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好莱坞的代理人多兰-路德打电话告诉我莫勒马的死讯，还告诉我第二大将在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召开一次大会，专门讨论有关把我的那部小说改编成电影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要求我马上飞回洛杉矶，他会到机场去接我。
我在肯尼迪机场打电话给詹娜丽，想告诉她我到洛杉矶来了的事，但是电话里只传出她留在录音机里的略带法语口音的声音，我只好给她留下了口讯。
莫勒马的死亡对我的震动很大，在过去的几个月和他共事的日子里，我已经逐渐地变得非常尊敬他。他从不说废话，长着一双锐利的鹰眼，一下子就能够发现剧本中或者影片里那些多余的东西。每当他给我放电影时，总会一边讲解一些诸如为什么某个镜头不行，如何去发现一位演员的天才，以及即使这位演员扮演的是一个坏角色，也可以一目了然他的资质等等有关的知识。我们经常争论不休，他坚决认为我的文学势利眼是防御性的，是由于我没有认真地研究电影造成的，他甚至还主动提出要教我如何当电影导演，只是被我毫不客气地谢绝了，为此他还一个劲地刨根问底，非要我说出不想当导演的理由不可。
我告诉他：“一个人仅仅是活着，能站着不动，不打扰别人，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主宰命运的君主了，偏偏许多人不肯不打扰别人，我之所以讨厌人生的原因就在于此，而电影导演则是世界最霸道的主宰命运的君主。想想那些遭到你拒绝的男女演员有多么痛苦吧！瞧瞧那些得听从你的命令的人有多么屈辱吧！再看看你所花的钱和你所操纵的命运有多作孽吧！而我只是写书，从不伤害任何人，我只是提供帮助，他们有着和不看的选择。”
“你说得不错的原因是，”莫勒马说，“你永远也当不了导演，但是我认为你的其他观点却糊涂到极点，没有人会像你所说的那么被动。”
当然，他是对的，我只是想控制一个自己完全独立的世界。
对于他的死，我感到悲痛，尽管我们彼此之间不甚了解，我对他还是有好感，同时我也有点担心我们那部电影的命运会不会因而不利。
多兰-路德准时到机场接我，他告诉我将由杰夫-瓦更担任制片人，“三重文化”已经吞并了莫勒马的电影制片厂。他还提醒我做好要碰上许多麻烦事的思想准备。在去电影制片厂的途中，他给我简单介绍了“三重文化”的大致运作的情况，介绍了缪斯-瓦特伯以及他的妻子贝拉，还有杰夫-瓦更等人的情况。作为开头，他告诉我，他们虽然不是好莱坞最强大的电影制片厂的首脑人物，却是最令人憎恨的家伙，人们通常因此把他们的制片厂称之为“三个恶棍电影制片厂”。他说瓦特伯是条鲨鱼，其他三个副总裁是豺狼。我纠正他说不应该把比喻体搞乱了，如果瓦特伯是条鲨鱼，其他人就应该是鲭鱼。我一路上谈笑风生，但是我的代理人根本就听不进去，冷不防，他还冒了一句：“我希望你打条领带。”
我看了看他，只见他上身穿了件精美的黑皮外套，里面是一件圆领的汗衫。他耸耸肩继续说：“缪斯-瓦特伯完全可能成为一个闪米特族人的希特勒，只不过他的手法有点不同而已，他会在把所有的成年基督徒送入毒气室后，再为他们的子女设立大学的奖学金。”
我懒散而舒服地坐在多兰-路德那奔驰450SL型的轿车里，心不在焉地听着多兰的唠叨。他告诫我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我的那部电影将有一场恶仗要打。他又说杰夫-瓦更将成为制片人，瓦特伯对这部电影有着个人的兴趣。多兰还说正是他们对莫勒马的骚扰导致了他的死亡。我把这种说法当作好莱坞典型的夸张手法而置之脑后。这一路上多兰说的所有的话的实质，无非都是要告诫我：今天将决定这部电影的命运。于是在继续开往电影制片厂的长长的路途中，我调动了大脑里的所有记忆来重温自己亲眼所见的以及听人所说的有关缪斯-瓦特伯和杰夫-瓦更的所作所为。
杰夫-瓦更的骨子里是个彻头彻尾的庸俗不堪的人，更是一个一钱不值的制片人。他发迹于电视，然后脐于电影故事片制作的行列，过程就和一滴墨水在亚麻台布上慢慢化开的惊人效果一样。他拍了100多部电视故事片，20多部舞台艺术片。这些片子并非每部都是高雅的有魅力的高质量的艺术作品。好莱坞的影评家、工作人员以及艺术家们都经常开瓦更的玩笑，把他称作苏尔兹涅克、鲁比兹、泰伯格等人的混合体。
一部典型的杰夫-瓦更影片中，扮演者基本上是年纪较大的在电影界已混了很久却依然经济拮据的昨日之星，稍有常识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部廉价的影片。导演往往由于瓦更的太多干预而起不了作用，他们本来又都是些平庸之辈，曾经导演过不少失败之作，因而他可以随意指挥他们按照他的意图来拍片。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影片虽然俗不可耐，但是由于它们的主题符合商业需要，所以很多片子不赚也不赔，有的甚至还赚了不少钱。可以说，这些影片一般都是事先瞄准观众的胃口，也就是说，是专门为某类观众拍摄的。杰夫-瓦更还是个守财奴，一向对电影的制作成本抓得极紧，如果影片获得成功，赚了很多钱，他就在合同上做功夫，挑毛病，使得人人都要损失一部分提成比例；要是这套鬼把戏还不灵，他就要求电影制片厂向他们提出诉讼，最终达成一个提成比例的协议。而他的顶头上司缪斯-瓦特伯总是说杰夫-瓦更能为影片提出极好的主意，也许他不知道这些主意都是瓦更从别人那里偷来的，瓦更擅长通过诱骗的手段达到目的。
