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过去了，我如今也深陷在这种不可知之中，摇摆于宗教和世俗之间，彷徨不知所终。人似乎经历越多，越有种难以自拔的宿命感，所有的追问都归于虚无。
老李有次私下对我说，某女同学的面相不好，可能未来会有新丧之痛。那时我只能存疑。若干年之后，当我惊悉那位女生果然婚后不久即遭厄运时，几乎使我完全相信人生自有前定。
迅翁尝云：人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之后无路可走。于我，则常是中宵酒醒之后，无路可走而深陷回忆，牵出无数往事的余痛。
此刻，我坐在深夜两点的灯前，遥忆着“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坎难人生，确觉我当言说，否则，我必在此巨大的黑暗中窒息。
也许我不谈老李，就真的无人想起他45年的存在了。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的美好、真实和思想都随水而逝，一去无迹，那我只能认为是这个时代集体合谋谋杀了老李，并且消尸灭迹。
我也常在想，他真的来过这个世界吗？他幻影一般的来去，曾有几人看见他的真实面目？连我的一些老同学都说他疯了，精神失常，我怎能为这个时代求证他的曾经存在呢？
西贤曾谓--当这个世界疯狂时，少数清醒者反而会被大众指认为疯子。大家在读过我以后逐渐披露的老李书信之后，一定会相信我对老李的信任--这样一个理性的人，是绝不会如世俗所谓发疯的，他的从容赴死，只是对生存方式的一种选择而已。
1978年，全国13所大学学生会联合以武大为中心，办了一个地下文学刊物--《这一代》，只出了一期，但仍流传了几十份到我们学校。我们班这些大哥们拿到并迅速传播开去。应该说，这是中国文艺复兴的真正启蒙之作。那批作者后来多数都成了名家，若干年之后，我与其中一些骨干成了好友，我们在追忆这一夭折的文本时，充满了温馨和感伤。
1979年，全国开始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起初我是完全懵懂无知的。老李则对此十分关注，他对我说：你无须注意这个题面，你应追问何以此刻讨论这样一个玄之又玄的问题，其暗示的真理是所指什么。果然以后的答案揭晓，一场理论之争改变了中国的进程。我们最初满心欢喜，“四五运动”平反，拨乱反正。
1980年的春天，我像一只愤怒的豹子寻找宣泄。那一年人民从噩梦中渐渐苏醒，开始用各种文字追问。我用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形式完成了第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为了历史》，并在9月的迎新生晚会上公开朗诵。许多同学传抄着此诗，校方和地委宣传部、文办也调阅此诗。一个在我公开朗诵前读过本诗的写作老师（“平反右派”，当时读得老泪纵横），次日把我叫进寝室，委婉求我--你千万不要告诉校方说我此前看过。我当然不会出卖他，但他那心有余悸的可怜样让我从此疏远了。
事实上，我与老李曾就“文革”的问题，有过多次畅谈。老李是真正的亲历者，他对“文革”的独特看法，至今仍让我不断反思。也许有些说法在今天并不新奇，但那是1980年前，很多讨论尚属禁区。
老李认为--红卫兵的造反初衷源于那一代的神圣使命感，他们并不单纯，至少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幼稚。但动机不错的行动并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
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为此首先承担罪责，全国各地的“文革”之火并非文盲引起，主要的“纵火犯”都是书生，他们只是没想到“革命最后会革到自己头上”。而在此之前，整个知识群体的道义缺失，客观上默许和纵容了暴政的为所欲为。他们为此付出的血腥代价，在当时尚未能完全唤起良知和胆识。历史普遍地作弄了那些深怀使命的人们，我们似乎永远处于一个玩笑的时代。
我至今找不到一张老李的照片，也许只有他的档案袋里会有一个登记照--如果尚未销毁的话。老李从来不照相，不参与班上的任何合影--他总是用戏言推脱：我怕你们以后在我脸上打叉叉。
三年转眼即逝，我与老李订交忘年，情在师友之间。临歧在即，我委婉相邀他合个影，以慰落月屋梁之思。老李宽厚地笑道--你看，你我之间，尚不至于这样拘于俗情吧。我唯无语。老李的高，是一种我无法企及的高。他似乎早就打算，不在这个俗世留下任何痕迹。流云潭影，来去无踪，他是一个真正的过客，游龙一现，翩然又水逝云飞了。
