”
    “伊底帕斯王”开头有一场戏，绿油油的草坪上，镜位摆得很低，前景是摇篮躺着一个婴儿，景深里草坪铺地而去，远处有一些大人小孩在玩耍，一会儿几名大人跑过草坪，直奔到摇篮前面，镜头始终没动，所以跑到前景来的只是大人们着鞋袜的脚，随后镜摇半圈耸立于天空的柏树树梢，这些显然是从婴儿的眼睛看到的视景。电影结束前，男主角历尽沧桑来到此地，镜仍如前摇空中的树梢，他觉得似曾相识，却又想不起什么时候来过这里，他不知道这里其实正是他的出生之地(以上凭记忆，或有出入)。侯孝贤看时，仿佛悟到一个道理，原来镜头就是眼睛，“拍当中，假如你现在想以剧中人的观点去看，你就用镜头那样去看，假如你又想以导演的观点去看，你就用镜头那样去看。看得近，还是看得远，随便你想，爱怎样就怎样。”
    此番道理，说了简直等于没说，也并无什么新奇之处似的，但后来拍“冬冬的假期”，侯孝贤便用了这种方式拍成。
    “冬冬的假期”比“风柜来的人”自觉到主题与形式，可是拍得却不及“风柜”透晰有力。似乎自觉反而妨碍了作品的天然浑成。此让我联想到吴清源下棋所尊重的“第一感”，即直觉。他说，根据第一感下出来的恶著是很少的，倒是长考常产生恶着，这是由于不必要的考虑阻挡了第一感。
    “人生识字忧患始”，自觉以后，就是在艰辛的漫漫长程中修行的事了。刘大任曾指出我目前的小说，正在费力跳出半自传的虚构世界，他写道：很多作家，到了这个关口，便看他是否修行出几个重要的有生殖力的要害概念，有没有能量在这些自己苦修独创的概念中，开始展翅翱翔。海明威的寂寞与死亡，契可夫的悲悯，谷崎的异色美，屠格涅夫的贵族品格(非阶级的)，每人都有一套的。
    侯孝贤的是什么呢?从直觉式到自觉式的创作，或者创作的那一刻也能相忘于自觉，这段变化的历程，若是把它记录下来，知其然，并且有办法知其所以然，一方面为随后的行路者累砌一块基石，一方面为侯孝贤也许更能明白他自己，这是我写这些文字的目的。
    但我也是一边写，一边了解，一边越来越清楚，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像从直觉到自觉。适巧读到刊在第十九期“电影欣赏”杂志上，寒乡子写译的一篇“无情节电影的传统”，十分贴心，明了自己的想法并不错误。现在将援引这篇文章的内容做为印证。
    无情节(plotless)电影也不一定是毫无情节，只是相对于说故事的传统，显得很薄弱罢了。五年代，美国电影最杰出的地方在于叙事结构和情节安排，这时期几位伟大的美国导演，约翰福特、约翰赫斯顿、奥森威尔斯、和希区考克等人，他们都是擅于说故事的人，他们最好的作品亦都是情节致密的类型电影，如西部片、惊悚片、和黑色电影等。好莱坞电影的优越性在于依靠制作精良、明星的吸引力、与最重要的一点“好故事”。美国类型电影的叙事手法，其活力、简约、说故事的才情，果然也是他人难以匹敌的。
    无情节作品，不论小说、戏剧、或电影，我们可以重新排列许多场景的顺序(当然并非全部场景)，而不必担心破坏了对作品的理解。如雷奈“去年在马伦巴”一片中，彻底的打破线性时间这个概念，若是镜头重新剪接，在因果模式上也不会有太大改变。然而一部情节紧凑的作品，把依序发生的重大事件挤压起来，只会一团混乱，因为因果连续性完全被破坏了。所以重新剪接“惊魂记”，结果只能得到一堆无意义的破烂，尤其这部片子的每一个镜头都经过详尽的计算，安排成很有技巧的线性发展——虽然希区考克正是在讽刺逻辑，和“合理解释”的这个荒谬性。
    无情节影片的出现，可归溯到十九世纪末电影初问世时，法国卢米埃兄弟最早期的影片，并不热衷于说故事，而专注在捕捉日常生活中的变化。约在一九年，他们拍出火车进站和街头游行等事件的电影大受欢迎，这些简短的“真实影片”，便成了后来记录片运动的先驱。
    记录片对无情节电影的影响很大，除了不遵循叙事的连续性，它最特出的性质就是普遍的自由与无目地的气息。我们无法猜测这些角色会如何表现，因为导演并未事先选择好我们需要的线索。大部分无情节电影喜欢许多与叙事不相干的细节，这些细节的运用，或者为了它们本身就具有吸引力，或者为了场景中因着它们的存在而更增真实。并且大部分拍无情节电影的导演，都会毫不迟疑承认受到记录片那种“无目地”和“即时抓住”的快感所影响。最闻名的是三年代的尚雷诺，以及尚雷诺对日后五、六年代影响甚深的意大利新写实主义者，和法国新浪潮电影者楚浮、高达等。
