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获得自由的第一年，我把巴黎作为礼物奉献给自己。旱年，我曾两次匆匆到过巴黎，对这座异常繁华的城市只有粗浅的了解，但我知道，谁年轻时在那里生活过一年，他就会一辈子都带着一种莫大的幸福回忆。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象这座城市那样，有一种使人处处感到青春活力的气氛。任何人都有这种感觉，但谁也没有去探个究竟。
我此刻知道，我青年时代生活过的那个令人轻松愉快的：喜气洋洋的巴黎如今是不复存在了。自从希特勒的铁蹄踏上巴黎以来，那种令人赞叹的怡然自得也许是一去不复返了。当我开始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德国军队、德国坦克正像白蚁一般涌向巴黎，要彻底破坏这座和谐城市的永不凋谢的繁荣、柔美、欢乐和色彩斑斓的生活。而现在终于出现这样的局面：卐字旗在艾菲尔铁塔上飘扬；身穿黑衫的冲锋队正在越过拿破仑的香舍丽榭大道进行挑衅性的阅兵。我从遥远的地方：同样可以感觉到，当占领者的翻口皮靴践踏巴黎市民的那些。舒适的酒吧和咖啡馆时，那些从前十分好心肠的市民们是怎样流露出屈辱的目光的，屋子里的人是怎样胆战心惊的。我自己的任河不幸似乎也没有像这座城市受到的侮辱那样，使我如此震颤和沮丧。因为没有一座城市有像巴黎这样具备—种天赋的本领：能使任何一个与她接近的人感到欢欣。她曾给予我们最睿智的学说、最杰出的榜样；同时她又给每一个人开辟了自由和创造的天地，使每一个人在美的享受方面越来越丰富难道她今后还能把这一切赐予我们的后代吗我知道，我明白，今天遭受苦难的不仅仅只有巴黎，整个欧洲在今后几十年内部不会重新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一番面貌。自第一次大战以来，某种阴影在一度十分明亮的欧洲地平线上再也没有完全消失过。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怨恨和不信任，就象消耗体力的毒素一样滞留在残疾的肌体之中。尽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五年给社会和科学技术带来了长足的进步，但就个别国家而论，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西方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失掉许多自己过去的生活情趣和悠然自得。早先，意大利人即使在极度的贫困中也像孩子似的高兴和相互充满信任，他们又笑又唱，戏谑当时糟糕的政府—我可以用几天的时间来描述这方面的情形。可是他们现在却不得不昂着头，怀着怏怏不乐的心情忧郁地迈着行军的步伐。昔日的奥地利，在它的一片友善气氛中，一切都显得自由自在、漫不经心，一味虔诚地信赖自己的皇帝和赐予他们如此安逸生活的上帝，这样一个奥地利，难道我今天还能设想吗今天的俄国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他们都不再知道：国家—这个残忍的饕餮怪物从他们心灵最深处的骨髓里吸走了多少自由与欢乐。今天的各国人民只感到一片巨大的、浓重的阴影笼罩着他们的生活。
但是我们这些尚能见识过个性自由世界的人却知道，并且能够作证：昔日的欧洲人曾无忧无虑地欣然观望着欧洲光怪陆离的色彩变幻，而我们今天却不得不为之心惊胆战：我们这个世界由于自相残杀的狂热竟变得如此暗无天日，到处是征服和囚禁。
然而，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能愉快地感到生活逍遥自在的地方，莫过于巴黎。巴黎以它的各种形式美与温和宜人的气候，以它的财富和传统，出色地证实了生活的逍遥。当年，我们这些年轻人中，每个人都在那里享受过这种逍遥自在，同时反过来又把我们自己的逍遥自在增添到巴黎身上。无论是中国人、斯堪的那维亚人、西班牙人、希腊人、巴西人、还是加拿大人，都感到在塞纳河畔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那里没有任何的强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说话、思想、欢笑、责骂。你喜欢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可以合群也可以独身自处；可以阔绰也可以节俭；可以奢华也可以像波希米亚人似的简朴。巴黎为每种特殊需要留有余地，考虑到各种可能性。那里有豪华型餐厅，备有各种美味佳肴和二三百法朗的各种葡萄酒；还有马伦哥和滑铁卢时代的非常昂贵的法国康涅克酒。但是，在旁边拐角的任何一家酒店里，也可以吃到几乎同样丰盛的饭菜，同样可以痛饮。在拉丁区的十分拥挤的大学生餐厅里，在食用卤汁煎牛排以前或之后，花上几个铜币就可以尝到美味小吃，而且还可以喝到红葡萄酒或白葡萄酒，吃上一只扁担形状的精美白面包。在穿戴方面，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打扮。大学生们头戴标致的四角帽在圣米歇尔路上蹓跶；那些拙劣的画匠们也戴这种帽子；但画家们却郑重其事地打扮自己，头上戴的是宽边大身礼帽，身上穿的是具有浪漫色彩的黑色丝绒茄克；工人们穿着蓝色上衣或者衬衫安然自得地在最幽雅的林荫道上漫步；保姆戴着宽大的布列塔尼人的便帽；酒吧招待穿着蓝色围裙。午夜之后，就会有几对年轻人开始在大街上跳舞，而警察则在旁边笑着观望：这时，任何人都可以在大街上干自己的事！当然，必须不是法国国庆七月十四日那一天。在巴黎，谁也不会在别人面前感到不自在；非常漂亮的姑娘和一个漆黑的黑人或者一个眼睛细长的中国人挎着胳膊走进最近的小旅馆时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在巴黎，谁去关心什么种族、阶级、出身只是到了后来这些才被吹成吓唬人的东西。
当时，谁都可以和自己喜欢的男人或者女人一起散步、聊天、同居。别人的事和自己有屁的关系。是呀，谁想真正爱上巴黎，他得先好好了解一下柏林。他得先带着自己那种经过痛苦磨练的、僵硬的等级观念体验一下那种心甘情愿的德国奴性。在德国，一个军官夫人不会和一个教师的妻子来往，这个教师的妻子不会和一个商人的太太来往，这个商人的太太不会和一个工人的老婆来往。可是在巴黎，大革命时期的遗风犹存。一个无产阶级的工人觉得自己和他的雇主一样，是一个自由和举足轻重的公民。一个饭店服务员会在咖啡馆里和一个穿金丝边军服的将军像同事般地握手。勤劳、规矩、爱干净的小市民太太们对同一条楼道里的一个妓女不仅不会嗤之以鼻，反而每天在楼梯上和她闲聊，她们的孩子还会给她赠送鲜花哩。有一次，我亲眼目睹一群诺曼第的有钱农民在参加洗礼之后走进一家高级餐棺—马德连教堂附近的拉律餐馆。他们穿着笨重的鞋，踩在地上像马蹄似的噔噔直响，一身自己乡村的服装，头发上涂着一层厚厚的发油，连厨房里的人都可以闻到香味。他们高声谈话，而且酒喝得越多嗓门越大。他们一边放声大笑，一边肆无忌惮地轻拍自己胖女人的臀部。
