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情窦初开

在那八年中学期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发生了一件纯粹属于个人的事：我们从十岁的孩子渐渐长大成为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具有男性特征的年轻小伙子，那种自然的本能开始要求得到满足。看来，青春期性的成熟好象完全是个人问题，但每一个正在成长发育的人，却不得不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这个问题斗争。在那情窦初开之际，是完全忌讳在公开场合谈论性问题的；但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青春发育期已超出它本身的范围。它同时导致另一种意识的觉醒。因为性的成熟第一次教会我们以更多的批判意识去观察那个我们曾在其中长大成人的社会世界，去观察它的各种习俗。总的说来，儿童和年轻人都愿意让自己先体面地适应自己生活环境中的各种规范。但是，只有当他们看到，要他们遵守的那些社会习俗也被其他所有的人诚实地遵守时，他们才会去遵守。教师或父母们身上的任何虚伪行为都不可避免地会促使年轻人用怀疑的，从而也是更尖锐的目光来观察他环境周围的人。

而事实上，不用很久，我们就发现我们以前一直寄于信任的各种权威学校、家庭、社会道德，在性这个问题上的表现是极不诚实的，甚至可以说，他们要求我们在这件重要事情上也要鬼鬼祟祟、偷偷摸摸。

因为三、四十年前关于这类事情的想法和我们今天的世界完全不同。在社会生活中，或许没有一个领域有象两性关系那样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全面的变化，这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妇女解放运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体育运动的发展、青年一代的自主独立等。十九世纪的市民道德，基本上是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如果想区分它和我们今天流行的更为自由、更为无拘无柬的观念有什么不同，那么也许首先应该看到这样一个具体状况：那个时代由于感觉到自己内部的不太平而小心翼翼地回避性问题—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在人们尚且真诚信奉宗教的更早时代，尤其是在严格的清教徒时代，性问题倒反而容易解决。中世纪的权威们曾一味深信，官能上的要求乃是魔鬼刺激所致，肉欲乃是猥亵和罪孽。他们正是本着这种信念对待性问题。他们用粗暴的禁令、残酷的惩罚—尤其是在喀尔文教的日内瓦—贯彻自己僵化的道德观念。而到了我们那个世纪，就不同了。

那是一个早已不信魔鬼，甚至也不太信神的宽容时代，因此也就不敢再采取这样一种极端的革出教门的严厉手段。不过，我们那个世纪仍然觉得性问题是一种造成不太平的乱世因素，是和当时的伦理不根容的，所以也就不可以让性问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为除了婚姻之外的任何形式的自由爱情，都有悸于资产阶级的所谓正派作风。鉴于这种矛盾，我们那个时代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折衷办法。那个时代的道德规范虽不禁止年轻人过自己的性生活，但却要求年轻人以某种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处理这种难堪的事。既然性问题已不能从这个世界上消除，那么至少应该让它在社会风气范围之内看不见。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庭里，以及在公众场合，都不谈论这个令人不快的情结，把能引起想到性欲存在的一切念头都压抑下去。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谁想有意识地去压抑自然的情欲冲动；情欲并不因此而消失，只不过危险地进入潜意识罢了。所以我们今天很容易对当时那种无师自通的遮遮掩掩的愚蠢伎俩哑然失笑。但是十九世纪却完全囿于这样一种妄想：以为人能够用理性主义的理智解决一切冲突；以为人把自然的本能藏得越深，自己那种令人烦躁的冲动也就越能得到缓解：以为只要对年轻人从不提起性欲的存在，他们也就会忘却自己身上存在的性欲。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抱着这种通过不闻不问的办法来克制性欲的妄想，共同组成一条守口如瓶的封锁线。学校、教会的牧师、沙龙、司法机关、报刊、书籍、社会风气，原则上都回避谈到任何性的问题；甚至科学—它自身的任务本来应该是对一切问题进行毫无约束的探讨—也以可耻的方式参与这种自然而然的不光彩行径。科学也以研究这类污秽的课题将有失科学的尊严为借口而屈服了。如果我们今天翻阅一下当时的哲学、法学，甚至医学方面的书籍，我们将会一致发现：凡是涉及性问题的地方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那些研究刑法的学者们在学术会议上讨论监狱中符合人道主义的措施以及牢房生活有失道义的内容时，也都害怕触及这个本来是最中心的问题—性欲问题。同样，那些神经科的医生虽然在许多情况下清楚知道某些歇斯底里病状的原因，但却不敢说出真相。我们今天仍可在弗洛伊德的着作中读到，纵然像他所尊敬的老师夏尔科这样的人，也曾私下向他承认，他虽然知道某些病人的真正病因，却从未公诸于世。至于当时的所谓美文学，更是不敢作如实的描写，因为它是专以表现美学方面的美为己任的。在我们之前的若干世纪里，作家们并不怯于提供一幅真实而又广阔的时代文化风貌的画面。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笛福、普雷沃神甫、菲尔丁、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的作品中看到那种对真实情况不加歪曲的描写。可是到了我们那个时代，只允许表现充满感悄和高尚的事，不允许表现使人难堪而又真实的事。