他在年轻的时候，已经惯于盘剥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里所有的小影星，因此得了豺狼的绰号。他在拍电视的时候，为了把某个女子搞到手，通常的做法就是先让她在片子中扮演酒吧女郎或接待员的角色，如果她演得不错又对他百依百顺，那么就可能整年都有活干了。自从改拍电影后，他的这一套做法行不通了，一部预算为300万美元的影片里的角色总不能任他随心所欲地分配给那些满足了他性欲的人去扮演。从那时开始，他就让他们朗读某个角色的台词，口头上答应要关照她们，实际上没有承担多少义务。当然，她们当中有些有才华的人，借助于他的地位，在故事片中得到了一些好角色，有少数人还成为了明星，她们对他自然感恩戴德。在“黑寡妇”的国度里，杰夫-瓦更是最后的幸存者。
有一天，从俄勒冈的北部雨林里来了一位年方18的绝色美女。她天生丽质，有一流的脸蛋和身材，还有火辣辣的气质和独特的天才，遗憾的是她不上镜，在白痴魔术似的电影中，她的美貌不起作用。
她在俄勒冈的森林里长大，练就了一身当林业工人和猎人的本领。她能剥鹿皮，敢和灰熊斗。在她的代理人和她谈心后，她每个月极不情愿地让杰夫-瓦更玩弄一次。由于她生长在一个人人都是直率的猎人的地方，因此也相信了杰夫-瓦更能遵守诺言，为她弄到一个角色。在确知他不会为她安排到角色时，她带了一把剥鹿皮用的刀和他上床，在关键时刻把刀捅进了他的睾丸。
遗憾的是他伤得并不厉害，杰夫-瓦更自己则千方百计地掩盖这一事件，不愿意提出指控，但是这件事还是泄露了出来，他只好给了那少女一笔钱，足够她买一间木屋和一支新的来福猎枪，打发她回俄勒冈的老家。杰夫-瓦更也从此吸取教训，放弃了诱奸小影星的勾当，一心一意去打诱骗作家的主意。作家被骗后更不敢张扬，也比影星更胆小，这样一来，他不但更有利可图，而且没有那么危险。
他诱骗作家的手法不外乎是在请他们吃昂贵的午饭时，有意向他们虚提各种工作机会，告诉他们如果参加改编正在拍摄中的电影剧本，一次就可得数千美元。接着他就诱惑他们畅谈自己未来的小说或电影剧本的创作构思，然后剽窃他们的构思并移花接木——改变了其中的人物，但主题和情节都原原本本地保留下来。他不但对提供这些原始构思的作家分文不给，还对干这种缺德事津津乐道，因为作家的付出是无形的，他们也不可能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些构思由他们提供，所以只好吃哑巴亏，不像那些为了得到角色而不惜向他提供性服务的女星期望得到回报那么简单直接。
倒是所有和杰夫-瓦更打过交道的代理人都会明智地阻止他们的作家主顾再跟他一起出去吃饭，不过全国各地有那么多年轻又没有处世经验的作家拥到好莱坞，渴望通过此人在好莱坞的地位来帮助自己名利双收，加上杰夫-瓦更已经精于此道，会很巧妙地打开一点点的门缝让他们往里瞧，随即又用力把门关上，连带把他们的脚趾夹个青一块紫一块。
有一次我在拉斯维加斯和科里聊天时说他和瓦更用同一手法欺骗受害者，科里当即表示不同意，他说：“我和维加斯是瞄准顾客的钱，而好莱坞要的却是睾丸。”
他还不知道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刚刚在拉斯维加斯购买了当地最大的赌场中的一家。
缪斯-瓦特伯的情况和瓦更有所不同。在我刚到好莱坞不久，有人带我到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去拜会他。
一见面，我就知道缪斯-瓦特伯是个什么货色了。他脸上那种鲨鱼似的表情就是那种长期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惯有的冷漠的样子，这种一般人装不出来的表情我曾经在高级军事将领。赌场老板、美艳而富有的女人以及黑手党的头子们的脸上见过。他的骨子里还渗透出权欲和冷酷，绝对没有丝毫的怜悯和同情心。这是一个权欲横流，大权小权都要独揽的强人。
那天晚上，我告诉詹娜丽我到过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还见识了瓦特伯，她漫不经心地说：“好个老缪斯，我认识他。”说完，她挑衅似地望了我一眼，我就上钩了。
“好吧，”我央求她，“和我讲讲你是如何认识缪斯的。”