他们身为真正的农民，坐在洁亮的燕尾服和浓扮盛装之间，却一点也不感到拘束。再说，那个胡子刮得非常光亮的服务员也不对他们嗤之以鼻，而是以对待部长们或者阁下们的同样礼貌和周到侍候他们，要是在德国或者英国，服务员对这些如此乡气的顾客早就用鼻子吭气了。梅特尔大饭店甚至把以特别的热情迎接这些不拘小节的顾客当作一种乐趣。巴黎人只知道对立的事物可以并存，不知道什么上等和下等。在繁华的大街和肮脏的小巷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到处都是一样的热闹和欢乐。在郊区的农家庭院里，卖唱艺人在演奏乐曲，窗外传来年轻女缝工一边干活一边唱歌的声音；空气中不时飘荡着欢笑声或亲切的呼唤声。当两个马车夫间或发生了口角，他们事后仍然会握手言好，一起喝上一杯葡萄酒，吃几颗非常廉价的牡蛎。没有什么棘手或者头痛的事。和女人的关奈，容易接上也容易脱离。每个姑娘都会找到一个和自己般配的男人，每个小伙子都可以找到一个对两性关系比较开放的活泼女友。是呀，如果你想生活得轻松愉快，那么你最好到巴黎去，尤其是当你年轻的时候！光是东游西逛就已经是一种乐趣，同时也始终像在给你上课，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向每个人开放：你可以走进一家旧书店，浏览一刻钟旧书，店主人不会发出怨言和嘀咕，你可以去几家小美术馆。你可以在旧货商店里磨磨蹭蹭地挑选—切。你可以在德鲁奥特大饭店依靠拍卖过寄生生活。你可以在庭园里和女管家闲聊。倘若你在大街上闲逛，街道两旁的新产品、新面貌会像磁铁般地吸引你，使你眼花缭乱，流连忘返。当你累了的时候，你可以在上千家咖啡座中找一家有平台的地方坐下，在不花钱的纸张上写信，一边听小贩们兜售那些过剩的和滞销的劣等品。唯一困难的一件事是：
呆在家里或者回家走的时候，尤其是当春暖花开之际，阳光明媚，塞纳河上波光粼粼，林荫道上的树木吐出新绿，年轻的姑娘们每人都戴着一小束用一个铜币买来的紫罗兰；不过，你要想在巴黎生活得心情愉快，也确实不一定非要在春天不可。
在我初到巴黎的那一会儿，这座城市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似的借助地下铁道和各种汽车联给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在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由浑身冒着热气、肥壮的马匹牵拉的厢式豪华马车。诚然，从这类宽敞的豪华马车的第二层上，即从车顶的座位上，或者从同样不是急驶的敞篷马车上观光巴黎，是最方便不过的。不过这样一来，想从蒙马特到蒙巴拿斯去一趟，便是一次小小的旅行了。因此，我觉得那些关于巴黎小市民十分节俭的传闻是完全可信的。那些传闻讲：有一些住在塞纳河左岸的巴黎人却从未到过塞纳河的右岸；有一些孩子只在卢森堡公园玩过，却从未见过图勒里公园和蒙梭公园。一个真正的市民或者看门人最喜欢蛰居在家，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他在大巴黎内部替自己创造了一个小巴黎。而且巴黎的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明显特点，甚至有不同的地方乡土色彩。所以对一个外地人来说，选择何处下榻，得下一番决心。拉丁区对我已不再有吸引力了。在我二十岁那年到巴黎作短暂逗留时，我一下火车就向那里奔去。第一个晚上，我就三经坐在瓦歇特咖啡馆里，并且怀着敬意让别人指给我看魏尔伦曾经坐过的座位，和那张他酒醉时老是用自己粗实的手杖怒气冲冲敲打的大理石桌子，目的是给我自己增加些体面。为了向他表示尊敬，我这个不喝酒的诗坛小跟班还省喝了一杯苦艾酒，尽管我觉得那种发绿的蹩脚酒一点都不可口，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敬仰前辈的年轻人，我有义务在这拉丁区里恪守法国抒情诗人们的仪式。按照当年的时尚，我最愿意住在梭尔邦区的一间六层楼上的阁楼里，以便能此我从书本上所知道的更真实地领略拉丁区的真正风采。可是当我到了二十五岁的时候，我却不再觉得那里显得十分古朴和富有浪漫色彩。
我觉得，这个大学生居住区太国际化了，太没有巴黎味了。再说，我替自己选择一处长久的住所，主要的不再是按照那种文人的怀古情绪，而是尽可能有利于我自己的工作。我十分经心地四处巡视。我觉得，从有利于工作这一点讲，香舍丽榭大道根本不合适，和平咖啡馆附近就更不合适。所有那些来自巴尔干半岛的有钱的外地人都在和平咖啡馆约会，除招待员外，没有一个人说法语，倒是教堂和修道院林立的圣绪尔比斯教堂周围的清静地区对我有吸引力，里尔克和絮阿雷斯也曾喜欢在那里居住；就我的愿望而言，我最希望在联结塞纳河两岸的圣路易河心岛上找到住所。但是在我第一个星期的散步之中我找到了一处更美的地方。当我在罗亚尔官的画廊里溜达时，我发现在由平等公爵于十八世纪建造的一大片千篇一律的住房方群中有一幢当年鹤立鸡群的高雅府第现在已降为一家颇为简陋的小旅馆。我让人给我看了看里边的一间房，我十分惊喜地注意到，从房间的窗户望出去正好看到罗亚尔官的花园，在徐徐降临的暮色中花园已变成模模糊糊的一片。城市的喧嚣在这里也只能隐隐约约地听到，犹如远方海边的波涛不断拍击的声音，塑像在月光下闪耀；清晨，风儿有时会把附近厅堂里的浓郁的菜肴香味吹来。在罗亚尔宫的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四方形建筑中曾居住过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诗人和政治家们。在罗亚尔宫的街对面是那幢玛塞利娜代博尔德一瓦尔莫居住过的房子，巴尔扎克和维克托雨果曾经常在这幢房子里攀上成百级的狭窄梯阶，到阁楼里去造访这位我非常喜爱的女诗人。罗亚尔官是卡米耶德穆兰号召人民群众向巴士底狱进攻的地方，它如今仍然闪耀着冷酷无情的光辉；罗亚尔官里那条铺着地毯的走廊曾经是一群并不十分崇尚伦理的夫人们悠闲做步的地方，那个可怜的小小少尉波拿巴曾在这群妇人中间为自己寻找过一位女恩人。总之，那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叙说着法国的历史。此外，只隔着一条街的地方，便是国家图书馆，我可以在那里度过整个上午。藏有绘画的罗浮官博物院和人群川流不息的林荫大道也都不远。我终于住进那个最合戏意愿的地方，几个世纪以来那里是法国的脉搏、巴黎的心脏。我今天还记得安德烈纪德有一次来看我的情景。他对巴黎的市中心竟有这样清静感到惊讶，他说：我们自己这座城市最美的地方非得由外国人来向我们指出才是。说真的，在这座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的最热闹的市中心，除了这一间富于浪漫色彩的书房以外，我再也无法找到另一处既具有巴黎的风格、同时又非常僻静的地方了。
当时，我急不可待地在大街上四处溜达，观看许多东西，寻找许多东西！
因为我不仅要重温一九四年的巴黎，而且要用自己的全部感宫、用自己的心灵体验亨利四世、路易十四、拿破仑和革命的巴黎，要了解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巴尔扎克、左拉和夏尔一路易菲力浦的巴黎，要熟悉巴黎的所有街道、人物和事件。诚如我在法国始终感受到的那样，我在巴黎也深切感受到：一种伟大的写实文学是怎样以它经久不衰的力量长存于民间。因为在我亲眼目睹巴黎的一切以前，它们早已通过诗人们、小说家们、历史学家们、风俗画家们：的描绘艺术事先在我的心目中变得十分熟悉，只不过在实际接触中显得更加形象生动罢了。肉眼的观察原本就是把似曾相识的东西重新认出来，就像希腊悲剧的剧中人重新认出自己的亲朋一样，这种乐趣，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赞誉的，它是一切艺术享受中最富于魅力和最扣人心弦的。
但是有一点：你要发现一个民族或者一座城市最关键和最隐秘之处，却永远不能通过书本：同时，即使你整天四处游逛，也永远不能获得；而是始终只能通过这个民族或这座城市最优秀的人物。你要了解民族和乡土之间的真正关联，唯有从你和活着的人的思想友谊中获得，一切从外部的观察始终是一幅不真实的粗略图像。
这种友谊，我是具备的。其中，和莱昂巴扎尔热特的友谊最为深厚。