因此，人们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中几乎看不到对大城市青年一代的各种危险、困惑、阴暗面的反映。即使有一个作家大胆地祝到卖淫，他也必须把它精心美化一番，把女主人公打扮成茶花女。所以我们今天面临这样一种特殊情况：当今天的一个年轻人为了要了解上一代和上上一代的青年人是怎样奋斗终生而去翻阅纵然是那个时代的大师们的长篇小说，如，狄更斯、萨克雷、戈特弗里德凯勒、比昂逊的作品—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除外，他们身为俄国人是站在欧洲假理想主义的对立面的—这时他就会发现，书中描写的尽是一些经过加工、理想化的、温和适中的事件，因为那整整一代人由于时代的压力而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而最能清楚说明这一点的，倒还不是文学本身的这种克制态度，而是那个时代对祖先们的道德观念近乎歇斯底里的迷恋，以及那种今天已难以想象的时代气氛。要不，人们怎么还能理解，象《包法利夫人》这样一部完全实事求是的小说竟会被法国的一家法院视为淫书而公开加以禁止呢怎么还能理解。左拉的小说在我青年时的那个时代竟会被看作是色情文学；陵托玛斯哈代这样一位如此平静、古典主义的叙事文学家竞会在英国和美国引起愤怒的浪潮呢因为这些书籍尽管写得非常节制，还是揭露了不少现实。

然而，我们正是在这样一种令人窒息、不健康的空气中，在这样一种充满香水味而又郁闷得难受的空气中长大成人的。对性一味隐藏和保持缄默，而又违反心理学的虚伪道德。简直像一座大山压在我们青年人的身上。而且由于步调一致的缄默伎俩，在文学和文化史中也就缺乏真正符合当时实情的文献资料，从而也就不容易把那些不足信的事重新加以改正。当然，某种可循的线索还是有的：我们只需看一看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了，因为一个世纪的每种社会风尚，都以它有目共睹的趣味爱好，无意之中显露了那个世纪的道德观念。在一九四○年的今天，当电影院的银幕上出现一九○○年的妇女和男子穿着当时的服装参加社交场面时，欧洲或美洲的任何一座城市或一个村庄的观众都会不约而同地笑个不停—这种现象的确不是偶尔发生。甚至今天最老实巴交的人也会笑话从前那种奇怪打扮，觉得他们简直是滑稽人物，是一群穿戴不自然、不方便、不实用、不符合健康要求的丑角。就连我们这些还曾见过我们的母亲、姑姨、女朋友穿着那种古怪的夜礼服和自己儿童时同样打扮得十分可笑的人，也觉得那整整一代人竞会毫无异议地顺从那种愚蠢的穿戴，简直是一场可怕的恶梦。当时男子的流行打扮是：让人无法稍微松动一下的、笔直的硬高领，燕尾很长的黑札服和会使人联想到烟囱的大礼帽，这已经够可笑的了；可是从前的一位女士的打扮才令人喷饭呢！

穿着那身打扮是既繁琐又费劲，一举一动都极不自然！腰间紧系着一件用鲸鱼须骨制成的紧胸衣，活像马蜂的细腰；下身又穿着鼓起的一口大钟似的肥大裙子；颈脖上的衣领扣得又紧又高，直至下颚；双脚完全是盖严的；梳成无数小曲鬈、螺鬟和辫子的头发高高耸起，上面是珠光宝气、摇摇晃晃的头饰；即便是最热的夏天，双手也都捂在手套里。这种在今天早已成为历史人物的女士虽然香气扑鼻、戴着各种首饰、满身是精细的花边、褶裥、流苏，但仍然是一个值得怜悯和不能自理的不幸之人。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凡是打扮成这种像骑士一般全副武装的女人，再也不可能生气勃勃、轻盈而自由地行动；有了这样一副穿戴，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姿态，以及全身装模作样产生的效果，都显得矫揉造作、极不自然，且不说社交方面的教育，光是这一身女士穿戴：这类夜礼眼的穿上和脱下，程序就十分繁琐，没有别人帮助是根本不可能的。首先，得把背后的无数搭扣从腰身到颈脖全部扣上；让侍女用尽全身力气把紧胸衣系上；让每天来伺候的女理发师用不计其数的发针、发夹、梳子、烫发钳、卷发筒把长长的头发烫成寒曲、梳刷整齐、做成高耸的发型—我想提醒今天的年轻人注意：三十年前，除了几十名俄罗斯女大学生外，欧洲每一个妇女的头发都长到齐腰的地方—然后，再给女士像洋葱皮似的一层一层地穿上衬裙、紧身内衣、上衣和短上衣，一直把她打扮到自己身上的最后一点女人气息完全消失为止。然而，这种毫无意义的事，实际上是有它心照不宣的含义的：一个女人的线条应该通过这样的加工处理完全掩饰起来，以致一个新郎在婚礼的宴会上也无法预料自己身旁的未来生活伴侣究竟是长得挺直还是佝偻，长得丰腴还是瘦瘪，长的是长腿还是弓形腿；那个讲究道德的时代根本不认为这种旨在达到欺骗和适应普遍理想美的目的而对头发、胸脯以及身体其他各部位进行人为的矫饰是不允许的。一个女人愈想成为一个女士，就愈不应该让别人看出她的自然形态。其实，带着这种明显目的的社会风尚，无非是为那个时代的总的道德倾向效劳，因为那个时代主要关心的是，掩盖和隐藏性爱。