毕业前夕，我们七个室友去三孔桥边的一个鸡茅小店喝告别酒，我终于看到老李的醉态了，他趴在上铺不停地吐，默默地流泪。当然我们也都醉了，龙庄伟喝得最多--一斤八两，却没醉，结果还是被其女友骂得泪流满面。我与其他人，则是被班干部抬回来的，那天他们忙坏了。
次日上午，班车到学校接走各县的同学，利川车先到，老李送我上车。车快开了，老李仍默立于窗前，我放好行李又下来与他握手。操场上人已散尽，一天好日，空朗朗地照着我们俩，只是无语，手却攥得像要落水的人。我看见阳光在老李的眼眶中打转，闪烁得让我鼻酸喉哽。喇叭声咽，促我上路，我硬生生地挥别老李，从此踏上一条彼此不知前方和归宿的路……
没有离别，也许就没有老李唯一留下的这几十封信。如果处在今天这个电讯发达的时代，大抵也不会残余下这些文字。假使连文字都消散于岁月的风暴中，有谁又能证明他曾在此浊世小驻。
我们在各自的故乡等待着命运的发落。老李回到了建始三里坝的香树湾，那是一个我至今陌生的所在，他又像一个农民一样为他父兄扛起了锄头。夜里，在昏暗的灯下，他写了给我的第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我家里分得薄田数亩，有点忙不过来，恰值我待业回家，能不以一次等劳动力顶上去乎？这几天汗流如雨，算是大力改造世界观了……在教育局的座谈会上，如同填志愿格式一样，我要求下乡教初中，只是不想回三里。看来局里可能满足我的请求。将来的事，谁也难以预料，我求得清净则心安无恙了。临行前夕，王新勇老师说过两句话：“你有点骨气，很好，也要现实一点。”句一也。“终身大事不能置之不顾，到人间来一场不易。”前一句有点朦胧，次日就明朗了，后一句很恳切，我不会不感动……
女同学中不少人多久以来认为我怪诞，因为我对女同学一直太冷。我知道自己不易被人理解，所以不责怪她们。我取的态度是尊重她们的大多数，但尊重毕竟与亲昵有别。存在决定意识。我希望她们能原谅我。我说的这个原谅，最好莫过于忘记。忘记，才能使我心安理得。我累极了，写字手抖，高水平加悠悠摇晃，书法甚佳，见赏。
我收到老李的信总是即复的，当时写了些什么，至今却是茫然。现在坐在异乡的灯前，抚看着23年前故人的手书，薄薄的笺纸像一篇枯叶，墨色也日渐黯淡如我们已逝的青春，心中真是百感交集。
80年代初，社会突然开始重视大学生了--尤其教育口，十分缺人。但那时教师待遇低，社会地位也低，因此我们都不愿当臭老九。我们班的官家子弟特多，各挟背景，都想留校。真正有才的也不好留了，大家一视同仁--全部分去当老师。一个月后，基本都各就各位，只有老李在建始还没着落。
穷人最需要工作，老李隔三岔五跑到县教育局去打听，总说让他再等待。这个毫无关系也毫无“追求”的老实人，他不知道命运又将如何作弄他。最后，局长亲自找他谈话--你的档案被组织部调过去了，你到县委去工作，好好干。这个对所有人皆可谓喜出望外的消息，对老李却如重雷轰顶。他久久沉默，然后乞求不去，甚至潸然欲泪。所有人皆不解--这个去处意味着踏上仕途啊，多少人借此改变个人和家族命运。但老李却真诚地拒斥这一高就。局长自然不敢得罪县衙，他也不能辞职--那年月要工资养家啊。老李只好怏怏赴任，当夜给我一信，结句谓--“写到这里，烟已抽完三支。这时刻雨已经住了。昨天晚上揩湿的手帕就搁在我身边的洗脸架上，我把剩下的泪水通通咽下，这就去洗那手帕。”
我分到了县教研室，马上参与全区先进教师表彰会的材料班子，然后驱车于山路上，然后像惊险电影一样翻了下去。我醒来时，看见万科长空空荡荡的头颅对着我的血眼，脑浆溅了我一身……
我只能仰卧于床两月。老李说来看我，后又来信说走到恩施，却又搭便车回去了。以后我才知，他到恩施车站排队买去利川的票，排到窗口，才发现钱包被人偷了。无奈，他只好又回去了。古人说--雪夜访戴，兴至而往，兴尽而归，何必见戴。老李正是这样的高致。
先转录老李在我养伤时的一封信，大家也好看看他的文笔和思考--
十二月七日书抵，今八时半取阅。为我弟转危为安幸之，乃不顾左右而速答。贵恙车祸所至，且有伤于头颅者，吾意非忧思宜也。亦当静养，俗务不必强为，雅行应止适可。杯盏间事，他日复加，今请避之。笈中或有消闲珍本，间时而读，得一笑而后暂释之，不得苦索经卷奥旨。吾历好诗余，草赋数言以奉，意在助弟遣向日郁闷，敢烦即和之乎？弟少减痛楚，已就笔砚，吾以己之所好累弟矣，愧之愧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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