由于我和维尔哈伦的密切关系（我每周要到圣克卢大街去看望他两次），我不必像大多数外国人那样陷到那个由国际画家和文人组成的华而不实的小圈子里去。那帮子画家和文人一般都在穹隆咖啡馆聚会；而且在其他地方，例如在慕尼黑、罗马、柏林，基本上也是那一帮子人，相反，我可以和维尔哈伦一起去看望另一些画家和诗人，他们身居这座灯红酒绿、喧嚣城市的中心区，但每人都生活在自己创造的静谧之中，就像住在一个孤岛上，埋头于创作。我还见到过雷诺阿的美术创作室和他的学生中的佼佼者。这些印象派画家们的作品今天价值数万美元，但他们当时的生活，从外表上看，却和一个小市民的生活以及和一个领取养老金者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不像慕尼黑的蓝贝赫和其他一些着名画、家那样讲排场：以自己的仿造庞贝式样的豪华别墅来炫耀。他们只有一幢带一间美术创作室的小房子。同画家们一样，那些诗人们的生活也相当简朴。我不久就和他们十分熟悉。他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份内工作不多的小官职。在法国，从上到下对从事文学艺术工的恩人。但是历史学家们否定这一说法。
作是非常尊重的，于是多年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聪明的办法：给那些从自己的工作中得不到高收入的诗人和作家们一些不惹人注意的清闲差事做做，例如，任命他们当海军部或者参议院的图书馆员。那是一种薪俸不多而工作极少的差使。因为参议员们只是在极难得的情况下才去借一本书，所以，占有这样一个闲职的幸运者就可以在那幢别具一格的古老的参议院大楼里于工作时间写他的诗，窗外是卢森堡公园，室内是又安静又舒适，而且不必为稿费着忙，因为这种虽然不多的稳定收入对他们来说已经是足够了。另一些诗人，有的身兼医生，像后来的杜阿梅尔和社尔丹，有的开一爿小小的图画商店，像夏尔维尔德拉克；有的当中学教师，像儒勒罗曼和让一里夏尔布洛克；有的在哈瓦斯通讯社坐着混时间，像保尔瓦莱里：有的帮助出版商干点事。但是没有一个人有像他们后辈似的自命不凡：他们的后辈全被电影和大量的印数给毁了，刚一崭露艺术的锋芒，就立刻想过一种随心所欲的生活。而当时的那些诗人们却不慕虚荣，他们之所以从事这些经过选择的卑徽的职业，无非是想使自己的物质生活略有保障，以保证自己精神劳动的独立性。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生活保障，他们就能够不去理睬腐败的巴黎大报纸；他们就能够为自己的小杂志写文章而不取任何稿酬—维持这些小杂志总是要作出个人牺牲的；他们就能够平心静气地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的剧本只有在文学家的小剧院里演出；他们的名字起初只为少数人所知。无论是克洛代尔、贝玑、罗曼罗兰、还是絮阿雷斯、瓦莱里，在数十年间也只有极少数的文学中坚才知道。他们是繁忙的闹市区里唯一从容不迫的人。为了能在艺术方面进行自由和大胆的思想，对他们来说，默默无闻地生活，为一群远离闹市区的安静的人们静悄悄地工作，比去出风头要为重要。他们甘心过一种澹泊的小康生活而并不觉得羞涩。他们的妻子自己下厨和操持家务。晚上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招待都很简单，因而显得更加亲切。大家围着一张上面马马虎虎铺了块花格台布的桌子，坐在廉价的草编椅子上。房间里的陈设并不比同一层楼里的那个安装工阔气。然而大家都觉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们没有电话、没有打字机、没有秘书。他们避免使用一切机械器具，就像他们不愿使自己成为宣传机器的工具一样。他们像一千年以前似的用手着书。即使是像法国梅居尔这样的大出版社也不采用口授打字，没有复杂的器具。他们不追求外表：不为追求名望和排场而浪费时间和精力。
所有这样一些年轻的法国诗人们和整个法国民族一样，怀着对生的乐趣而生活着，诚然，是以他们最高尚的形式，即怀着对写作的无限喜悦而生活着。
我新结交的这样一些朋友以他们清廉的为人大大修正了我心目中的法国诗人的形象。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布尔热以及其他一些着名时代小说家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后一类作家以为沙龙就是整个世界！我以前在家里曾从读物上得到过这样的印象：一个法国女人无非是一个只知道照镜子的交际花，满脑子的艳遏、挥霍，可是法国诗人们的妻子却完全纠正了我的这种有罪的错误印象。她们勤俭持家、谦虚朴素，即便是在最拮据的情况下，也能象变魔术般地在小炉灶上创造小小的奇迹：她们精心照料孩子，并且在一切文学艺术方面又和自己的丈夫心心相印，我从未见过有比她们更贤慧、更娴静的主妇！只有作为朋友、同行，在那个圈子里生活过的人，才了解真正的法国。
莱昂巴扎尔热特，是我朋友们的朋友，他的名字在法国新文学的大多数着作中被不公正地遗忘了。可是他在那一代诗人中却占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是他把自己充沛的精力毫无保留地倾注在翻译外国作品上，从而为他所喜爱的人奉献出自己全部的风茂年华。我在他这个天生的同道身上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自我牺牲者的卓绝典型。他是真正的献身者。他认为自己毕生的唯一任务是：帮助他那个时代的最重要的有价值的作品发挥作用；而他自己却从来不必作为那些重要作品的发现者和推广者享受应得的荣耀。
他的满腔热忱，完全是由他的思想觉悟自然促成。他看上去颇有一点军人气质，尽管他是一个积极的反军国主义者。和他交往，可以感到一个真正战友的那种诚挚。他在任何时候都乐于帮助人，给人当参谋；待人一贯诚恳；办事像钟表一样准时，他对别人遇到的一切都很关心，但却从不考虑自己个人的好处。为了朋友，他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世界各地都有他的朋友，但为数不多，而且有所选择。他用十年时间翻译了惠特曼的全部诗歌，并且写了一部关于惠特曼的丰碑式的传记，以便让法国人了解这位诗人。他用惠特曼这样一个热爱世界的自由人作榜样，引导国人的思想眼光越出国界，使自己的同胞变得更刚毅、更团结，这已成为他毕生奋斗的目标，即：一个最优秀的法国人，同时也是一个最热忱的反国家主义者。
我们很快成了情投意合、亲如兄弟的朋友，因为我们两人伪思想都不是只得到自己的国家，因为我们喜爱外国的作品，愿意为介绍外国作品献身而不谋求任何实惠的好处，因为我们两人把思想自由看作是生活中最最重要的事。我从他身上第一次了解到那个帷幕后面的法国。当我后来在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中读到，奥里维是怎样反对那位德国人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我仿佛觉得，书中的描写简直就是我和莱昂巴扎尔热特之间的亲身经历。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友谊始终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而其产主的顽强阻力在通常情况下必然会妨碍两个作家之间诚挚、融洽的关系。这个棘手的问题是：巴扎尔热特以他惊人的坦率态度决定不接受我当时写作的一切。不过，我觉得，这正是我们的友谊中最美好、也是我最难以忘怀的一点。
他喜欢我本人，并对我为翻译维尔哈伦的作品所作的贡献怀有最深切的感激之心和敬：意。每逢我到巴黎，他总是诚心诚意地到火车站来接我，总是第一个和我打招呼、表示欢迎的人。凡是他能帮助我的地方，他都愿意尽力。
在一切关键性的事情上，我们都是看法一致，关系之融洽，胜似通常的兄弟。
