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
第五章
“您等一会儿，老兄，我借把伞给您。”
堂萨瓦斯打开办公室里的壁橱，只见里面乱糟糟地堆着一些马靴、马镫和马缰绳，还有一只装满马刺的铝桶。上方则挂着半打雨伞和一把女士阳伞。上校不禁联想起一场大灾难所造成的破坏。
“谢谢您，老兄，”他把胳膊支在窗台上说道，“我想等雨停了再走。”堂萨瓦斯没关壁橱，便坐到了电风扇吹得到的写字台跟前，从抽屉里取出一支用棉花包着的皮下注射针管。上校透过雨幕凝视着窗外铅灰色的巴旦杏树。这是一个冷清的下午。
“从这扇窗户望出去，雨都是两样的，”上校说，“就像是下在另外一个镇子上。”
“雨从哪儿看还不都是雨。”堂萨瓦斯答道。他在写字台的玻璃面上煮针管。“这个镇子连狗屎都不如。”
上校耸了耸肩，往办公室里边走去：房间以青砖铺地，家具上都蒙着花里胡哨的罩布，最里头横七竖八地堆放着盐包、蜂巢格子和马鞍之类的物件。堂萨瓦斯睁着无神的双眼看着上校。
“我要是您，就不这样想。”上校说。
他坐了下来，两腿交叉着，不动声色地盯着俯身在写字台上的堂萨瓦斯，这是个身形矮胖的男人，皮松肉弛，一双蛤蟆眼没精打采。
“您得去看看病了，老兄，”堂萨瓦斯劝道，“自从那天送葬以后，您看上去气色可不太好。”
上校昂起头来。
“我现在身体好得不得了。”他说。
堂萨瓦斯等着煮针管的水烧开。他叹息道：“我要是能说这样的话就好了。您真有福气，连铜马镫都吃得下去。”他端详着自己那布满褐色斑点的毛茸茸的手背，除婚戒外他还戴了枚黑宝石戒指。
“这倒不假。”上校同意道。
堂萨瓦斯冲着办公室里那扇通往别的房间的门叫了声自己的妻子，又愁眉苦脸地埋怨起自己的饮食规定来。他从衬衣口袋掏出一只小瓶，把一粒黄豆大小的白色药片倒在写字台上。
“这些药走到哪里都要带着，真是活受罪！”他说，“就像口袋里装着死神一样。”
上校走到写字台前，把药放在手心里打量，堂萨瓦斯让他尝尝。
“这是用来让咖啡变甜的，”他解释道，“它是糖，可又不含糖。”
“当然，”上校嘴里一股甜中发苦的味道，“这就像有钟声可又没有钟一样。”
妻子给他打完针后，堂萨瓦斯便双手托腮伏在写字台上。上校不知如何是好。女人关上电风扇，把它挪到保险柜上，然后向壁橱走去。
“雨伞这东西总好像跟死神有点儿瓜葛。”她说道。
上校心不在焉地听着。四点钟他就从家里出来等信，但这场雨使他不得不到堂萨瓦斯的办公室里避一避。这会儿已经传来了船靠码头的汽笛声，雨还在下。
“人们都说死神是个女人。”那婆娘又说道。她是个大块头，比丈夫高出一截，上嘴唇还长了个毛乎乎的肉瘤，说起话来教人不由得想起嗡嗡作响的电风扇。“可我总觉得不会是个女人！”她说着关上壁橱，回过身来询问似的看着上校的眼睛：
“我看它一定是个长着蹄子的动物。”
“有可能，”上校赞同地说，“有时会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
他想着邮电局长这会儿该披件雨衣跳上汽船了。从决定换律师到现在，又过了一个月，回信也该来了。堂萨瓦斯的妻子正絮絮叨叨地讲着什么死神，突然发现上校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老兄，”她说，“您是有什么心事吧？”
上校这才魂魄归舍。
“没错，”他撒了个谎，“我在想，都五点钟了，还没给鸡打针呢！”
那女人困惑不解。
“像给人打针一样也给鸡打针！”她大呼小叫地说，“真是作孽啊！”
堂萨瓦斯忍无可忍，抬起了涨得通红的脸。
“你把嘴闭一会儿吧！”他大声呵斥妻子，而她也果真用手掩住了嘴巴，“你用这些蠢话把我这位老兄折磨了有半个钟头了！”
“哪里哪里。”上校连忙打着圆场。
女人把门一摔走了。堂萨瓦斯用一条散发着薰衣草香味的手帕擦干脖子。上校走到窗前。雨还在下。一只母鸡迈着黄黄的长脚穿过了空荡荡的广场。
“给鸡打针？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上校答道，“下星期就开始训练了。”
“真是胡闹，”堂萨瓦斯说，“您已经不适合搞这些事了。”
“这话不假，”上校说，“可总不能因为这个就把鸡脖子拧断吧！”
“您真是死不开窍。”堂萨瓦斯也走到窗前。上校听见他的喘气声就像风箱一样。这位老兄的眼里对他流露出怜悯之意。
“听我的话，老兄，”堂萨瓦斯说道，“趁现在还来得及，把鸡卖掉吧。”
“没有什么事是来不及的。”上校说。
“别糊涂了，”堂萨瓦斯不肯罢休，“这可是笔一举两得的买卖！您卸掉了一个包袱，兜里又能装上九百比索的票子。”