但是，那种智慧的道德风向完全忘记了：一旦把魔鬼关在门外，十之八九，魔鬼会被迫从烟囱或者后门进来。用我们今天比较不受拘束的目光来看，那种服饰无非是要把露在外面的皮肤和真实的身材竭力掩盖起来，我们根本看不出其中有什么美德，恰恰相反，我们只看到那种时尚挑逗地突出了异性的存在，使人感到很不自在。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一名青年男子和一个年轻妇女，如果两人都身材修长、留着短发、面部没有胡须，从外貌上一看，就觉得他们结为朋友很般配，可是在从前那个时代，异性之间要尽可能保持距离。男人们为了好看，蓄着长长的胡须，或者至少要不时捻捻一撮很浓的小胡子，作为男性的明显点缀。而女人则用那件紧胸衣把女性最主要的特征胸脯炫耀地让人看得一目了然。此外，在举止仪态方面也特别强调所谓坚强的男性和软弱的女性，要求男子豪爽、好斗、有骑士风度，要求女人腼腆、温柔、小心谨慎，要求男子像猎手，女人像猎物，而不是两者毫无差别。

由于仪表上的这种人为的南辕北辙，那种内在的异性吸引力，即性爱也必然更加强烈。所以，当时那个社会由于采取这种违反心理的对性保持缄默和掩盖的方法，恰恰使自己走向反面。它唯恐在生活、文学、艺术、穿着方面出现有伤风化的事，到处去防范能引起位兴奋的刺激，反而使自己的念头始终围绕着不道德的勾当转。它到处寻找那些可能会出格的事，反而使自己一直处于窥探色情的状态；在当年那个世界看来，正派作风始终处在发发可危之中：每一个姿态、每一句话，都会有失体面。也许，今天的人尚能理解：一个女子在运动或者打球时只穿一条裤子，在那个时代简直是犯罪；可是又怎能理解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老古板呢一个女子在当时根本不可以把裤子这个词说出口。如果她不得已要提到这样一件有引起性感之虞的东西，譬如说，男人的裤子，那么她必须另找一个词来代替，清白纯洁的下装这样一个词，或者用那个为了忌讳而专门发明的词：难以启齿之物。

在当时，几个身分地位相当而性别不同的年轻人想在无人监视下举行一次郊游，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是，可能会发生那种事。这样一种聚会，只有当监护人—母亲们或者家庭女教师—寸步不离地伴随着年轻人，才会许可。纵然在最炎热的夏天，年轻的姑娘们想穿着露出双脚的衣服或者甚至裸出双臂打网球，将被看作是骇人听闻的丑事；一个非常有教养的女子在社交场合交叉着双脚，将被认为是大失体统的事，因为这样一来她的裙边底下的节骨就会露出来；即使是那些自然的要素，如阳光、水、空气，也不能去触及一个女人的皮肤。妇女们在辽阔的大海上，也得穿咸着沉重的服饰，步履艰难地行走；在寄宿学校和修道院里的年轻姑娘们，必须从脖子到脚跟全部捂得严严实实，为的是要忘却自己还有肉体，甚至在室内洗澡还要穿着白色的长衬衣。当妇女们作为年迈的老太太死去时，除了她们的接生婆、丈夫和洗尸体的人以外，从来就没有人见过她们的肩膀线条或膝盖—这绝不是传奇或夸张。在四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一切固然像是童话或者是滑稽的夸张。然而在当时，从社会的最高阶层一直到普通的黎民百姓，都得了严重的真正神经官能症，害怕任何的肉体和自然。要不然，今天的人怎么还能想象下面这样的事呢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当第一批妇女勇敢地骑上自行车或者甚至象男子一样两腿跨鞍站立踩蹬犄马时，农民们会向她们大扔石块；当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维也纳的几家报纸曾连篇累犊地讨论那件大大有伤风化的革新：皇家歌剧院的芭蕾舞女演员们不穿针织长袜跳舞。当伊莎多拉邓肯第一次身穿古希腊式短袖齐膝白色长衣，赤着双脚而不象通常那样穿着绸缎小鞋舞蹈时，简直成了轰动一时的头号新闻。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这样一个时代长大成人并目睹世事的年轻人，一旦发现那件为了偷偷地掩盖一切的体面小大衣竟有许多破绽、裂缝和漏洞时，他们一定会觉得，为那种始终受到威胁的体统而惶惶不可终日是多么可笑。因为最终还是避免不了在五十个中学生中就有一个在昏暗的小胡同里遇见自己的老师干着有伤风化的勾当，或者在家属中愉听到某个张三李四干了见不得人的坏事，尽管他们在我们面前装行非常一本正经。事实上，那种遮遮掩掩的笨拙伎俩只能引起我们更强烈的好奇心并使之达到难忍的程度。而且由于人们不愿让那自然的本能自由地、公开地流露，这种好奇心在大城市里便替自己找到了地下的和大多不甚干净的发泄渠道。

