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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巷》 作者:戴望舒

第20章 谱写出动人的篇章 (4)

  七年之后,在一八三七年,季崖尔莫?罗佩(Guillermo Lobè)作了一次旅行,从古巴到美国,从美国又到欧洲。而在一八三九年,他在纽约出版了他的那部《在美国,法国和英国的旅行中给我的孩子们的书翰》。罗佩曾在美国和欧洲研究铁路,而在他的信上,铁路是常常讲到的。他希望西班牙全国都布满了铁路,然而他的愿望也没有很快地实现。以后,文人学士的关于铁路的记载渐渐地多起来了。在一八四一年美索奈罗?洛马诺恩(Mesonero Romanos)发表了他的《法比旅行回忆记》;次年,莫代思多·拉福安德(Modesto Lauyente)发表了他的《修士海龙第奥的旅行记》第二卷。这两部游记中对于铁路都有详细的叙述,而尤以后者为更精密而有系统。这两位游记的作者都一致地公认火车旅行的诗意(这是我们所难以领略的)。美索奈罗在他的记游文中描写着铁路的诗意底各方面,在白昼的或在黑夜的。而拉福安德也沉醉于车行中所见的光景。他写着,“这是一幅绝世的惊人的画图;而在暗黑的深夜中看起来,那便千倍地格外有趣味,格外有诗意。”

  然而,就在这一八四二年的三月十四日,当元老院开会议论开筑一条从邦泊洛拿经巴斯当谷通到法兰西去的普通官路的时候,那元老议员却说:“我的意见是,我们永远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弄平了比雷奈山;反之,我们应该在原来的比雷奈山上,再加上一重比雷奈山。”多少的西班牙人会同意于这个意见啊!

  在一八四四年,西班牙著名的数学家玛里阿诺·伐烈何(Mriano Vallejo)出版了一本题名为《铁路的新建筑》的书。这位数学家是一位折中主义者。他愿望旅行运输的便利,但他也好像不大愿意机关车的黑烟污了西班牙的青天,不大愿意它的尖锐的汽笛声冲破了西班牙的原野的平静。我们的这位伐烈何主张仍旧用牲口去牵车子,只不过那车子是在铁轨上滑行着罢了。可是,这个计划也还是没有被采用。

  从一八四五年起,西班牙筑铁路的计划渐次地具体化了。报纸上继续地论着铁路的利益,资本家踊跃地想投资,而一批一批的铁路专家技师,又被从国外聘请来。一八四五年五月三十日,马德里的《传声报》记载着阿维拉、莱洪、马德里铁路企业公司的主持者之一华尔麦思来(Sir L. Walmsley)抵京进行开筑铁路的消息;六月二十二日,马德里的《日报》上载着五位英国技师经过伐拉道里兹,测量从比尔鲍到马德里的铁路路线的消息;七月三日,《传声报》又公布了筑造法兰西西班牙铁路的计划,并说一个英国工程师的委员会,也已制成了路线的草案并把关于筑路的一切都筹划好了;而在九月十八日的《日报》上,我们又可以看到工程师勃鲁麦尔(Brumell)和西班牙北方皇家铁路公司的一行技师的到来。以后,这一类的消息还是不绝如缕,然而这些计划的实现却还需要许多岁月,还要经过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一八四八年巴塞洛拿和马达罗之间的铁路,一八五一年马德里和阿朗胡爱斯之间的铁路,只能算是一种好奇心的满足而已。

  从这些看来,我们可以见到这“铁的生客”在西班牙是遇到了多么冷漠的款待,多么顽强的抵抗。那些生野的西班牙人宁可让自己深闭在他们的家园里(真的,西班牙是一个大园林),亲切地,沉默地看着那些熟稔的花开出来又凋谢,看着那些祖先所抚摩过的遗物渐渐地涂上了岁月底色泽;而对于一切不速之客,他们都怀着一种隐隐的憎恨。