但是他对我自己当时的作品却抱一种坚决否定的态度。他是在昂利吉尔波（此人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作为列宁的朋友，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翻译作品中初次读到我的诗歌和散文的，然而却直言不谛地表示反对，他毫不留情地指责说，我的所有那些作品都和现实没有丝毫关系，完全是一种（他最憎恶的）玄奥文学，他还说，他之所以生气，是因为那些作品恰恰是我写的。他为人一贯耿直，在这一点上从不妥协，也不讲什么情面。譬如说，当他负责一家杂志时，他曾要求我给予帮助—所谓帮助，是指他曾要求我替他从德国物色一些能干的撰稿人，即，替他从德国组约一些比我自己的文稿更好的稿件。至于对我这个他最亲近的朋友本人，却从未要求写一行字，也不打算发表一行字。虽然与此同时他在为一家出版社校订我的一本书的法译本—而他这样做，是没有任何稿酬的；完全是一种出于真诚友谊的牺牲。
尽管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样怪异，但那种情同手足的友谊在十年时间里却从未削弱过，这使我更加觉得我们之间友谊的特别可贵。后来，当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宣布我早年的作品一律作废，并使自己的作品终于达到一种具有个性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时，恰恰是巴扎尔热特对我的赞许，使我分外高兴，因为我知道他对我的新作品的肯定完全是真诚的，就像他在以往的十年里对我的作品直爽地表示否定一样。
我在这里还要提到莱纳马利亚里尔克这个尊贵的名字。虽然他是一位德语诗人，但我却在回忆巴黎生活的这一页中提到他，这是因为我在巴黎时和他见面次数最多，和他关系最好，是因为他比其他许多人更爱巴黎；我仿佛看到在构成这座城市背景的古老人物像中，他的容貌尤其突出。当我今天回想起他和其他一些对语言艺术有着千锤百炼之功的大师们时，即，当我回想起曾象不可企及的星汉照耀过我青年时代的那些可尊敬的名字时，我的心中不禁产生这样一个令人悲哀的问题：在我们今天这个动荡不堪和普遍惊惶失措的时代，难道还有可能再次出现当时那样一些专心致志于抒情诗创作的单纯诗人吗我今天怀着爱戴的心情不胜惋借的那一代诗人，难道不是再也无处寻觅了吗在我们今天这些被各种命运的风暴搅得十分混乱的日子里，那一代的诗人们是后继无人了。那些诗人们，他们不贪图任何的外表生活，他们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他们不羡慕荣誉、头衔、实利，他们所追求的，无非是在安静的环境中搜索枯肠，把一节一节的诗句完美地联结起来，让每一行诗都富于音乐感，光彩夺民诗意浓郁。他们所形成的社会圈子，在我们日常的尘嚣生活中简直像是一个僧侣团，他们故意疏远日常生活。在他们看来，天底下最重要的，莫过于那些柔美的、然而比时代的轰隆声更富有生命力的音响；当一个韵脚和另一个韵脚搭配得非常妥贴时，便会产生一种无法形容的动感，这种动感虽然比一片树叶在风中落下来的声音还要轻，但它却能以自己的回响触及到最遥远的心灵。不过，尽管他们离群索居，但在我们当时的年轻人看来，那样一群如此洁身自好的人是多么崇高，那样一群一丝不苟的语言的守护人和献身于语言的人（他们把自己全部的爱献给了诗歌语言，他们的语言不迎合当年的时代和报纸，而是追求不朽的生命力）确实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简直羞于看他们一眼，因为他们生活得小心谨慎，从不出头露面，招摇过市。他们有的像农民一样住在乡下，有的从事一种小职业，有的作为一个热情的漫游者周游世界；他们所有的人只为少数人所知，却也被那些少数人热烈爱戴。他们有的在德国，有的在法国，有的在意大利，但又都在同一个国度，因为他们只生活在诗的王国之中。
他们就是这样弃绝一切世上昙花一现的东西，专心于艺术创作，从而也使自己的生活成了一种艺术作品。我经常觉得，在我们当时的青年一代中竟会有那样纯洁清白的诗人，简直不可思议。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今天不时以一种暗自优虑的心情问自己：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时代，在我们今天这样新的生活方式之中（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扼杀了人的各种内在的专心致志，就像一场森林大火把动物驱赶出自己最隐蔽的窝一样），难道还会有那样一群全心全意献身于抒情诗艺的人吗当然，我清楚地知道，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位诗人创造奇迹，歌德在他为拜伦而写的挽歌中所说的那句动人的安慰话始终是对的。他说：因为世界将不断创造他们，就像他们自古以来不断创造世界一样。那样一些诗人是天生会不断产生的；因为即使是最失体面的时代，苍天也总还要偶尔给它留下这种珍贵的信物。而我所说的这种时代，难道不恰恰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吗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是最洁身自好的人，最不问世事的人，也得不到安宁，得不到那种创作中酝酿、成熟、思考和集中思想所需要的安宁；而在战前的欧洲，在那个比较友善和冷静的时代，诗人们还是能得到这种安宁的。我不知道，所有那些诗人—瓦莱里、维尔哈伦、里尔克、帕斯科里、弗朗西斯雅姆—在今天还有多少价值；不知道他们对今天这一代耳朵里常年充满的不是悦耳的音乐，而是宣传机器的联噪和两次大战炮轰的隆隆声的人，还有多少影响。我只知道，并且觉得有责任，怀着感激的心情说出这样的事实：那样一代对神圣的诗歌艺术刻意求工的献身者们，在一个已经愈来愈机械化的世界里，曾使我们受到莫大的教育和感到无比的幸运。而当我今天回顾往事，我觉得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收获，莫过于我有机会能和他们中的某些人亲自交往，莫过于我和他们的持久友谊可以常常和我早年对他们的景仰联系在一起。
在那些诗人们中间，也许再也没有一个人会比里尔克生活得更隐秘、更不显眼。但那不是一种故意的、被迫的（或者说，像牧师似的出于无奈的）孤寂—犹如斯蒂芬格奥尔格在德国过的那种孤寂生活。而里尔克，不论他走到哪里或在哪哩驻足，在他周围就会产生某种安谧的气氛。由于他规避一切喧哗嘈杂，甚至规避对他的赞扬—正如他自己说得好：那种赞扬是围绕着一个人的名字积聚起来的全部误会的总和因此，那种华而不实的好奇的滚滚巨浪只能沾湿他的名字，却从未沾湿过他本人。要找到里尔克是很困难的。他没有住宅，没有能找到他的地址，没有家，没有固定的寓所，没有办公室。他总是在世界上漫游。没有人能事先知道他会转到哪里去—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对他那颗极其敏锐和多愁善感的心来说，任何死板的决定、任何计划和预告，都会使他觉得是一种压力。所以，我和他的相遇，纯属偶然。有一次，我站在一家意大利绘画陈列馆里，我仿佛觉得有人在向我友好地微笑，但我不知道他是谁。只是当我看到他的那双蓝眼睛时，才认出他来。他的眼睛在注视别人的时候，目光含蓄，从而使他本来并不引人注目的容貌分外有神。不过，恰恰是那种不引人注目的仪表是他性格中最深的秘密之处。他蓄着一撮下垂的金黄色小胡子，神情略带忧郁。由于面部没有明显的线条，有点像斯拉夫人的脸形。成千上万的人从这样一个年轻人身边走过，很可能不会想到他是一位诗人，而且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性格特点，即，内心那种不同寻常的压抑，只有在和他的进一步交往中才会显露出来。他的言谈举止是难以形容的斯文。当他走进一个众人聚会的房间时，步履之轻，儿乎不会被人察觉到他的光临。然后他会坐在一旁静静地听。有时候，当他对什么发生兴趣时，就会无意识地昂起头。在他自己开始说话时，他从不装腔作势或者慷慨激昂。他说话自然、简单，就象一个母亲给自己的孩子讲童话那样亲切。听他讲话，让人高兴。即便是最一般的题目，到他嘴里，就能讲得生动活泼。