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感觉到，由于那种对青年人的性的压抑，隐藏的性兴奋便以一种幼稚的、无济于事的方式宣泄。几乎没有一座栅栏或者一个厕所没有涂上下流的字画的；在游泳池里用来隔开女于游泳区的木板壁上，没有一堵不被人捅破几个木材节孔的。那些在今天由于道德风尚听其自然而早已衰落的行当，在当时却悄悄地十分兴隆，其中主要是裸体人像摄影。任何一家酒肆饭馆，都有小贩在桌子底下向青少年兜售裸体照片。还有那种地下出版色情文学的行当，印行最最粗制滥造的书籍：书中语言十分蹩脚，印刷纸张质量低劣，但销路却非常好，那些淫秽下流的杂志也无不都是如此，书刊中令人作呕的色情描写今天已找不到类似的例子—这是因为严肃文学不得不始终坚持理想主义的说教和采取小心翼翼的态度。为这种时代的理想效劳的，还有以表现高贵思想和雪白的纯洁为宗旨的皇家剧院，但除此以外也有一些专门演出最粗俗下流的滑稽戏的剧场和歌舞场。凡是受到压抑的东西，总要到处为自己寻找迂回曲折的出路。所以，说到底，迂腐地不给予任何关于性的启蒙和不准许与异性无拘无束相处的那一代人，实际上要比我们今天享有高度恋爱自由的青年一代好色得多。因为只有不给予的东西才会使人产生强烈的欲望，只有遭到禁止的东西才会使人如痴若狂地想得到它；耳闻目睹得愈是少，在梦幻中想得愈是多；一个人的肉体接触空气、光线、太阳愈是少，性欲积郁得愈是多。总而言之，加在我们青年人身上的那种社会压力，无非是引起我们内心对各有关当局的不信任和怨怒罢了，而并没有提高什么道德品质。从我们春情萌发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本能地感觉到，那种不诚实的道德观念想以掩盖和缄默，从我们身上夺走理该属于我们年龄的东西，为了一种早已变得虚伪的习俗。牺牲我们希望坦诚的意志。

甚至可以说，那种一方面在私下为性的存在和性的自然宣泄创造各种条件、另一方面又在公开场合对此讳莫如深的社会道德，只不过是在进行两面三刀的欺骗罢了。因为它一方面对年轻的男人睁一眼闭一眼，甚至向他们使眼色，怂恿他们变得滑头一些—正如当时人们在家庭隐语中怀着善意的戏谑所说的那样，而另一方面它对妇女则忧心忡忡地紧闭双眼，装成瞎子。甚至社会习俗，也仅仅不得不默认：一个男人有性欲冲动和可以有性欲冲动。但是，如果老老实实地承认：一个女人也同样可能被性欲征服；造物为了自身永存的目的也同样需要阴性这一极，这就触犯了女人圣洁的观念。在弗洛伊德以前的时代，一个女人在被男人引起性的要求之前—毫无疑问，只有在正式的婚姻生活中才许可—自己是不能有任何肉体要求的。这种定约曾被当成公理贯彻。可是，即使在那些讲究道德的时代，空气中也总是充满各种危险的能引起性爱的传染物—维也纳尤甚，因此，一个出身上流家庭的姑娘，从她出生一直到她和丈夫一起离开婚礼圣坛的那一天止，必须生活在一种经过彻底消毒的气氛之中。为了保护年轻的姑娘们，绝不让她们独处须臾。她们都由一位家庭女教师看管着，绝不让她们在无人保护的情况下离家门一步，无论是上学还是去上舞蹈课和音乐课，都有人接送。

她们读的每一本书都经过检查。而最主要的是，让年轻的姑娘们整天忙个不停，使她们无暇产生可能有的危险念头。她们得练习钢琴，学习唱歌、绘画、外语、文化史和文学史。她们受到各种培养，甚至有点过分。但是，就在把她们培养成为非常有文化、非常有教养的同时，人们又不安地担心她们对于最最自然的事一窍不通，她们对于男女之间的事一无所知的程度是我们今天的人无法想象的。一个上流家庭出身的年轻姑娘不许对男性的身体结构有任何的了解，不许知道孩子怎样来到人间，因为要让这位天使在结婚之前不仅自己的肉体没有被人接触过，而且她的心灵也要保持绝对的纯洁。对一个年轻姑娘来说，受过良好教育在当时完全成了对于生活无知的同义词；有时候，当年的妇女们对生活一辈子都是无知透顶。我有一个姨妈，曾发生过这样荒唐的事，时至今日还使我忍俊不禁。她在新婚之夜的凌晨一点钟突然回到父母的寓所，大吵大嚷，说什么她再也不愿见到那个和她结婚的下流男人，说他简直是个疯子和坏蛋，因为他一本正经地想扒下她的衣服，她费了好大的劲才使自己摆脱了那种显然是病态的要求。

当然，我也不能不指出：这种无知在另一方面又使当时的年轻姑娘们产生神秘的诱惑。羽毛未丰的小姐们预感到：在她们自己天地的左右和后边还有着另外一个她们什么也不知道和不许知道的世界。这就使得她们好奇、向往、热衷，和有一种身不由己的心绪纷乱。一旦有人在街上向她们打招呼，她们就脸红—今天还会有脸红的年轻姑娘么当姑娘们单独在一起时，她们就嘀嘀咕咕、窃窃私语、嘻嘻哈哈笑个不停，微醉了似的。她们怀着对那个和他们隔绝的未知世界的各种期待，对生活做着罗曼蒂克的梦想，但同时又羞于被人发现。她们的肉体渴望着那种连自己都不甚了然的温存抚爱。稍一想入非非，就会使她们的整个举止不断失态。她们走路的姿势也和今天的姑娘们不同，今天的姑娘们经过体育运动的锻炼，身体的动作和小伙子们一样的轻松自在，而在当时，只要看一个女子走上数百步路，就能从步履和姿态上分清她是年轻姑娘还是已婚妇女。她们比今天的姑娘们还要姑娘气十足，而不会象已婚妇女，从本质上来说，她们像是暖房里用人工加温培养起来的花朵；没有经过任何的风霜，非常娇滴：她们是用一种特定的教育和文化精心培养起来的产物。