  现在,在我面前的这条从法兰西西班牙的边境到马德里去的铁路,是什么时候完成的呢?这个文献我一时技不到。我所知道的是,一直到一八六○年为止,这条路线还没有完工。一八五九年,阿尔都罗?马尔高阿尔都(Arturo Marcoartú)在他替《一八六○闰年“伊倍里亚”政治文艺年鉴》所写的那篇关于铁路的文章中,这样地告诉我们:在一八五九年终,北方铁路公司已有六五○基罗米突的铁路正在筑造中;没有动工的尚有七十三基罗米突。

  在我前面,两条平行的铁轨在清晨的太阳下闪着光,一直延伸出去,然后在天涯消隐了。现在,西班牙已不再拒绝这“铁的生客”了。它翻过了西班牙的重重的山峦,驰过了它的广阔的平原,跨过它的潺湲的溪涧,湛湛的江河,披拂着它的晓雾暮霭,掠过它的松树的针,白杨的叶,橙树的花,喷着浓厚的黑烟,发着刺耳的汽笛声,隆隆的车轮声,每日地,在整个西班牙骤急地驰骋着了。沉在梦想中的西班牙人,你们感到有点轻微的怅惘吗,你们感到有点轻微的惋惜吗?

  而我,一个东方古国的梦想者,我就要跟着这“铁的生客”,怀着进香者一般虔诚的心,到这梦想的国土中来巡礼了。生野的西班牙人,生野的西班牙土地,不要对我有什么顾虑吧。我只不过来谦卑地,小心地,静默地分一点你们的太阳,你们的梦,你们的怅惘和你们的惋惜而已。

  记诗人许拜维艾尔

  二十年前还是默默无闻的许拜维艾尔,现在已渐渐地超过了他的显赫一时的同代人,升到巴尔拿斯的最高峰上了。和高克多(Cocteau),约可伯(Jacob),达达主义者们,超现实主义者们等相反,他的上升是舒徐的,不喧哗的,无中止的,少波折的。他继续地升上去,像一只飞到青空中去的云雀一样,像一只云雀一样地,他渐渐地使大地和太空都应响着他的声音。

  现代的诗人多少是诗的理论家,而他们的诗呢,符合这些理论的例子。爱略特(T.S.Eliot)如是,耶芝(W.B. Yeats)如是,马里奈谛(Marinetti)如是,玛牙可夫斯基(Mayakovsky)如是,瓦雷里(Va'léry)亦未尝不如是。他们并不把诗作为他们最后的目的,却自己制就了樊笼,而把自已幽囚起来。许拜维艾尔是那能摆脱这种苦痛的劳役的少数人之一,他不倡理论,不树派别,却用那南美洲大草原的青色所赋予他,大西洋海底珊瑚所赋予他,喧嚣的“沉默”,微语的星和驯熟的夜所赋予他的辽远,沉着而熟稔的音调,向生者,死者,大地,宇宙,生物,无生物吟哦。如果我们相信诗人是天生的话,那么他就是其中之一。

  一九三五年,当春天还没有抛开了它的风,寒冷和雨的大氅的时候,我又回到了古旧的巴黎。一个机缘呈到了我面前,使我能在踏上归途之前和这位给了我许多新的欢乐的诗人把晤了一次(我得感谢那位把自己一生献给上帝以及诗的Abbé Duperray)。

  诗人是住在处于巴黎的边缘的拉纳大街(Boulevard Lannes)上,在蒲洛涅林(Bois de Boulogne)附近。在一个阴暗的傍晚,我到了那里。在那清静而少人迹的街道上彳亍着找寻诗人之家的时候,我想起了他的诗句:

  有着岁月前来闻嗔的你的石建筑物,

  拉纳大街,你在天的中央干什么?

  你是那么地远离开巴黎的太阳和它的月亮,

  竟至街灯不知道它应该灭呢还应该明,

  竟至那送牛乳的女子自问,

  那是否真是屋子,凸出着真正的露台,

  那在她手指边叮当响着的,是牛乳瓶呢还是世界。

  找到了拉纳大街四十七号的时候,天已开始微雨了,我走到一所大厦的门边,我按铃。铃声清晰地在空敞的门轩中响了好一些时候。一个男子慢慢地走了出来。

  “诗人许拜维艾尔先生住在这里吗?”我问。

  “在二楼,要我领你去吗?”