但是，一旦当他觉察到自己成了许多人的注意中心时，他就立刻中止，重新坐下来，悉心静听别人讲话。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是这样的斯文；纵然发出笑声，也都是表示出那么一点意思后就立刻收敛。轻声细语是他的一种需要。所以，再也没有比喧哗嘈杂和感情上的激动更使他心烦意乱。
他曾对我说过：那些把自己的感受象呕血一样倾吐出来的人，使我精神非常疲劳。所以，我很少接近俄罗斯人，就像我只是浅尝几口自酒一样。除了举止的慢条斯理，整齐、清洁、安静，也都是他生理上的需要。每当他不得不乘一辆拥挤的电车或者坐在一家嘈杂的饭馆里时，这都是使他心绪不宁的时刻。他不堪忍受马虎潦草。尽管境遇不宽裕，他对衣着还是非常讲究，打扮得干净、入时。他的一身打扮也同样是一件不惹人注意的经过精心设计的艺术品；而且还总带着一点不显眼的、完全是他个人的标记，即戴一件他心中暗自得意的小小装饰品，譬如说，在手腕上戴一只薄薄的银镯。这是因为他的要求完美和对称的美感一直渗透到他的内心深处和个人生活之中。有一次，我在他的寓所看他在出门前是怎样装自己的箱子的。他不要我帮忙，认为我肯定弄不好。他把每一件东西非常精心地塞进事先留出的空处，简直就像镶嵌玛赛克那样细心。我觉得，倘若我去插上一手，破坏了他的那一番绣花似的工作，岂不是罪过。他的那种爱美的秉性一直渗透到他的各种无关紧要的小事。不仅仅是他把自己的手稿非常细致地用圆熟的书法写在最漂亮的纸张上，行与行之间相隔的空白，就像用尺量过似的，而且当他写一封最最普通的信函时，也要挑选一张好纸，工工整整地用书写体把字写在隐线格子里，即便是写一张最仓促的便函，他也从不允许自己涂改一个字，而是一旦觉得一句话或者一个字不完全恰当时，就立刻以极大的耐心把整封信重抄一遍。里尔克从不让不完全满意的东西出手。
他的那种慢条斯理、同时又专心致志的秉性对每一个和他接近的人都具有魅力。就像我能设想里尔克本人不会激烈一样，我也能设想，在他的安详的气质熏陶下，不会有人再高声喧嚷和态度蛮横。因为他的举止仪态本身就是一种神秘地不断起作用的力量，一种教育的力量，一种道德的力量，感召着人的心灵。每次和他作较长时间的谈话之后，我总有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的脱俗之感；但是在另一方面，他的这种一贯注意节制的性格，即从不让自己尽兴的意愿，都会及早限制任何显得特别知心的感情。我相信，可以认为自己曾是里尔克的朋友并以此为荣的人，只有少数几个。在他发表的六卷书信集中，几乎没有和别人谈心的话。而且自从离开中学以来，他几乎没有对任何人使用过那个显得象兄弟般亲热的称呼—你。对他的特别多情善感的性格来说，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和他过于接近，都是无法忍受的。
尤其是所有刚强的男性，都会引起他不快的感觉。他倒更愿意和女人们交谈。
他写给女人们的信很多，也很乐意；在女人们面前他显得舒畅多了。女人们的嗓子中是没有喉音的，也许这种嗓音使他感到舒服。因为正是那种不悦耳的嗓音使他感到难受。我今天还清楚记得他和一个大贵族谈话时的情景。他全身紧缩，双肩耷拉，眼睛从未抬起来看一眼，为的是不致从眼神中流露出来，他听那个贵族用假嗓子说话，浑身是多么难受。但是，如果他对某人抱有好感，那么和他在一起，又是多么有意思！他事后就会感觉到里尔克内心的那种善意，虽然这种善意在他的话语和表情中流露得不多，它像一束暖人心窝、治人创伤的光芒穿透到心灵的最深处。
里尔克在这座使人心境开阔、最最开放的城市—巴黎的生活和工作，是谨小慎微的，这也许是因为他的作品和他的名字在这里尚未为人所知，和因为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隐姓埋名的人就始终会更自由、更得意。我去看他的地方是租来的两间大小不同的房间。每间房里陈设简单，没有任何的装饰，但是由于他自己持有的审美感，所以你一进去就会立刻感到一种特有的气派和宁静。他租借的地方从来不会是某一幢邻居嘈杂的大楼房。而宁可去找一幢老房子，即使不甚方便也罢，他都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而且不管他住在哪里，他都会运用自己处享有条不紊的能力立刻把室内布置得意味深长和适合自己的个性。他身边的什物总是少得不能再少，但在一只花瓶或在一只碗里始终开着鲜花，也许是女人们送的，也许是他自己深情地带回家的，墙壁前总是放着书籍，装订漂亮，或者细心地包着书皮，因为他爱书籍，就像把它们当作不会吭声的动物一般。写字台上笔直地并排着铅笔和羽毛笔；没有写过字的自纸放在写字台的右角；房间里还有一张俄罗斯的圣像和一张那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天主教图像，我相信，不管他旅行到哪里，这两张图像一直陪伴着他；这两张图像给他的工作室轻轻地蒙上了一层宗教的色彩，尽管他的情仰宗教的热忱和任何固定的教条不沾边。我从每一个细节中感觉到，这样的布置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并且深情地保持着。如果我借他一本他没有读过的书，那么当这本书归还到我手中时，上面已平平整整地包了一层缎面封皮，并且系了一条彩色缎带，就像一件节日礼物似的。我今天还清楚记得，他是怎样把《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和死亡之歌》的手稿当作一件珍贵的礼物带到我房间里来的，我今天依然保存着那条包扎过这叠手稿的带子。但是，最令人高兴的事是和里尔克一起在巴黎散步，因为这也就是说，和他一起意味深长地用仿佛睁大了的眼睛去观看最不显眼的东西。
他会注意到任何的细微末节，即使是商店的招牌，只要他觉得那些字号韵律和谐，就会高兴地念出声来。据我从他身上所知，他有强烈的兴趣想把一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都看遍的，似乎也只有巴黎。有一次，我们在我们共同的朋友家里相遇，我告诉他说，我昨天偶然走到皮克普斯公墓的旧栅栏旁—那里埋葬着断头台上最后一批牺牲者的骨骸，其中有安德烈谢尼耶。我向他描述了那块令人感慨的小小草地，上面到处都是乱家；外国人是难得见到那种坟茔的；我还向他描述了，我随后在回来的路上是怎样从道路边一扇敞开的大门看到一座修道院里面的情景：一群半俗尼手中拿着一串十字架念珠，默默地绕着圆圈在漫步，口中不吭一声。这时我看到他—这个平时非常稳重、自制的人简直有点急不可待。这是我看到他难得着急的几回中的一回。他对我说，他一定得去看看安德烈谢尼耶的坟地和那座修遭院，问我是否能领他去。其实我们第二天就去了。他默默地站在那块孤寂的墓地前出神，并称那块墓地是巴黎最有诗意的地方。但是在回来的路上，那座修道院的门却紧闭着。这时我就能考验他沉静的耐心了—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和他在作品中一样，是很有这种耐心的。他说：让我们等在这里碰碰运气吧！说完就站在那里，微微地低着头，以便一旦大门开开的话就能看见。我们大约等了二十分钟。随后有一个修女沿着道路走来，并且拉响门铃。他激动地轻轻低语道：运气来了。可是那位修女发觉了他在不声不响地窥视—我是说，人们从远处的气息中就能感觉到他身上的一切—于是向他走去，问他在等谁。他以笑颜相迎—他的这种特有的轻柔的微笑立刻就会博得人们的信任—并且坦率地说，他非常想看看修道院的通道。现在是那位修女对他满面笑容地说，她感到很抱歉，她不能让他进去。不过她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他可以到旁边的那间园丁的小屋里去；从那间小屋的最上边的窗户口同样可以看得很清楚。于是，这么一点小主意，好像给了他许多恩惠似的。