而当时的社会就是要把年轻姑娘培养成这种样子：既有很好的教养，可又什么都不懂，既好奇又害羞，对男女之间的事愚昧无知，缺乏自信和不懂实际，由于那种脱离生活的教育，使她命中注定在以后的夫妻生活中任凭丈夫左右和摆布。当时的社会风尚似乎是要把一个姑娘作为它的最密而不宣的理想的标志，即把她作为女性的端庄、贞洁、超脱世俗的象征来加以保护。

可是当这样一个年轻姑娘一旦耽误了自己的光阴，到了二十五岁、三十岁还没有结婚，又是多么可悲呵！因为社会习俗冷酷地要求一个三十岁的姑娘为了家庭和体统始终保持那种和她的年龄早已不相称的、没有性经验、没有性要求的性盲状态，然而这副娴淑的形象以后往往会遭到可怕的丑化。

未婚姑娘成了嫁不出去的姑娘，嫁不出去的姑娘成了老处女，于是无聊的小报便向她们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谁今天翻开一本从前的《散页画报》或当时的一份别的什么幽默刊物，他就会可怕地发现，每一期上都有对老姑娘们的穷极无聊的嘲讽—那些老姑娘由于神经失常而已不知掩饰自己的自然性爱要求。她们曾为了家庭和自己的好名声而不得不压抑自己内心的自然要求—对爱情和做母亲的要求，然而人们不但不体谅这种以牺牲自己的生活而造成的悲剧，反而以那种使我们今天感到厌恶的不通人情去嘲笑她们。一个以极不诚实的态度压制人的自然本性而犯了罪的社会，总是最最无情地反对那些泄露了它的秘密并公诸于世的人。

如果说，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凤尚想竭力维护这样一种假设，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子，只要她不结婚，她就不会有性欲和不许有性欲—不然，她就会成为一个不道德的人而被逐出家门，但同时却又不得不承认一个青年男子身上有这种性欲冲动的存在。因为根据经验要想阻止已成年的青年男子过自己的性生活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不求奢望，但愿他们能在被奉为神圣的社会道德的大墙以外来满足自己不体面的享乐。象大城市一样，上面是豪华商店林立、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大街和优美的林荫道，地底下却隐藏着排泄污泥浊水的阴沟。青年人的全部性生活也应该在社会道德的表面下进行。而对青年人在这方面会遇到哪些危险和陷入哪些势力范围，则漠不关心。同样，学校和家庭也由于畏首畏尾而耽误了对青年男子进行这方面的启蒙教育。只是到了上世纪的最后几年，才间或有某些懂得未雨绸缪的父亲，或者像当时所说的那样，一些思想开明的父亲，在发现自己的儿子刚开始长出胡子的时候，就想着要帮他在这方面走上正道。于是家庭医生被请了来；医生便偶尔把那青年人请进房间，先慢条斯理地擦一会儿眼镜，然后开始作关于性病危险性的讲演，并劝告那青年人要节制性生活和不要忽略采取安全措施，其实，青年人到了那个年龄对此早已无师自通。另有一些父亲采用一种更为奇特的手段。他们聘一个漂亮的姑娘到家里来侍候，她的任务就是用实际行动向那个年轻公子教会这方面的事。因为那些父亲们觉得：让青年人在自己家里干泄欲的事，在外表上仍然可以保持礼仪，而且还可以防止青年人落入某个骗子之手，这岂不更好。但是社会各界却始终唾弃这样一种公开和直率的启蒙方法。

那么对资产阶级世界的一个年轻人来说，究竟有哪些泄欲的途径呢这个问题在所谓下层社会的各个圈子里是不成其为问题的。在农村，一个长工在十七岁时就和一个侍女睡觉，而且一旦这种关系有了后代，往后也就无所谓了。在我们阿尔卑斯山的大多数村庄里，未婚同居生的孩子远远超过结婚生的孩子。在无产者中间，一个工人在他能结婚以前早已和一个女工同居多次。在加利曾信奉正教的犹太人中间，一个几乎刚刚成年的十七岁小伙子就娶妻成亲，四十岁就能当爷爷。只是在我们资产阶级的社会圈子里才鄙夷这种解欲的方法—早婚，因为没有一个家庭的父亲愿意把自己的女儿托付给一个二十二岁或二十岁的小伙子，认为如此年轻的丈夫尚欠成熟。这里也再次暴露了一种内在的虚伪，因为资产阶级的年历和自然的年历根本不一致。从身体的自然发育来看，十六、七岁已经成年；但对社会来说，年轻男子只有当他获得社会地位以后才算成年，而这在二十五六岁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在身体的实际成年和在社会上的成年之间产生了六年、八年或者十年的人为间隔。在这段时间里，一个年轻男于不得不自己为泄欲寻找机会或为寻求风流而操心。