“九百比索？”上校失声叫了出来。
“九百比索。”
上校掂量了一下这个数字。
“您认为有人肯出这么大的价钱买那只鸡？”
“不是认为，”堂萨瓦斯答道，“而是有绝对的把握。”
这是上校自上缴革命军那笔资金以来所听到的最大数字了。从堂萨瓦斯的办公室里出来时，他腹内又是一阵剧烈的绞痛，可他明白这次绝不是天气的缘故。到了邮局，他直截了当地对局长说：
“我在等一封急信，航空的。”
局长在分信格子里翻看了一通，又把信一一放回原处，一言不发地拍了拍手，意味深长地看了上校一眼。
“信今天肯定要到的。”上校说。
局长耸了耸肩。
“只有一件东西是肯定要到的，上校，那就是死神。”
妻子盛好了一盘玉米粥正等他吃饭。他默默地吃着，每咽下一勺都要停下来想半天。妻子坐在他对面，觉得家里好像出了什么事。
“你怎么啦？”妻子问道。
“我在想那个办理退伍金手续的职员，”上校又撒了个谎，“再过五十年，我们都静静地躺在地下了，而那个可怜虫每星期五还要苦苦地等他的退休金。”
“尽说不吉利的话，”妻子说，“看样子你已经甘愿忍受了。”她接着喝粥。但过了一会儿，她发现丈夫还是那副心神不定的模样。
“现在你还是赶紧喝粥吧！”
“这粥不错，”上校说，“哪儿来的？”
“鸡身上来的呗，”妻子答道，“小伙子们给鸡拿来那么多玉米，鸡决定分点儿给我们吃。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
“是啊，”上校叹了口气，“生活是人们发明出来的再美妙不过的东西了。”
他看了看拴在炉座腿上的公鸡，觉得它已经全然不是先前的模样。妻子也看了鸡一眼，说：
“今天下午那帮孩子弄来一只老母鸡，要让公鸡跟它配种，我拿棍子才把他们撵走。”
“这不新鲜，”上校说，“过去有些村子里的人对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也是这样，送些大姑娘来和他配种。”
妻子听了这事乐坏了。这时，鸡咯地叫了起来，传进过道里，仿佛是人在低声说话一样。“我有时想，总有一天这鸡会讲起话来的。”妻子说罢，上校又看了鸡一眼。
“这鸡就是一大把现钱啊！”上校嘴里含了口玉米粥，盘算着，“足够我们吃上三年的！”
“幻想可不能当饭吃。”妻子说。
“是不能当饭吃，可也能养活人啊！”上校答道，“就像我那位老兄堂萨瓦斯服的灵丹妙药一样。”
这一夜他难以成眠，一心想把脑子里的数字抹掉。第二天吃午饭时，妻子端上来两盘玉米粥，然后一言不发地埋头喝完了她那一份，搞得上校心里也不大舒畅。
“你怎么啦？”
“没什么。”妻子说。
上校觉得这次轮到妻子撒谎了。他想安慰她几句，可她就是不松口。
“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她说，“我只是在想，那个人死了快两个月了，我还没去吊过丧呢。”
这天晚上她去了。上校把她送到死者家里，随后被扬声器里传来的乐曲声吸引着向电影院走去。安赫尔神父端坐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正监视着看谁竟不顾他的十二声警告进去看电影。而影院入口处耀眼的光束、刺耳的音乐和孩子们的喧闹声同他唱开了对台戏。猛地，一个孩子举起木枪吓唬上校。
“鸡怎么样了？上校！”那孩子用蛮横的口气说。
上校举起了双手。
“还是老样子。”
一幅四色广告占去了电影院的整个门面：“夜半处女”。那少女身着舞装，还光着一条大腿。上校在附近兜了两圈，直到远处电闪雷鸣，才赶紧去接老伴。
妻子已经不在死者家里，可也没回自己家。上校估摸着快到宵禁时分了，偏偏钟又停了摆。他等着，觉得暴风雨正向小镇袭来。他正想再出去看看，妻子回来了。
上校把鸡抱进卧室。妻子换了件衣服，在堂屋里喝水。这时，上校已给钟上好了发条，正等着宵禁号来对时间。
“你上哪儿去了？”上校问道。
“转了会儿，”妻子说罢把杯子放回水缸旁边，看也不看丈夫一眼，便走进卧室去，“谁能料到雨来得这么急。”上校没有搭腔。宵禁号一响，他把钟拨到十一点，然后合上小玻璃门，把椅子放回原处。
他看见妻子正在做晚祷。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上校说道。
“什么问题？”
“你上哪儿去了？”
“我在那儿聊了会儿天，”她说，“好久没上街了。”
上校挂好吊床，关上屋门，喷了杀虫剂，然后把灯放在地上，上床睡觉了。
“我了解你，”他难过地说道，“一个人要是不得不说假话，那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妻子长叹一声。
