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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八堂人生课》 作者:季羡林

第39章 老年十忌 (1)

  我已经在本栏写过谈老年的文章,意犹未尽,再写“十忌”。

  忌,就是禁忌,指不应该做的事情。人的一生,都有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共性。老年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有一些独特的不应该做的事情,这是特性,老年禁忌不一定有十个。我因受传统的“十全大补”、“某某十景”之类的“十”字谜的影响,姑先定为十个。将来或多或少,现在还说不准。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一忌:说话太多

  说话,除了哑巴以外,是每人每天必有的行动。有的人喜欢说话,有的人不喜欢,这决定于一个人的秉性,不能强求一律。我在这里讲忌说话太多,并没有“祸从口出”或“金人三缄其口”的涵义。说话惹祸,不在话多话少,有时候,一句话就能惹大祸。口舌惹祸,也不限于老年人,中年和青年都可能由此致祸。

  我先举几个例子。

  某大学有一位老教授,道德文章,有口皆碑。虽年逾耄耋,而思维敏锐,说话极有条理。不足之处是:一旦开口,就如悬河泄水,滔滔不绝;又如开了闸,再也关不住,水不断涌出。在那个大学里流传着一个传说:在学校召开的会上,某老一开口发言,有的人就退席回家吃饭,饭后再回到会场,某老谈兴正浓。据说有一次博士生答辩会,规定开会时间为两个半小时,某老参加,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这个会会是什么结果,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会有什么想法和措施,他会怎样抓耳挠腮,坐立不安,概可想见了。

  另一个例子是一位著名的敦煌画家。他年轻的时候,头脑清楚,并不喜欢说话。一进入老境,脾气大变,也许还有点老年痴呆症的原因,说话既多又不清楚。有一年,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新建的大礼堂中召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年会,开幕式必须请此老讲话。我们都知道他有这个毛病,预先请他夫人准备了一个发言稿,简捷而扼要,塞入他的外衣口袋里,再三叮嘱他,念完就退席。然而,他一登上主席台就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摆开架子,开口讲话,听口气是想从开天辟地讲起,如果讲到那一天的会议,中间至少有三千年的距离,主席有点沉不住气了。我们连忙采取紧急措施,把他夫人请上台,从他口袋里掏出发言稿,让他照念,然后下台如仪,会议才得以顺利进行。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来,我不再举了。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不是每一个老人都有这个小毛病,有的人就没有。我说它是“小毛病”,其实并不小。试问,我上面举出的开会的例子,难道那还不会制造极为尴尬的局面吗?当然,话又说了回来,爱说长话的人并不限于老年,中青年都有,不过以老年为多而已。因此,我编了四句话,奉献给老人:年老之人,血气已衰;煞车失灵,戒之在说。

  二忌:倚老卖老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中国政治生活还比较(我只说是“比较”)正常的时候,周恩来招待外宾后,有时候会把参加招待的中国同志在外宾走后留下来,谈一谈招待中有什么问题或纰漏,有点总结经验的意味。这时候刚才外宾在时严肃的场面一变而为轻松活泼,大家都争着发言,谈笑风生,有时候一直谈到深夜。

  有一次,总理发言时使用了中国常见的“倚老卖老”这个词儿。翻译一时有点迟疑,不知道怎样恰如其分地译成英文。总理注意到了,于是在客人走后就留下中国同志,议论如何翻译好这个词儿。大家七嘴八舌,最终也没能得出满意的结论。我现在查了两部《汉英词典》,都把这个词儿译为:To take advantage of ones seniority or old age,意思是利用自己的年老,得到某一些好处,比如脱落形迹之类。我认为基本能令人满意的;但是“达到脱落形迹的目的”,似乎还太狭隘了一点,应该是“达到对自己有利的目的”。

  人世间确实不乏“倚老卖老”的人,学者队伍中更为常见。眼前请大家自己去找。我讲点过去的事情,故事就出在清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吴敬梓有刻画人物的天才,着墨不多,而能活灵活现。第十八回,他写了两个时文家。

  胡三公子请客:

  四位走进书房,见上面席间先坐着两个人,方巾白须,大模大样,见四位进来,慢慢立起身。严贡生认得,便上前道:“卫先生、随先生都在这里,我们公揖。”当下作过了揖,请诸位坐。那卫先生、随先生也不谦让,仍旧上席坐了。

  倚老卖老,架子可谓十足。然而本领却并不怎么样,他们的诗,“且夫”、“尝谓”都写在内,其余也就是文章批语上采下来的几个字眼。一直到今天,倚老卖老,摆老架子的人大都如此。

  平心而论,人老了,不能说是什么好事,老态龙钟,惹人厌恶;但也不能说是什么坏事。人一老,经验丰富,识多见广。他们的经验,有时会对个人甚至对国家是有些用处的。但是,这种用处是必须经过事实证明的,自己一厢情愿地认为有用处,是不会取信于人的。另外,根据我个人的体验与观察,一个人,老年人当然也包括在里面,最不喜欢别人瞧不起他。一感觉到自己受了怠慢,心里便不是滋味,甚至怒从心头起,拂袖而去。有时闹得双方都不愉快,甚至结下怨仇。这是完全要不得的。一个人受不受人尊敬,完全决定了你有没有值得别人尊敬的地方。在这里,摆架子,倚老卖老,都是枉然的。

  三忌:思想僵化

  人一老,在生理上必然会老化;在心理上或思想上,就会僵化。此事理之所必然,不足为怪。要举典型,有鲁迅的九斤老太在。

  从生理上来看,人的躯体是由血、肉、骨等物质的东西构成的,是物质的东西就必然要变化、老化,以至消逝。生理的变化和老化必然影响心理或思想,这是无法抗御的。但是,变化、老化或僵化却因人而异,并不能一视同仁。有的人早,有的人晚;有的人快,有的人慢。所谓老年痴呆症,只是老化的一个表现形式。

  空谈无补于事,试举一标本,加以剖析。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标本就是我自己。

  我已届九旬高龄,古今中外的文人能活到这个年龄者只占极少数。我不相信这是由于什么天老爷、上帝或佛祖的庇佑,而是享了新社会的福。现在,我目虽不太明,但尚能见物;耳虽不太聪,但尚能闻声。看来距老年痴呆和八宝山还有一段距离,我也还没有这样的计划。

  但是,思想僵化的迹象我也是有的。我的僵化同别人或许有点不同:它一半自然,一半人为;前者与他人共之,后者则为我所独有。

  我不是九斤老太一党,我不但不认为“一代不如一代”,而且确信“雏凤清于老凤声”。可是最近几年来,一批“新人类”或“新新人类”脱颖而出,他们好像是一批外星人,他们的思想和举止令我迷惑不解,惶恐不安。这算不算是自然的思想僵化呢?

  至于人为的思想僵化,则多一半是一种逆反心理在作祟。就拿穿中山装来作例子,我留德十年,当然是穿西装的。解放以后,我仍然有时穿着西装。可是改革开放以来,不知从哪吹来了一股风,一夜之间,西装遍神州大地矣。我并不反对穿西装;但我不承认西装就是现代化的标志,而且打着领带锄地,我也觉得滑稽可笑。于是我自己就“僵化”起来,从此再不着西装,国内国外,大小典礼,我一律蓝色卡其布中山装一袭,以不变应万变矣。

  还有一个“化”,我不知道怎样称呼它。世界科技进步,一日千里,没有科技,国难以兴,事理至明,无待赘言。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幸福,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它带来了危害,也无法掩饰。世界各国现在都惊呼环保,环境污染难道不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吗?犹有进者。我突然感觉到,科技好像是龙虎山张天师镇妖瓶中放出来的妖魔,一旦放出来,你就无法控制。只就克隆技术一端言之,将来能克隆人,指日可待。一旦实现,则人类社会迄今行之有效的法律准则和伦理规范,必遭破坏。将来的人类社会变成什么样的社会呢?我有点不寒而栗。这似乎不尽属于“僵化”范畴,但又似乎与之接近。

  四忌:不服老

  服老,《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承认年老”,可谓简明扼要。人上了年纪,是一个客观事实,服老就是承认它,这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反之,不承认,也就是不服老倒迹近唯心了。