但在这方面，当时的时代并没有给他提供太多的可能性。只有极少数特别富有的年轻人才可能享受这种奢侈：赡养一个姘头—也就是说，为她准备一套住宅和负担她的生活费。和一个已婚妇女发生关系—这是当时可以在长篇小说中描写的风流韵事的唯一文学典型，同样只有少数特别幸运的人才能够碰上。其他大多数人是在和小铺子的女售货员和饭店女招待的厮混中使自己的内心略微得到满足。由于当时妇女解放运动尚未兴起，妇女尚未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所以只有极贫穷的无产者出身的姑娘们一方面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另一方面对那种萍水相逢、不打算结婚的两性关系拥有充分的自由。她们衣着寒酸、不修边幅（在那些时代，一间浴室尚属富家的特权），经过十二小时的劳动之后己疲惫不堪。日工资低得可怜。这些穷苦的姑娘在一个狭窄的天地里长大，生活水平要比自己的情人低得多，以致她们大多数人自知形秽而不愿和情人在公开场合露面。虽然当时的社会习俗已事先为她们的窘迫采取了特别措施：设立所谓单间餐室。在那里和一个姑娘共用晚餐是不会被人看见的；至于其他的一切则可以在昏暗的偏僻小街旁的小旅馆里干，那些小旅馆是专为让人干这种事而开设的；但是所有这些幽会都必须仓促进行，而且也缺乏原有美的感觉，与其说是爱情，毋宁说是为了解决性欲。因为干这种事的时候从来都是偷偷摸摸、匆匆忙忙，像是十一件违禁的事。此外，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和某个两栖人—一半属于资产阶级一半又不属于资产阶级的人搞两性关系，诸如女演员、女舞蹈演员、女艺术工作者之流，她们是当时唯一解放的妇女。但总的说来，构成当时婚外性生活的基础是娼妓。似乎可以这样说：卖淫是资产阶级社会这座华丽建筑的黑暗的地下室的拱顶，在它上面竖立着耀眼的无瑕门面。

关于卖淫在二次大战前的欧洲广泛蔓延的情况，当今的一代行年几乎已很难想象。今天，我们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已难得遇到妓女，就象难得在行车道上看到马车一样。可是在从前的人行道上到处都是卖笑的妇女，要躲避她们比找到她们还要难。此外，还有许多非公开的场所，如通宵酒店、歌舞场、备有女舞伴和歌女的舞厅、有性感姑娘应召的酒吧。当时，卖身的女人就象商品一样，按不同的价钱论小时公开出卖；一个男人不用花多少时间和费多少劲，就能把一个女人像一包香烟或一张报纸似的买来，消受一刻钟、一小时或一夜。但对今大的青年人来说，这种当时不可缺少的场所几乎已经自然而然地变得不必要了；而且，把卖淫从我们这个世界清除出去的，并不是警察和法律；这种由假道德造成的悲剧性产物之所以自行消亡—尽管尚有若干残余—是由于对它的需求日益减少的缘故。我觉得，要强调说明当今的生活方式和爱情方式更为诚实和自然，莫过于这样的事实了。

对于当时这种不光彩的事情，国家及其道德观念的官方立场从来都觉得十分尴尬。从社会道德的角度，谁也不敢公开承认一个女人可以有卖身的权利；但从生理需要的角度，又不能没有这种卖淫，因为它能疏导令人烦躁的婚外性欲。于是，那些权威们便自相矛盾地试图求助于把卖淫分为两种的办法：一种是被国家视为不道德和危险而要取缔的暗娼，一种是有营业执照和向国家纳税的合法妓女。一个决心当妓女的姑娘将得到警方的特别许可和一本准予营业的证书。当她把肩己置干警方的监督之下和履行每周让医生检查两次的义务，她就有营业的权利了：把自己的内体以她认为合适的任何价格出租。这种合法的妓女就像其他一切行业一样，被认为是职业，但又并不完全承认—这里恰恰露出了社会道德的马脚。譬如说，一个妓女把她的商品，即自己的肉体卖给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事后又拒绝支付预先商定的价钱，妓女却无法对他进行控告。她的要求突然之间变成了一种不道德的要求，得不到政府当局的保护—因为按照法律的解释，这种案情是可耻的。

从这样一些细节已可觉察到那种观念的自相矛盾性：一方面把那些卖身的妇女纳入国家允许的职业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又把她们个人看作是置于普遍权利之外的弃民，而实际上的不公正是在具体掌握。也就是说，所有那些限制只是针对比较贫穷的阶级。一个芭蕾舞女演员可以在维也纳以两百克朗一小时的要价把自己卖给任何一个男人，当然，她不需要任何执照；而一个流落街头的少女只能要价两克朗一小时。至于那些大交际花，报纸会在一篇关于跑马或跑马大赛的报道里把她们的名字排在显贵人物的行列，因为她们早已跻身于社交界。同样，一些为官廷、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富豪们介绍这些奢侈商品的女经纪人也往往受到法律的庇护，而法律通常对拉皮条是判以重刑的。严格的条例、无情的监督、社会的摈斥，只不过针对成千上万的妓女大军罢了，而她们却用自己的肉体和被玷辱的心灵维护着那种反对自由和自然的爱情形式、早已腐朽了的旧的道德观念。

这支卖淫大军分成不同的种类—恰似一支真正的军队分成骑兵、炮兵、步兵、要塞炮兵各兵种一样。最早的妓女就像要塞炮兵。她们占据城市里的几条固定的街道，作为自己的大本营。那些地方大多是中世纪时代的刑场，或者麻疯病院区、或者墓地，几个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早就避免在那里居住，只有一些无业游民、刽子手和其他一些受社会歧视的人在那里栖身。

当局在那里开辟若干条小巷作为色情市场，就象日本的吉原街和开罗的鲜鱼市场，幢幢青楼，一户挨着一户。到了二十世纪，那里还有两百或五百名妇女，一个挨着一个，在平房的窗户前招待：这些廉价的商品分昼夜两班营生。