“我上安赫尔神父那儿去了一趟，”她说，“我拿咱们的婚戒作抵押，求他借几个钱。”
“他怎么说？”
“他说拿神圣的信物换钱是罪过。”
妻子在蚊帐里继续说：“这两天我一直盘算着把那架钟卖掉，可谁也不感兴趣，现在外头到处都在卖分期付款的时新夜光钟，黑地里都能看见时间。”上校认识到，四十年来他们共同生活，共同挨饿，共同受苦，可他到底也没能了解透妻子。他感到他们的爱情中也有什么东西衰老了。
“也没人要那张画，”妻子说，“人人都差不多有那么一张，我连土耳其人那儿都去过了。”
上校听了很难过。
“这么说，全镇的人都知道我们快饿死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妻子说，“你们男人根本不知道过日子有多艰难。有好几次我不得不在锅里煮石头，免得左邻右舍都知道我们揭不开锅了。”
上校觉得自己受了侮辱。
“这事儿真丢人！”
妻子索性钻出蚊帐，走到吊床跟前。“我再也不能这样装模作样地过日子了，”她说，气得声音都嘶哑了，“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日子我受够了！”
上校躺着一动不动。
“二十年了，我们一直等着他们兑现每次大选后对我们许下的那一大堆诺言，可到头来我们连儿子都没保住，”她继续说，“连儿子都没保住！”
上校对这样的责难已经习以为常。
“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他说。
“可二十年来，那些人在议会里每个月都拿上千比索，”妻子反驳道，“你看看那个萨瓦斯，他的钱多得连他家那幢两层楼的房子都装不下了。他到这个镇子上来的时候，不过是个脖子上盘着条蛇的卖药郎中。”
“可他得了治不好的糖尿病！”上校说。
“那你呢，眼下就要饿死了，”妻子说，“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尊严是不能当饭吃的。”
一道闪电打断了她的话头。雷声在街上炸开，冲进卧室，如同一堆乱石在床底下滚动。妻子急忙扑进帐子里找她的念珠。
上校乐了。
“这都是你嚼舌头的报应，”他说，“我早说过，上帝是站在我这边的。”
但实际上，他心中苦恼万分。过了一会儿，他熄了灯，在间或被闪电照得通明的黑屋里苦思冥想。他想起了马孔多。头十年，上校一直盼着人家兑现在尼兰迪亚许下的诺言。后来，在一个沉闷的中午，一列土黄色的火车风尘仆仆地开到了那里，车上满载着热得喘不过气来的男女老少，鸡鸭猫狗。当时正掀起一股香蕉热。不出二十四小时，整个镇子就变了样。“我该走了，”上校那时说，“香蕉的气味会把我的肠子熏烂的。”于是他搭回程的火车离开了马孔多，那是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下午两点十八分。直到过了半个世纪他才明白过来：自从在尼兰迪亚投降以来，他连一分钟的安宁日子也没过上。
他睁开眼睛。
“那就别再去想它了。”
“想什么？”
“鸡的事，”上校说，“明天我就把它卖给堂萨瓦斯，换他九百比索。” xiaoshuotxt。com
枯枝败叶恶时辰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百年孤独迷宮中的將軍霍乱时期的爱情迷宫中的将军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堂萨瓦斯打开办公室里的壁橱，只见里面乱糟糟地堆着一些马靴、马镫和马缰绳，还有一只装满马刺的铝桶。上方则挂着半打雨伞和一把女士阳伞。上校不禁联想起一场大灾难所造成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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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扇窗户望出去，雨都是两样的，”上校说，“就像是下在另外一个镇子上。”
“雨从哪儿看还不都是雨。”堂萨瓦斯答道。他在写字台的玻璃面上煮针管。“这个镇子连狗屎都不如。”
上校耸了耸肩，往办公室里边走去：房间以青砖铺地，家具上都蒙着花里胡哨的罩布，最里头横七竖八地堆放着盐包、蜂巢格子和马鞍之类的物件。堂萨瓦斯睁着无神的双眼看着上校。
“我要是您，就不这样想。”上校说。