詹娜丽起床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那时我到好莱坞快两年，仍然一事无成。有一天，我应邀出席一个有许多大人物到场的派对。我是以一个未来影星的身份去碰碰运气的，希望能接触到一些要人。派对上有十多个像我这样的少女，全打扮得花枝招展，希望能给某个有权势的制片人看中。算我最走运，风度翩翩的缨斯-瓦特伯走到我的跟前。我当时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会中伤他，还记得他妻子曾走过来大约呆了一分钟，并且在设法把他拉开，但是他不理她，继续和我聊天。毫无疑问，我当时是南方来的有魅力的美女。当晚派对结束时，他邀请我第二天到他家吃晚饭。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所有的女朋友，把这个事告诉她们，她们向我表示祝贺，一再叮嘱我得为他献身。我说我当然不会在第一次和他的会就让他轻易得手的，我还认为如果我吊吊他胃口，也许他会更尊敬我。”
“这真是个好技巧。”我插了一句。
“我知道，”她说，“这个技巧用于你身上是很灵的，这是我的感觉。事实上我向来都是除非真正喜欢一个男人，否则就不会和他上床。我从来就不会由于要某个男人为我办事而和他上床。我对女朋友们说了这件事，她们都认为我疯了，说如果缪斯-瓦特伯真的爱上了我，或者说真正喜欢我，那就意味着我可以走上当明星的道路。”
她花了几分钟的时间来生动地表演这出假美德的初时抗争，最终变成心甘情愿的犯罪的哑剧。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我好奇地问。
詹娜丽两手叉腰，戏剧性地昂首挺立，一副自豪的样子。“那天下午五点钟，我做了一生中最大的决定，那就是为了不断进取，我准备和一个根本不了解的男人上床！我自以为自己很勇敢，最终定出了这个只有男人才能够制定得出的决策。”
她暂时中止了自己的“演出”，转而友好地问我：“男人们不就是这样做的吗？他们只要能在生意上达成协议，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出，连贬低自己的身份也在所不惜，这算不算生意经？”
“我想是吧。”我回答她。
“你曾经干过这样的事吗？”她又问。
“没有。”
“你对自己的评价还挺不错的嘛，对吗？我曾和几个已婚男人有过婚外情，我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他们全喜欢带那顶硕大的白色牛仔帽。”
“此话怎讲？”
“他们都想既对妻子又对女朋友表示公平爱恋，起码是希望能给别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样一来，人们就无法责备他们了。连你也是这么干的！”
我思索了一会儿，弄明白她此话的含义后说：“就算是这样吧，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詹娜丽愤愤不平地说，“你说你爱我，但你又要回到妻子的身边。已婚男人除非真打算离开自己的妻子，否则他就不应该对另一个女人说他爱她！”
“那是浪漫主义的假话。”我承认道。
她情绪激动了好一阵子才说：“如果我到你的家里去，对你的妻子说你爱我，你会反对吗？”
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用手压住自己的胸口说：“请你再说一遍，好吗？”
她重复道：“你会反对吗？”
我回答她：“百分之百不赞成！”
她咬牙切齿地瞪了我一会儿，然后又放声大笑了起来，说道：“我曾和你一起堕落，但我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干了。”
我明白她说这话的意思。
“好啦，”我说，“和瓦特伯的事进展如何？”
“我用龟油彻底地，长时间地沐浴，然后又化了妆，穿上最好的衣服，自己开车到祭坛。我被引进屋子，见到了缪斯-瓦特伯。我们坐下来一起喝饮料，他问了我的工作等情况，和我聊了大约一个小时。他非常精明，让我明白如果这个晚上过得愉快，他会为我做许多事。我心里想这狗娘养的，今晚根本没打算和我上床，他甚至连饭都不请我吃。”
“我可从来没有对你做过这种事。”我又插嘴道。
“他看了我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对我说：‘楼上的卧室里已备下了晚餐，你愿意上去吗？’我用南方口音回答他道：‘愿意，我有点饿了。’他陪我上楼去，他家的楼梯就像电影中的那么漂亮。打开了卧室的门，他把我让进了房间后，就在外面把门关上了。我在房里看见一张小桌，上面摆了一些精美的小吃。”
说到这，她又摆出一个天真少女的姿态，脸上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情。
“缪斯在那里？”我忍不住问她。
“他在外面，在走廊里。”
“他让你单独进餐？”
“不，贝拉-瓦特伯太太身穿极薄的晨衣在等着我。”
“啊，我的上帝！”我惊叹道。
詹娜丽开始表演另一幕：
“我事先并不知道得和一个女人造爱，本来这天我思想斗争了八个小时才决定和一个男人上床的，现在我却是不得不和一个女人造爱，我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
