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1)

　　文\/李海鹏作家

　　有时候你会遇到对你来说特别的事，那就像地震，在相当遥远的地方刹那间发生了又消失，可它制造的涟漪持续不停，最终久久震撼了你的生活。机缘凑巧，我的那一桩就发生在初窥生活堂奥之时。

　　先告诉你另一桩吧。高中时我有个沉默的女同学，身材普通，眉毛很浓，眼神郁悒，极不引人注意。课堂上她不会举手，班会上回避发言，没有朋友，形单影只，像块吸墨纸，稍愉快些的光线照到她都会显得唐突而化为无形。1989年夏天，我们学校跟札幌的一所高中成了友好学校，来了一个师生访问团，所有人都拥去了日语角，我回到教室时看到她独自坐在座位上。她好似永远粘在了座位上。那时每到周末，她父亲都来学校宿舍接她回家，她总是与之争执，百般不愿。我们只看了个莫名其妙，内心阴暗的男班主任却发觉事情蹊跷，逮住她逼问出了隐情。

　　原来这姑娘的母亲去世得早，几年前她父亲开始强奸她。算起来，也就是我故作倦怠的少年之态之时。

　　后来我设想过如果我是那老师，在那年代会怎么办。我没有答案。无论如何，那老师很沉得住气，找到那禽兽父亲，警告他不要再来找她，也不许逼迫她回家，交换条件则是不予揭发。骂了一通我操你妈的你他妈的还是人吗之类的，自不必提。那父亲乖乖地接受了这个条件又违反了约定，因此随后那老师把这事当作班级必须处理的麻烦，交代给教室后排的几个流氓。他们把那父亲揍得服服帖帖，这件事就圆满解决了，没人受伤害没人进监狱，一切都好，就像酒盅里的火苗口交般愉悦地舔着酒壶。那女孩继续沉默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很少挪动，仿佛稍一起身就会泄露那个班里包括我在内共有七个人知道的秘密，直到两年半后考上三流大学——重要的是它在外地不在S市。

　　离开我们那种地方何其重要，我们心知肚明，觉得她这下子可以开始新生活了。

　　谁料到，那个班主任既做了功德一桩，便有些得寸进尺地作为恩人和导师给那女生写起信来。某封信被也是我们学校考去的一个女生偷走了，她疯狂地想知道一个五十多岁的男老师和他的女学生说了些啥。她发现了啥？什么都没有，除了一个变得慈悲的老家伙“你要鼓起人生的风帆”之类的絮絮叨叨。

　　失望之余这女生编造了一个师生恋的故事传播了出去。然后在读了两个多月大学之后，某个下午的英语课上，第一个姑娘好端端地坐在教室里，突然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从此就疯掉了。我听他们学校的一个见证人说起过这件事。他说，可吓死我了，整栋楼都听见了，那得多瘆人，你自个儿琢磨吧。

　　我能琢磨啥？我琢磨事情本来可以不这样，可以完全不这样也可以不完全这样。我琢磨最终有什么她一直竭力控制的东西在脑子里炸开了一片白光。我不知道后来情形如何，不知道那女生是去了精神病院还是哪儿。在十九岁，刚刚得知这个故事的那个暮色渐浓的时刻，我只是琢磨也许那个把亲生女儿操疯了的老家伙，怀着无限的痛苦与悔恨把她接回了家，这下他可以操个够了。

　　S市人都是疯子，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那种为了喝杯热酒把酒从酒壶倒进酒盅，点燃酒盅烤那只酒壶，酒壶还没烤热，就迫不及待地拿起燃烧的酒盅一饮而尽的疯子。听来也许言过其实，可至少那时候，他们就是那样。即便如今，他们的特质也保留着，还将长久保留，只不过不那么显性罢了。我们这些千里求生的移民的后代，在跃出藩篱、彼此践踏方面真是才华横溢。