  “不必,我自己上去就是了。”

  我在一扇门前站住。第二次,铃声又响了。这次,来给我开门的是一个女仆,她用惊讶的眼睛望着我,好像这诗人之居的恬静,是很少有异国的访客来搅扰的。

  “许拜维艾尔在家吗?”我问。

  “在家。您有名片吗?”

  她接了我的名片,关了门,领我到一间客厅里,然后去通报诗人。

  我在一张大圈椅上坐下来,开始对于这已经是诗人的一部分的客厅,投了短促的一瞥。古旧的家具,先人的肖像,紫檀的镂花中国屏风,厚厚的地毯:这些都是一个普通的法国人家所应有尽有的,然而一想到这些都是兴感诗人,走进他的生活中去,而做着他的诗的卑微然而重要的元素的时候,这些便都披上了一层异样的光泽了。但是那女仆出来了,她对我说她的主人很愿意见我,虽然他在患牙痛。接着,在开门的声音中,许拜维艾尔已经在门框间现身出来了。

  这是一位高大的人,瘦瘦的身体,长长的脸儿,宽阔的前额,和眼睛很接近的浓眉毛,从鼻子的两翼出发下垂到嘴角边的深深的皱槽。虽则巳到了五十以上的年龄,但是我们的诗人还显得很年轻,特别是他的那双奕奕有光的眼睛。有许多人是不大感到年岁的重负的,诗人也就是这一类人之一,虽然他不得不在心头时时重整精力,去用他的鲜血给”时间的群马”解渴。

  “欢迎你!”这是诗人的第一声,“我们昨天刚听到念你的诗,想不到今天就看到了你。”

  当我开始对他说我对于他的景仰,向他道歉我打搅他等等的时候,“不要说这些,”他说,“请到我书房里去坐吧,那里人们感到更不生疏一点。”于是他便开大了门,让我走到隔壁他的书房里去。

  任何都不能使许拜维艾尔惊奇,我的访问也不。他和一切东西默契着:和星,和树,和海,和石,和海底的鱼,和墓里的死者。就在相遇的一瞬间,许拜维艾尔已和我成为很熟稔的了,好像我们曾在什么地方相识过一样,好像有什么东西曾把我们系在一起过一样。

  我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来,舒适地,像在我自己家中一样。而他,在横身在一张长榻上之后,便用他的好像是记忆中的声音开始说话了:

  “是的,我昨晚才听到念你的诗。它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愉快给我,我向你忏白,我不能有像你的《答客问》那样澄明静止的心。我闭在我的世界中,我不能忘情于它的一切。”

  的确,这“无罪的囚徒”并不是一位出世主义者,虽然他竭力摆脱自己,摆脱自己的心。他所需要的是一个更广大深厚得多的世界,包涵日,月,星辰,太空的无空间限制的世界,混合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无时间限制的世界;在那里,没有死者和生者的区别,一切东西都是有生命有灵魂的生物。

  “我相信能够了解你,”我说,“如果你能够恕我的僭越的话,我可以向你提起你的那首《一头灰色的中国牛》吗?遥远地处于东西两个极端的生物,是有着它们不同的性格,那是当然的,正如乌拉圭的牛沉醉于Pampa的太阳和青空,而中国的牛彳亍于青青的稻田中一样,但是却有一种就是心灵也难以把握得住的东西,使它们默契,把它们联在一起,这东西,我想就是‘诗’。”

  “这倒是真的,”诗人微笑着说,眼睛发着光,“我们总好像觉得自己是孤独地生活着,被关在一个窄狭到有时几乎不能喘息的范围里,因而我们便不得不常常想到这湫隘的囚牢以外的世界,以及这世界以外的宇宙……”诗人似乎在沉思了;接着,他突然说:“想不到你对于我的诗那么熟悉。你觉得它怎样,这首《一头灰色的中国牛》?这是我比较满意的诗中的一首。”

  “它启发了我对于你的认识,并使我去更清楚地了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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