我说我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是傻乎乎地坐了下来。瓦特伯太太请我吃三明治并给我倒了杯茶，然后她从衣服中抖出她的双乳，对我说：‘亲爱的，你喜欢这对乳房吗？’我机械地回答：‘你的乳房很漂亮。’”
这时詹娜丽盯着我的眼睛，接着又垂下了头，我问她：“后来呢？你赞美了乳房后她还说了些什么？”
詹娜丽张大眼睛，做出恐惧的表情说：“贝拉-瓦特伯对我说：‘你愿意亲我的乳房吗？我亲爱的！’”
詹娜丽说到这里，一下子瘫在床上，躺倒在我身旁，但仍然继续说：“我冲出房间，跑下楼梯，逃离了那幢房子。为此我足足等了两年才找到工作。”
“这座城市可真够野蛮。”我感叹道。
“不，”詹娜丽说，“如果我事先和女朋友再谈八个小时，也许我就会肯干了，这仅仅是能否鼓足勇气的问题。”
我不出声，只是对着她眯眯笑，她则盯着我的眼睛，对抗着。我说：“是的，不过这又有什么区别？”
当轿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时，我设法去听多兰的意见。
“老缪斯是个危险的人物，得提防着他。”他的这个意见和我的不谋而合。
缪斯-瓦特伯是好莱坞最酷爱权势的人物中的一个，他的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在财力上比大多数的电影制片厂都要雄厚，但生产的影片却最糟糕，然而这个全身连一个艺术细胞都没有的缪斯-瓦特伯，竟然在生产艺术的领域里创造了摇钱树！就凭这，他成为公认的奇才。
瓦特伯是个不太整洁的胖子，身穿裁剪马虎的维加斯式的衣服，平时沉默寡言，从不流露情感。他信奉的原则是：只有你能够从他那里拿走的东西，他才肯给你。换句话来说就是：你要是没能耐强迫他和他的律师拿出来的东西，他就坚决不给你。他在影片提成方面欺骗制片人、明星、作家、导演等人倒是一视同仁。生产出了好片子后，他从不感谢导演工作的出色，演员表演的精湛，作家剧本的优秀，他的理由是他曾为劣质的东西付出过很多次大价钱，所以凭什么还得对一个称职人员的工作多付钱呢？
瓦特伯就像人们谈论战争那样谈电影，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要想做煎鸡蛋，不打破鸡蛋不行。”如果某个生意合伙人因为自己和他有交情，或者某个演员因为敬爱他，以为他们之间的友谊有多深，到头来因不明不白地被电影制片厂克扣了工钱而去向他提出疑义时，他总是淡淡一笑，冷冷地说：“我一听到这个‘爱’字，就赶紧伸手捂住钱包。”
他对仁义道德不屑一顾，别人指责他缺乏信誉时他反而以此为荣。他根本就不希罕获得言而有信的美名。他认为握手是表面功夫，只有白纸黑字的合同才是真格的。只要有机会去骗取合伙人的建议和剧本，克扣他们的电影利润的合理提成，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干。要是那些过度疲劳的艺术家（制片人太了解情况了，明知道反对只是徒费口舌）忍无可忍地去责备他，他就只是简单地回答：“我是个电影制片商！”腔调和波多雷对一个类似的责难做出的回答：“我是个诗人！”一模一样。
瓦特伯使用律师就像流氓使用枪那般随便，玩弄感情就像妓女玩弄性爱一样老练，利用好的作品就像希腊人利用特洛伊木马。他支持罗杰兹退休演员之家就等于以色列支持千百万印度饥民和在阿拉伯各国栖身的巴勒斯坦难民，要想他对别人行善，就等于是要他做违反自己本性的行为。
瓦特伯刚接管时的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是个亏损严重的厂，他立刻在电脑中设置了严格的底线基数，订出全城最苛刻的条件，另外，他从不为创造性的主意冒险，要干也要等这些建议在别的厂得到验证为止，万一遇到紧要关头，他的王牌就是紧缩开支。
别的制片厂拍一部影片动辄耗费上千万美元，而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拍一部片子从不超过300万美元，事实上，一到费用超过300万时，缪斯-瓦特伯本人或三个副总裁中的一个就会一天24小时地盯着你了。他要制片人张贴完成契约的承诺书，要导演以自己提成的百分比发誓，要演员们千保证、万保证，反正大家务必按预算把影片拍成。凡是能按预算或低于预算拍成一部电影的制片人对缪斯-瓦特伯来说就是一个英雄，至于影片收入仅仅维持成本也没关系，但是如果影片超支，即使它净赚2000万美元，给电影制片厂带来丰厚的收入，瓦特伯也会执行和制片人签定的合同中的处罚条款，扣掉他们的利润分成。当然，这样做是要付诸法律程序的，但是厂里豢养着20个律师，他们正盼望着能上法庭实习，因而，和制片人的协议很容易达成，特别是那些还想在“三重文化”拍片的制片人和演员就更是只能忍气吞声。
瓦特伯的组织才能是众所周知的，他有三个副总裁，各人都有自己分管的天下，也都在为了瓦特伯的利益竞相卖命，特别是日后其中的一个人可能接他的班的指望激励着他们。这三个家伙全有富丽堂皇的房子、高额的奖金和在只有瓦特伯才有否决权的前提下处理自己管辖范围事务的特权，所以他们三个人都在拼命地猎取天才和好剧本，一心要降低预算，控制天才，扑灭任何标新立异的火花，然后炮制出特别的行动计划来，拿到设置在制片厂顶层的瓦特伯的办公室去。