　　不早不晚，刘娅楠就出现在那时候。

　　1998年，在电台播音间的昏暗光线下第一眼看到她，我就知道她是不快乐小姐的一员。当时她十七岁，穿浅棕色羽绒服，内衬灰色毛衣，扎着头发，看人会低头，面孔幼稚，就是当年十七岁女孩的样子。可很难解释原因，可能是神情所致，我有一种感觉，她有某种与年龄极不相衬的老旧的气息，更像某个年长女人年轻时的拙劣仿制品。任何人都能感觉到她与人格格不入。

　　如今我已经不太记得她的容貌了。姿容秀丽，肯定的。看上去未经人事，缺乏信心，隐隐抗拒。她缺少我后来见过的不快乐小姐的特征。她很正常，安静。

　　她是来投稿的。那时我主持一个夜间节目，任务是拖慢节奏念几封表达思念或悔意的信，制造一点儿临睡前的伤感。我大概缺乏那个行当所需的才能，不过那种节目正在黄金时期，即便做得马马虎虎，我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欢迎。多数人会寄来他们写给某人的信，多半是写给恋人，少数人才会登门投稿。当时她向我敞开心扉一角，也许是因为这节目的特色所致，也许是因为她知道，我感受到了她那不是快乐不起来而是拒绝快乐的波长。

　　她的信是写给一个小学同学的，以“张婷，你好”开始，以“希望你也记得我们一起做手工作业的日子”结束，无非离开家乡之后再没相见你还好吗之类。无论如何，她把那封平淡而寂寞的信放在一边，从毛衣口袋里拿出一个钱包大小的迷你相册——相册封皮上印着千纸鹤——决定让我看看她的画稿照片。那些照片令人不适。那类似于戈雅的一个时期，还有某个我不记得名字的法国版画家，或者真正有绘画知识的人了解的其他的什么人。她画的是怪物在吃掉一个孩子之类的东西。有的血淋淋的，有的看得出来是坟墓。要是你想到她是个孩子，那么你会忽略掉那不够高明的笔触色彩，从心理层面严肃地对待它们。我确定我的待客笑容凝固在了嘴角。

　　我问她，为什么要画这些？你觉得自己有心理问题吗？她似乎被我的坦率吓住了，点点头，说有吧。这些画会让人不舒服，我告诉她。这句话过界了，她的眼神明显熄灭了一下，变得警觉、疏远。我们还聊了一些什么，不记得了。我肯定开导了她一番，虽是无用的废话，态度口吻却想必让她感到安慰。对于不快乐小姐，我要比一般人更有耐心些，甚至怀有一种叶公好龙式的爱心。毕竟，更年轻的人的不快乐我也曾深有体会。然后她就离开了。

　　这是下午的事。当天晚饭后我去打了几局斯诺克——那时我正对斯诺克入迷。按照分数大小，干脆利落地将一只只小球从巨大的台面上清理干净很有成就感，球落袋的声音令人满足，又给我一种冷静、睿智、横扫千军的错觉。斯诺克不同于九球——当然，更高级。围着球台走动时你忽然像个洋派绅士。毕竟那时候没人知道什么是绅士，而我才二十三岁，做着当时可谓浮华的工作。

　　换言之，我是那种完全不可能准备好应对当天的夜间节目里出的那种岔子的主持人。这个晚上，我读了两封信，然后接听电话，打进来的照例是多情少男孤独少妇之类。节目中途，一个男人打了进来：“喂，喂，我没啥要参与的啊。那啥，翡翠宫发生枪战啊。我通过贵热线爆料一个突发新闻啊，请你帮我插播一下。目前翡翠宫夜总会发生枪战，大批警察已经赶来，一场警匪火并看来已经不可避免。S市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插播新闻啊……”

　　当年电台还鼓励听众通过热线报告新闻，可这一次，这家伙的兴奋让我不安。我透过隔音玻璃看着导播，想让他决定怎么办，却看到他在打盹，等他猛然惊醒切断电话时为时已晚。我们让接入电话的红灯闪烁了51秒，无线电波在冬夜中已经传递得无远弗届。导播圆瞪着眼睛，意思是“操，糟了”。我们只能继续接听电话。忽然之间，每通电话都开始谈起翡翠宫的枪战来，我应付一两句，导播便迅速切掉。我们的窘态显然刺激了一些深夜无法成眠的家伙，他们开始像喝醉酒的驴子一般撞过来。“喂，我说，别光枪战哪，兄弟啊，我这儿看见一个原子弹啊，就在苏家屯！”一个家伙说。