他坐了下来，两腿交叉着，不动声色地盯着俯身在写字台上的堂萨瓦斯，这是个身形矮胖的男人，皮松肉弛，一双蛤蟆眼没精打采。
“您得去看看病了，老兄，”堂萨瓦斯劝道，“自从那天送葬以后，您看上去气色可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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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身体好得不得了。”他说。
堂萨瓦斯等着煮针管的水烧开。他叹息道：“我要是能说这样的话就好了。您真有福气，连铜马镫都吃得下去。”他端详着自己那布满褐色斑点的毛茸茸的手背，除婚戒外他还戴了枚黑宝石戒指。
“这倒不假。”上校同意道。
堂萨瓦斯冲着办公室里那扇通往别的房间的门叫了声自己的妻子，又愁眉苦脸地埋怨起自己的饮食规定来。他从衬衣口袋掏出一只小瓶，把一粒黄豆大小的白色药片倒在写字台上。
“这些药走到哪里都要带着，真是活受罪！”他说，“就像口袋里装着死神一样。”
上校走到写字台前，把药放在手心里打量，堂萨瓦斯让他尝尝。
“这是用来让咖啡变甜的，”他解释道，“它是糖，可又不含糖。”
“当然，”上校嘴里一股甜中发苦的味道，“这就像有钟声可又没有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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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伞这东西总好像跟死神有点儿瓜葛。”她说道。
上校心不在焉地听着。四点钟他就从家里出来等信，但这场雨使他不得不到堂萨瓦斯的办公室里避一避。这会儿已经传来了船靠码头的汽笛声，雨还在下。
“人们都说死神是个女人。”那婆娘又说道。她是个大块头，比丈夫高出一截，上嘴唇还长了个毛乎乎的肉瘤，说起话来教人不由得想起嗡嗡作响的电风扇。“可我总觉得不会是个女人！”她说着关上壁橱，回过身来询问似的看着上校的眼睛：
“我看它一定是个长着蹄子的动物。”
“有可能，”上校赞同地说，“有时会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
他想着邮电局长这会儿该披件雨衣跳上汽船了。从决定换律师到现在，又过了一个月，回信也该来了。堂萨瓦斯的妻子正絮絮叨叨地讲着什么死神，突然发现上校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老兄，”她说，“您是有什么心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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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他撒了个谎，“我在想，都五点钟了，还没给鸡打针呢！”
那女人困惑不解。
“像给人打针一样也给鸡打针！”她大呼小叫地说，“真是作孽啊！”
堂萨瓦斯忍无可忍，抬起了涨得通红的脸。
“你把嘴闭一会儿吧！”他大声呵斥妻子，而她也果真用手掩住了嘴巴，“你用这些蠢话把我这位老兄折磨了有半个钟头了！”
“哪里哪里。”上校连忙打着圆场。
女人把门一摔走了。堂萨瓦斯用一条散发着薰衣草香味的手帕擦干脖子。上校走到窗前。雨还在下。一只母鸡迈着黄黄的长脚穿过了空荡荡的广场。
“给鸡打针？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上校答道，“下星期就开始训练了。”
“真是胡闹，”堂萨瓦斯说，“您已经不适合搞这些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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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真是死不开窍。”堂萨瓦斯也走到窗前。上校听见他的喘气声就像风箱一样。这位老兄的眼里对他流露出怜悯之意。
“听我的话，老兄，”堂萨瓦斯说道，“趁现在还来得及，把鸡卖掉吧。”
“没有什么事是来不及的。”上校说。