他在性生活方面的名声无可指责，既不和小明星们打情骂俏，也从不向导演或制片人施加压力要他们在影片中启用某个相好，部分原因是他那禁欲的个性以及他低下的性欲，另外是他需要这份名声来维护权威，还有最主要的就是他对和从小相伴的妻子那30年的婚姻生活十分满足。
他们在布隆克斯中学认识，十几岁结婚，从此就一直生活在一起。
贝拉-瓦特伯过着童话般的生活。她十几岁读中学就以身材丰满性感而出名，她那对巨乳配上羞答答的表情，真是妙不可言，迷住了缪斯-瓦特伯。那时候，她穿着宽松厚实的特意大了两码的毛线衫和裙子，其效果就像把光辉灿烂的放射性金属隐藏在黑暗的山洞里一样，你越是知道它就在那里，它越要藏起来不让你见到，于是更引得少男们春情激荡，想入非非。缪斯前途顺畅，成为一名制片人后，她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顾着生孩子。尽管两年生了两胎，她还是愿意在育龄期每年都生一个，倒是缪斯不想再要了，那时他已把主要精力放在事业上，再说她那曾经使他感到性饥渴的胴体布满了生育的疤痕，那曾经令他爱得几乎窒息的乳房下垂了，而且青筋累累，整个人变成了犹太型的家庭妇女，很难再引起他的欲望。他为她雇了一个女佣后就把她连同性爱都弃在了一边。他仍然需要她，起码要她来为他的衣着操心。她是个出色的管家，他的衬衫经她浆洗后就好像是全新的一样，而且她还把他的拉斯维加斯式的西装和漂亮的领带保养得井井有条，总是在最适当的时候送到干洗店去清洗，既不太经常以免损耗，又不能太少造成他邋塌。有一次，她买了一只猫，它喜欢坐在沙发上，那天碰巧缪斯也坐在那张沙发上，他站起来时裤脚管上沾了一些猫毛，他抓起那只猫就一把扔到墙上，还对着贝拉歇斯底里地吼叫，她第二天就把猫送给了别人。
最神奇的是权力总喜欢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自从缪斯当上了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的头头之后，贝拉-瓦特伯也同时仿佛被仙女的魔杖点了一下，顿时发生了质的变化——那些加利福尼亚培养出来的经理们的太太整天围在她身边和她套近乎；发型师上门为她设计了一个用黑色鬈发做成的发套，使她显得雍容华贵；娱乐圈里所有的人都参加的、设在温泉的健美操训练班坚决地毫不留情地把她的体重从150磅减到了110磅，甚至连乳房也缩小了些，只是和她身体其他部分比起来还是嫌太大。经过一番整容手术，它们终于变成了一对小小的非常匀称的玫瑰花蕾。外科医生给她做手术时，还削去了她大腿两侧和臀部的各一大块肉；制片厂的时装专家为她设计了整整一大立柜的衣服以适应她的新身材和新身份。贝拉-瓦特伯在镜子里欣赏自己的形象：再也不是往日的那个性感、多肉、漂亮却又俗气的犹太公主，而成了一个苗条细腰40多岁的精力充沛的活泼女人。夸张一点说，简直有些像一个不久前才踏入社会的少女了。她没有注意到另一面：她现在的外貌和过去的相比判若两人，实际上是对她过去的歪曲。不错，她是成了一个精瘦的时髦太太，只可惜那副天生的大骨架子无法改变，这样往日的她就像幽灵一般依附在她现在的躯壳和脸庞下不肯离去。她自以为已恢复了青春和变得更美，所以当一个正在受训的年轻男演员假装爱上她的时候，她就上钩了。
她真诚地以激情回报他的爱，不惜屈尊到他那间在桑塔-莫尼克的污秽的公寓里和他幽会。年轻的男演员充满活力，而且敬业精神可嘉，因而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扮演的角色，不但使她生平第一次享受到彻底完美的性生活，甚至几乎相信自己也爱上了她。他的功夫可谓做到了十足，还特意从故西珠宝店买了一只漂亮的手镯送给她，而她则把它当成自己第一次真正享受性的欢愉的证据，今生今世都会珍惜这件定情物。最后，他请她帮忙在“三重文化”的大故事片里争取一个角色。她告诉他自己从不过问丈夫业务上的事时，他的震惊难以形容。他们大吵了一场后，这位演员就永远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她怀念他，连他那污秽的公寓和他爱好的那些摇滚乐唱片都成了她深深思念的东西，但她毕竟曾经是个头脑清醒的少女，后来又成长为一个有清醒头脑的妇人，此事之后，她再也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再挑选情人时，就像喜剧演员挑选帽子那样小心翼翼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在和男演员的恋情中，渐渐成了一个谈判高手。首先，她非常注意寻找有才华的演员。事实上，从这种才气十足的演员身上，她的确得到的乐趣也更多。其次，在她的调弄下，一般智力就和天才挂上了钩。她在事业上帮助他们，当然不会蠢到直接去找她的丈夫，缪斯-瓦特伯是绝对不干预这类事务的。她去找三个副总裁中的任何一人，向他们大谈自己在某个艺术小组演出易卜生的戏时发现了某位男演员是如何有才能，并一再声明自己不认识他，只是肯定此君能给厂里创造财富，副总裁就会把那演员的名字记下来，给他安排一个小角色。这样搞法没过多久，贝拉-瓦特伯那淫荡的名声就传开了，有些流言还说她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和任何人造爱，以至于每当她到任何一个副总裁的办公室时，那个副总裁都坚持要有一个秘书在场，这种情形如同妇科的男医生给病人检查身体时坚持要一名护士在场一样。