    尚雷诺的影片结构似乎更富音乐性，而非叙事性。他的电影布满了人生中各种繁复的可能，和开放性的结尾。与大多数美国电影相比，尚雷诺的作品里都是不规则的蔓延，有时甚至自我沉醉在其间，他不设计什么，不匠气，很新鲜亮眼。美国电影的特色却缺乏他这种质朴和泱泱大气。
    他的电影，许多场景里非常即兴，似乎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而导演刚好捕捉住。它们以极吸引人且又不可猜测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眼前，所以看电影时的期待感(这是情节电影的要素)虽然经常遭到挫折，然而感觉上还是相当愉快的。
    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新写实主义者旋即综合了记录片传统，与尚雷诺抒情传统中的诸多要素而兴起。他们最突出的标帜就是极端仇视情节，因为这样，也有人把这时期当做是无情节电影的起源。他们认为叙事结构跟现实生活并不符合，如何去选取所要的戏常会被情节架构上的需要所控制，而不是来呈现现实里无限的可能性。他们强烈的主张电影作者负有“记录”的责任，因此视运用情节是种道德沦丧的行为。
    这个，其实与政治意识有关。新写实主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回抗，他们强调个人意志的自由来面对暴虐团体组织，很厌恶情节那种因果定律倾向于暗示命运的感觉。他们认为没有什么是不能避免的，亦没有什么是没有转机的，人类的命运应该是自我抉择。这些理念，若在情节紧凑的结构里审阅，根本就是互相矛盾。
    除了强调自由、多元性、和变通的选择外，大多数新写实主义也表现了日常生活切片的特质，没有明显的开始、中间、和结局。这些电影的没有明确的结局，曾经困扰了当年许多美国观众，因为美国人看到片子最后一本时，假如问题仍未被解答，便会很沮丧。不过到了今天，即使那些不是挂艺术之名的美国电影，不明确结局收场也已不足为奇了。
    新写实主义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很大，许多严厉的欧洲电影作者觉得终于脱开了束缚，不必再拘泥于情节紧凑的结构。在意大利，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也已逐渐脱离这个运动的政治跟记录片传统的层面，去追求更随意、更主观的题旨。气氛和个性成了他们作品的重心。
    至于楚浮，大多数影评人都会同意，他最富才情的是抒情而不是说故事，他需要空间来活动自如，情节却会限制他的安逸和自发性。
    高达的拒绝情节，同时有政治跟艺术的理由。他认为情节叙事是暗示了因果、凝聚力、有意义的行动及它们之间相互的作为，这与他的政治主题是不适宜的。他电影中的散乱、不一致，乃企图在反映出现代社会的片面、零碎、不一致。如他最好的片子里，讲年轻人意图找寻自我、生活的目的及吻合的价值观，这些年轻人拒绝传统的价值，企求以反文化来代替。他们看似变化无常又残忍，但他们是为努力的从混乱中找寻一致而在侥幸一击。高达强使我们体会，想要正直的成长，在今天这样疯狂的世界里将是多么困难。现代生活像垃圾，他们只是从之间整理出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而拒绝非人化的事物。
    在欧洲的艺术圈里，不接受情节而全力突出个性、气氛和意念的作法，绝不是件新鲜事。从乔艾斯、普若斯特和福克纳以来，小说很明显的向非叙事发展，乃至艺术中可能最保守的戏剧，也到了疏于情节的地步。早在一九年，契可夫精致的挽诗作品差不多已除掉了剧场的灵魂——亚里士多德的叙事动作概念。后来布莱希特剧场受到中国平剧的影响，愈趋向自由安闲，这些荒谬主义剧作家，一直在有意破坏逻辑、因果律、命运的符示，从亚里士多德戏剧传统以来，这些戏剧的要素早已改变了。当电影导演开始在片子里不再注重情节时，欧洲的知识分子也跟着这种改变，把电影带入了文化主流里。在欧洲，视电影为严厉的艺术形式，是已有很长远的传统了。