后来，我还和里尔克相遇过多次，但是，每当我想起他，我总是记起他在巴黎时的情景，而巴黎最最不幸的时刻他却没有经历到。
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人来说，遇见这样非凡的人物，真是受益匪浅。但是我还应获得那种对我整个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教益。而这种教益却像意外的礼物一样降临到我身上。有一次，我们在维尔哈伦家和一位艺术史家讨论起来，那位艺术史家抱怨说、伟大的雕塑和绘画时代已经过去。我激烈地反对说，在我们中间不是还有罗丹吗他作为一位雕塑家并不比过去的伟大逊色。我开始数说罗丹的作品，并且几乎愤愤不平起来—每当我反对一种异议时总是这样。维尔哈伦悄悄地暗自发笑。他最后说：你那么喜欢罗丹，就应该和他亲自认识认识。我明天就要到罗丹的创作室去。如果你觉得方便，我带你一起去。
问我是不是觉得方便我高兴得简直不能入睡。可是到了罗丹那里，我又嘴笨得说不出话来。我没有对他说一句恭维的话，我站在各种雕塑之间，就像他的一具雕塑一样。令人奇怪的是，看来我的这种窘态博得了他的喜欢，因为告辞的时候这位老人向我发出了邀请，对我说，难道我不想看看他在默东的原来的创作室。同时，他又立刻请我一起用餐。于是我得到第一点教益：
伟大的人物总是心肠最好的。
我得到的第二点教益是：伟大的人物在自己的生活中几乎都是最最朴实的。我们在这位享誉世界的伟人家里—他的作品是我们当时一代人的楷模就像亲密无间的朋友，饭菜又是如此的简单，就像一家中等水平农民的伙食：一块厚厚实实的肉、几颗橄榄，和一道丰足的水果，外加本地产的原汁葡萄酒。这使我慢慢地随便起来，到最后说话也不拘谨了，仿佛这位老人和他的妻子与我相熟多年似的。
吃完饭以后，我们走进他的创作室。那是一间大厅，里面集中了他的最重要作品的复制品，但是其中也放着数百件珍贵的单个习作—一只手、一只手臂、一束马鬃、一只女人的耳朵，大多数只用石膏塑成。我今天还清楚记得若干件他用来自己练习的造型草稿；关于我在他的创作室里参观的那一小时，我今天可以讲上几小时。最后，罗丹大师把我领到一座台基旁，上面放着他的最新的作品—一具头上蒙着湿布的女人肖像。他用自己一双农民似的满是皱纹的厚实的手揭下湿布，接着退后几步。妙极了，我情不自禁地从憋了半天的口中冒出这么一个词，同时为自己说出这样的陈词滥调感到惭愧。可是他却一边打量着自己的作品，一边以冷静的客观态度—其中没有一丁点儿自鸣得意—轻声地附和了一句：是吗接着又踌躇了一番。只是肩膀还有点……等一下！他说着脱去上衣，穿上白色工作服，拿起一把刮铲，在肩上非常熟练地一刮，把那女人的柔软皮肤弄平滑了，看上去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接着他又后退几步。喏，还有这地方，他喃喃地说道，又在细节上作了很小的改动，然而效果却非常明显。过后他就再也没有说什么，只是一会儿走向前，一会儿退后，从一面镜子里端详着那具雕塑，一边嘀嘀咕咕，发出一些别人听不懂的声音，一边修改着。他的眼神，在吃饭的时候显得和蔼可亲，这会儿却闪烁着奇异的光芒，他仿佛变得更高大、更年轻了。他用全部热情和魁梧身躯的全部力量工作着，干着。每当他快步走向前或后退时，地板咯吱咯吱直响。然而他听不见这声音。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还有一声不响的我站着。像我这样一个年轻人能有幸亲眼目睹这样一位举世无双的大师从事创作时的现场，真是使我激动万分，可是他却把我全忘了。对他来说，我是不存在的，对他来说，只存在那座雕塑他的作品，以及看不见的如何精益求精的构思。
一刻钟过去了，半小时过去了。我今天已记不清我在那里呆了多久。就时间方面来说，那都是了不起的伟大时刻。罗丹全神贯注埋头于自己的创作。
即便是雷鸣，也不会把他惊醒。他的动作越来越粗，好像发狠似的。完全沉浸在一种狂暴或者陶醉的状态之中，他干得越来越快。随后，双手渐渐变得迟疑起来。看来，这表明两只手已没有什么可干。他朝后退了一次，两次，三次，再也没有修改什么。接着他轻轻地嘟囔了几句，便非常细心地把布蒙到塑像四周，好像把一块围巾搭在一个心爱的女人的肩膀上似的。他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他的形象重又显得庄严起来。激昂的情绪渐渐消失了。随后出现了我不可思议由事—也是我得到的最大教益：他脱下工作服，重又穿起家中穿的上衣，转身准备走了。他在这段精神非常集中的时间内把我全然忘却。他不再知道，有一个年轻人激动地站在他的身后，像他的雕塑一样一动不动，呼吸短促，而这个年轻人是他自己带进创作室的；为的是给他看看自己的作品。
他向房门走去。当他要关上房门的时候发现了我，而且几乎恼怒地望着我，心想：这个年轻的陌主人是谁怎么偷偷地溜进了他的创作室但是他随即又记起来了，并且几乎有点不好意思地向我走来。对不起，先生，他开始说道。可是，我只是感激地握住他的一只手；我甚至想亲吻这只手。
因为我在那一小时内看到了一切伟大艺术的永恒的秘密，即看到了世间任何一种艺术创作的诀窍：全神贯注，不仅思想高度集中。而且要集中全身精力；每一个艺术家都得把自己置之度外，忘却周围整个世界。我学到了这点对我毕生有用的教益。
我原来打算五月底从巴黎赴伦敦。但是我不得不把行期提前了两周，因为原来使我非常可心的那处住所由于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而使我感到不快。这麻烦是由一段奇遇般的插曲造成的；这段插曲使我觉得非常有趣，同时也使我了解到法国环境里的完全不同的思想方式，颇受教益。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我离开了巴黎两天多时间，为的是和朋友们一起去参观壮丽的沙特尔大教堂—我还从未见过那大教堂呢。当我星期二上午回到旅馆的房间，正要换衣服的时候，我发现几个月来一直安放在角落里的我的那只箱子不见了。于是我跑下楼梯去找这家小旅馆的老板，他是整天和他老婆换着班坐在那间狭小的门房里的。他是一个红光满面、矮胖的马赛人，我常常喜欢和他开开玩笑，有时甚至和他一起在对过的咖啡馆里玩玩他最喜欢的十五子游戏。他听我一说；便立刻激动起来，用拳头拍着桌子，怒气冲冲地大声说道：好呀，原来如此！—别人不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他急急忙忙穿起外套—他坐在门房里总是穿着衬衫脱下方便的拖鞋，换上鞋子，一边向我解释事情的经过。也许我有必要在这里先追述一下巴黎的住房和旅馆的一个特点、以便弄明白事情的原委。
在巴黎，较小的一些旅馆和大部分私人住宅都没有大门钥匙，而是由门房，即看门人关大门，一旦外面有人敲门，大门就会由门房室自动开开。而在这些较小的旅馆和住宅里，一般只留一个门房或者房东、老板自己看管大门，但不是整夜蹲在门房室，而是从自己的夫妻床上按一下电钮把大门开开大多数还处在半睡的状态呢。如果谁要外出，就叫一声：请开开门。同样，每一个从外面进来的人，都得报一下自己的名字，以便到了夜间陌主人无法潜进屋来—理论上是这样。现在再回过头来说，有一天凌晨两点光景，我住的那家旅馆的门铃被外面的人拉响了，进来的人也报了自己的名字，听上去像是旅馆里的某一位住客；而且那位住客还在门房里留下了自己的房间钥匙。本来这是守门人的责任：从窗玻璃证实一下这位晚来客人的身分，但是显然由于守门人太因而没有这样做。过了一小时后，里面又有人要外出，叫了一声：请开开门。守门人在开了大门后忽然警觉起来：怎么凌晨两点以后还有人要外出。于是他从床上起来，看到那个从旅馆出去的人拎着一只箱子向小巷走去；守门的旅馆老板赶紧披上睡衣，穿上拖鞋，跟踪那个可疑的人。可是当他看到那个人拐了一个弯走进小田园街一家小旅馆时，他自然也就不再怀疑那个人是窃贼或小偷了。于是又安安稳稳地躺下睡觉。