三位副总裁都在玩弄手腕想抓大权，他们都必须或者是认为必须讨好瓦特伯的妻子，其中杰夫-瓦更捷足先登，成了贝拉的好朋友。他把介绍某个英俊健壮的年轻人作为友谊的交易，当她没有这类性伴侣时，就拼命逛昂贵的罗帝奥妇女用品商店，或者和漂亮的小影星泡在独特的餐馆里吃午饭，脸上戴着不吉利的巨大的男装墨镜。
杰夫-瓦更由于和贝拉的关系密切，就最有希望在缪斯-瓦特伯退休后接他的班。这里面的危险区是：如果缪斯-瓦特伯知道自己的妻子是贝佛里山的淫妇后，他会采取什么行动？花边新闻专栏作家已经把贝拉的风流韵事当作“匿名节目”来登载，瓦特伯不可能没有看到过，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已经臭名远扬。
像往常那样，缪斯-瓦特伯这次又让人大吃一惊：他根本不做出丝毫反应！充其量就是偶尔对她的情夫报复一下，从不对妻子追究。
他第一次的报复对象是一个年轻的摇滚乐歌星。这家伙到处吹嘘自己的成功，把贝拉-瓦特伯称之为“老骚货”。他的原意是想高度赞扬她的情欲旺盛，哪知反而被缪斯-瓦特伯认定是莫大的侮辱，就像他的副总裁竟敢穿牛仔裤和圆领汗衫来上班是对他的侮辱一样。这个摇滚歌星出过一本歌曲专集，所挣的钱比他在一部故事片中所挣的要多出十倍，却受到好莱坞梦的影响，鬼使神差一般人了“三重文化”的门，自我陶醉在演电影的狂热中。在预演这部影片的那天晚上，他把乐队的全体成员以及他所有的女朋友都请到瓦特伯的私人放映室来，那里还挤满了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的大牌明星。这次预演是当年好莱坞的大派对之一。
这位摇滚歌星坐在那里等了又等，电影一直放到结束，银幕上就是没有他扮演的角色，原来他的角色已被全部删剪掉了。这个打击使他丧失了理智，最后不得不被护送回家。
缪斯-瓦特伯用一个大变革来庆祝他从一个制片人晋升为制片厂的首脑。在过去的数年里，他注意到制片厂中有权势的人物对金像奖只授予演员、作家、导演和制片人这种做法颇感不满，是他们生产了影片，而荣誉却全给了他们的雇员，这不能不使他们感到恼火。缪斯-瓦特伯几年前就首先公开支持在金像奖中增设一个欧文-台尔伯格奖，他还很精明地在计划里写明此项奖不是每年一次，而且规定只授予某个数年来都能生产出高质量电影的制片商。他这个人工于心计，故意又在上面附上了一条一年只能够得一次台尔伯格奖的限令。设立了此项奖的结果是使许多在电影界有影响的制片商所生产的影片本来是与得奖无缘的，现在因为制片商获得台尔伯格奖后，也有机会享受到传媒广泛关注的荣耀了。但是制片厂的首脑和只顾赚钱而在影片中表现平平的明星们还是不能获奖，于是，缪斯-瓦特伯又支持设立一项人道主义奖，奖励某些带着崇高理想献身于电影事业，为改善更美好的人生做出了贡献的人。两年前，缪斯-瓦特伯终于获得了此项奖，并且在数百万美国忠实的电视观众面前接受了此项殊荣。此项奖是请一个有国际声望的日本导演授予的，理由很简单，实在找不到一位能在授奖时肯保持一副严肃表情的美国导演——多兰在向我讲述这个特别的故事时这么说。
在缪斯-瓦特伯接受此项奖的当天晚上，有两个电影剧作家由于激愤而心脏病发作，一位住在贝佛里威尔舍旅馆的女演员把电视机从她的四楼套间扔了出去，三名导演愤然辞去金像奖评委的职务，一位电影剧作家对此事的评论是：简直就像要关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投票选希特勒当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一样滑稽和荒唐。然而不管怎么样，这项奖的金像成了缪斯-瓦特伯最心爱的收藏品。
瓦特伯还想出不少强迫正在升起的新星为他拍坏电影的鬼点子，例如为他们提供数目可观的按揭付款来购买在贝佛里山的大楼公寓等。缪斯-瓦特伯的制片厂为了剥夺本该属于这些富于创造性的奇才的钱，还不断地在法庭上制造把官司打到底的局面。瓦特伯在华盛顿有靠山，他擅长用美丽的小影星和秘密基金招待政客，经常出资让他们到世界各地的那些费用昂贵的名胜之地度假。他深知该如何利用律师和法官去敲榨金钱，巧取豪夺。至少多兰是这么说的，我听起来，这个人就像是个精力充沛的美国奸商。
他除了狡猾之外，支撑着三重文化制片厂的最重要的资本是他在华盛顿的那些靠山。
由于他的禁欲生活，因而他的敌人所散布的许多关于他的流言蜚语都站不住脚，他们一会儿说他每个月都极其秘密地飞往巴黎去嫖童妓，一会儿又说他是个窥淫狂，在妻子的卧室开了个窥孔，放任他的妻子和奸夫淫乱就为了能够在那边欣赏，等等不一而足，不过，这些丑闻全是假的。