    回顾这段无情节电影的历史演变，再来看侯孝贤的电影，实在也就不会感到太排斥。其中，我认为值得重视的一点是，侯孝贤开始乃出于直觉跟自发自动，所以他的作品是充分根源于他所生长的这个环境和文化背景，此背景与不论尚雷诺的、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法国新浪潮的无情节传统，有相同，而毋宁更有极不相同。假如这样的原动性，赋予自觉省察，则足以垒积成一种特属于我们气味的、无情节电影的传统。台湾如此，大陆亦如此，这是足以形成与欧美电影传统以外的另一个传统——中国电影。
    我们只要看看小津安二郎的无情节电影，就可以明白，它不是随便系附于哪一个国家的，它纯粹只是日本的，日本民族的电影。
    有一种读书的方式叫素读，朴素的来读，不藉方法练习或学理分析，而直接与书本素面相见。看电影也是。
    这样的经验是漂亮愉悦的。
    去年金马奖外片观摩展，托陈国富买票，完全是被动的任由他选什么电影，就看什么电影。第一天看了“游戏规则”，正觉得新，第二天又看了“大幻影”，几个人深受撞动，日后再看的六部皆差之远矣，当时便想着，这位尚雷诺是谁啊?恰好戏院一侧在卖电影书籍，看到一本周晏子编译的尚雷诺，买了来读，才知道尚雷诺之大名鼎鼎如此。一面很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惭愧，一面不由窃喜——居然我也会看电影了。
    熟悉小津安二郎的经验差不多也这样。之前听过影评人谈侯孝贤电影时，常会提到小津，但也不甚清楚小津是干什么的。拍完“童年往事”后四个月，侯孝贤去法国参加南特影展，在巴黎看到一部黑白默片“我出生了，但是……”第一次遇见小津的电影，惊为天人。回来台北，忙不迭跟大家讲这部片子，逢好友便举手抬足、脑袋一伸、眼珠子毂辘辘一看，那是片中那个鬼心眼特多的弟弟，他的顽皮动作。看侯孝贤转述得活真活现，引起了我们的爱好，竟也在录影带店找到“秋刀鱼的滋味”，一时间小津热于朋友之间传开。不久侯孝贤去香港复回时，从舒琪那里录来“我出生了，但是……”送到我们家中，一票人靠我母亲把萤光幕上每次出现的日文说明字卡翻译出来，看得入迷。接着又陆续找到“东京物语”、“早安”，都看了。
    这种看法最好的地方，我想是将心比心，碰面即中，不论看到了什么，于自己都是真知。正如刘大任“浮游群落”中所写小陶大病一场之后的了悟，“波特莱尔的忧郁不是他的忧郁，他不能也不应该眼睛望着台北市栉比鳞次的泥灰色屋瓦，却一味追寻波特莱尔坐在塞纳河畔的阁楼里望着巴黎波浪滚滚的屋瓦油然而生的忧郁。他不应该把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想成自己的悲怆，通过别人的眼睛看自己的世界，他应该先牢牢抓住自己生活里的一点一滴，就像他抓住病中第一碗蒸蛋一样，细细地、全心全意地领略它的真实滋味。”
    真味与真知，这个应该是侯孝贤电影，从选择内容到选择表达方式时所凭持的判定依据。他始终是贯彻用自己眼睛去看，用自己语言去说的一位电影作者。
    陈映真替时报小说奖决审时曾说明他的评审标准，是从“说什么”，“怎么说”，“为谁说”三方面来看。假如问侯孝贤的电影说什么，怎么说，为谁说?我想他说的是他所浸润生长的台湾这个地方，一般人们生活的况味。他是为同时代跟他一起生活的这些人们而说。若想要把这份况味传达出来，他必须用一种只有适合这份况味的语言来说，这就成为他的电影的形式。当欧洲人惊见于侯孝贤电影中独特的形式、结构和美学意识时，那是因为有那样的内容，才有那样的形式。
    形式也成为内容，文体亦即是况味。詹宏志在“创意人”一书中指出，语言是意义的载体(carrier)，也是概念的载体。新的概念发生，则必然要铸造新的语汇，有时候，语言发生变化，也意味着新概念或新的生活方式已经产生。“文字，本身就是主意(Wordsarethemselvesideas)。”詹宏志说，文字的发生，假如我们追踪它的历史，其实就是在追踪概念的历史。