“别糊涂了，”堂萨瓦斯不肯罢休，“这可是笔一举两得的买卖！您卸掉了一个包袱，兜里又能装上九百比索的票子。”
“九百比索？”上校失声叫了出来。
“九百比索。”
上校掂量了一下这个数字。
“您认为有人肯出这么大的价钱买那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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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等一封急信，航空的。”
局长在分信格子里翻看了一通，又把信一一放回原处，一言不发地拍了拍手，意味深长地看了上校一眼。
“信今天肯定要到的。”上校说。
局长耸了耸肩。
“只有一件东西是肯定要到的，上校，那就是死神。”
妻子盛好了一盘玉米粥正等他吃饭。他默默地吃着，每咽下一勺都要停下来想半天。妻子坐在他对面，觉得家里好像出了什么事。
“你怎么啦？”妻子问道。
“我在想那个办理退伍金手续的职员，”上校又撒了个谎，“再过五十年，我们都静静地躺在地下了，而那个可怜虫每星期五还要苦苦地等他的退休金。”
“尽说不吉利的话，”妻子说，“看样子你已经甘愿忍受了。”她接着喝粥。但过了一会儿，她发现丈夫还是那副心神不定的模样。
“现在你还是赶紧喝粥吧！”
“这粥不错，”上校说，“哪儿来的？”
“鸡身上来的呗，”妻子答道，“小伙子们给鸡拿来那么多玉米，鸡决定分点儿给我们吃。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
“是啊，”上校叹了口气，“生活是人们发明出来的再美妙不过的东西了。”
他看了看拴在炉座腿上的公鸡，觉得它已经全然不是先前的模样。妻子也看了鸡一眼，说：
“今天下午那帮孩子弄来一只老母鸡，要让公鸡跟它配种，我拿棍子才把他们撵走。”
“这不新鲜，”上校说，“过去有些村子里的人对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也是这样，送些大姑娘来和他配种。”
妻子听了这事乐坏了。这时，鸡咯地叫了起来，传进过道里，仿佛是人在低声说话一样。“我有时想，总有一天这鸡会讲起话来的。”妻子说罢，上校又看了鸡一眼。
“这鸡就是一大把现钱啊！”上校嘴里含了口玉米粥，盘算着，“足够我们吃上三年的！”
“幻想可不能当饭吃。”妻子说。
“是不能当饭吃，可也能养活人啊！”上校答道，“就像我那位老兄堂萨瓦斯服的灵丹妙药一样。”
这一夜他难以成眠，一心想把脑子里的数字抹掉。第二天吃午饭时，妻子端上来两盘玉米粥，然后一言不发地埋头喝完了她那一份，搞得上校心里也不大舒畅。
“你怎么啦？”
“没什么。”妻子说。
上校觉得这次轮到妻子撒谎了。他想安慰她几句，可她就是不松口。
“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她说，“我只是在想，那个人死了快两个月了，我还没去吊过丧呢。”
这天晚上她去了。上校把她送到死者家里，随后被扬声器里传来的乐曲声吸引着向电影院走去。安赫尔神父端坐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正监视着看谁竟不顾他的十二声警告进去看电影。而影院入口处耀眼的光束、刺耳的音乐和孩子们的喧闹声同他唱开了对台戏。猛地，一个孩子举起木枪吓唬上校。
“鸡怎么样了？上校！”那孩子用蛮横的口气说。
上校举起了双手。
“还是老样子。”
一幅四色广告占去了电影院的整个门面：“夜半处女”。那少女身着舞装，还光着一条大腿。上校在附近兜了两圈，直到远处电闪雷鸣，才赶紧去接老伴。
妻子已经不在死者家里，可也没回自己家。上校估摸着快到宵禁时分了，偏偏钟又停了摆。他等着，觉得暴风雨正向小镇袭来。他正想再出去看看，妻子回来了。
上校把鸡抱进卧室。妻子换了件衣服，在堂屋里喝水。这时，上校已给钟上好了发条，正等着宵禁号来对时间。
“你上哪儿去了？”上校问道。
“转了会儿，”妻子说罢把杯子放回水缸旁边，看也不看丈夫一眼，便走进卧室去，“谁能料到雨来得这么急。”上校没有搭腔。宵禁号一响，他把钟拨到十一点，然后合上小玻璃门，把椅子放回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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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上校说道。