由于他的智力和个性，他和电影界里的其他重要人物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躲开传媒的报道，唯一的例外就是这一次争取人道主义奖。
多兰把车开进了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里，我第二眼就已经讨厌它了：楼房是混凝土结构的，空地的景色和工业区的公园大同小异，使整体建筑看起来就像是无害的机器人的集中营。我们进了几重门后，警卫没有为我们提供特别的停车位，我们必须使用计时的车位。出入口有能自动抬起的红白线条相间的木把手，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得交25美分才能从出入口的门通过。
我还以为没安排车位是个意外事件，是秘书处的疏忽，但多兰告诉我这是缪斯-瓦特伯的手段之一，为的是故意把像我这样的天才捉弄一番，他们不敢欺骗导演以及大牌明星，一般影星也自会把车开到泊车位的后面，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作家明白：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听了多兰的解释，我认为他有些偏执狂，所以笑了笑，没发表意见，不过他们的这种做法的确有点让人不高兴。
在主楼，有个保安员检查了我们的证件，然后打电话落实我们是否事先约好。不久，一个秘书下楼来接我们乘电梯到顶层。顶层的布局很有品味，但令人毛骨悚然。
尽管这样，我还是承认对杰夫-瓦更的魅力和他在电影业方面没底线的做法印象深刻。我知道他是个惯于玩弄骗术的人，可是干这一行的人行骗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就像在一个热带的岛上发现某种外形奇异却又不能吃的水果一样自然。我和代理人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瓦更叫秘书停止接所有的电话。他的这种做法当时真让人感动，后来才知道他并没有真正下达秘密暗号去停接所有的电话，因为在我们开会前他至少接了三个电话。
在开会前，我们还得再等半个小时瓦特伯才有空。杰夫-瓦更就给我们讲有趣的故事，连那位俄勒冈森林少女刺他的丑闻也被当做笑话来讲了。这个故事结束时，他笑着补充：“如果她的工作做得彻底一些，这些年来可就为我节省不少的金钱和麻烦了。”
瓦更的电话又响了，接完后，他陪我和多兰走过大厅，到了一间豪华的会议室。它也可以用作电影放映厅。
尤格-克林诺、郝林南和缪斯-瓦特伯都坐在长长的会议桌旁随意地聊天，稍远一些有一个满头白发的中年人，瓦更介绍说他就是影片的新导演，名叫西蒙-贝福特。我记得这个名字，20年前他导演了一部很好的战争片，紧接着他就和“三重文化”签了长期合同，成了为杰夫-瓦更炮制劣质影片的一员大将。
和他坐在一起的年轻人名叫费兰克-理查德。此人有一张狡猾的尖脸，身穿加州嬉皮士服装，看起来很刺眼。他正是詹娜丽描述过的那种在贝佛里山游来荡去，专门靠欺骗和拉皮条混日子的年轻漂亮的男子，她称他们这种人为“令人恶心的一群”。她这样说也许是为了让我振作起来，但我看少女们很难抗拒像费兰克-理查德这种人物的诱惑。他现在是西蒙-贝福特的制片经理。
缪斯-瓦特伯没有浪费时间来说废话，他的声音充满着权威，谈话马上切入正题。
“我不满意莫勒马留给我们的剧本，”他说，“方向全错了，它根本不是三重文化的影片风格。莫勒马是位天才，只有他活着，才能拍成这部电影，我们现在再也没有人能达到他的档次了。”
费兰克-理查德彬彬有礼地插了一句：“瓦特伯先生，我不知道您的话是否正确，其实您手下还是有一些出色的导演的。”他同时用敬仰的表情朝西蒙-贝福特微笑着。
瓦特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理查德就再也不敢多嘴了。贝福特的睑微红了一阵子，眼睛望到别处去。
“我们对这部影片投入了很多，”瓦特伯继续说下去，“我们要确保我们的投资，但又不想影评家指着我们的鼻子骂我们糟蹋了莫勒马的作品，我们要利用他的名声来为这部电影服务。郝林南将向新闻界发布一条由我们全体在座者签署的声明，表示我们将按照莫勒马的遗愿把电影拍完。这将是莫勒马的电影，是电影界对他表示的最后敬意，也是他对电影业的最后贡献。”
当郝林南派发新闻稿让大家签名时，瓦特伯停顿了一会儿，我注意到它的信头是红黑颜色印刷着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厂名的信笺。
克林诺随口说道：“缪斯老朋友，我认为你最好提一下墨林和西蒙与我合作，尽快把新剧本搞出来。”
“好的，就这么定了。”瓦特伯说，“尤格，我再提醒你一句，千万别把出品人和导演工作搞糟了，这可是我说好了的。”
“那当然。”克林诺答道。
杰夫-瓦更微笑着，把身子靠在椅背上，说：“发布的新闻稿是我们正式的依据，但是，墨林，我应该告诉你，当莫勒马帮你搞剧本时，他已经病重了，所以剧本很糟糕，我们不得不把它改写，对此我已有一些主意了。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现在我们首先得用莫勒马的名声来封住新闻界的口。杰克，你同意吗？”他问郝林南，郝林南点点头。