    譬如李磬的“中国文学史话”提出春秋战国时的论文，发明了许多新字新语，一种用来说明“无”这个概念的，如物象的象字，乾坤、阴阳、虚实的虚字，与窈冥、仿佛等形容词。又一种是用来说明“生”这个概念的，如萌、息、屯、茁字。又一种是说明无限时空的字，如宇宙、天下、世界、人世等，与其形容的字如悠悠、渺渺、迢迢等。这种种新字新语使春秋战国时论文的内容特色得到明确的表现，而且使论文成为诗的。同时期印度佛经里有许多说明“空”、与说明无限时间和无限空间的字语，但是没有说明“生”的字语，此实则已表现了两个文明在文物制度造型上的差异。
    日本于战后大量删减汉字，像“悠”字，“萌”字，许多表现空色之际的字眼皆除去，余下的多是色界的实用之字，数学家冈洁称述这种野蛮的行为是日本文明的大堕落。如此来看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日本人视他为最具真正日本味的导演，语气之中是带有强烈的文化自觉的。
    如众所皆知，小津一直只使用一种镜头，摄影机离地板数十公分高，保持与角色坐在榻榻米上的平行角度来拍摄。因为日本人在榻榻米上生活，若是用高踞在脚架上的摄影机来观察这种生活，是不真实的，而必须以盘坐在榻榻米上的日本人的视线水平，来观察他们四面的人、事、物。且小津的镜头很少移动，到了晚年，则几乎固定不动，“唯一的标点符号是跳接”。这种传统的眼界，是静观的眼界，极目所见，是一个非常约制的视野。“这是倾听的、注视的态度。”和一个人在观赏能乐或日出的时候，以及一个人在做茶道或插花的时候，所采取的姿态是相同的。
    谢鹏雄有一篇谈小津的文章，他说：“小津必定是对日本文化有极深的眷恋，而这种眷恋又必须用某种方法才能呈现出来。这些方法有一部份是违反西方电影文法的，另一部份虽不违反，却是不平常或不常用的电影方法。小津显然相信要使用违反或不平常于电影文法的方法，才能将他对日本文化的那份眷恋呈现出来。这样的呈现就其选用的手段之不平常而言，是相当昂贵奢侈的。”
    所谓昂贵奢侈，意指小津倾其一生，始终以相同的题材，类似的人物情感，固定的表现手法，一而再、再而三的制作无数部电影，而所要呈现的事物、感觉、和思想之深邃蕴妙，却是虽经一再剖析也到底呈现不尽，观之有余。
    当大多数人只能了解和认定电影是动态的戏剧时——不但在动作上是动态，在精神上也是富于戏剧性的——小津却为了对日本文化的执着，违反电影既有的文法，以一种电影文法中向来没有的形式来拍电影，谢鹏雄说，小津的胆识令人惊奇，而其胆识来自对东方文化价值之自信，便尤其令人佩服了。
    谁说一定要遵守游戏规则呢?遵守是常，不遵守是变，而若还有创造游戏规则的人，那就格外值得我们珍重爱惜。
    五月二十四日，在“客中作”想出了从阿远接到兵单开始的后半段，娓娓道来的感觉竟又像小津，前、中、后三段，仿佛有三种味道，侯孝贤信心十足说不成问题，只要再从头细细履一遍下来，统一的调子就会有了。二十七日约念真见面，听完分场，念真道：“近来很丧气，这是唯一一件让人振奋的事。”
    我们并且决定把“恋恋风城”改成“恋恋风尘”，一则因为风城轻易误会是新竹，再则，阿远和阿云的恋爱，自始便与他们的家乡、与台北市、与这个风尘仆仆的人世是结在一起的。
    次日我着手写分场，三十日写完，三十一日导演组拿到影印稿，便开始筹备工作。念真大概花了四、五天写剧本，六月八日导演组拿到一册比砖头还厚的剧本影印。其间中影曾开过会审议剧本，有人建议结局不明确，应该让阿远阿云碰面，把他二人做一个交待，似乎人们还是习惯要得到答案。
    或者有一个答案可以是这样，阿远服兵役回来，半工半读，开始写小说投稿，他的小说登报之后，阿云从报社问到电话，打到他上班的地方。两人如久年不见的朋友聊着，但阿远听的时候多，最后阿云说：“也该想到结婚了，你是老大……”
    或者还可以有另一个答案。但是让我们试试一个不可猜测的、开放的、没有答案的结局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