流动性的卖淫—无数在街上替自己寻找顾客的卖身姑娘—就象骑兵或步兵，在维也纳通常把她们称为徘徊女郎，因为警方给她们划了一条无形的界线，只允许她们在某一段人行道上做自己的生意。她们穿着一套好不容易买来的冒牌时髦服装，白天黑夜地在大街上徜徉，从深夜走到黎明，不时用化妆得很糟糕的、已经倦容满面的脸，向每一个过路行人装出一副卖弄风情的微笑。她们给人以欢乐，自己却没有欢乐，而且没完没了地从这个角落转移到那个角落，最终不可避免地都要走上同一条路—走进医院的路。我觉得，自从大街上再也没有这样一群忍饥挨饿、愁眉若脸的女人以来，吉原街，是日本东京妓院集中的一条街道。

今天所有的城市显得漂亮和人道多了。

但是即使有了这样一群娼妓，仍不够满足经常不断的需要，有些人要过一种比在街上寻求这种飘忽不定的蝙蝠和可怜的极乐鸟更为方便和更加隐秘的生活。他们要享受一种更加欢愉的爱情：要有灯光和温暖；要伴有音乐和跳舞；要有一副阔绰的派头。因此，为这类嫖客另有一些不公开的去处妓院，一些姑娘们聚集在院内的一间摆着假冒华贵陈设的所谓沙龙里。她们有的穿着贵妇人式的长礼服，有的显然穿的是晨服。男男女女先在那里一起饮酒、跳舞、聊天，一边还有一个弹钢琴的不时奏着音乐供他们消遣，然后成双成对地偷偷溜进一间卧室。有些高级妓院—尤其是巴黎和米兰的一些享有国际声誉的妓院—往往会使一个未经世面的人产生一种错觉：他仿佛被请进了一座聚集着一群略微有点放纵的社交贵妇人的私邸。这类妓院里的姑娘和在街上拉客的姑娘们相比，在相貌上要更好一些。她们不必冒着风雨在污泥浊水的小巷中游荡；她们坐在温暖的房间里，穿戴着漂亮的服饰，有丰富的食物，尤其是有足够的酒可喝。但实际上她们却因此而成了老鸨们的俘虏；老鸨们供给她们衣着，是为了抬高她们的身价，供应她们膳宿，是为了有利可图的目的，因为这样一来，即使是最勤勉、最有毅力的姑娘也都始终背着还不清的债，她们将永远无法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离开这个家。

如果把某几家这类妓院的秘史写出来，一定会引人入胜，而且会成为当时文化的一种重要文献，因为这类妓院隐藏着最最奇特的秘密之处；而平时非常严厉的官府对这些秘密无疑是十分熟悉的。那里有秘密的后门、专用的楼梯，社会最上层的人物—正如人们私下传说的，还有宫廷里的人物能够从此进入妓院，而不会被其他该死的人看见；那里有四面镶着镜子的房间；还有可以从里面偷看隔壁房间里的一对男女正在毫无察觉地寻欢作乐的房间；那里有专为迷恋异性衣着的性变态者准备的最最奇特的化装服饰，大大小小的箱子里锁着从尼姑的长袍到芭蕾舞女演员的穿戴。而恰恰是这样的城市、这样的社会、这样的道德风尚，当年轻的姑娘们骑上自行车，就要愤懑地斥之为有损于科学的尊严；当弗洛伊德角他冷静、清楚、透彻的方式说出真相时，却不以为然。恰恰是这个慷慨激昂要维护妇女贞洁的世界，竟容忍这种可怕的卖身，甚至统筹这种卖身行业，并从中渔利。

但愿今天人们不会受那个时代的多愁善感的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所迷惑；对青年人来说，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代：年轻的姑娘们在家庭的管束下，完全与现实生活隔绝，身心的自由发展受到妨碍，年轻的小伙子们又迫于那种基本上谁也不相信、谁也不遵循的社会道德，不得不背地里去干偷偷摸摸的事；青年男女之间很少有无拘无束、真诚的关系—按照自然法则，它恰恰意味着青春的幸福和欢乐。在那一代青年人中间，谁也记不得在他和女人的最初接触中有多少值得他怀着真正出自肺腑的喜悦留恋的插曲。因为除了那种迫使他们不得不始终小心谨慎和藏藏掖掖的社会压力之外，当时还有另一种给心灵蒙上阴影的因素，即使是在最充满深情的时刻也摆脱不掉这种阴影，即害怕传染上性病。在这一点上，当时的青年和今天的青年相比，也要吃亏得多。因为不要忘记性传染病在四十年前流行的程度要比今天严重一百倍，而更主要的是，要比今天危险和可怕一百倍。这是由于当时的医院对性传染病实际上是束手无策，没有像今天这样一种又快又干脆的科学治疗方法。今天，性传染病已不当一回事。中小型大学的校医院用保尔埃里希的疗法常常只需几个星期就把性传染病治愈了，以致一个教授无法给他的大学生们看一种刚传染上梅毒的初期病症。但在当时，根据军方和大城市的统计，十个年轻人中至少有一两个成为性传染病的牺牲品而丧命，因此不断有人提醒青年人要注意这种危险，当你在维也纳沿街行走时，每隔六七家门面，就会看到这样的招牌：皮肤病和性病专科医师。再说，不光是害怕传染上性病，更令人害怕的是当时那种望而生畏和有失人格尊严的治疗方法；今天世界上的人已不再知道那种治疗方法了：一个传染上梅毒的患者得把整个身体让人用水银涂上好几个星期；其副作用则是牙齿脱落、身体其他各部位受到损害。一个偶然沾上了这种恶疾的不幸牺牲者感到不仅自己的心灵而且身体也大大受到法污。再则，纵然经过这样可怕的治疗之后，患者也不能一辈子肯定，可怕的病毒是否就不会从包囊中随时复发，以致由于脊椎麻痹而全身瘫痪，前额后面的大脑软化。所以，当时有许多年轻人一旦发现自己被诊断患有梅毒，就立刻拿起枪自杀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们认为，让自己和自己的近亲被人怀疑患有不治之症而讨嫌，在感情上是无法忍受的。不仅如此，一种始终只能在暗地里过的性生活还会带来其他种种忧虑。当我今天细细回忆过去时，我几乎不知道在我青年时代的同伴中有哪一个不是带着苍白的面容和惘然若失的目光突然而来的，其中有一个是因为得了梅毒，或者说他怕自己已经得了梅毒；第二个是因为要让女方堕胎而受到敲榨勒索；第三个是想背着家里去治病，但又没有钱，第四个是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为了一个女招待推给他的孩子支付赡养费；第五个是因为他的钱包在一家妓院里被窃但又不敢去告发。总而言之，在那个假道德的时代，青年们的生活比那些御用文人所写的小说和戏剧要戏剧性得多，另一方面也要不干不净得多，紧张得多，同时也令人沮丧得多。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就青年人的性爱而言，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自由和幸福；而那种性爱却是他们的年龄所决定的。