“什么问题？”
“你上哪儿去了？”
“我在那儿聊了会儿天，”她说，“好久没上街了。”
上校挂好吊床，关上屋门，喷了杀虫剂，然后把灯放在地上，上床睡觉了。
“我了解你，”他难过地说道，“一个人要是不得不说假话，那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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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安赫尔神父那儿去了一趟，”她说，“我拿咱们的婚戒作抵押，求他借几个钱。”
“他怎么说？”
“他说拿神圣的信物换钱是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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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人要那张画，”妻子说，“人人都差不多有那么一张，我连土耳其人那儿都去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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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全镇的人都知道我们快饿死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妻子说，“你们男人根本不知道过日子有多艰难。有好几次我不得不在锅里煮石头，免得左邻右舍都知道我们揭不开锅了。”
上校觉得自己受了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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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索性钻出蚊帐，走到吊床跟前。“我再也不能这样装模作样地过日子了，”她说，气得声音都嘶哑了，“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日子我受够了！”
上校躺着一动不动。
“二十年了，我们一直等着他们兑现每次大选后对我们许下的那一大堆诺言，可到头来我们连儿子都没保住，”她继续说，“连儿子都没保住！”
上校对这样的责难已经习以为常。
“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他说。
“可二十年来，那些人在议会里每个月都拿上千比索，”妻子反驳道，“你看看那个萨瓦斯，他的钱多得连他家那幢两层楼的房子都装不下了。他到这个镇子上来的时候，不过是个脖子上盘着条蛇的卖药郎中。”
“可他得了治不好的糖尿病！”上校说。
“那你呢，眼下就要饿死了，”妻子说，“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尊严是不能当饭吃的。”
一道闪电打断了她的话头。雷声在街上炸开，冲进卧室，如同一堆乱石在床底下滚动。妻子急忙扑进帐子里找她的念珠。
上校乐了。
“这都是你嚼舌头的报应，”他说，“我早说过，上帝是站在我这边的。”
但实际上，他心中苦恼万分。过了一会儿，他熄了灯，在间或被闪电照得通明的黑屋里苦思冥想。他想起了马孔多。头十年，上校一直盼着人家兑现在尼兰迪亚许下的诺言。后来，在一个沉闷的中午，一列土黄色的火车风尘仆仆地开到了那里，车上满载着热得喘不过气来的男女老少，鸡鸭猫狗。当时正掀起一股香蕉热。不出二十四小时，整个镇子就变了样。“我该走了，”上校那时说，“香蕉的气味会把我的肠子熏烂的。”于是他搭回程的火车离开了马孔多，那是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下午两点十八分。直到过了半个世纪他才明白过来：自从在尼兰迪亚投降以来，他连一分钟的安宁日子也没过上。
他睁开眼睛。
“那就别再去想它了。”
“想什么？”
“鸡的事，”上校说，“明天我就把它卖给堂萨瓦斯，换他九百比索。” xiaoshuotxt。com