　　我知道自己惹了一个麻烦，虽然还不知道它有多大。我开始讨厌那种幽默感。

　　早班开始，电台里就已经有人在谈论我的岔子，那桩新闻更是人尽皆知。事实上没有什么枪战。那天晚上，一个叫“四哥”的黑社会头目指派一个家伙在翡翠宫的顶楼抓住了老板，警察围困了翡翠宫。那家伙是个死士，开了两枪，前半夜杀人，后半夜自杀。我是当天夜里不慎发出消息的几个人之一。

　　不论当天是否处于那种状况，我都没有想再次见到她。我没有期望这天中午就接到她的电话。那时我有一部摩托罗拉大哥大，像块小砖头，算是新锐人物的身份证明。她打了这电话。“我在你们楼下对面的电话亭，你能下来一下吗？”她问。

　　那是11月，我们懂得天空的颜色暗示着漫天大雪正在酝酿之中。电台院子里，吃过午饭的人们正在离开食堂回宿舍午睡。在他们的脸上，流露出在如此严寒而难熬的季节，却能享受统一五毛钱的餐费的庆幸而满足的神情。

　　电台门口横着一辆黑色起亚轿车，两个家伙从车里钻出来，把我截在了门口。单看他们的样子你就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两个人都很年轻，站姿故意歪向一侧，一脸邪气。“你就是着名节目主持人那谁啊？”其中一个问，然后当着担负保卫电台任务的警察的面抽了我一记耳光。“四哥听说你了啊。”

　　这家伙的毛皮帽子掉在了地上，露出了大背头。那帽子与更早时期的棉帽子样式相同，只是把栽绒换成了毛皮。那年冬天每个混黑社会的或者假装混黑社会的家伙都戴一顶这种帽子。那家伙弯腰捡起帽子，极有耐心地掸着土。我等他戴好帽子，斜睨了我最后一眼，钻回轿车之后，才右转去咖啡馆。

　　哈瓦那咖啡馆是那时我们这般S市时髦人物去的地方。我们坐在火车座上，我一侧脸颊火辣辣地疼。夏天挨一下耳光其实不算什么——单从生理层面上说——冬天就难受多了。“找我干吗？”既然她不说话，我只好开口问她。

　　刘娅楠开始讲她的身世，讲得艰难，时断时续。最初她在S市的新民县像别的孩子一样长大，然后父亲的患病去世打断了一切。她母亲很美，但是多病，性格柔弱，几年前成了县里一位领导的情人，这位领导如今已上调S市出任高官。她母亲多病——她反复说到这一点——因此她们母女的生活重心就是维持住与高官的关系。高官自有家庭。那位母亲向来找不到什么活路，何况如今到处都在下岗失业，她们一定要维持这个关系，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包括我自己要付出的代价。”她说。她挪了一下咖啡杯子，又挪回来。

　　我仍能在脸颊上感到残留的麻木感，可也不至于恼火，毕竟在S市，抽人家一记耳光和被人家抽一记耳光之后，都只有一种态度是正确的，那就是若无其事。我问她能不能讲得清楚些，她不说话。某个似曾相识的阴影让我不安起来。

　　我做了几个洗脸的动作，舒缓一下神经。我决定告诉她一个故事。“我大一的时候，遇到几个高中同学，他们跟我说了一件事。”我开始把那个高中女生的故事讲给她听，最初讲得犹犹豫豫，后来顺畅起来。我告诉了她所有我知道的，除了那姑娘疯掉的结局。我说，类似的事情我听到过不止一桩。

