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青年作家的评价也许常常会溢美。前年我为一个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的小说写了一篇读后感，有一位老作家就说：“有这么好么？”老了，就是老了。文学的希望难道不在青年作家的身上，倒在六七十岁的老人身上么？“君有奇才我不贫”，老作家对年轻人的态度不止是应该爱护，首先应该是折服。有人不是这样。
在读着阿成和另几位青年作家的作品的过程中，一天清晨，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头骆驼在吃一大堆玫瑰花。
一个荒唐的梦。
1990年12月24日
当代散文大系总序
中国是散文的大国。中国散文历史的悠久，大概可以算世界第一。先秦诸子，都能文章，恣肆谨严，风格各异。《史记》乃无韵之离骚立记叙之模范。魏晋词赋，风神朗朗，韩愈起八代之衰，是文体上的一次大解放。欧阳修辞赡韵美。苏东坡行于当行，止于应止，使后世作家解悟：散文最大的特点，是自由。明季作家意识到语言的自然美，三袁张岱，是其代表。桐城义法，实本《史记》。龚定庵矫矢奇崛，遂为一代文宗。
中国的新文学、新诗、话剧、小说都是外来的形式，只有散文，却是土产。渊源有自，可资借鉴汲取的传统很丰厚。1鲁迅、周作人实是五四以后散文的两大支派。鲁迅悲愤，周作人简淡。后来作者大都是沿着这样两条路走①此文是汪曾祺先生为将由沈阳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散文大系”撰写的总序。
下来的。江河不择细流，侧叶旁枝，各呈异彩。然其主脉，不离鲁迅、周作人。
中国散文主要继承的是本国的传统，但也不是没有接受外来的影响。三十年代初，翻译了法国的蒙田、挪威的别伦别尔生的散文，波特莱尔、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泰戋尔、纪伯伦的散文诗，这些都扩展了中国散文作家的眼界。西班牙的阿索林的作品介绍进来的不多，但是影响是很深的。
三十年代写散文的人很多，四十年代写散文的少了，散文几乎降为小说的附庸。
五十年代写散文的又多了起来，一时名家辈出。对五十年代的散文有不同看法。有人以为这是一个高峰期；有人以为这时的散文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即出现了“模式”，使年轻的读者以为只有这样写才叫做散文。所谓“模式”，一是不管什么题目，最后都要结到歌颂祖国，歌颂社会主义，卒章显其志，有点像封建时代的试帖诗，最后一句总要颂圣；二是过多的抒情，感情缠绵，读起来有“女郎诗”的味道。成绩和缺点都是存在的。
六十年代散文的势头不旺。“文革”以后只有大批判的文章，但那不能叫做散文。那时不但没有散文，也没有文学。
七十年代后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文学复苏，散文如江南草长。物极必反，这时的散文不但摆脱了“文革”文风，也摆脱了五十年代的“模式”。
近三四年散文的长势很好，出现了好几种散文杂志，一般文学杂志也用较显著的篇幅刊登散文，或出散文专号。散文的地位由附庸蔚为大国。有人预言1993年将是散文年。
为什么散文会兴旺起来？一个是社会的原因，‘一个是文学的原因。中国人经过长期的折腾，大家都很累，心情浮躁，需要平静，需要安慰，需要一种较高文化层次的休息。尽管粗俗的文化还在流行，但是相当一部分人对此已经感到厌倦，他们需要品位较高的艺术享受，需要对人生独到的观察，对自成一家的语言的精美的享受。散文可以提供有文化的休息和这种精美的享受。散文可以说是应运而生。近年的散文自然也有相当多的平庸之作，但是总体上来说，质量是比较好的，出现了有自己的风格的散文家和足以传世的散文佳作。
近年散文写得好的，不少是女作家，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什么原因？我想是女作家的感觉更细一些，女作家写“女郎诗”未可厚非；女作家对功利更超脱一些，对“为政治服务”抛弃得更远一些。
近年散文也有些什么缺点？我以为一是散文的天地还狭窄了一些。目前的散文，怀人、忆旧、记游的较多，其实书信、日记、读书笔记乃至交待检查，都可以是很好的散文。二是对散文的民族传统（包括五四以来的传统）继承得还不够，对外国散文作品借鉴得也不够。我们现在还很少散文家能写出鲁迅《二十四孝图说》那样气势磅礴，纵横挥洒的“大”散文，能写出像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果园里》那样用意识流方法写出的精致的小品。
中国散文的前景是辉煌的。
1992年10月29日
红豆相思
--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缘起》
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才兼文史，是现代的大学问家，何以别出心裁，撰写《柳如是别传》？其缘起乃在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则其用意可知矣。
寅恪先生对于钱谦益的态度不苛刻，不是简单的用“汉奸”二字将其骂倒，而是去理解他的以著书修史自解的情事。而对柳如是则推崇有加。先生感赋之诗有句“谁使英雄休入彀”，注云“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河东君独留金陵。未几牧斋南归，然则河东君之志可知也。”是以为柳如是的品格在钱谦益之上的，钱谦益身上的污泥，沾不到柳如是的身上。
