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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关何处》 作者:野夫

第10章 组织后的命运--大伯的革命与爱情 (5)

  1939年就已入党的王冰松究竟到哪里去了呢?不仅大伯失去了她的消息,武汉那些原“青救”团员,也都记得这个美丽的“红色小姐”。进入80年代之后,中国开始为各种冤假错案平反,于是那些蛰居多年的老革命,开始活跃聚会,要为自己曾经波澜壮阔的历史正名。“青救”的故人,劫后尚存的也都是满头霜鬓了,大家一起忆旧,多要向大伯问起她,因为也有人约略知道他们当初是曾经深交过的。尤其看见大伯还一直单身,难免更要多一些猜疑。大伯无言以告,他人则更觉得惊鸿杳然,一去无迹了。

  原来1943年之后,王冰松虽然因为误会而不再等待我大伯,但心头的伤仍旧在暗夜渗血。

  王冰松毕竟不是农妇党员,她的出身教养和天赋红颜,都让她一路走来,追求者众多而阅人无数。罗某这个来自于赤水的青年,不入她的法眼。但她越来越感觉到,他那张组织的网日趋紧密,她虽然热衷共产主义,但并非就一定要嫁给一个共产党员,于是她决定采取反叛的方式来挣脱这张所谓的爱的罗网--她接受一个非党员的追求了。当时的地下党还有一个今天看来十分荒唐的纪律--男党员可以娶非党女性,女党员则必须嫁党员男性--说这是保密的需要。当抗战胜利,王冰松向组织上级罗某提出要到天津去完婚,并承认自己的所爱是一个非党知识分子时,罗某恼羞成怒,坚决制止。但是王冰松的叛逆性格岂能为他所左右,尽管罗某威胁说要中断她的组织关系,她还是毅然成行,在1945年嫁到了天津。

  1949之后,王冰松夫妻调到上海工作。“三反五反运动”时,她的先生被迫害自杀。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她青春寡居的艰难岁月。

  罗某建国后春风得意。20世纪50年代他到北京休养,认识了王冰松的表妹夫陶然,打探到她的地址,竟然去函,邀请她去北京与他幽会。

  她在几十年后给我大伯的信中说--

  我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对我的侮辱,我从来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有一次陶然夫妇和我同去中山公园一游,他知讯后坐着小汽车赶来,看见他得意扬扬的骄矜之慨,我才感到他是真正的卑鄙,连话也不想和他说一句。在此之前,我多少对他还有一些尊重,后从苇堤(大伯他们另一共同的朋友、地下党员)处得知他在乐山的作为,更加认识他了。

  二十

  65岁马上就要退休的大伯,还依旧过着单身生活。因为单身,所以他只能和一个年轻家庭共住一套平房,合用厨房、厕所--这在当年叫“团结户”。他的工资在“右派”平反时恢复到了1949年他的水平--87元,中途曾经提过的一级,也就混淆在其中了。以后直到全国普调,他也才只有127元。他主编的《美国哲学动态》,每期接近一半的文章都是他翻译,不仅没有稿费,他的职称还依旧是副教授。

  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他的许多老战友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大家开始为他打抱不平,纷纷前来怂恿他要求解决历史问题。如果他的党籍从1938年承认,那他就可以享受红军时期的老干部离休待遇,那住房工资等等就立马不成问题了。

  就在这时,原乐山时期武大地下党的失散脱党问题,因为牵涉面太大,全国的相关党史办在乐山召开了现场会议,要争取一次性解决这个巨大的历史问题。也递交过申请的大伯,似乎在晚年终于看见了一点曙光。

  1986年的深秋,武大党史办的一个中年人来拜访大伯,给他谈起了乐山会议的情况。并再三感叹,他的问题就卡在罗某手上,而罗某还是在职的分管宣传教育的副省级领导,这个案子涉及罗某本人,如果没有他的首肯,恐怕大伯也搭不上整体解决武大地下党问题的便车了。大伯只能苦笑,并表示自己绝不再去找罗某祈求了。这个中年人突然话锋一转说--不过,这次上海来的一个代表,曾经提到了你的名字,说你是那个时期的党员。大伯一惊,急忙问是谁,中年人说你等着,我回去拿会议记录来。

  王冰松神奇地出现了。她还活着,在上海一家打字机厂当质量检测员,为了解决她的组织问题,也参与了乐山地下党中心县委所属的这场上诉案子。她不知道大伯的身死,但是她没有忘记这个一生珍藏并为之快乐和痛苦过的名字。

  大伯看见那个会议记录,无限往事浮上心头,再也无法强忍的老泪纵横直下。对他而言,这个名字的出现,远比他是否还能平反昭雪更为重要。他默默地为这个名字耗尽了他的一生,而他最想知道的是,她还好吗?她这些年又是如何走过来的?她当初究竟为了什么,要召唤他前往而又冷若冰霜地拒斥了他最深的爱?

  二十一

  与此同时,地下党的其他战友也开始互相寻找了。大伯的第一任支部书记魏泽同也打听到了他的消息,同时也急忙转告了王冰松。两个生死茫茫四十几年的老人,都激动万分地拿笔要赶紧给对方去信--他们错过得太久,他们的余生已经不多了。

  大伯的信先到,她的回信长达十页。暌隔近半个世纪的当年恋人,各自小心翼翼地回护着旧日伤口,王顾左右地嘘寒问暖,各自诉说着漫长的别况。显然他终于忍不住要问,而她也隐忍多年的疑惑和痛苦,终于也要一吐为快了。最后揭开的真相,谁都难以想到竟会是这样--