这一切之所以必须在一幅忠实反映时代风貌的画面中反复强调，是因为当我今天和第一次大战后的年轻人聊天时，我几乎经常不得不强迫他们相信，我们当时的青年人和他们这一代青年人相比，根本不能说是幸运的。当然，从公民的意义上讲，我们比今大的一代青年享有更多的自由。今天的一代青年得被迫去服兵役、服劳役，目的无非是为了让许多国家的群众服从某种意识形态，而主要是听凭那种愚蠢的世界政治的专横摆布。而我们当时却能不受干扰地献身于自己的艺术和各种精神爱好，使私生活更加个性化。我们生活得更富有世界主义，全世界都向我们开放。我们不需要护照和通行证就能到处旅行，想上哪里就上哪里。没有人检查我们的思想、出身、种族和宗教信仰。我丝毫不否认，我们事实上享有比今天多得多的个人自由。我们不仅热爱个人自由，而且充分利用这种个人自由。但是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贝尔所说的：我们一会儿缺酒，一会儿缺酒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两全俱美的事是很少有的。当社会风尚给人以自由时，国家却要去束缚他。当国家给人以自由时，社会风尚却要想法去奴役他。我们确曾有过较好的生活和见过较多的世面。但是今天的青年生活得更丰富，而且更有意识地在度过自己的青春时代。今天的年轻人，从自己的中学、大学走出来时，总是昂着头，带着愉快的面容，兴高采烈，小伙子和姑娘们能相处在一起，在学习中结成自由的无忧无虑的友谊，而没有虚假的羞涩腼腆。他们一起运动、一起游戏、一起滑雪，象古希腊罗马时代似的在游泳池里自由自在地比赛，男女两人乘着小轿车穿过田野，他们像兄弟姐妹似的过着各种各样健康而又无忧无虑的生活，没有任何内在和外界的压力，每当我看到这种情景时，我总觉得，我们和他们之间不是相隔四十年而是一千年；当时我们为了表达爱情和接受爱情，总得找个隐蔽的角落。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有利于青年一代的社会风尚的变革有多么巨大！他们在爱情和生活方面重又得到了那么多的自由！并且在这种新自由中身心都变得非常健康！我觉得，自从允许妇女们举止风度可以自由随便以来，她们漂亮多了，走起路来挺胸直腰，眼睛显得更加有神，谈话也不再那样装腔作势。这新的一代青年摆脱了父母、姑姨和教师们的监督，早已不知道那些曾妨碍我们发展的各种阻力、畏惧和紧张情绪。

他们平时除了对自己和对良心负责以外，无需向任何人汇报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是他们所具有的另一种自信心。他们再也不知道我们当年为了干一件男女之间违禁的事而必须采取拐弯抹角和偷愉摸摸的伎俩，他们理直气壮地认为干那种违禁之事乃是他们的权利。他们热情洋溢、生气勃勃、以那种和他们年龄相当的漫不经心和无忧无虑态度，幸福地享受着青春年华。不过我觉得，这种幸福之中的最大幸福，是他们不必在别人面前撒谎，而是可以把自己的自然感情和欲望诚实地披露，不必自欺欺人。今天的年轻人可以一辈子无忧无虑地生活，心中没有我们当年青年人畏俱的各种精神压力。由于认识到男女相爱是很自然的事，因此我们当年在爱情中觉得特别珍惜和诱人的那挡子事，他们可能觉得无所谓；在他们身上没有那种羞涩和腼腆的神秘阻力，没有那种合情脉脉之中的多愁善感，他们甚至根本不会料到，正是那种对忌讳之事所抱的恐惧才神秘地增加了享乐的趣味。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一切和下面这样一种拯救人的转变相比较，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今天的青年没有那种战战兢兢和沮丧消沉的情绪，而是充分享有我们当年不曾有的东西：无拘无束的感情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