  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和古典小说中,不服老的例子不可胜数,尽人皆知,无须列举。但是,有一点我必须在这里指出来:古今论者大都为不服老唱赞歌,这有点失于偏颇,绝对地无条件地赞美不服老,有害无益。

  空谈无补,举几个实例,包括我自己。

  1949年春夏之交,解放军进城还不太久,忘记了是出于什么原因,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约我在他下榻的翠明庄见面。我准时赶到,徐老当时年已过八旬,从楼上走下,卫兵想去扶他,他却不停地用胳膊肘捣卫兵的双手,一股不服老的劲头至今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再一个例子是北大二十年代的教授陈翰笙先生。陈先生生于1896年,跨越了三个世纪,至今仍然健在。他晚年病目失明,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了他的活动,有会必到。有人去拜访他,他必把客人送到电梯门口。有时还会对客人伸一伸胳膊,踢一踢腿,表示自己有的是劲。前几年,每天还安排时间教青年英文,分文不取。这样的不服老我是钦佩的。

  也有人过于服老。年不到五十,就不敢吃蛋黄和动物内脏,怕胆固醇增高。这样的超前服老,我是不敢钦佩的。

  至于我自己,我先讲一段经历。是在1995年,当时我已经达到了八十四岁高龄。然而我却丝毫没有感觉到,不知老之已至,正处在平生写作的第二个高峰中。每天跑一趟北大图书馆,几达两年之久,风雪无阻。我已经有点忘乎所以了。一天早晨,我照例四点半起床,到东边那一单元书房中去写作。一转瞬间,肚子里向我发出信号:该填一填它了。一看表,已经六点多了。于是我放下笔,准备回西房吃早点。可是不知是谁把门从外面锁上了,里面开不开。我大为吃惊,回头看到封了顶的阳台上有一扇玻璃窗可以打开。我于是不假思索,立即开窗跳出,从窗口到地面约有一米八高。我一堕地就跌了一个大马趴,脚后跟有点痛。旁边就是洋灰台阶的角,如果脑袋碰上,后果真不堪设想,我后怕起来了。我当天上下午都开了会,第二天又长驱数百里到天津南开大学去做报告。脚已经肿了起来。第三天,到校医院去检查,左脚跟有点破裂。

  我这样的不服老,是昏聩糊涂的不服老,是绝对要不得的。

  我在上面讲了不服老的可怕,也讲到了超前服老的可笑。然则何去何从呢?我认为,在战略上要不服老,在战术上要服老,二者结合,庶几近之。

  五忌:无所事事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必须细致地加以分析,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

  达官显宦,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幽居府邸,“庭院深深深几许”,我辈槛外人无法窥知,他们是无所事事呢,还是有所事事,无从谈起,姑存而不论。

  富商大贾,一旦钱赚够了,年纪老了,把事业交给儿子、女儿或女婿,他们是怎样度过晚年的,我们也不得而知,我们能知道的只是钞票不能拿来炒着吃。这也姑且存而不论。

  说来说去,我所能够知道的只是工、农和知识分子这些平头老百姓。中国古人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今天,我这个“儒者”却无论如何也没有胆量说这样的大话。我只能安分守己,夹起尾巴来做人,老老实实地只谈论老百姓的无所事事。

  我曾到过承德,就住在避暑山庄对面的一个旅馆里。每天清晨出门散步,总会看到一群老人,手提鸟笼,把笼子挂在树枝上,自己则分坐在山庄门前的石头上,“闲坐说玄宗”。一打听,才知道他们多是旗人,先人是守卫山庄的八旗兵,而今老了,无所事事,只有提鸟笼子。试思:他们除了提鸟笼子外还能干什么呢?他们这种无所事事,不必探究。

  北大也有一批退休的老工人,每日以提鸟笼为业。过去他们常聚集在我住房附近的一座石桥上,鸟笼也是挂在树枝上,笼内鸟儿放声高歌,清脆嘹亮。我走过时,也禁不住驻足谛听,闻而乐之。这一群工人也可以说是无所事事,然而他们又怎样能有所事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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