  当1943年他们彼此找到,开始频繁通信互诉衷肠时,罗某正疯狂地追求着她。她一直没有告诉罗某,但当他们决定要在内江见面时,作为党员,按照当时的纪律,她还是向罗某汇报了--因为她知道,罗某也认识他,都是“青救”的主力。罗某立即给她来信说--“张已自动脱离大姑母,现接受其岳父(可能是资本家)的资助读书。如张来访,请不必理睬。”按当时他们的约定,大姑母即是地下党的代名词。

  这个消息对二十出头情窦初开的王冰松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脱党已经是背离了他们相识的初衷,更何况他还有了岳父。有了家室这犹作罢,还在继续欺骗她一个苦苦等待的少女的感情,那岂不是无耻之尤。但是,她已经没时间去函追问了,因为他已经在来内江的路上。当他在那个悲剧的黄昏姗姗来迟时,等待他的必然是一个单纯少女的横眉冷对。

  年轻气盛不知世事险恶的他,何尝能平心面对这样的情景。他负气离去,用一生的孤傲独处来纪念他内心那个爱人。直至今日,他才知道原来其中还埋存了如此卑劣的一个阴谋。

  二十二

  即便有了如此真实的揭发,大伯又能如何呢?青春远逝,生命半残,他能够凭借这个去惩办那个人吗?他不就是造了一个谣言吗?他可以说他就是这样听说的,你又能如何?你们中断的爱情对革命没有任何损失,组织难道还会追究他不成?

  大伯只能苦笑,只能在珞珈山下的平房中燃烟独坐,默默垂泪。当他知道她已经寡居三十几年,内心感到疼痛。他以衰朽之躯还想在生命的黄昏,再给她一点温暖,于是去信委婉试探--我们的生命曾经有过一个美好的序曲,然而整个人生的正本就这样空白地翻过去了,我们还能在一起共创一个幸福的尾声吗?

  她何等聪明的女子,岂能不懂他的关关哀鸣。她回信说--

  志超兄,我实在没有想到你的一生,竟会因我而被毁至此;越想越觉得自己就是你的罪人……原谅我今天已经是几个外孙的老太婆了,我今生没有把我的青春美丽给你,未能陪你熬过那么多苦难孤独,现在我又怎么能将自己的衰朽残年去面对你呢?更何况儿孙绕膝,我要扔下他们再去陪你,也终觉残酷。今生我欠下你的,看来今生已是无法偿还,如果还有来生,我们再约好吗……

  一个曾经骄傲唯美了一生的女人,自然不愿如世俗的黄昏恋一样来再续前缘。但是,她要设法搬去压在她心中的那块沉重的巨石,既然不能给他爱情了,那她也要为他鸣冤叫屈,只想要他恢复党籍,有个尽量公道的晚年。于是她动员了当初所有的那些战友来为他证明,许云、孙士祥、魏泽同、密加凡等等都写出了证明,她甚至通过胡克实要找胡耀邦来干预。她自己则给武大党委写下了这样的长函(节选)--

  张志超曾担任“青救”武昌区团宣传部长,为人热情,能干有才,但他对罗某有时有所嘲讽。我在内江时仍保持学生时的单纯,热情坦诚,满怀理想,但是受了当时作为我的党内上级领导人罗某来函的影响,因此当张志超来访时,我态度冷淡。张志超是一个敏感、自尊心强、有傲气的人,当然有所察觉,本约次日再见,不想他却不辞而别,就此失掉联系。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愿保证我没有虚构任何事实情节。罗某对我所说情况,纯属子虚乌有的诬陷……张志超也是在他手中失掉了和组织的联系,他反倒打一耙,说张自动脱党。回忆“青救”时期张志超的才华能力,我不禁深深为之叹息……

  二十三

  武汉和上海,都在大江之边,然而“溯游从之,道阻且长”--他们已经隔绝了半个世纪。鸿雁往返,密密相约,他们在期盼着今生的劫后重逢。终于,王冰松摔折的腿伤痊愈后,她决定艰难成行了。

  那天,激动的大伯换上了整洁的对襟服装,让我赶紧擦拭窗户。临近中午,我听见一个宛若女生的恬美声音--请问张志超先生是住这儿吗?我赶紧回头,看见一个风韵犹存的老人略显局促地站着。她已星霜上头,鱼纹在脸,但是仍有一种高贵的美,在朴素的衣襟外流露。我急忙喊大伯,他从厨房冲出来,站在檐下的石阶上,陡然像石雕一样呆望着来人。尽管这是相约已久的聚首,但两个老人彼此瞩望着对方的容颜,依旧一时不敢相认;或者说他们一生的期许、渴望、误会和寻觅,积淀了万千酸苦,真正重逢之时,却顿时遗忘了语言。

  他们几乎对峙了一分钟,才轻轻地彼此唤一声名字,然后把苍老的手紧握在一起。我看见他们依旧是无言哽咽,泪光在历尽沧桑的眼眸中闪烁。没有拥抱,没有热吻,他们非常自持地颤抖对视,最后把漫长一生的悲凉,化做了几声如泣般的苦笑。

  这是44年之后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他们一起重游了伤心故地,那江上逝水,湖畔春波,有谁曾知当日惊鸿又照影重来?他们重登鹤楼,遥看孤帆远影,可曾想过这“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的祖国,就是他们曾经要为之奋斗的一个未来?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死水》中的呐喊是否还在他们这一代革命者心中回响?而今,故人已渺,我已经无法去逼问他们那苦涩的心灵了。

  此别之后,终成永诀。大伯未久即被诊断出胃癌,他的党籍依旧因为罗某的存在而难以恢复;他依旧只能按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用来辗转病榻。他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把我托付给他的一个方外之交--北京广济寺的明哲上师;然后又嘱托我给他买来一瓶安眠药。之后,他就开始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1990年,一个被组织彻底编织了命运的理想主义者,饮恨长眠。

  2008年1月26日于大理茶隐村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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