而现在他对他自己所犯的错误感到十分后悔，他带着我急急冲冲去找最近的那个站岗警察。随后我们立刻到小田园街那家旅馆去查问，并且发现：我的箱子虽然还在那里，但那个小偷却不在—显然他是出去了，为的是到附近的某家酒吧去喝早晨咖啡。于是，两名便衣警察在小田园街的那家旅馆门房里守候着那个坏蛋：当他半小时后毫无疑虑地回来时，他立刻被逮捕了。
现在，我们两个人—老板和我—不得不一起去警察局履行公事。我们被带进那间警长的房间。那位警长是一位留着小胡子、胖得要命、和蔼可亲的先生，穿着一件钮扣解开的外套，坐在写字台后面。写字台上乱七八糟地堆满着各种文件，满屋都是烟味。桌子上还放着一大瓶葡萄酒，这表明这位先生完全不属于那种敌视生活和冷酷无情的警察行列。遵照他的命令，那只箱子被送进屋来。我应该说明，箱子里是否缺少重要东西。看来，里面唯一值钱东西是一本总额为两千法郎的信用存折，但是在我住了数月之后已经用去了许多，而且谁都明白，这样一本存折对别人是没有用的；再说，这本存折事实上还一直放在箱子的底部，没有动过。于是作了这样的口供记录：
我承认这只箱子是我的财产，里面没有丢失任何东西。这以后警长命令把小偷带进来。我倒挺想看看那种场面。
说来，看到那种场面也真是值得。两个警士押着小偷进来，他本来就又瘦又弱，夹在两个粗壮的警士中间，更显得奇形怪状，活象一个可怜鬼。他衣衫褴褛，衣领都没有了。看得出来，由于极度的饥饿，蓄着一撮小胡子的脸尖复得象只老鼠面孔。他是一个很不高明的小偷—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下面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很不在行：他没有在作案后的第二天一早就带着箱子溜之乎也。他站在有权力的警长面前，两眼低垂，全身微微颤抖，仿佛是受冷受冻所致。我不得不羞愧地说，我不仅为他感到难过，甚至感到自己对他产生了某种怜悯之心。而当一名警官郑重其事地把各种从他身上搜来的东西一一陈放在一块大木板上时，我的同情之心更是倍增。简直想不出还有比它们更稀奇古怪的藏在身上的东西了：一块非常脏、非常破的手帕；钥匙串上挂着十二把各种大小规格的万能钥匙和撬锁钩—互相碰撞起来会象乐器似的叮当作响；一只破皮夹；但是幸亏里面没有武器。这至少可以证明这个小偷虽然以大家熟知的方式干他的行当，但用的却是和平的方式。
首先，当着我们的面检查了那只皮夹。结果令人惊讶。这倒不是因为发现里面有几千或几百法郎，或者发现里面一张钞票也没有，而是发现里面有二十七张袒胸露肩的女舞蹈演员和女演员的照片以及三、四张裸体照。显而易见，这无非是说明这个细瘦、优伤的小伙子是一个美的热烈的爱好者，巴黎剧坛的那些明星们对他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但他至少要把她们的照片藏在自己的心窝边，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不法行为。虽然警长用故意装出严厉的目光，一张一张察看着那些裸体照，但却逃不出我的观察：一个处于这样境遇的违法者竟会有这种收藏兴趣，使他觉得很有意思。我也和他一样，因为当我看到这个可怜的罪犯对美有这样的爱好时，我对他的同情也就再次明显增加了。于是，当警长一边郑重其事地拿起笔，一边问我是否要起诉即对那个罪犯提出控告时，我自然立刻回答说：不。
也许为了弄明白这里商的究竟，有必要在这里再作一些补充说明。在我们的国家和在其他许多国家里，凡是遇到犯罪案件，都是由官方起诉，即由国家向自己控制的司法部门公诉，但是在法国，是否要提出指控，可由受害人自由选择。我个人觉得，这种法制观念要比那种所谓刻板的法律更公正。
因为自由选择是否要起诉，就有可能宽恕另一个人所干的坏事。但是在别的国家就不行，譬如说在德国，如果一个女人出于一时的嫉妒用左轮枪伤害了自己的情人，不管你怎么苦苦哀求，都无法使她免遭审判。国家要进行干涉，要把她从自己的男人身边强行拽走并投入监狱—而那个在她激动之中遭到枪击的男人说不定因为她的这种强烈感情而更爱她哩。然而在法国就不一样，这对情人就会在道歉之后挎着胳膊一起回家，并且认为这件事情在他们之间已经解决。
当我刚刚说出一个坚决的不字时，就立刻出现了三种反应。那个在两名警察之间的瘦弱家伙忽然站起身来，用一种难以形容的感激目光望着我那目光是我永远不会忘却的；警长满意地放下他的笔，看得出来，我不再追究那小偷，也使他感到高兴，因为这为他省去许多文牍工作。可是我的那位房东却是另一种反应。他满脸涨得通红，开始对我大声嚷嚷，说我不能这么办，这种无赖、坏蛋非得斩草除根不可。说我根本不会想到这类家伙将会造成这样的祸害。他说，一个正派高尚的人必须日夜提防这类流氓，如果你现在饶了一个，也就等于纵容了另外的一百个。一个小市民的全部诚实和耿直，同时也包含着那种心胸狭小，这时统统爆发出来了。他觉得自己的生意受到了妨碍。为了避免那些和他有牵连的麻烦，他用威胁的态度、毫不客气地要求我收回宽恕的成命。但是我毫不动摇。我语气坚决地对他说，我已经找到自己的箱子，我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对我来说一切都已解决，我没有什么可控告的。我说，我有生以来还从未对另一个人提出过什么控告；而且在我今天中午口嚼一块大牛排的时候，当我知道还有另一个人因为我的缘故不得不吃监牢里的饭食，我的心情就会非常不愉快。我的房东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越来越激动。警长申明说，这事由我而不是由他作出决定；由于我坚持不起诉，这事才算了结。这时，房东猛地一转身，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房间，砰地一声在身后关上了房门。警长站起身来，望着这位生气的人的背影，露出微笑，一边和我握手，表示默默的赞同。这样，例行公事算办完了。我伸手去拎箱子，准备把它带回家。但是就在这一刹那发生了一点令人惊异的事。那个小偷不好意思地迅速走到我的身边，说道：喔，先生，您别拿，我把它送到您的家去。于是我在前面大步走着，那个怀着感激心情的小偷在我身后拎着箱子。我们走过四条街，重新回到了我的旅馆。
看来，一件令人恼怒的事就以这样的方式非常轻松愉快地结束了。但是余波未平，这件事又很快导致了另外两件事的发生。我对法国人心理的初步了解应该归功于这两件事。当我第二天到维尔哈伦家里去的时候，他不怀好意地笑着迎接我，开着玩笑对我说：你在巴黎的奇遇真是不少。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你原来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家伙。我一开始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递给我一张报纸，我一瞧，上面登着一篇关于昨天发生的事的长篇报道，只不过经过浪漫主义的编造，已和原来的事实真相大不一样，简直使我难以相信。那篇报道以一种新闻记者的卓越技巧作了这样的描述：一位高贵的外国人的一只箱子在城内的一家旅馆里被窃—为了使我更加令人感兴趣，我竟变得高贵起来；箱子里有许多最值钱的东西，其中有一本两万法郎的信用存折—一夜之间，两千马克增加了十倍—以及其他各种无法补偿的物品（实际上仅仅是一些衬衫和领带）；开始时几乎无法找到线索，因为不仅小偷非常老练而且看来他在作案时对本地情况十分熟悉；但是警察分局的警长—某某先生以他众所周知的能力和非凡的洞察力立刻采取了各种措施；他通过电话联系，只用了一个小时，巴黎所有的旅馆和客栈都进行了彻底的检查；由于他的措施一贯准确周密，所以在极短的期限内就逮住了那个坏蛋；警察局长为了表彰这位优秀警长的杰出成绩及时给予了特别嘉奖，因为他用自己的能力和远见再次为巴黎警察局的模范组织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当然，这篇报道所说的一切，没有一条是真的。那位好警长根本就没离开过自己的写字台一分钟。是我们自己带着箱子把小偷送到他那里去的。不过，他却利用这次好机会，为自己捞到了宣传资本。