寅恪先生淹博绝伦，而极谦虚，自谓“匪独牧翁之高文雅什，多不得其解，即河东君之清词丽句，亦有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怀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后二十年，始克属草。爬梳史实，寻绎诗意，貌其神韵，探得心源，又不知历若干寒暑。寅恪先生之于柳如是，可谓一往情深。《别传》是传记，又是一个长篇的抒情散文，既是真实的，又是诗意的。至于文章的潇洒从容，姿态横生，尤其余事。
精辟的常谈
--读朱自清《论雅俗共赏》
朱先生这篇文章的好处，一是通，二是常。朱先生以为“雅俗共赏”这句成语，“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这说出了“雅俗共赏”的实质，抓住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关键。
朱先生首先找出“雅俗共赏”的社会原因，那就是从唐朝安吏之乱之后，“门第迅速地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上来的士人“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是非常精辟的，唯物主义的分析。
朱先生提出语录、笔记对”雅俗共赏“所起的作用。朱先生对文体的由雅入俗作了简明的历史回顾，从韩愈、欧阳修、苏东坡到黄山谷，是一脉相承的。黄山谷提出”以俗为雅“，可以说是纲领性的理论。
从诗到词，从词到曲，到杂剧、诸宫调，到平话、章回小说，到皮黄戏，文学一步比一步更加俗化了。我们还可以举出”打枣竿“、”挂枝儿“之类的俗曲。这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人也奈何不得。
这样，”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
其后便有”通俗化“和”大众化“。
朱先生把好几百年的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绺出了一个头绪，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一通百通。朱先生把一部文学史真正读通了。
朱先生写过一本《经典常谈》。”常谈“是”老生常谈“的意思。这是朱先生客气，但也符合实际情况：深入浅出，把很大的问题，很深的道理，用不多的篇幅，浅近的话说出来。”常谈“，谈何容易！朱先生早年写抒情散文，笔致清秀，中年以后写谈人生、谈文学的散文，渐归简淡，朴素无华，显出阅历、学问都已成熟。用口语化的语言写学术文章，并世似无第二人。
《论雅俗共赏》是一篇标准的”学者散文“，一篇地地道道的Essay。
阿索林是古怪的
--读阿索林《塞万提斯的未婚妻》
阿索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
阿索林是古怪的。
《塞万提斯的未婚妻》是一篇古怪的散文，一篇完全不按常规写作的，结构极不匀称的散文。
这是一篇游记么？
就说是吧。
文章分为一、二两截。
一用颇为滑稽的笔调写我--一个肥胖，快乐，做父亲了的小资产阶级的”我“，在乘火车旅行的途中的满足、快活、安逸的心情。这个”我“难道会是阿索林本人？’
二写阿索林在古色古香的西班牙--塞万提斯的故乡爱思基维阿斯的见闻。充满了回忆，怀旧，甚至有点感伤的调子。这里到处是塞万提斯痕迹，塞万提斯的气息。塞万提斯每天在他的睡眠中听过的悦耳的钟声。
“塞万提斯广场”。一个小小的狭窄的厅，有一条小走廊通到一个铁栏杆，塞万提斯曾经倚在那里眺望那辽阔、孤独、静默、单调、幽暗的田野。最后是塞万提斯的未婚妻。一个俏丽而温文的少女。一只手拿着一盘糕饼，一只手拿着一个小盘子，上面放着一只斟满爱思基维阿斯美酒的杯子，羞容满面，柔目低垂。这个活生生的现实中的少女使阿索林从她的身上看出费尔襄多沙拉若莱思的女儿，米古爱尔特塞万提斯的未婚妻本人。夜来临了，阿索林想起了在黄昏时分，在忧郁的平原间，那位讽刺家对他的爱人所说的话--简单的话，平凡的话，比他的书中一切的话更伟大的话。这就是塞万提斯，真正的塞万提斯。
我们见过许多堂吉诃德的画像，钢笔画、铜版蚀刻、毕加索的墨笔画。这些画惊人地相似。我们把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混同起来，以为塞万提斯就是这个样子。可笑的误会。阿索林笔下的塞万提斯才是真正的塞万提斯，一个和他的未婚妻说着简单，平凡，比他的书中一切话更伟大的话的温柔的诗人。
于是我们可以说《塞万提斯的未婚妻》是一篇对塞万提斯的小小的研究。只是阿索林所采取的角度和一般塞万提斯的研究者完全不同。
文人论乐
--读肖伯纳《贝多芬百年祭》
肖伯纳是个多面手。他写小说，写戏，写散文、政论，有一个时期还是报纸的音乐评论专栏的撰稿人。
我是个乐盲，尤其是对于西洋音乐。我不知道肖伯纳文章是不是说得有道理，也许音乐家认为他只是个三脚猫。但是我觉得他的文章很有特点，就是他写出了性格，贝多芬的性格和他的音乐的性格。这使贝多芬能够为普通人理解，接受。这是专业的音乐评论家、乐队指挥办不到的。
不能指出《贝多芬百年祭》和《华伦夫人的职业》、《魔鬼的门徒》有什么关联。但是这篇论文显然是一个小说家、戏剧家写的。它的力量在于它的文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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