　　我没告诉她，可是那一桩不同，因为我认识那姑娘，不得不时常回想起她的脸。我问她，她的事情是不是与此相似。她点点头。我问她，是不是她的继父。她又点点头。

　　我能说什么呢？运气不错，现在我们有了高中女生故事的又一个版本了。

　　这个版本是这样的：父亲去世后，刘娅楠变得非常紧张——她没有说自己“紧张”，但描述出的状态完全是那样。她跟别的小孩再也不一样了，童年中断了，年龄稍长些，也不曾经历知慕少艾。她的生活就是看着母亲眼色行事，保住与高官的关系。现在她想吐露这一切——她没说“吐露”这个词，但她表示了这个意思，她需要这个，虽然很难。她从来没对人说过这件事，除了现在跟她住在一起的那个姐妹。在新民县，她母亲认为自己与高官是相爱的，至今依然如此。那是她成为情妇的理由。她母亲总是对了解他们的事情的人说，自己与高官有心灵感应，他想什么她知道，她想什么他也知道，心有灵犀。总之就像是他们可以拍发心灵电报之类的玩意。有天晚上，她出去的时候，心灵电报失灵了，她没有感应到高官正强奸她的女儿。那是刘娅楠初一时候的事。这持续到半年前为止。半年前高官安排她读了一家住宿的美术高校，可是她没上什么学，是学校里画得最差的。她已经离开那学校了。

　　沉默片刻，我问她为什么把这些告诉我，她说觉得我可以信任。我问她既然不上学，那么在干吗。她说，就是在玩吧。这时我决定告诉她第二个故事。我说，我曾有另一个女同学，她总是骗别人说自己父母离婚，继母对她如何如何不好，惹得别的女生哭红了眼睛。可是最终，大家发现这一切都是编造的，她的父母根本没有离婚，更没有什么继母，她虚构了整个故事。

　　有时候，一些还在青春期的孩子会编造些拙劣的故事来骗取他们真正缺少的东西，比如编造自己家里的富有来获得一些敬畏，编造离奇的经历来吸引注意力，编造某个爱好来增添一点儿魅力，或者最普通的，编造不幸来获得一些爱。

　　在S市，这种编造被笼统地贬斥为吹牛。可是谁又不吹牛呢？借由一杯又一杯酒，人们把编造的习惯延续终生。只有置身其间，你才知道人生何其虚幻。

　　刘娅楠摇了摇头，不是的，她跟那个女生不一样，她说的是真的。她从口袋里拿出千纸鹤相册，给我看她母亲的照片。那母亲的神情，手上的动作，倚在酒柜前的脆弱的样子，看上去就像落入水中准备抓住漂来的第一根木头——给我如此感觉。当然，这只是照片而已。这事情我当时无法确认真伪。

　　后来，我知道刘娅楠的故事是真的，但真伪已经变得不再重要。我开始想，这终究是个“慕氏时代的故事”。这我可以稍后解释。我不是非把自己遇到过的事跟某个时代联系在一起不可，也不是要归咎于什么，甚至于对那时代不无理解之处。但是不在那个年代，不在那个地方，这一切是不会发生的。

　　“那，”我说，“你的事，你没告诉她？”

　　“她知道。”

　　那时我还会对这样的事感到匪夷所思。

　　“那，她还要继续跟你继父的关系？”

　　“她跟我说，你就当是报恩吧。”

　　就是这样。继父出现在这种故事里总会比生父好一些。我想是这样。

　　她问我，跟她回她住的地方，怎么样？我不记得自己是否跟她说过，如果我去她家，那么只是去她家。她是个孩子，我对不快乐小姐的兴趣也并非那种。在我们走去她住的地方的路上，我脑子里想的并不是她，是某些抽象的东西。

　　就像有维多利亚时代、镰仓时代、戡乱时代一样，S市的那个时期也可以叫作慕氏时代。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慕氏是我们当时的市长，那个激变时代的明星人物，改变了整个城市。那是S市的工业建筑与灯红酒绿奇怪地组合在一起的年代。慕氏是真正的市井无赖。他后来病死于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