如果说，这段插曲对那个小偷和对崇高的警察当局来说都算碰上了好运气，但对我来说却是倒霉得很。因为从那时起那个从前对我非常随和的房东就处处与我为难，不让我在那家旅馆继续呆下去。我走下楼梯。向坐在门房里的他的老婆礼貌地打招呼。而她根本就不理睬我；生气地把那不开窍的小市民的女人脑袋撇到一边。那个小学徒不再认认真真地收拾我的房间。我的信件莫名其妙地丢失了。纵然在隔壁的几家膺铺和那家专卖烟店里，我见到的也都是一张张冰冷的面孔；而往常，由于我大量消费烟叶制品，在那家专卖烟店里是大受欢迎的，被当作老朋友。那种小市民的道德观念受到了伤害，不仅那幢房子里的人，而且整条小巷的人，甚至全区的人，都一致起来反对，因为我曾帮助了那个小偷。于是，到了最后我别无出路，只得带着那只失而复得箱子出走并且非常灰溜溜地离开那家舒适的旅馆，仿佛我自己曾犯了罪似的。
到过巴黎再到伦敦，给我的感觉，就象一个人在炎热天突然走进阴凉之中。一个人刚到伦敦，都不由得会感到一阵寒颤，但是眼睛和其他各种知觉很快就会适应……我原打算在英国好好观光两三个月，似乎理应如此。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世界是沿着这个国家的轨道向前运转，如果不了解这个国家，怎么能理解我们这个世界和通过它的各种人员评价这个世界呢我希望通过大量的会活和频繁的社交好好练一练我的蹩脚英语（顺便提一下，我的英语从未真正说得十分流利）。可惜我没有达到目的。我象我们所有欧洲大陆去的人一样，在英吉利海峡的彼岸，和文学界很少接触，在各种早餐谈话和在我们小小的出租公寓里简短的交谈时，凡涉及到宫廷、比赛、娱乐会这类内容，我总觉得和我完全不相干。当他们讨论政治时，我也无法插嘴，因为他们说的那个家伙，我不知道他们指的就是官廷大臣；而且那些绅士先生们总是只称呼名字，而不称呼姓。面对那些马车夫中的伦敦佬，我的耳朵聋了似的。
所以我在英语方面的进步并没有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快。我曾试图在教堂里从传教士身上学到一些好的措辞；我旁听过两三回法庭审理；为了听到正确的英语，我到剧院去看戏。但是我在巴黎处处可以遇到社交活动、轻松愉快和同伴情谊，我在伦敦却始终必须费劲地去寻找。我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和他讨论讨论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由于我对体育、娱乐、政治以及他们平常关心的事抱着全然无所谓的态度，在那些好心的英国人看来，我大概是一个相当没有修养和呆板的人。
我从未成功地把自己和某一个生活环境，即和某一群人从内心深处打成一片。所以，我在伦敦的十分之九的时间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作或在大英博物馆里度过的。
当然，起初我也曾企图通过闲逛来好好了解一下伦敦。在刚到的八天，我在伦敦的大街小巷快步疾行，直至脚底灼痛。
我以一种大学生的责任感跑遍了导游手册介绍的所有游览胜地，从伦敦的塔梭滋夫人蜡像陈列馆到英国国会。我学习喝英国谈啤酒，并且用全英流行的烟斗代替巴黎的烟卷。我在成百件的小事上竭力去适应新环境。但无论是社交界还是文学界。我都没有真正的接触。而且，如果谁只是从外表上观察英国，走马观花似地从那些重要的地方一掠而过，譬如说，只是从伦敦城内成百万家公司商号门前匆匆走过，那么他从外面除了看到擦得锃亮的千篇一律的黄铜招牌以外，其他什么也不会了解。那种吃身很深的皮制安乐椅的样子，就象整个氛围一样，会使我精神上昏昏欲睡。因为我享受不了这种高明的休息，就象别人不会用全神贯注干一件事或者体育运动来消除疲劳一样。
如果一个纯粹的观察者、即一个赋闲的人不善于把众多的消闲活动提高到一种高尚的交游艺术，那么伦敦这座城市就会把他当作异己坚决排斥在外。而巴黎则会愉快地让他参加到自己更为热闹的生活中来。我的错误在于：我原本应该干一点无论什么工作—诸如到一家店铺去当见习生，或到一家报馆去当秘书—来度过住在伦敦的两个月时间，这样我至少可以稍微深入一下英国人的生活，但我没有这样做，而认识到这一错误，为时已晚。作为一个从外面来的观察者，我经历得不多；只是到了许多年以后，在大战期间我才得到一个关于实际的英国的概念。
在英国的诗人中，我只见到过阿瑟西蒙斯。他又帮助我得到叶芝的邀请。我非常喜爱叶芝的诗，而且纯粹出于高兴，我翻译了他的优美的诗剧《水影》的一部分。我不知道那天是朗诵晚会。只有少数经过挑选的人受到邀请。
我们坐在那间并不宽敞的房间里，显得相当拥挤，一部分人甚至坐在搁脚的小板凳上或者地板上。叶芝在一张黑色（或者是蒙着黑布）的斜面桌旁点燃起两支碗口粗的巨大圣坛蜡烛之后，终于开始朗诵，房间里的其他灯烛顿时全部熄灭。于是，在蜡烛的微弱亮光下，当梳着黑色害发的叶芝的头做出强有力的动作时，显得格外清楚。叶芝用抑扬顿挫的低沉声音缓慢地朗诵着，一点也不显得过分慷慨激昂。每行诗句都铮铮有声，十分清亮，他朗诵得很美，确实也很庄重。我唯一感到不足的是他的那副矫揉造作的打扮。那件袈裟似的黑长袍使得叶芝有点象神甫；房间里弥漫着一股轻轻的香味，我想，这是粗大的蜡烛微微燃烧的结果。这一切使得一次自发的诗歌朗诵不象是文学欣赏，而更象是一次祭诗的仪式—但另一方面，这一切对我又有一种新奇的诱惑力。相比之下，我不由得回想起维尔哈伦朗诵自己诗作的情景：他只穿衬衫，为的是能用强健的双臂更好地打出节奏，他不讲排场，也不象演戏似的；我也想到了里尔克，里尔克也偶尔从一本书中吟几行诗句，他说得简朴、清楚，默默地为自己的措辞服务。叶芝的那次朗诵会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的象演戏似的诗人的自诵活动。虽然我非常喜爱他的作品，但我抱着一点怀疑的心情反对这种祭礼式的崇拜行为。尽管如此，叶芝当时曾有过我这样一个怀着感激心情的客人。
时尚被人们遗忘的人：威廉布莱克。他是一位孤寂、有争议的天才。他的古拙和精细完美相结合的艺术品至今还令我神往。有一次，一位朋友建议我到大英博物馆的印刷品陈列室—当时该陈列室由劳伦斯比尼恩掌管去看看那些有彩色插图的书籍：《欧洲》、《美洲》、《约伯记》—那些书籍今天已成为古书店里的稀世珍品；而且我也真象着了迷一般。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这一位富有魅力的人，他是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好象长上了天使的翅膀用各种幻象在幻想的荒野上翱翔。我曾想用几个星期的时间更深入地探究这位质朴而又非凡的人物的迷宫，并且打算把他的几首诗译成德文。想得到一张他的亲笔画简直成了无法克制的欲望，但是看来在当初只不过是一种梦想。一天，我的一位朋友阿奇博尔德GB拉塞尔—他当时已是布莱克的最出色的鉴赏家—告诉我说，在他举办的展览会上将出售一幅梦幻式的肖像，根据他的（也是我的）看法，这幅《约翰国王》是布莱克大师的最美的一张铅笔画。他对我说：您对这张画将会百看不厌。
事实证明他言之有理。在我的书籍和绘画中，唯有这一张画陪伴着我三十余年。那位困惑的国王不时用神奇的明亮目光从墙上望着我；在我丢失和扔下的各种物品中，这幅画是我在四处漫游时最思念的。我曾在大街上和城市里努力寻找过英国的天才，都没有达到目的，而这个天才突然以布莱克这个真正星宿的形象出现在我的面前。于是，在这个世界上，又给我众多的爱好增添了一种新的爱好。
ＷＷw.xiＡosＨuotxt.NetT-xt-小-说-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