克林诺诚恳地对我说：“我希望你和我合作把这部影片拍成一部按莫勒马遗愿所拍成的那种巨片。”
“不，”我说，“我不能那样干！我和莫勒马一起搞的剧本创作，我认为这个剧本很好，所以我不同意剧本有任何改动，更不同意重新改写它。基于这一点，我也不会在什么新闻稿上签名。”
郝林南像个和事佬那样插进来说：“我们都知道你的感受，在这部影片的创作过程中你和莫勒马亲密无问。我很赞赏你刚才所说的话。我认为你说得好极了，在好莱坞这种忠诚坦率实在罕见，但是，你也应该记住影片的利润分成也有你的一份，拍好这部电影也有你的好处。如果你不是这部影片的朋友，如果你是这部影片的敌人，就等于你把自己的钱从口袋里掏出来扔掉。”
听他说完最后一句话后，我差点笑出声来，说：“我是这部电影的朋友，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不同意改写它，你们才是这部电影的敌人。”
克林诺立刻粗野地说：“去他妈的，让他滚！我们不需要他！”
我第一次正眼瞧了瞧克林诺，突然记起了奥萨诺对他的描绘。像往常一样，克林诺衣着光鲜，外套裁剪合体，衬衣美妙绝伦，脚上一双丝质的棕色鞋，完全是个美男子的模样。我想起了奥萨诺使用过的用来概括他的意大利字眼——富农。“富农”是一个富裕起来的农夫，小有名气，于是就想爬上贵族的台阶。他的举止得体，学了点风度，而且不断改进自己的谈吐，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天使，但是不论他的衣着如何华丽，不论他多么注意言行，也不论他擦拭多少次，他的鞋子上还是总有一点屎。
看着克林诺，我更觉得上面的这段概括是多么精辟。
瓦特伯对瓦更说：“把这件事办妥了。”然后就离开了会议室，他才不屑于和半吊子的作家扯皮呢，他来开会是为了给克林诺面子。
瓦更圆滑地说：“尤格，墨林是这个工程的重要人物，我敢肯定在他仔细考虑之后会加入我们的行列的。多兰，我们过几天再碰头，好吗？”
“那当然，”多兰说，“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我们站起身来准备离去之前，我把我那张新闻稿递给了克林诺，对他说：“你的鞋子有点脏，用这张纸把它擦去。”
我们离开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时，多兰叫我别担心，告诉我他会在一周内把事情办妥。他认为瓦特伯和瓦更不可能让我成为影片的敌人，他们会让步的，他也叫我别忘了影片的利润分成。
我告诉他我根本就不在乎分成的问题，只希望他现在把车开得快些送我回旅馆。我知道我的詹娜丽一定会在那里等我，此时此地的我似乎最想做的事就是再次见到她，抚摸她的身体，亲吻她，和她躺在一起，听她讲故事。
我很高兴有借口可以来洛杉矶一个星期左右，好和她在一起呆上六七天。说真的，我并不在乎那部电影，自从莫勒马逝世后，我心里就已经明白它将是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的又一部廉价的差劲电影了。
多兰把车停在贝佛里山旅馆，我正准备下车，他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说：“等一会儿，我想和你谈件事。”
“好吧。”我有点不耐烦地说。
多兰说：“我很早就想告诉你，但我又觉得自己是在多管闲事。”
“天啊，你究竟想说些什么？我忙得很啊！”我真的不耐烦了。
多兰略显伤心地微笑着说：“我知道，詹娜丽在等你，对吗？我想对你说的事就是关于她的。”
“听着，”我对多兰说，“我很了解她，至于她以前干过些什么，她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在乎。”
多兰停顿了一会儿才说：“你认识那个和她住在一起的女郎，名叫艾丽斯的吗？”
“认识，是个很好的女子。”
“她是个同性恋。”多兰说。
我有种异样的预感，好像自己成了科里在赌博时倒算的纸牌似的。
“那又怎么样？”我问。
“詹娜丽也是。”多兰说。
“你的意思是说她也是个同性恋？”我又问。
“准确地说，叫双性恋，男人女人她都爱。”多兰回答我。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微笑着对他说：“人无完人。”
我下了车，走进我的套间，詹娜丽正在那儿等着我。我们过完性生活后才出去吃晚饭，但这一次我并没有要求她给我讲故事。我对多兰说的那番话也闭口不谈，因为觉得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她的这一品行我很早以前就有所察觉，并原谅了她，毕竟这总比她和别的男人鬼混要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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